最近网络媒体上，关于中国政法大学杨帆门事件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众说纷纭，混淆视听。令一些涉世未深的孩子与文化素养的较低的家长产生许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观念。网络在给人自由言论的同时，也使增强人们辨别真伪的难度。甚至一些不懂网络的成年人与青少年认为，只要网络上出现了的内容，就是一定是正确的，是真实的。这是受网络普及前传统媒体与建国后出版业的严格管理的影响所产生的模糊概念。改革开放前，由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还存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对于由政府控制的媒体及出版机构具有一定的迷信度，认为只要是报上书上说的就是真实的。改革开放后，在虚假广告与腐败的影响下，媒体的被信任度急剧下降。出版业市场化后，受经济利益制约，也失去了其以往的严肃性。可是传统的观念留在国人观念深处的潜意识却不是短期内能够根除的。因此当国人看到网络媒体上的内容，仍然会对其中难以辨别的内容产生一定的信赖。这会滋生较大的负面效应，为了避免更多的学子受不良影响，笔者在此澄清一些观念。
首先，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存在着管理上的巨大差异。杨帆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阐述与杨帆教授不同的教育理念。他主张学生可以逃课，课堂上可以进出；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此说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震憾。一些青少年，似乎据此找到了他们在课堂上随意而为的根据。这会对时下基础教育里混乱的教学局面，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也会为从事基础教育的学校处理学生扰乱课堂纪律制造许多障碍。一些不明事理的家长，会据此拒绝配合学校教育扰乱课堂秩序的孩子的。另一种声音，就是萧副教授此说，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坠落，萧副教授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老师。更有甚者，叱责萧副教授这样的老师是败类，应该清除教师队伍。这同认为萧副教授的新理念可以适用于基础教育的观点一样是遗患无穷的错误。人们习惯的思维取向就是，这位萧副教授的课堂一定是混乱不堪，他在为他的控制课堂的无能找借口。国人这种思维定式，是国人非理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兵为了向社会澄清一些事实，并阐述这些言论背后的教育理念，在网上发文阐明他的观点。
何院长介绍，萧瀚的课程颇受欢迎，课堂秩序井然。萧瀚是一个纯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个性并且人格自尊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对学生和教学出奇负责的知识分子。他的个性不仅表现在教学上，而且表现在教学管理上。作为他的直接行政领导，我对他的评价是，开会经常不到，表格基本不填，经常批评领导，主张教授专权。他不是一个好员工，但是一个好教员。他的一些言行，我个人并不赞成，否则本院就要散伙。但我和我的领导对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姑息养奸”。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简而言之，就是为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为民族养育未来的精英。
“为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为民族养育未来的精英。”多么言简意赅的话呀！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崇尚做大学问惯了，似此简单的道理相反到忘得一干二净了。大学不同于基础教育，大学是做学问的殿堂。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大学的主要责任是传授学问，进行科学研究。至于形式，那应该以传授学问与科学研究的效果来定。现在大学一般都采用阶梯教室上大课，而来听课的学生所选专业存在着复杂的交叉。不似基础教育里的课程设置，具有划一性。因此学习方式应该为学习效果让位。只要在不影响其他人学习的情况下，一些个人的行为都应该属于被接受的范畴。比方说同一节课，有学生是刚从别的课堂过来，有的学生可能是刚从寝室出来，那个刚从别的课堂出来的学生，要出去上厕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能说那个刚从寝室出来的不上厕所，刚听完其他课程的学生也不应该去厕所。这里只是举一个通俗的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在大学里，学校只管提供学习条件，至于怎么学习，应该由学生自由选择。管理应该具有灵活性，象杨帆门事件中学生逃课情节，是因为最后一节课，已经不影响他们完成论文了。那种以听课节数来赋分的形式，在基础教育里还有其可取性，在大学里就是束缚学生个性发展的机械性条款。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在于引导，科学的考核方式，就会引导学生形成合理的学习方法。我们可以把大学生的身体，控制在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可是我们能把他们的精神也控制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吗？
大学的管理者有些忧虑也不是无的放矢。前些年，一位美国学者来北京某名牌大学做前沿科学的学术报告，可是同时在该校的另一个礼堂正在举行通俗歌曲讲座，结果通俗歌曲讲座人员暴满，来听前沿科学学术报告的寥寥无几。这让校方与官方都非常尴尬。这类现象也许正是国内一些大学对学生学习方式划一规定的缘由之一吧。其实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在我们国内，一个科学家工作一辈子，不如一个通俗歌星举办一场演唱会的。其社会地位也是天壤之别。歌星、影星在国内走到哪里都被地方政府待若上宾，五星宾馆，出门警车开道。甚至还要奉上数额不悱的邀请款。国人竞相一睹为荣。这才是上述让我们的娇子们在世界上丢脸的根源所在。在西方国家，歌星影星是挣得多，可是税收上是一点也不能差的。否则你可能受到巨额罚款，甚至牢狱之灾。所有一切用度都得自己开支。其社会地位远在科学家之下。而科学家，在西方国家具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不但成就可以获得专利，还可以受奖。政府还给予高额津贴。经济上自然没有那些歌星与影星、体育明星富有，可是社会地位高，受到人们的崇敬。物质生活上也是令社会羡慕的。所以人们都愿意努力从事科学研究，学习科学的劲头自然要高过学习与欣赏通俗歌曲的劲头。这是一个社会导向问题。
另外，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作用也在影响着人们崇尚科学。我们中国教育也这么引导，可是人们看到的却是极大的社会反差。连顶极科学家都会病倒街头无人过问，而那些不需要太高文化的歌星、影星、官员阶层，一出门却前呼后拥。即使在干部队伍专业化的今天，也只是那些在政治上投机钻营的人才有机会从政作官。一是在这方面花费巨大精力也就自然没有精力再从事学术，二是学术上有业绩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者。这些年我们的干部队伍专业化就是在这种误区里徘徊。不但让许多从事学术的人荒废了学术，也没有造就多少合格的干部，提高管理水平。这才是造成学术被冷落，通俗歌曲受欢迎的根源。在中国令人羡慕的职业都不需要太多的文化，搞科学的又在我们社会里倍受歧视，只靠精神境界哪里会收到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
——个性创造未来。大学灵魂在于包容，包容未必一定能够出成果，但没有包容，一定不能出成果。这里的大学是指搞大的学问，萧副教授的观点是着眼于思想的解放，着眼于培养个性发展的人才。而不是让我们的大学生象中学生一样，由校方与老师来告诉学生学什么，怎样学习。我们的大学生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是肩负着发展中华文明使命的，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把前人的成就学会传下去，还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这一切没有思想上的创新，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这个角度看，萧副教授的观点是高瞻远瞩。可惜由于这些年我们中国教育的缺失，鲜有人能够明白萧副教授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食其果”。
其次，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崇尚的是要点燃年青人的心灵火炬，相信他们会自我燃烧并照亮人生的旅程。我们可以在孩子还未成年时，把他们的身体约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向他们传授前人的文明成就，同时帮助孩子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因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心理与生理上都还没有完全成熟，让他们象大学生那样自己来选择，实践证明是很难收到理想效果的。可是我们不能把他们心灵囿于小小的教室里。杨帆门事件引发的争论，让我们认识到家长们的观念与当前的教育模式正在扼杀着孩子们的创造性。本校的一个学生，在我们校是一个基本等于不可救药那个层次的，可是这个孩子到了香港不到半年的功夫，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香港的发展证明香港的教育是成功的。而在我们广大的内地象我们校的那个学生一样的孩子还要有多少被缺失的教育断送一生！我们中国是人多，可是人多不应该是我们浪费人才资源的借口。中国远没有到不需要人才的境地。
我曾经写过有关教育的文章，阐述过形成中国时下缺失教育的局面的原因有家长们落后的思想意识，而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一方面来源于国内成人教育的滞后，另一方面来源于我们时下考试制度存在的弊端。近闻，国内一些如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要实行自主招生了。这很好，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地因为竞争重点大学而开展的应试教育。造成这种竞争的是时下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的孩子，高考四百多分就可以进入北大与清华、复旦、交大，可是其他省份的学生就要六百多分，甚至七百来分。这种差别还不仅仅局限在一流的名牌大学，一般重点大学甚至普通大学也存在。本市的北华大学，招收本市的学生最低三百多分就可以入取，可是山东的学生就得五六百分才能入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明显感觉到学生水平的显著差异。即使我国暂时不能完全实行各校自主招生，也应该实行统招与自主招生双轨制。分配招生名额到各省的做法，起初是想为各省培养人才，避免造成区域性人才失衡。可是改革开放后，所谓定向招生已经根本无法定向，在人才自由流动的今天，这种定向招生与分配名额招生只能造成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因此改变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方式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
除考试方式外，还有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要尽量减少客观题的比重。增加主观题的灵活性，侧重对学生能力的检测。在高考中，增设实验与操作，体能测试。这样可能会使一少部分孩子因为体能测试被挡在大学之外，但却能因此掀起国人重视身体健康的风气，学校开始真正重视体育教育。这就是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弊相权择其轻。至于因为身体健康水平被剥夺受高待教育权利的孩子，国家可以办些特殊高校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了形式问题，才轮到了教育的内容问题。我们现在的课程设置还残留着许多旧的思想意识的痕迹。语文课上的现代语段分析还要统一答案，历史课上还要学生们背什么这个历史意义，那个影响。根本没有学生自己发表见解的机会。历史课的所谓能力测试，不过是玩点文字游戏，充其量是测试语言文字能力。这都是对于课程改革精神的曲解。而是否真正地贯彻了新课程改革的精神，还要有待一场考试内容与形式的革命。
时下的中国教育，正面临一场观念与体制的革命。新的课程改革精神是进步的。可是受国人陈旧观念的制约与旧教育体制的束缚，无法真正地贯彻到教师与学生心里，无法贯彻到教育实践中。中国的教育正面临着一场生产力革命的检验，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国人与广大教育界同仁，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模式。否则断送的不仅是儿女们的未来，也必将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