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在中国的“飞黄腾达”，确确实实是一个悲哀。网上有很多指责，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科研人员的悲哀。我们不应也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科研管理者的失职，也不必怪罪是谁把SCI引入中国的评价体系，更无法把责任推向少数利用SCI投机取巧的“学者”。
我们的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必须在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探讨这一现象。
美国黑人学者DuBois是社会犯罪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哈佛毕业的第一个黑人博士，也是上世纪最主要的人权活动家，NAACP的创始人。他致力于种族之间的正义与平等，却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留有“the proble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the problem of the color line”的名言。
一百多年前，DuBois在研究费城黑人犯罪问题时，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黑人犯罪主要是由于“社会革命”引起的错位压力或应变造成的。奴隶制度的解除，使黑人一下子获得了自由，但还没有适应过来，各种压力就来了，“increased complexity of life”超出了多数黑人所能承受的水平，因此出现大量犯罪。这与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Durkheim的Anomie理论不谋而合。其次，随着完整合理的黑人社会阶层的形成，犯罪将逐渐减少，这也是后来默顿的结构应变理论的前奏。最后，DuBois提出要在黑人社团中形成一个阶级体系，即社会分层，要靠其中的“Talented Tenth”来引导黑人走出犯罪的阴影。DuBois在《The Philadelphia Negro》里说的话：
"Naturally then, if men are suddenly transported from one environment to another, the result is lack of harmony with the new conditions; lack of harmony with the new physical surroundings leading to disease and death or modification of physique; lack of harmony with social surroundings leading to crime."
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虽然我们科技界的问题与犯罪挂不上钩，但文革之后知识分子一下子解放了，与当年黑人的解放也差不多。我们也是还没缓过神来，就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不到30年里，国家要求“四个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民族要复兴强大，自己要学位职称，家里要房子汽车，单位里还要SCI，与当时黑人的处境可能也差不到哪里去。好在我们有知识，不犯罪，可其它的浮夸异化问题就出来了。从DuBois和默顿的结构应变理论来看，在一个合理完整的科技社会分层结构还未有形成之前，这些问题是必然和无法回避的，一旦结构形成，问题就会逐渐减少。此外，我们是否也需要“Talented Tenth”来解决问题？如果要，他们又在哪里？与当今的价值观合拍吗？
合理的科技社会分层结构何时才能形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科协冯长根教授提出的“抽水现象”，可能已使这个结构在萌芽阶段就已畸形。所谓“抽水现象”，就是文革之后人才断层，一批人被迅速提成教授研究员甚至更高，可后来越来越慢，要求也越来越高。问题是后来的人总忘不了前面的人是如何被提拔起来的，情不自禁地把要求的水平与这些人的水平比较，诸如此类，自然就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平还无法“鸣”，谁让自己生不逢时？无形中把问题加重还复杂化了。表现出来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和造假现象。前几天我在国外，就见有人问“Chinese X”的下一个“X”会是什么？界内我们已经有了“中国芯片”，界外也有了“中国老虎”。
如何对待
这里，我只是提一个建议。不妨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的问题，否则知木不知林，整天抱怨谴责，解决不了问题。按照默顿的结构应变理论，如果我们连结构都没有发育好，必然会造成畸变，产生应力，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再返回来与结构形成过程交互影响，发生耦合效应，那就更复杂了。所以，我们要静下心来，要有长期的打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应当有耐心，也必须有耐心，这是历史反来复去给我们后代的教训。春秋战国我们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时期，但之后两千多年，知识分子差不多完全就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合理的结构。特色就是过去是老子孔子庄子，现在是孔子老子庄子，次序随时局调一下而已，实质变化不大，不像古希腊哲学，没有发育出完整的科技知识体系。等现代科学来了，我们刚有点起色，却先是抗日内战，又加上一场文化大革命，真是多难。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30年来在科技方面的整体成绩是巨大的，我认为是奇迹，我们应当为此感到自豪。但世界发展太快了，科技更不要说了，我们必须追求更高的境地。两个民族的经验我们不妨借鉴，一是德意志，二是犹太人。
向德国学习什么？合理稳定的社会人才和知识结构，价值的多样化。有意思的是，社会分层和社会角色理论就是在德国萌生的，马克思和韦伯都有重大贡献，而且那时DuBois正在德国游学。德意志民族好像没有我们如此强而普及的“望子成龙”意识，小学毕业后，有各种不同的专科中学，之后还有不同种类的高等专科学校。多数人最后不去读大学，自己和社会都不认为他们是失败者。我不是说我们的高级科技人才多了，而是说整个社会一定要量“才”而行，重实不重名，特别是要形成尊重不同层次上的人才的社会风气。就个人而言，不能人人成龙，否则只能是假“龙”，都是真龙我们早饿死了。就大学而言，不能个个都成研究型大学，否则只能是假“研究”，真糊弄。个人要量才而用，学校应当三六九分类，但只要我们意识里只看到最好的，不给其他以真正的、应有的尊重，而且“Winners take all”，分类分层就很难做到。
向犹太人学习什么？我们不是做梦都在想诺贝尔奖吗？从1901年首次颁奖到2001年，总共680获奖者中138有犹太血统，占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可犹太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到1/500，千分之二！为什么？以色列的奥兹教授，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说不定哪天也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曾经说过：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谚语里也有：“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或“两个犹太人有三个答案”之说。
怀疑和辩论？我们不是没有学，学了，还带中国特色。最近华南虎照片引发的怀疑主义就是我们学习的民粹版本。我非常希望华南野虎重现，但不能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否则，目的再伟大，就是实现了，还是会有后遗症，影响深远。别人或后代会如法炮制接着蒙你，届时目的伟不伟大就不由你了。我们历史上三百年不到就一个轮回，干干净净从头开始，很说明问题。中国人其实很能怀疑和辩论，祖先就能把白马辨成非马，但对指鹿为马却不辩论，更不怀疑，心里也清楚得很，但农民的纸老虎倒是一定要穷追猛打到底的。我觉得到了该认真地想一想应怀疑什么、应辩论什么的时候了。
你们会说这扯得太远了，我们眼前的问题还担心不完哪，没有论文就升不了职拿不到奖，管不了后面了。问题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们不能不管后代，否则就不能持续，只能在低层次低水平上不断地重复。我们同后代的矛盾就会从代沟，Generational Gaps，演变代战，Generational Wars，中国的历史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千万别忘了，鸿沟是自然的，战争却是人为的。
怎么办？不知道。但我想还是慢慢来。不是说“楚人遗弓，楚人拾之”吗？民主不能急，科研更不能急。该10年完成的，非要1年完成，不造假不蒙人就怪了。亩产万斤就是个例子，尽管我相信将来亩产一定会过万斤。个人可以急，生命有限呀，但民族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不急可能造成个人的遗憾和损失，但非民族，更非人类。
回头看历史，夏商周、春秋战国，《易经》《论语》《道德经》，到今天谈的还是那些思想，只是变得玄之又玄。不深入的学，整天浅学，浅学还要在短时间内成名，那就必须变成玄学。浅学持久的结果，确实能成文化，但很难成科学，像希腊哲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那样。中国人明白的很，格言箴言大道理也不少，像西晋葛洪就说过：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我们必须把浅学变深学，今天的问题主要还是书读得太少太浅，没人愿做书呆子，多数人的精力都化在提高情商、联网协作、组团前进上了。可不能没人干真活呀，也不能总把干活的人不当回事吧。
千万不要把我的说法误解为我们可以慢慢地发展科技，什么都不干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别人也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但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尊重科学的规律，别自己糊弄自己。
我们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历史上还曾经长期领先世界。从杀而优则仕，到血而优则仕，再到学而优则仕，我们二千年进了三大步，科举制度还曾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科研评价方面，SCI比过去一本糊涂账也是一大进步。今天，我们终于到了干而优则仕，但不能蛮干。希望将来是效而优则仕，不是对官大的孝，不是对钱多的孝，而是有效的效，效率的效。
进步归进步，评价标准也应慢慢来。欲速不达，欲高也不达，不能一下子提的太高，让多数人可望不可及，产生社会应变，最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特别是对难以评价的事情，不能简单化，为省事、为立权威而过早行之。管子早就说过：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
其实，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讲得更是直接了当：
Let us raise a standard to which the wise and honest can repair; the rest is in the hands of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