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肖世峰 实习生王莹 香港、北京报道
潇湘晨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解聘您的教授职务后，我们注意到您在博客上发表致教育部
长周济的公开信，揭露院长张维迎在北大的种种作为。一些舆论认为这是“一个北大教授
和院长的邹张之争”，说你们两人有一些个人恩怨。不知您怎么看？
邹恒甫：纠正一下您的说法，我不认为这是“邹张之争”，因为我和张维迎之间根本没有
什么个人恩怨。我和他之间的分歧，是学术界、是大学管理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分歧。在美
国，总统就职时说的是“serve the people（为人民服务）”，校长或院长更是“serve（
服务于）”教授和学生，而不是“manage（管理）”。但您可以看到国内的大学，是将教
授当作奴仆对待的，是官僚治校，而非教授治校。
潇湘晨报：您的意思是说张维迎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官僚？
邹恒甫：其实，张维迎本人也是“官僚治校”制度的牺牲品。十多年来，清楚地看到他是
如何从一个老老实实的学者蜕变成飞扬跋扈的“学官”、“学阀”的。
至于您说到“学者”一词，其实我经常直言不讳地说，包括张维迎在内的“明星经济学家
”们在国际上根本不入流。我编了一个顺口溜，囊括了华人世界里十几个有些名气的经济
学家，“三纲五常（注：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林海张杨（注：林毅夫、海闻
、张维迎、杨小凯），李白杜甫（注：李稻葵、白重恩、邹恒甫），国富国强（注：周国
富、谭国富、田国强）”，对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辨认出这些人是谁，并发出会
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只有“杜”还有找到对应的人。
潇湘晨报：有人说您这样直言无忌显得有些癫狂了，尤其是甚至在公开场合上点名批评他
们。
邹恒甫：狂？我认为自己是“狂而不妄”。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
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我不记得哪个媒体也问过这
个问题，我当时就直言不讳，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
流。
至于说到张维迎。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他比我不知差到哪里去了。我十六年来在国
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四十多篇学术论文，他花十六年时间也写不出来。我也从未想过跟他
争官当，我对当官毫无兴趣，要当官我八十年代中期就回国当副司长了。
潇湘晨报：争官当？您是张维迎引进北大的一级教授啊，难道您是说张维迎开除您的原因
是……
邹恒甫：不、不、不。其实张维迎首先是因为我经常当着学生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他以北
大光华的掌门人自居，哪里受得了这个，便开始渐渐疏远我。后来他想搞掉厉以宁、谋求
院长职位的时候，跑来游说我支持，遭到我的断然拒绝。但我没想到不久我的系主任的职
务就被去掉了，然后没有任何事先的沟通，又把我解雇，还用联邦快递把解雇信送到我在
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这就非常过分了，开除一个学生也不能如此随心所欲啊。
潇湘晨报：可是为什么您要采取致教育部长公开信的方式呢？作为一名公共人物，公共人
物向来爱惜羽毛，一般不会轻易将争议公布出去。
邹恒甫：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写公开信，并不是因为他跟我见过面、有来往，而是要把官僚
治校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他所能解决的，但我就是要让他警醒，让关
心中国教育、关心中国大学、关心北大的所有中国人都警醒。人大教授张鸣曾经受到院长
的打压，他在博客上公布了相关的“内幕”。张鸣教授认为，既然是公立大学，所有事都
应该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因为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个人或财团办的
。
潇湘晨报：您是世界银行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其实也可以选择历代文人通常的一种方式，
例如“不问世事”的。
邹恒甫：是的，我本来完全可以对把握学术权力的张维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来越发现
：张维迎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现象。他们用招摇撞骗的学术和穷凶极恶
的权力，在中国纠结成了政治、学术和金钱的统一体。原来，我设想，我们这些在美国、
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发达国家受到了教育而且知道国际学术前沿的人物，当我们回到中国
任教或访问讲学时，至少不应该同流合污、过于自私。但我不能理解我的哈佛、斯坦福、
耶鲁的同学，为什么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变得这样世俗？
潇湘晨报：您觉得他们都同流合污了？这样您岂不是形只影单？我们注意到，您被解聘事
件目前已经发生大半年了，但北大沉默似金，国内经济学界更是差不多“集体失语”。
邹恒甫：从6月10号开始到现在，经济学家都不说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被“权钱色”
搞定了，都怕犯错误，都想合群，都想包二奶，都想逛妓院，都想去桑拿……
潇湘晨报：（愕然）暂停一下好吗？您刚才说到“权钱色”？
邹恒甫：（一字一顿）没错，权、钱、色！以前的大学教授，还只是“学而优则仕”，谋
个官当当，或者到处搞讲座，做“演讲经济学家”，一次出场费就是五、六万，现在沾上
“色”了，像北大某博导级教授，第二个老婆是他的学生，他的情人也是他的学生，现在
又搞个研究生一年级的谈女朋友，这明明是流氓嘛，搞的是流氓经济学！
潇湘晨报：啊？？？难道这些只有您知道？难道别人都司空见惯了？
邹恒甫：是啊，我有时候也感觉到非常悲哀。我亲自经历了一九七七年以来三十年学术风
气的演变。我看到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我们这一代搞学术的根基先天不足。只要看
一下国际学术期刊，我们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统统是多
么地落后啊！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最愿意说给全中国人听？
潇湘晨报：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感觉您特别像两个在湖南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是
“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一个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您也是湖南人，您觉
得您身上湖南人的性格明显吗？
邹恒甫：湖南人的性格是扎扎实实、坚持到底，我是湖南华容人，身上当然也流着湖南人
的热血，并没改变，从四五岁到四五十岁没有改啊，改也改不了，夹着尾巴做人更不行，
一辈子就是一口气！
潇湘晨报：网上有人为您指摘的“明星经济学家”辩护，认为他们或许学问确实并不怎么
样，但客观上还是起到了普及经济学常识的作用。您知道现在我们正在搞市场经济，对经
济学确实有种底层的渴盼，但您似乎特别注重“形而上”的研究，为什么？
邹恒甫：其实我在世界银行做的就是“形而下”的工作，搞扶贫的，但我认为在大学一定
要推崇“形而上”的理论研究。因为“形而下”这个东西现在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
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甚至投资银行很多地方都在做。在大学里面我们应该只搞技术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朝技术方面发展的，全是搞理论的，“无用的知识一定是有用的！”
潇湘晨报：“无用的知识一定是有用的”？
邹恒甫：是啊，我虽然算是经济学家，但我个人认为经济学本身是个三流学问了。我考大
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历史，后来被调配到经济学。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学问是数学理论物理等
基础学科，是人文学科，是形而上的学问。可是，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半选择实用的学
科，海归们多半也是学这些实用学科的。我多次建议说，我们的政府和富豪们，不要像李
嘉诚那样只喜欢办长江商学院，要有远见办一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们的留学生们，
要敢于学习那些看上去没有用的学问。我记得一九一九，吴宓先生便在日记中记录了陈寅
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说，中国只出工程师、商人，是没有大思想和形而上的希望的。
今天依然如此。其实，永恒的，无用的学问，才有大用。中国人长期信奉实用主义，希望
立竿见影，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美国，最受尊敬的不是商学院和工学院，而是文理
研究院。
潇湘晨报：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学术水平到底在哪个档次上呢？例如，中国经济学家
什么时候能拿到诺贝尔奖。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权威的排名说，您在世界5500名经济学家里
面排247位，说这个话应该是很权威的。
邹恒甫：我赞同一个学者在其博客中的观点，“甚至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
中国大陆百分之九十九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都是不合格的。”就中国博士和研究
员的学术水平，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夏明教授就认为：“从美国培养博士的学术规范角度
看，它系统规范严谨的培训，尤其是对理论的熟练和对方法的运用，和对实际材料的收集
，实证的角度去证明科学结论，从这种角度，可以说中国培养出的博士以及带博士的博士
导师，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九不合格。”
至于您问到中国经济学家得诺奖的问题，一句话：三五十年内难有可能。中国经济学目前
是世界最末流，比印度都相差很大，和印度都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中国与整个世界主流经
济学差距了相差30到50年。
潇湘晨报：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的年轻学生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们在湖南的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的经济学科的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
邹恒甫：我很抱歉一直没有回家乡办学，请您转告他们，恒甫一定会回到家乡做点事的。
至于您说对他们的提醒，我想第一，一定要学好数学，第二，要学好英文，第三，要学好
中文，第四，不要变成经济人。要有理想，要有道德，要有情操。要左手拿亚当 斯密的
《国富论》，右手拿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还得按照中国传统的规矩，右手为大
。我太感谢你提出这么个问题。这也是我对国内经济学界的期待，不能一切都变成经济人
、一切东西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题材，而一定要有道德、有正义感、公平感，因为这个社会
不仅是靠经济的运作，更多的是社会思想政治，贫富差距拉大了，最后变成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是很危险的，这样的社会风气腐化了，革命就会开始的。
潇湘晨报：您刚才说的“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这两本都是现代
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 斯密的著作，但很遗憾，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后面这本书，知道这
本书的也不去看，而将《国富论》奉为圣经的人不少。
邹恒甫：是的，其实亚当 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他的《国富论》
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亚当
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
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事实上，我们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如
果《国富论》的经济人的思想占主导成分的话，就永远无法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因此，
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且一定要右手为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