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媒介

摘要：本文是笔者在江西T县X村的观察报告。本文试图通过参与观察农村受众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从而探寻当今农村受众生活中的媒介烙印，反映媒介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原生态。调查表明，农村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既依赖又疏离，既相信又疑惑；由于镜像与现实的冲突，媒介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呈现游离的态势；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媒介景观呈现出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等特点。
关键字：大众传播媒介、农村受众、农村社会生活

  一、引言：问题缘起与文献探讨

  与城市相比，农村受众一直是大众传播媒介从业者与研究者忽略的对象，大众传播媒介和受众研究者，主要注重城乡差别，而将高度同质化的农民群视为一个无差异的受众群体①。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农民受众群内部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分化，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这种分化表现得更为显著。那些被分化出来的农民受众在媒介接触的动机、习惯与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目前来看，传媒的现实状况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形成极大反差，使农民与媒体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从整体看，传媒城市化趋势明显，对农传播存在媒介结构和媒介功能上的失衡。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的阶层分化变得愈加明显，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逐渐减少和转型②。因此，探讨大众传播媒介与农村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既有助于我们了解转型期农村受众的媒介选择心态，又助于为我们的传媒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从而更好地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近些年，笔者在江西农村调查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如平时没活干，就在家看看电视”。有的甚至能对自己收看的电视节目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可见，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农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了。在江西农村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曾多次深入农户家庭，吃住都在农户家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感受媒介。他们接触媒介动机、方式及其运用媒介的行动逻辑早已深深地吸引了我。本文试图通过近距离观察农民日常生活中媒介的作用机制，探寻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影子与脉络。

  美国学者罗杰斯在《农民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大众传播媒介是国家现代化的催化剂，媒体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而且在改造文化、引导社会政治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认为，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分为三个方面：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则把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归入政治功能的范畴，而把社会控制、规范传递、娱乐等归入一般社会功能的范畴③。社会学家则关注大众媒介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关系④。我国政治传播学者，侧重于探讨政治与媒介以及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强调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⑤。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则认为，当前我国传媒目标受众往往是都市人群，大众传媒在对农传播时没有真正考虑他们的信息需求，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⑥。总体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与农村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研究还很少。时至今日，对农传播的现状与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近些年，有关对农传播的相关成果也相继出现。但是，纵观对农传播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数停留在传播者的角度去研究对农传播，以受众角度来研究对农传播的专题成果非常少见。细察媒介在农村受众日常生活中的轨迹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诚然，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大众传播媒介在各地的作用与影响也存在差异，本文也只是撷取农村社会生活大树中的一叶，试图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综合来研究中国对农传播的问题，在具体的传播情境中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农村受众进行不断地互动，对农村生活中的媒介进行深入的体验，从而对传播现象的“质”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本文主要依据江西省T县乡村的田野调查资料，着力揭示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社会生活的脉络与轨迹。

  二、走进田野：调查点淡描

  T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区域，调查点X村隶属于T县沿溪乡，沿溪乡位于T县县城之北偏东，赣江西岸。东与万合乡、东南与樟塘乡、南与塘洲乡隔江相望；西与上田乡接壤；西北隔山与石山乡为邻；东北西是吉安县的横江镇和永和乡。沿溪渡为沿溪乡政府驻地，距县城约8公里。全乡总面积约为160平方公里。地形呈正方形，地势西高东低。土壤大多属低丘陵红壤土，易旱易涝，素以“三天无雨地开裂，连雨三天禾浸没”而闻名远近。X村座落在沿溪乡的南面偏东边沿，赣江北岸，距乡政府约2公里处，东与草坪村委会为界，南与樟塘乡黄坑村隔江相望，西邻狮前村委会，北连东岗村委会，管辖8个村民小组，8个自然村，全村共有226户，1195人，耕地面积为2092亩。其中：水田1216亩，旱地1216亩，旱地866亩。属半经济作物区，盛产甘蔗、西瓜、芝麻等，属沙质土，水田以种水稻为主（数据来源于：T县沿溪乡乡志领导小组，1989，《T县沿溪乡乡志资料汇编》，油印本）。

  笔者在T县X村调查中了解到，当地村民拥有通讯工具的比例相当高，达90%（要么家里装了固定电话，要么买了手机）。1995年，村主任家装了电话，是村里的第一部电话。自此以后，电话逐渐融入该村的社会生活。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村里盛极一时的广播喇叭开始退出当地农民生活。到目前为止，该村还未接入有线电视。电视是当地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绝大部分村民家庭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套和江西一套两个频道。极少数村民自行搭建卫星接收器可以接收50—60个频道，可以收看国外的电视节目。乡里放映员在村里一年放六次电影，但到场看电影的人很少，通常只有十几个人。村里订报纸的农户不到10户，网络还没真正进入当地农村社会生活，上网设备和上网人数极低。

  三、若隐若现的媒介：农村生活中的媒介迹象

  （一） 活跃的交流：看似或缺的媒介

  正如有些对农传播的研究者所说，在农村社会中，信息传播很大部分还是依赖于人际传播。在调查过程中，笔者有幸多次参与村民们在公共场所的交流。在T县X村，村民的公共交流非常活跃，只要天气好，在晚饭后，许多村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村里的祠堂边闲聊。据当地村民说，祠堂边位置较为集中，空坪较大，和其他村民交流起来方便。祠堂边的空坪作为公共交流的场所，村民们在这里畅所欲言，在谈笑风生中展示各自的多彩的内心世界。从他们聊天的主题来看，有家常、有农业技术、有时政、有村里的公共事务等等，他们各抒己见，时而异口同声，时而争论不休。从他们活跃的交谈中，我不禁感叹，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系得如此紧密。

他们聊天的主题有时颇为简单，如“吃饭了吗，吃的什么菜”、“明年开春种什么作物好，种哪个更划算”、“今天刘大爷做80大寿风光，儿子用大桥抬着游”等等。虽然尽是些平实之事，但是从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聊天内容和农村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深深刻上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烙印。平时他们谈论比较多的是政策问题。他们在议事中有时批评村委会，不应该收水费，不应该扣村民的粮食直补费，生猪税不应该按人头算等等。他们在议事中不断地引用论据，诸如电视上说了不能扣粮食直补费，隔壁乡都没有收水费了，我们家的田是旱田没有用水，为什么要收水费呢？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有时就某一个问题就可以讨论一晚上。

  村里公共事务也是村民较为关心的话题。笔者在T县X村蹲点调查时，正值该村修建公路，公路直通镇里，除国家拨款外，还有一定的资金缺口，要求村民筹资建造，平摊下来，每个村民要求出220元筹建。为此，在公共空间的议事过程中，村民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的认为，这样做不合理，公路不经过自己家，或家里没有摩托车不能出同样的钱。也有的持同意态度，他们认为，村里修路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还有的村民静观其变，到讨论快结束才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争辩中不利，就干脆说几粗口，悻悻而走。

  总体来看，村民平时交流的话题丰富多彩，紧紧围绕农村社会生活。虽然看起来信息的获得和交流主要依靠人际传播，但细心的观察和聆听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大众传播媒介作用的轨迹依然可见。正如村民口中所讲的“电视上说的，某某说的（通常是指意见领袖）等”。那么意见领袖又是从哪得来的信息？追朔其信息源头，不难发现，这些都与大众传播媒介有着不解的关联。

  （二） 单调的媒介生活：我们的媒介在何方？

  笔者在T县X村调查中发现，当地村民拥有通讯工具的比例相当高，达90%（要么家里装了固定电话，要么买了手机）。村里订报用户很少，只有不到10户。广播媒体在当地拥有与使用率极低，几乎空缺。电视媒体在当地的拥有与使用率很高，电视是当地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到目前为止，该村还未接入有线电视。绝大部分村民家庭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套和江西一套两个频道。极少数村民自行搭建卫星接收器可以接收50—60个频道。在该村居住的农户目前还没有人拥有个人电脑，网络还没真正进入当地农村社会生活，上网设备和上网人数极低。由此可见，X村村民在媒介拥有结构上严重失衡，可接触的内容也非常有限，媒介生活单调。

  龙老伯，60来岁，高中文化，在村里是位熟悉村情，关心时政的明白人，由于其有过教书的经历，在当地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被当地村民尊称为龙老师。龙老伯自2004年开始订报纸，订了《每周文摘》和《致富快报》两份报纸。在谈到订报纸的目的时，龙老伯说到：“主要为了解政策信息，其次是了解农业技术信息，再次是了解致富信息，最后是欣赏有趣味性的文章”。对于报纸的使用情况，龙老伯坦言：“现在的报纸关于政策解释和三农直接相关的报道太少了，关于老年内容的信息也很少，法律方面的案例太少，了解法律方面的渠道有限；广告太多，有时一个版面都是广告，浪费太大了”。研究者刘仁圣、叶伏华在《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一文中指出：媒体传播与农村受众的信息需求有较明显的错位⑦。在谈到电视的使用情况时，龙老伯说：“自己喜欢看新闻，一天约有4—5个小时看电视，喜欢看贴近自己生活的节目，但这方面的节目太少了，关于‘三农’的报道太少，不够详细，并且不实用”。龙老伯还说到：“儿子承包了80亩田，农业技术主要是靠有经验的人教，电视、报纸上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太少，太笼统，看了也还是不会弄”。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还注意到，有些村民对电视表露出非常矛盾的心态，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更是如此。用村民的话来讲：“看没味道的电视，不如倒头大睡或打牌”。虽然有关“三农”的报道有所增加，但是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对农村受众本质上的边缘化，农村受众很难成为媒介现实中的叙事主体，难以发现自己生活影子的农村受众在媒介的边缘上徘徊，开始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村受众“出走”，有的干脆“出走”到牌桌或麻将桌上，也有的干脆走家串户去闲聊等。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在相对单调农村文化生活中，大众传播媒介在哪里？

  四、镜像与现实：在农村生活中游离的媒介

  （一）传媒的误用：事实抑或谎言？

  在调查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上面的政策是好，就是下面的干部乱搞”。在T县X村蹲点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村民在获取了关政策方面的信息之后，会自觉地进行套用，特别是从电视中获知的政策信息更是如此。并且在与基层政权（主要是指村干部、乡干部）的辩论中会自觉以此为佐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亲身目睹过这样的场景：和往常一样，在晚饭后，村民不约而同地来到村里的公共议事空间。有一个村民首先说，我从电视里看到其他地方在搞新农村建设，搞得很好，修了好多公路，可以直接通到家里。另外几个村民就接着话荐，激动地说到，我们这边当官的只知道“吃冤枉”（贪污之意），别的什么也不做，现在村里还是泥巴路。随即，其他村民就为此对基层政权展开了猛然地批评。村民当中，有个村干部出来解释说，各个地方发展情况不一样，有差异是正常的。到时我们这边也会搞起来的，大家要有耐心。话音刚落，结果招致一片骂声，这位村干部也只好悻悻而走。

  在谈到税务改革的问题上，也有些村民也很迷惑。他们说到，在Y省农业税在前几年就被取消了，这是我们从电视上看的，为什么我们直到2005年才免收农业税呢？在收取水费的问题上，当地村民意见也比较大，他们说电视上都播中央的话，不能乱收费。由此可见，长期身处信息匮乏环境的农村受众，只好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言辞中寻求自我保护，然而有时却显现得较为盲目，不加分辨地进行套用。正如以上所谈到的，农村受众选取信息作为佐证的逻辑是：电视上说的（获取论据）→认定为国家政策（认同论据）→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做出判断）。在他们眼中所有的农村都应该是一样的。殊不知中国之大，地域差别甚远，绝对一视同仁难以做到。当然，我们不能为此责备农村受众。事实上，当今农村传媒生态的失衡、农村受众文化知识水平还相对较低和当今农村受众传媒素养还较低等都是导致农村受众对传媒误用的重要原因。

  （二）若即若离的选择：镜像与现实的冲突

  就目前而言，电视媒体是农村受众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媒介。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它们以接近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很近，人与人之间的感觉距离大大缩小，于是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⑧。然而，由于镜像与现实的冲突，在媒介景观迷惑中的农村受众却固守自己的阵地，外部世界与农村内部生活的距离却也没有像麦氏所说的那样得到迅速消解。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人际传播渠道是农村受众获取信息的首选，在各类传播类型中占据首要地位。在关系到农村受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他们倾向于选择人际渠道。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人际传播的影响力却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确实值得我们探讨。

  在问及农村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信任情况时，他们绝大多数说“信任是信任，但是很多夸大现实的地方”，也有一部分人说“半信半疑”。与被访者交谈过程中，笔者也经常听到这样一个声音“电视上的农村景象太好了，怎么我们这边还差这么远呢，电视上说，人均收入达到几千元，有这么高吗？”由此可见，农村受众早已习惯把媒介中的“现实”和自身的现实进行比较，然后得出自己对于现实的认识，虽然差异有着很多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在他们比较中考虑的因素。是电视的过度动员，过度夸张？抑或是农村受众偏颇的判断？或者两者兼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受众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大众传播媒介中的“自我形象”（主要是指有关“三农”的形象），他们很多人认为，电视中的“自我形象”被夸大了，被预先“塑造”好了。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受众的媒介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与此同时，农村受众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维权的意识也不断提高。在问及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栏目时，多数人回答喜欢看“焦点访谈” 栏目，有的称之为“电视包青天”。他们同时希望媒体能曝光自己身边不公平的事件，并表达自己想参与此类栏目的愿望，但绝大多数村民还没有过实际行动。但实际的情况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受众主体意识与农村受众的主体意识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平衡。

  五、结语与讨论

  农村受众日常生活中使用媒介的方式与逻辑，蕴藏着深层次的社会变迁。显然，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对农村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与农村社会生活的有效融合却还远未形成，这有当今大众传播媒介的商业利益驱动因素，也与当今农村受众文化价值观念有关。 目前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媒介图景是：媒介深入农村生活，尤其是电视和手机，甚至网络开始在农村生活舞台上拓展新的空间，农村生产、生活观念也由此得到某种程度的催化。然而，农村社会传统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信息获取方式并没有因此而“日落西山”，在某种程度上还日趋兴盛。从本文的调查来看，农村受众媒介素养也不容乐观。农村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误用、误读和误解在相大的程度上存在。农村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和思辨能力等仍非常有限。提高农村受众对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判断等能力，以及培养农村受众更好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为生产、生活、乃至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急需提上日程。

  据本文的调查来看，农村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表现出既依赖又疏离，既相信又疑惑的矛盾特点。当大众传播媒介与农村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相遇之时，其改造和革新的效力却显得非常有限。是大众传播媒介边缘农村受众的后果，还是农村传统文化的塑模效应？一时还难以得出结论，这些还值得我们继续探究。但必须指出的是，农村传媒生态失衡的事实已得到学界的认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笔者认为，媒介变革的速度应与媒介和社会融合的速度相一致。显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不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变迁的“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变迁真正意义上的“催化剂”和“润滑油”。

  不言而喻，我们既要看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社会整合功能，也要看到其存在的局限性。本文也只是试图通过观察农村受众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从而梳理媒介在当今农村受众生活中影子与脉络，反映媒介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原生态，为大众传播媒介与农村社会生活的和谐交融提供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① 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刘仁圣、赖浩锋：《农村传媒生态失衡现状与对策——“江西省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与思考》，《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二期。
③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 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华传媒网， 2002-12-18。
⑦ 刘仁圣、叶伏华：《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0期。
⑧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此项田野调查得以完成，首先得益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农村自治研究”课题组的方法培训，其次还得益于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邱新有教授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戴利朝博士的指导与帮助，以及调查点干部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笔者此次田野调查的时间主要集中于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依据学术惯例，本文将地名和人名都作了一定的技术处理。本文所指的媒介主要是指大众传播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