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现代性与世界秩序

　　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如骨牌效应触发了其它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到俄罗斯、南美，同时也困扰中东、南北非，波及欧美。这一场前未之有的经济大灾难，东南亚有的国家几十年努力所累积的财富一夜间灰飞烟灭，连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所赢得的经济「奇迹」美誉也被讥讽为「海市蜃楼」。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指出，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场重大危机。

　　诚然，没有比这次经济危机更能使人深切体会到了全球化现象。在这次经济危机的解救善后工作中，以美国为马首是瞻的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高姿态介入泰国、印尼、南韩，清理它们的金融结构，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主导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改革。然而，马来西亚拒绝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干预，在经济「主权」观念下所作的自救措施，则为世界强势的经济舆论所抨击，处于孤立状态。

　　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深层次地显露了三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连的问题，即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与世界秩序问题。这三个问题无疑会是二十一世纪主要的议程。 

二

　　全球的理念可以推溯到较早的历史，但全球的意识（如「地球村」）、全球化现象的物质性的展现，则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近二三十年来，由于新科技的兴起，出现了所谓信息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更使全球化如火如荼。罗马俱乐部在1992年出版的《第一次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态的全球社会的初期阶段」。的确，由于电子媒体的发展，使得文化的全球化早已在世界各个都市强力陈现，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信息科技的穿越渗透下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地球生态的危机感更形成「环保无祖国」的新人类的族群。至于经济领域中，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崩解后，一个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已隐然出现。

　　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不止各国的经济与全球化接轨，越来越有力量的跨国公司旗下的管理层更成为全球取向的新阶级或新身份集团：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如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史凯拉（Leslie Sklair）在其《全球体系的社会学诠释》（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中指出，是非常不对称性的。而这个非常不对称性的全球资本体系是以美国处于霸主地位的，此在新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可谓显露无遗。但是，我们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也清楚看到，这个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充满无节制的贪婪、投机；充满不确定性与不公平性的，连国际大炒家索罗斯（George Soros）也写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呼喊开放社会的理念的实现已处于危境。他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今天对开放社会的威胁已大过任何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这里，我们不难见到经济全球化本身已构成一个严重问题。事实上，不止经济领域，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全球化也出现极不对称性的全球结构形态。从而，不仅是政治主权发生被侵蚀的现象，文化在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霸权与反霸权的现象也日见锐化。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化冲突的论旨，在这个新形成的全球化的脉络中，自有它的意义。全球化是一个不可也不应遏止的趋势，它为人类提供了前未曾有的机会，但全球化如何避免「无序」、如何避免丛林原则的陷阱、如何建构世界的新秩序，则是今日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三

　　全球化之所以出现，在根本意义上，与所谓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息息相关的。二次大战后，特别是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亚洲、南非洲及非洲的国家，都自愿与不自愿地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一个全球现代化（global modernization）现象。东亚，特别是四小龙，便是这个全球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各国之走上现代化，诚如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巴斯（Octavio Paz）所说，是「命定地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的。从根源上说，现代化是西欧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以理性为基底的「启蒙方案」发展而来的，启蒙方案亦即「现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之后，这个现代性方案实际上是通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欧美的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展开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二次大战后的对峙与抗争，说到底，是两种现代化模式的竞赛，它们把全球割裂为二，成为二十世纪中叶后的两极局面。深一层考察，美国与当时的苏联向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推动各别的现代化模式时，都带有一种「文明使命感」，而把这两种模式软性或硬性地分别地加之于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上，并理所当然地视之为一种「文明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今天，苏联已为历史名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也已失去光彩，而独领风骚的便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了。

　　无庸讳言，全球现代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性的西化现象。冯劳（Theodore H. von Laue）在《西化的世界革命》（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一书中指出，西方进入非西方世界前产生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对于非西方社会有创伤性的结果。非西方社会一方面对西方的许多东西产生欲望，一方面又深刻厌恨西方所造成对传统秩序的破坏。他认为，非西方社会所从事的往往是一种「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而这种「反西方的西化」一方面说明了现代化与西化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在全球化，特别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冲突」的潜在能量。

　　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学者之间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有的（如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或把全球化纯粹看作是现代性的放大化；有的（如罗伯逊 Roland 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我个人认为，「全球现代化」过程确是促进了全球化，并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相」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这表现在经济的市场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体制，以及职业结构、教育结构、城市结构，这些虽非西方的现代性的翻版，但确有汇流之处。以价值观念言，则启蒙之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亦日渐为人们所接受。不过，再深一层看，在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愈来愈有同构型的世界，反而是一个更显示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世界。的确，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会出现「他者」的声音。今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实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宣称，予以扬弃。在某个意义上，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至于后现代主义之攻击现代性，并宣布「现代之终结」，则只有在西欧与美国或有经验性的意义；而在非西方社会，非常明显的是，现代化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强势意理和语言：从全球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不过，在全球化中，这个现代化运动已有意识地与西化保持距离，并日渐增强对本土文化的承诺。他们追求的，无疑是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类现代性」，也即旨在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简言之，非西方社会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诚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一种摆脱西化的趋势遭到挫折，但从另一角度看，则这次危机毋宁说更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本身的问题。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代化不会停下来，而最终出现的，将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个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现代性。

四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全球化将无可避免地会继续加剧，我们要讲世界新秩序，亦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去思考，否则是无意义的。而要建构一个全球的新秩序，则必不能不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的事实。更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把世界新秩序建立在一个多元的格局上，亦即使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构成原则。今日以美国为霸权的绝不对称性的全球体系是不稳固的，也是不能有确定性的。事实上，如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盘》（The Grand Chessboard）中指出：「长期而言，国际政治已愈来愈不适宜把霸权力量集中到一个单一国家手中。因此，美国不仅是破天荒第一个，唯一的真正全球超级大国，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全球霸主。」美国作为最后一个全球霸主的地位显然是不能持久的。美国的国势自二次大战后是不断相对降落的；美国一度在1945年达到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毛额总和50%的巅峰。在2000年时，若干估计指出，美国可能占有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毛额总和的20%左右；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将降到10%与15%左右，而其它力量如欧洲、中国及日本的相对占有率可望上升到与美国约略相埒的地步。布里辛斯基说：「全球经济由单一国家独占优势，有如美国在本世纪中的地位一样，已经不复可能。」

　　瞻望未来的发展，美国或整个西方仍会在全球中占优势地位，但不可能再享有垄断性的优势，也因此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向世界各国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美国或西方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居于全球的先导地位，实由于西方现代性之巨大成就，但也就在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黑暗面」与「病态」已长期引起西方本身深刻的不安与不满。客观地讲，西方现代性已缺少成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范的正当性与可能性。亨廷顿说： 西方人对西方文化之「普世性」的信念有三个问题，即：这是虚妄的，这是不道德的，同时，这是危险的。 他认为西方的普世主义的想法足以造成世界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之批判西方的普世主义，正是为支持全球多元的文明秩序而言，这是与全球化的人类新情境相契合的，特别是与非西方追求「另类现代性」之「去西方中心」的企图心相契合的。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主义不但拒斥了启蒙的普世主义观，并且在其「差异性」的理论架构中，扬弃了不同文化的阶层性，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更对西方向「其它」地区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观点。意大利哲学家维铁蒙（Gianni Vattimo）认为今天已进入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关系的新阶段，不同文化间的对话终于成为「真正对话」。我不认为不同文化间已有「真正对话」，但对于今后建立世界新秩序来说，文化间的真正对话已不是奢侈，而是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