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机理、特征、问题及借鉴

[内容提要] 不同国家在各自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相同的阶段中出现一些共有的趋势或特征，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地理移动和职业转换)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来自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流动限制、技术断层；来自劳动力市场层面的失业及贫困；来自政府管理层面的基础设施、城市住房等压力。作为德国工业化中一个显著特征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同样引发了上述问题，德国从立法、教育、社会保障等角度为农村劳动力的顺利流动创造了基础条件，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德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及其相关对策的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一些借鉴。
[关 键 词] 德国  工业化  劳动力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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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引发的问题及对策

    与英、法美一样，德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基本上是工业化进程中自发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来自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流动限制、技术断层；来自劳动力层面的失业及贫困；来自政府管理层面的交通运输、城市住房等压力。

    (一)制度和技术层面：流动限制、技术断层
    制度上的流动限制在当时的德国主要是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人身限制。19世纪以前的德国，封建农奴制占统治地位，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也不能自由迁徙。只有以法律的形式消除这些基本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具有可能性。根据1 807年10月9日普鲁士王国发布的《十月敕令》，所有国民均享有对各种不动产的所有权以及买卖权，贵族可以购买市民和农民的土地，市民和农民也可以购买贵族的土地，根据该敕令，市民和农民可以自由改变其所从事的职业。该法令为普鲁士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市民和农民自由选择职业，从而促使农业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间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法律依据。1811年9月公布的《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间关系的敕令》更是旨在让农民获得土地，解除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去除负担和劳役。1867年6月，普鲁士颁布了《职业自由法》，并于同年11月颁布《迁徙自由法》，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保障。
    技术断层在这里是指工业化对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在逐步提高，而农村劳动力在进行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中原有的知识技能已不适用，但又尚未掌握新的劳动技能的一种技术断裂现象。针对此，与劳动力的职业转换相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经济中出现了三种基本的职业教育形式：现场工作岗位培训、手工业学徒培训、在企业实习车间和学校中进行封闭式培训。其中，一些企业建立了专门的徒工实习车间，作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机构。如，1860年，斯图加特的G·库恩机器和锅炉厂开始建立造型工徒工实习车间，1872年又建立了旋工徒工实习车间。到1911年时，德国已经有28家公司拥有徒工实习车间，其中大部分在克虏伯、波尔锡希等大型冶金和机器制造企业中。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职业培训机构——厂校，学徒除了在徒工实习车间接受实践性培训外，还要在厂校等机构接受理论培训。德国的第一所“厂校”是1844年由阿尔萨斯机器制造公司建立的。此外，诸如克虏伯等大型企业还在马格德堡、埃森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工厂职业学校。1900年时，德国工人在9年初级学校教育中每周花费32小时，而英国工人则是在7年的初级学校中每周花20小时。到1914年时，德国不仅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流综合大学，而且也建成了最好的技术和商务教育体系。当时，行会也推动了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积极参与相关的职业培训，学习与自己职业相关的必要技术，以适应职业转换并提高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1910年，约有135.6万人接受职业培训，其中工业占39％，商业占6.4％，农业占6％，借此，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水平得以提高。除此之外，德国还通过输入有技能的外国劳工，以此来传授相关的技术知识。如机械制造商路德维希曾在1869年引入美国熟练工人来操作购自美国的机器。

(二)劳动力层面：失业率上升、贫困增加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为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非农产业的供给价格低，且在二元结构下为外生的固定参数。也就是这种体制工资不变，因而非农产业的发展可持续地从农业获得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并在劳动供给价格与劳动边际生产率差额中获取巨额利润。并且由于非农产业利润中储蓄倾向高，用于再投资的比重大，从而又能提高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由此产生一种累积效应，在这种累积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使劳动力转移持续进行。然而，刘易斯模型对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稳定工作的预期过高，而且低估了经济波动的影响，它假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不存在摩擦，城市中有充分的资本积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上，德国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完全满足以上的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边际生产率降为零之前就已经陆续进行，况且，由于经济波动和劳动力的技术断层等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与非农行业的就业机会不可能一一对应，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往往要等很久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就业，在这种条件下，失业便无法消除。
    因此，失业和贫困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伴生现象，城乡的预期收入差别通常会诱发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度向城市转移，而城市工业发展难以吸纳过量人口就业，从而可能导致失业率迅速增高。直到19世纪末期，德国非熟练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为了将生产经营中的风险转移到工人身上，许多企业往往用短期的大规模解雇来应对强烈而频繁的市场波动。从单个行业看，如机械工程行业，在1847-1848年间，柏林该行业工人数量减少了75％，1891年，马格德堡的工人有1 3％被解雇。从全国来看，如1876-1877年间，失业率达到15％，其中非熟练工人更易受到失业的威胁。由农村迁入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行业后，绝大部分被当作非熟练工人对待，工资低廉，一般居住在贫民区，生活条件恶劣，往往处于失业、半失业和贫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