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家族社区研究的实践意义
——以婺源西冲俞氏为例
何建木
【原文发表于《徽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2005年10月20－23日，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黄山学院共同主办的“徽州谱牒：家族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在徽学故里黄山圆满召开。笔者有幸参与盛会，并提交了题为《徽商活动与村落、家族社区的历程——以<星源西冲俞氏宗谱>为中心》的论文。兹将当时写作这篇论文期间对于徽学研究的一点想法写下来，也对该文所描写的西冲俞氏家族及其所在的徽州村落社区在数百年间所经历的变迁及其所处的区域社会网络进行一点描述，从而对于开展徽州家族和社区研究的实践意义进行一番简要的讨论。
一、历史研究的“变”与“不变”
“变迁”这样一个关键词，是目前历史研究中非常喜欢采用的名词。但是，从个人的学习中，以及对于西冲和其他徽州村落的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变迁”这样一个词语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不够的。目前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非常火热，于是学界兴起了一股风气，都力图透过文献资料的背后去寻找历史发展长河中“变化”的一面，而对于“不变”的一面往往反倒忽略了。其实，在历史长河中，有很多东西确实发生了变化，可是也有很多东西却通过适当的变异或者原样的保留下来，比如某些民俗事项、某些群体心理意识，却是不管多少风雨，还保留至今的都有。因此，如果要考察区域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其实更加可取的应该是个把“变化”的部分和“不变”的部分同时找出来，勾稽出真实的历史面貌。不管历史学界如何纠缠于后现代主义史学中关于“历史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一类的讨论，但笔者依然认为，一个学科如果失去了其根本的宗旨和功能及其特色，也就谈不上完整的学科，更谈不上跟别的学科对话，因为那时候它已经失去了独力的地位。历史的宗旨我们认为还是在于“求真”，在于“过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刻意去追求什么“变迁”，考证的功夫也不可缺少，理论诚然需要，但如果没有了扎实的资料勾稽工作的支持，任何再好的理论也都是花架子。
说这些话的目的在于，我们想展示的是区域社会的本来面貌，透过第一手的民间文献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我们要看出哪些方面是变了，哪些不变，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归纳、分析，才能揭示真实的社会面貌。就笔者的论文来说，其中涉及诸如村落史、宗族发展史、徽商经营史和民众生活史等方面的内容，经过一番考证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西冲这样一个俞氏聚居的小村落近800年的历史长河中，确实有很多方面都在不断的变异，可是也有很多方面从数百年以来，甚至至今都没有改变过。比如，通过俞氏裔孙在民国十六年续修的《星源西冲俞氏宗谱》中关于商人传记的资料，可以得知，清代初期经商的风气在西冲逐步蔓延，随之而来的是村落逐步富裕、社会奢靡的思想等风俗习惯也在日益改变，西冲俞氏商人一旦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就回归家乡，大兴土木，修造房屋，修建祠堂，修纂族谱，同时花费大量的资财捐纳买官，等等，这些由徽商的回流所带动的社区事业发展，都是“变化”的方面。可是，除了经商风气的蔓延之外，由于自然环境无法轻易改变，民众意识中传统的观念无法轻易改变，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大传统的压力，以及信息传递等方面的相对滞后，西冲俞氏在传统习俗等方面却变化及其缓慢，在修建祠堂、修纂谱牒以及传统的人际交往网络等方面，却依然数百年来都较为稳定，依然是较为传统的那一套仪式和过程，这些都很好的说明了西冲俞氏村落社区“不变”的一面。
二、西冲家族社区变迁及其区域网络
西冲是位于婺源县思口镇的一个自然村落，历史上属于民俗意义上的婺源北乡，也是出产徽商最为密集的乡都。从南宋末年俞世崇迁居至今，俞氏家族已经有80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800年间，在这样一个不足数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了多少故事？而讲述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正是本文的立意所在。非常幸运的是，在这个村落发展过程中，有一部较为完整和充分的族谱流传下来，而且更加幸运的是这部族谱的资料价值还比较高。一般族谱都是以世系图为主要内容，因此除了进行人物研究之外，要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则必须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才有可能，而在《星源西冲俞氏宗谱》这样一部族谱中，对于人物传记的资料非常详细，而在这些人物中又以商人为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徽商在区域社会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这是笔者非常希望得知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西冲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直到明代中后期才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因为此前人口太少，只有到明代中后期人口才比较繁衍起来，而即便人口繁衍，在当时的徽州核心区域中，商业风气已经非常浓烈，而西冲俞氏子弟却没有外出经商的事迹，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了人口繁衍不盛之外，还应当同西冲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作为徽州边缘区域，与核心区域存在着不同步的问题。也就是说，明代中后期在徽州核心区域如歙县、休宁和婺源东北乡，商人已经大为兴起，而西冲由于地理上较为偏僻，而当时的土地尚可满足家族人口的再生产，因此没有经商事迹的记载。到了明末清初，西冲俞氏人口骤然繁衍，一下子土地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口，同时明末清初整个婺源的经商风气也大为盛行，因此西冲俞氏子弟也卷入广大的商业大潮中，开始涌现了大量商人，尤其是乾隆初年开始，西冲俞氏子弟经商已经蔚为壮观。伴随着商人兴起和商业资本的回流，西冲村落的面貌也大为改变，这个改变是可想而知的，笔者在2005年8月份到西冲进行实地考察时，就发现了不少清代乾隆年间的民居建筑，这就是当年徽商资本回流的见证。而除了那些有形的物质之外，西冲俞氏子弟也不断的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在乾隆初年开始，西冲俞氏子弟纷纷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宗族建设和捐纳买官，这些都应该属于精神层面的建设，比如修造祠堂和修纂族谱是为了收拢人心，而捐赀捐职、捐官捐衔是为了获取身份象征的符号意义，从而更好的在地方社区中发挥士绅的作用。尤其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西冲俞氏家族和西冲村落建设都进入了全盛时期，这正是徽商全盛时期在家族社区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徽商的发展与作为徽商大后方的村落家族发展是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村落也好，家族也罢，都不是静止和平静的，而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比如在西冲俞氏商人最为兴盛的时期，西冲的村落面貌焕然一新，家族的凝聚力也通过修谱建祠等方式不断加强，而俞氏子弟在经营行业上和经营策略上也不断与时俱进，这就是变化的一方面，而这个变化最大的时期发生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
此外，清代后期对于徽州区域社会中各家族社区变迁影响最大的两个时期应该是太平天国时期和晚清民国初年这两个时期。而通过对太平天国时期和晚清民初时期西冲俞氏家族和村落社区所发生的变化来看，我们隐约可以勾勒出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就是“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人行为”这三者在一个小地方的强烈互动。这样说可能有些抽象，那么请允许我展开说几句吧。类似太平天国这样影响全国的大事件，对于当时的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婺源在当时正是遭受太平军蹂躏最深的县份，因此西冲俞氏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虽然太平军没有直接经过西冲村，但由于太平军经过了与西冲隔壁的村落新源、思溪等村落，因此这个事件对于西冲俞氏家族社区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既献出了几条宝贵的生命，在人心上自然不免也产生了一定的震撼，而这仅仅是个兆头而已。到晚清时期，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而远在徽州内地的西冲村落，不可能做到山高皇帝远的逍遥，却同其他任何区域的任何社会人群一样，都卷入了这一场巨大的变动之中，这一方面是表现在西冲俞氏子弟在经营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从乾隆初年开始世守的木材经营，而是采取多种经营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同时追赶商业风潮，清代后期茶业大盛，作为徽商四大行当的茶叶贸易中，自然也有西冲俞氏子弟的身影。第二方面的变化在于西冲俞氏子弟的商业资本已经大打折扣，这一方面同全国商业经营环境的动荡有关，也同国家在清末加强对茶商木商等各种旧式商人厘捐的征收，也面临着同新式资产阶级商人竞争的问题。第三方面表现在经过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也对西冲俞氏子弟的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有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下层知识分子仍然抱着旧式观念不放，对新思维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却也有人积极适应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同新思潮相互结合靠拢，从而积极适应时代、适应新的权力结构的要求。因此，在晚清以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创建一个现代国家的企图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努力渗入国家文化的尝试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西冲俞氏村落社区与更为广泛范围内的区域社会的渐进互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冲俞氏村落与国家文化、国家政权越走越近，一直到民国年间之后，正是因为这个国家主义的渗透和西冲俞氏子弟不断接受和适应新体制，从而使得西冲俞氏逐渐失去了它本身原有的特色，越来越同婺源、徽州乃至全国广大农村社区没有太大区别的村落，以这样的姿态走向当代，正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因此，通过从清末直到民国初年这几个大的历史事件及其对西冲俞氏家族社区所产生的冲击，可以看出，时代越后，变化越大。
此外，笔者在这篇论文中尤其着重考察了西冲俞氏人物及其交际活动，而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的编织，在西冲俞氏徽商的异地经营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张对于徽商经营至关重要的区域社会网络中，最重要的两层关系一个是婚姻、一个是市场，通过婚姻结合而成的西冲俞氏交际圈，影响到俞氏商业经营的合作伙伴和借贷对象、互助对象等方面，而市场圈也对西冲村落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要影响。同样的，在徽州人物个体的人际圈中，还必须考虑到俞氏子弟同婺源乃至徽州甚至更大范围内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影响了其商业经营格局及其精神世界。
三、家族社区研究的实践意义
以上笔者所叙述的，大体就是整个西冲俞氏家族和村落社区在数百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和不变化的全部情况。总之，笔者在考察西冲村落和俞氏家族社区的个案时，都努力抓住一个原则，就是既要把握时间的线索，又要有空间背景的关照，从而努力把握住一个村落家族社区及其所在的区域社会的历史真实。虽然，由于文章体例的限制，也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我们不可能详细考察西冲俞氏家族和村落社区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细节，但结合族谱、散件文书、县志和实地考察所获得的证据，已经为大家展示了西冲俞氏家族村落社区这数百年来所走过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为笔者进一步观察整个徽州区域社会背景的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案例，也可以看作一扇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出在“区域社会”（如府、省、经济区等）这个宽泛的名词掩盖下所存在的具体而细微的更小地方（比如乡镇和村落等观察单位）的差异。笔者认为，对于家族社区的个案研究做得越多，我们可以越清晰、更准确的看到整个社会的面貌。虽然我们无意于追求所谓的“一般规律”，但如果能够在观察小地方的过程中，看到大的国家、社会和区域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不也是很好吗？
当然，历史学的任务除了追求规律之外，还应该在“讲故事”这一点进一步下功夫，笔者一直有个很幼稚的想法，就是认为历史就是讲故事，当然这种讲故事不是搞文学创作，不能够编写和拍脑子空想，也不是坐在书斋里面闹革命，而是花费力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处广泛收集资料，深入进行田野考察，最后根据占有的各种材料，重新组织和罗列这些材料所背后隐藏的历史过程，从而将它们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历史学的任务。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国一些伟大的史书，比如《左传》，不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故事书吗？里面也没有什么理论，可是人们从中却看到了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代。第二个例子是西方世界的例子。以前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埃尔 勒华拉杜里写的，这本书是小题材、大篇幅的经典历史著作，作者在书里没有作过多的议论，而是用史料说话，以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和社会学等方法再现了六百年前一个村落（蒙塔尤）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作者通过对蒙塔尤贴近生活、具体细致的微观描述，生动活泼地揭示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思想世界的历史真实。虽然，这本书因为部头太大，也因为七百年前的法国离我们中国的知识背景太过于遥远，所以阅读起来可能很费力，甚至很多人会觉得不好看，看翻译过来的作品，其中的人名和地名都很拗口，同时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导致我们中国读者同西方学者之间无法达成心灵的沟通，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历史著作的写法依然值得我们借鉴。随便翻阅了这本书之后，笔者非常感慨，也非常惊讶，只能长叹一声说，“哦，原来历史书也可以这么写。”不是说历史研究不要追求大的东西和宏观的东西，我们只是想说，如果能够比较细微、比较具体、比较琐碎的考察一些村落、一些家族、一件事情，甚至一件物品，等等，这样的写法不仅仅会受到是学术界的欢迎，甚至有可能普通读者也欢迎那样的历史作品。上面说到的《蒙塔尤》这本书从1974年在法国出版之后，短短几年，就在整个西方成了畅销书，这种现象都超出了作者原来的预期。笔者认为，《蒙塔尤》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作者写作的历史，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具体的历史；不是宏观的历史，而是在微观分析基础上的宏观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一叶落而知道秋天到了”，“一管而窥见全豹”，这样的书写方法；作者所写的历史，不是离我们日常生活非常遥远的历史，而是与我们民众日常生活非常近的历史，所以自然受到大家的欢迎了。笔者极为赞赏像《蒙塔尤》这样的历史书写方法，并将其作为自身学术研究的追求方向，而这本书所倡导的微观研究方法却仍然是目前我们历史学界比较缺乏的。因此，笔者希望能够从这些优秀的历史著作中获得一点启发，可以把这些感悟利用到自己的论文中，写出更好看的故事。一个合格的历史学人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讲述者，合格的历史作品必须是好的叙事文本，而就揭示丰富多彩的区域社会面貌而言，一个好的故事给予听众的启发恐怕不亚于一段抽象的分析，不过也必须兼顾社会规律的提炼，只有将规律特点的提炼与经验事实的描述融合起来，才能够对区域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解释建立在对区域社会发展历程本身的“深度描写”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规律特点演绎上。
因此，如果说笔者能够为大家讲述一个村落、一个家族曾经有过的精彩故事，透过笔者写作的论文，读者阅读之后都可以说，“哦，西冲村、生活在西冲村的俞氏宗族和西冲俞氏徽商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大家都这么说，也就够了。至于笔者希望与大家讨论的更多问题，已经在论文最前面的前言和最后面的结语两个部分里说了不少，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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