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穷官”与“富官”----试分析现存我国腐败现象的几大弊病及其解决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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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笔者试从中国的“穷官”与“富官”现象入手，分析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的几大特征，提出导致“穷官”与“富官”现象的几大主要原因，认为体制不健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导致官僚主义的原因；权力过分的集中且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是权力被滥用的根源；思想素质不高，科学文化水平低是导致腐败的思想根源。最后，笔者人额外应建立科学的物质标准，作为一种激励手段与保健因素；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以及减少不必要的程序，试从制度上进行改革；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防止权利的滥用；加强新闻监督的监督作用,使新闻媒介真正发挥它的时效性、真实性与监督性。通过以上四种方法，才能是腐败得以产生的成本降到最低值，才能真正发挥干部的“带头人”作用。
关键字：腐败；权利集中；物质激励；“水薪制”；精兵简政；舆论监督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政府都必须有“居安思危”的思想，才能在时代的不断前进中把握住方向，走科学的道路。从建国到现在，中国一直处在一个较为稳定与和平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而如何发展经济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任务。中国政府也投身于这个经济大潮中，打开了国门“做生意”。中国在时代的步伐中已在逐渐成为一代巨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不断吸取新的营养充实自己。但同时在“开放”之中，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随之而来，使许多在以前从没有出现的现象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而“穷官”和“富官”现象正是这诸多现象中的之一。
首先，笔者想先分析一下“穷官现象”。
· “穷官现象”：
一、 钱少：⒈中国的公务员工资是世界上公认的比较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在瑞士,公务员中享受特等待遇的公务员年薪为180360元,即使是最低等级的25级的年薪也达到了25530元。但是我国在八十年代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薪即使是国家主席也不会超过万元大关.即使在当代,国家对于我国的公务员工资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但是，由于我国国情的决定，生产力虽然有了一定提高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很不够的,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一些公务员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考验,成了金钱的奴隶,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成了这种不平衡心理的表现,结果必然导致腐败。⒉建设资金少.常常看到一些官员在酒桌上一掷千金,招待“同志们”的时候大鱼大肉,乌龟王八吃的腻了,山珍海味也没有吃味了。就是国家禁止的熊掌也是搞来吃吃的.不管他是多么的贵,但是一到了下面的群众要资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就是没有钱,财政没有拨款的什么什么的。那么到底钱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可以算个帐,假设一辆轿车价值40万元,5年折旧完,那么一辆轿车一年的费用包括：一年的折旧费8万元；自己成本按月息1％计算,8万元一年的利息为9600元；司机的工资、汽油费、养路费、修理费、保险费等,一年至少要3万元，合计为12万元。如果五年的费用加起来,则至少在60万元以上。“希望工程”救助一名贫困儿童只需500元，60万元可以帮助1200名失学儿童。看来这个“穷”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了。“我们因为没有资金，科教兴国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痛心疾首。①
二、 思想贫乏：⒈某些干部“歪脑筋”灵活的反面正是“原则”的缺乏。社会主
市场体制下，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了，窗子打开了，未免会有“苍蝇”飞进来，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在这些不健康的思想与文化中站稳脚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但是有些干部缺乏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缺乏坚定的革命情操，在物欲横流中成了“堕落天使”。⒉干部素质不高，科学知识缺乏。许多干部喜欢谈经验，不喜欢理论，人为那些只是纸上谈兵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在国外，大部分官员都是本科出身，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和知识结构。但是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官员有其是在基层干部中连最基本的高中学历都没有。他们不知道“政治学”，不知道“什么是腐败的根源”，不知道“管理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他们知道得知是祖宗几千年留下来得经验，自己几十年的“摸索”，有的只是“一颗红心”，一切只是以自我的感性认识为出发点。在信息现代化的今天，“电子政府”已不再是神话，但是政府官员中能真正懂的电脑的可谓是少之又少。办公室里的电脑不用用来办公的，而是用来上网聊天与玩游戏的消遣。一个民族思想的贫乏比肌体的不健全更为可怕，思想一贫乏，那些“苍蝇”便一骨脑的全飞了进来，病菌也就随之带了进来，罪恶现象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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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笔者想再分析一下“富官现象”。
· “富官现象”:
一、 同志“富余”：至今,除台湾省外,全国共有31个省级行政区,337个地级和2183个县级行政区,56000多个乡镇,从上到下,级级设有政协、人大、政府、群团等不同系统的若干工作机构班子.于是乎,“全国人大是一家”,“全国政协是一家”,“我们都有一棵闪亮的心” .这样的称号看似亲热,但却把一个事实摆在眼前,只要在中国的地盘上,不管你是在长城脚下还是在雪上之顶,无论你是人大还是政协,只要有是“自己人”,也就可以管吃、管喝、管卡拉ok..因为既是自家人,就免不了“走动走动”.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有些干部“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批准允许”.据统计,到1994年公款吃喝开支已达到1000亿元.虽然国家现在已明令不可以公费请客,但是“开会学习”、“开展斗争”、“贯彻政策”是要的,这样,公费吃喝就又可以以另一种正当的形式立于人前。
二、 坐骑“富余”：对于单位领导干部配车,国务院明确规定：正部级以上才能配专车,副部级只能保证用车,局级要有3人以上才能配一辆车,地方则实行分级管理,县以下必须是科级单位才能配车。对于公车档次，国务院也作了明确的规定：部级坐桑塔纳,县处级能坐上“标志”,“切诺基”就不错了。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94年上半年，东北某县购小汽车4313台,支出金额6亿多元，相当于全省财政收支的1／10.③吉林某县1989年就已拥有小车700多辆，每年仅此一项就要花掉人民币1400万元，然而就是该县，每年向国家伸手要财政补贴1396万元。有一次，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官员到某县参加有关加强水利配套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会议，拟商定由联合国向该地区提供低息贷款等事。然而他们下车以后被眼前的黑压压的清一色的高级轿车惊呆了，他们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真的是穷吗?”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高级官员都乘坐国产车。显然,就是这么的一问，也就问掉了这笔条件极其优惠的贷款。④
三、 公章“富余”：据《半月谈．内部版》披露,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副食品商场危房改建项目,从1989年12月正式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请立项,历史多年来,向有关部门递交了58份报告；市、区70多个单位的120个大印,先后盖了800个章（次）,这还不包括商场本身盖的267个公章。为盖这些章,商场专门配了一辆面包车,这台车换了三个轮胎,招待飞花去了3万元！可算是创了“吉尼斯纪录”。为什么只有这样一项不大的工程项目竟然需要这样多的部门审批，还需要盖这么多的章，花费这么多时间？有些人说这是为了工程的质量与安全进行采取更好的监督，但笔者认为，这种人浮于事、事出多门、繁冗的工作程序与低下的工作效率正是官僚主义的表现，这种官僚主义极易导致“龙多不治水，人多无事干”的局面。同时，多层审批会使一部分不法之徒利用此机会打捞一把，成为孕育腐败的温床。毛泽东曾用一首咏泥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像，他认为“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止，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坐不动，十分无用。”⑤官僚主义不仅会导致效率地下，还会扼杀市场经济的生机，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扭曲理性的市场经济。而导致这种人浮于事，公章“富余”现象的根本原因正是机构膨胀的必然结果。“庙”多要请“神”，“神”来了要找点事干干。这样一来，一方面，“菩萨”压迫“显灵”，都有发言权和否定权，导致了互相扯皮，人为的增加工作程序和层次；另一方面，“人多撑烂船”，人无专职。事无专责。有利的事，大家一起抢着干，真正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了，有问题要解决了，人人退而望之。名义上有很多的部门，事诸多的神，实际上谁都不负责任。 四、 权力“富余”：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封建专制。权力来源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同时，权力也是腐败者利用公共职务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媒介。权力越是集中，越将计划决策实施控制监督等管理职能集于一身，个人既是决策者，也是监督者。极易形成“一人系天下安危”的局面。腐败就是权力行使者违背公有权力行使的应有的界限和目标，将公有权力变成个人或是利益集团的私有资源，并谋取私利的堕落行为。⑥而腐败者也正是运用此种决策神秘化、竞争不公开、监督不民主、以权谋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但是在这里。笔者认为权力集中并非就与腐败划上一个等号。“一心可以丧邦 ，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⑦权力集中或是分权只是权力的行使方式。权力集中有利于快速决策，宏观把握大局，有利于管理的直接化控制有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权力集中都曾发挥过它的有效功能。虽然权力集中的最大弊病是权力行使者主观随意性很大，不易监督制约，权力行使者很大程度上受个人素质影响。权力集中之所以导致腐败，不在于权力本身，而是在外在监督、外在制约、法制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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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歪脑“富余”：话说现在有些做官的，知道的还真的是不少。他们以马斯诺的需要层次为理由，“人的生存权是最基本的权利”，而这种基本权利摇身一变，变成如何吃喝、如何玩乐。这些官地上跑的除了汽车，水里游的除了军舰，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可是什么都敢吃。茅台已经不够格了，要喝洋酒。玩也有玩的逻辑，玩乐是为了放松自己紧张的工作，是为了下一场“更漂亮的仗做准备”。于是，旅游、观光、出国考察成了正当行为，还冠上了“互相交流，学习经验，中西合璧”的美誉。乐不再是简单的乐了，卡拉OK不算什么，夜总会也是小菜，向往远华案中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那样包“二奶”，住“别墅”，俨然过上了“小两口”的日子的官员还有很一部分人。这一群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官员根本没有心思去搞工作，建设搞不好不要紧，拉拉关系最重要以在一部分官员的思想中滋生。“和尚动得。为什么我动不得，”是一部分人腐败的根源。笔者认为现今导致腐败盛行的思想原因有一部分是三种思想在作怪。第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利己主义的思想严重腐蚀了某些干部的思想，认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好手段，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受贿，大搞贪污。第二，认为是“别人先干的，我也可以干”。眼睛不是看着好的官员。而是看着那些做坏事，搞贪污的官员。认为别人捞得我不捞就吃亏了。第三，是“虽然我不捞，但是别人捞我也不说”。别人贪污受贿，我不干。但是别人的事我也不管，免得惹火上身，胆小怕事，不愿监督，不敢举报，放任腐败。这种思想虽然不会导致直接的腐败，但正是腐败得以长久生存下来的沃土。综上所述，三种思想的“富余”使得腐败成为见怪不怪，导致更多的腐败行为的产生，小则危及到自身，大则危害整个国家安危。
“贫官”与“富官”只是形式，也是现象。在它的背后隐藏的是腐败这一深刻的问题。关于腐败，美国政治家海登海然曾将腐败的阐释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以市场关系取向，强调交换过程中以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认为一个贪污受贿的官员就是一个商人，把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本，其获利的多少取决于市场行情，即政府能够提供的和社会对这种服务的需求。需求大于供给越多,则有关当事人为换取官员的服务而向他付出的钱财就越多。这种依靠市场规律老阐述的腐败行为,主要揭示了资源分配过程中不正常的利益关系。第二,以公共利益为取向。认为腐败是一种专职人员由于收取非凡的好处而特别照顾某一些人的利益,从而对整体的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行为，这一阐述突出了腐败现象的有害结果。第三,以公共职务为取向。认为腐败是一种为获取个人好处而侵犯或违反正常的专职规章的行为。⑧在中国，腐败与反腐败好像总是处在一个循环的怪圈中，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大鱼小鱼一起抓→漏网之鱼更加努力腐败,捞更多的钱,建更多的关系网,拉更多的人下水→腐败现象更加严重→继续反腐败。在当代中国,反腐败反了若干次,国家领导可谓是下定决心“敢向九天揽月,敢下四海捉鳖”,为是么巨贪们却总是“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呢?其反腐败的行为是越来越高明,越来越现代化呢?不管你是打击得多么的严,也总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呢?
笔者认为,腐败是个历史性、世界性、现实性的问题。它的表现形式与根源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层次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各异的,而其根源也应根据环境的不同而侧重的不同,就好像同样存在微生物、植物、动物与人的各个生物圈,组成物质一样,但其占生物总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保护每个生物圈的发展与延续.只能“一把钥匙开一扇门”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败也是如此,对不同环境下的腐败应以一种发展的、运动的眼观去思考,才能得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针对“贫官”与“官”现象在中国现代导致的腐败，笔者试图寻求一下几个途径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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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满足正常的物资利益，建设科学的物质激励手段。以前很多人认为，只要有一颗红心就可以干革命，完全无视人的基本全利，认识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只看到人的社会性，无视人的自然性，是不符合科学的。作为存在的人，生存与发展是其最基本的权利。肚子都吃不饱，根本说不上搞建设。干部也是人，也要生存与发展，因而建立一个适当的工资标准是重要，笔者认为这个工资标准不应只以满足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还应包括家人得以生存与劳动力得以延续的基本需要。从现在很多贪官污吏仅仅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上看，满足其孩子的教育需求也是应当的。但是这里我们并不要求把我们的工资标准定要与西方发展国家相比因为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果，生产力有所提高，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基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暂时不可能套用国外的“高薪”制，但我们可以提出具有我国国情的“高薪制”。笔者并不否认“高薪制”，尤其是在生产力还不高的中国，工资不仅仅是一种保健因素，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激励因素，因此根据国情，笔者在这里大胆提出“水薪制”的概念。所谓“水薪制”是指适当提高我国政府官员的工资，使其工资与其工作绩效相符。并随着市场的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价格水平较大的起伏适当调整。减少政府官员产生不公平的因素，只有消除政府官员的不满情绪，变不利因素为激励手段，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创造性，才能防止某些干部为一些“蝇头小利”二铤而走险，有利于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精兵简政。⒈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和人事。周恩来讲过“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了规律。”因而，加快机构改革是精兵简政的唯一出路。必须“根据工作任务确定工作职能，按照机构职能确定机构编制，确定机构的数量和规模。”⑨ 在纵向结构上，确立层级化的标准，减少不必要的层级，使的存在的那些层级强化它的功能；在横向结构上，按明确的职责权限划分部门，使横向中的各部门都有明确的工作范围和相应的职责划分，将一些职责不清的多个部门整合为一个部门。通过纵向和横向上的科学的划分与调整，铲除官僚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⒉减少不必要的程序。精兵简政，裁减人员使得“在其位，谋其事”，杜绝“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情况发生，个人专其职，行其事。同时，改革公文审批制度，增强公文审批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增强公文审批工作的时效性，防止有人利用手中权力干涉公文审批，以权谋私。
（三）权利要有制约与监督。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权利集中是导致腐败产生的根源，因而机械的认为只要把权分了，把打豆腐切成小块，就意味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这是不符实际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也需要权力的相对集中。集权与分权都是组织管理形式，他是同管理的目标和功能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同腐败相对的。权力过分集中之所以容易导致腐败，是权力的运用缺乏合理的分工和有效的制约，而不是简单的分权。因而要建立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切实较强对权力的监督。一是要加强对权力本身的监督与制约。“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五次全会上所指出，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与薄弱环，‘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如何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李雪勤，《前线》2001年5月）只有得到制约，使其权力运行机制本身就能防范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二是要加强监督机构的建设。应加大力度对检察机关，纪律机关，反贪部门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使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断成熟与完善。只有这些部门能真正独立的进行监督，形成成熟的监督体制与监督网，才能使监督落到实处。三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邓小平同志指出：“要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2页）人民是权力最有力的监督者，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监督过程中，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领导干部的权力是连在一起的，对滥用权力的领导干部进行揭露，教育与批评，权力真正属于人民，人民才能真正去制约与监督这些权利。“谁能行舟，亦能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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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体现的，在反腐败斗争中，这种无形的力量具有不可轻视的威慑力。邓小平同志说过“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的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47页）他还要求“舆论监督要善始善终，要防止体问题没有下文的做法”。其中舆论监督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是新闻监督。新闻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比较，具有公开性、广泛性、时效性。在西方，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体的新闻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他们成为监督当权者、遏制腐败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现存的新闻监督，还存在很多的弊端。中体上说缺乏力度和活力。首先，层层把关层层审批使的许多好的具有揭露性的文章一改再改，失去原汁原味，这严重违背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原则。其次，两个“不敢”，一不敢对我国高层领导人的监督，使得暗箱操作，滥用权力的机率大大提高；二不敢对大事要案进行深层次的揭露，总是“功绩大，过失小”。再次，对重大案件的报道仅限于有关部门工作成绩的公布，新闻媒体在重大案例上失去了定案宣判前的揭露，失去了定案宣布后的跟踪调查。因而利用新闻媒介对官员与政府进行监督，必须做到新闻监督的时效性、真实性、独立性，避免不必要的程序，减少审批，防止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操作和滥用这“第四种权力”，使新闻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心声，使新闻媒介真正成为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
综上所述，只有制度过得硬了，执行真被执行了，监督落到实处了，这种畸形的“穷官”与“富官”现象才能真正“拨开乌云见青天”。待等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一天，社会主义现代护建设才能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进行，政府也才真正是老百姓的“贴心肉”。
参考书目：① 《改革政府》———二十世纪末的政治风云 星星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办版 第83页
② 《改革政府》———二十世纪末的政治风云 星星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办版 第17页
③ 《改革政府》———二十世纪末的政治风云 星星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办版 第18页
④ 《改革政府》———二十世纪末的政治风云 星星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办版 第18页
⑤ 《改革政府》———二十世纪末的政治风云 星星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办版 第69页
⑥ 《遏制腐败》———民主监督的程序与制度研究 黄百炼著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 《治体类》·《返思类》
⑧ 《新时期廉政建设》 郑岩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0年办版 第222页
⑨ 《行政组织学》 彭国甫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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