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95-1999年：高潮期
以“文革”和“知青下乡”30周年为重要契机，在这一时期“知青”研究出现了高潮，呈全面展开之势，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为大量研究文章的发表和若干部专著的问世。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在1994到1998年期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运所”）举办的3次讨论会对“知青”研究活动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以及适时总结、再推动的作用。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这3次讨论会。
1994年底，“青运所”在北京召开了“知青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专题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热心“知青”研究的学者，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张化、定宜庄、刘小萌、史卫民、柳建辉、王东成等人。这次座谈会分析了相对于社会上的“知青热”而“知青”研究滞后的现状，明确提出了“知青”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到会的学者们还具体指出了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6]与会者不仅在会后进一步扩大相关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们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标志是此后几年内这一领域的研讨文章和专著的大量涌现。
1996年10月，“青运所”又举办了“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7]这次研讨会汇聚了近60位学者和“老知青”，其宗旨是“追寻时代主旋律，推进知青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知青问题研究是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认真地从
社会学、政治学和
历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研究。”与会学者们一方面强调了“对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需要做冷静的分析，给它一个正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指出“对知青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上，而要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有的与会者还提出，要对过去发表的“回顾”类文献加以“理论的提炼”，对“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进行“分层研究”。这些看法和意见对其后的“知青”研究的确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
1998年下半年，“青运所”与《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笔会，总结以《中国知青史》出版为标志的“知青”研究成果，同时适时地提出“知青”研究要继续深化。也有学者在会上提出“多学科、多角度”、“拓宽研究的领域，调换研究的视角”。[8]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知青”研究专著达30部之多，[9]它们与以前出版的书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即脱离了单纯回忆录的框架，呈现出更多的研究特点，其质量明显提高。这些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列举如下：
首先是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1998）。这两位学者都是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和理论探索，资料丰富而翔实，被称为是至今为止“在此专题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笔者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梳理归纳了浩繁的史料数据，并且挖掘出前人忽略掉但深具学术意义的重要史实。比如，《初澜》中论述了在周恩来的
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从而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中国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之后，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经济也无法容纳新增劳
动力，所以2千万城市青年早晚得“上山下乡”的命运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后就已是“既定”了的。别的学者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此书的介绍最为具体翔实。再比如，《大潮》中介绍了以张木生为代表的“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对社会、理论问题的探索，展现了一批“知识青年”以其贫弱的知识积累和社会底层的真切体验，进行着顽强的独立思考，他们的思想活动构成了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思想史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这两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例如，定宜庄深入探讨了“文革”前17年的教育对包括“红卫兵”、“知识青年”在内的整个“老三届”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线索透彻地分析了“老三届”人的思想行为特征。该作者指出：“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经验教训，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一切，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但却未引起教育界、学术界充份注意，更未曾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问题。”[10]
刘小萌、定宜庄等人早先还主编出版了《中国知青事典》（1995）。这部《事典》综合了辞书和史实大事记的特点，还加入了对若干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并且包含了编者的分析评论，增强了学术性，堪称“知青”研究的“辞海”。
其次，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97）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与《中国知青史》相比具有不同的特色。首先，《始末》和《大事记》这两部书的编委都是原“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曾长期从事过“知青”工作，比较熟悉上层决策过程，占有较多的历史资料，又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助，因此这两部书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在内容的跨度方面，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止于1980年，而这两部书则包括了1980年后的相关情况，如“研究解决大返城后的就业问题”以及“如何从
国家的角度吸取教训、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经验”。[11]《始末》还披露了1981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一份“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的基本内容，极具史料价值。[12]该书还列举了1990年以后出版的官方出版物中对“知青上山下乡”评价的有关资料，以及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历史贡献的分析论述，足资参考。[13]
1998年还出版了一套《中国知青总纪实》，全书有7编，共分3卷（24开本），是一部长达2700多页的资料汇编。该书不仅按时间顺序和内容主题记录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和重要人物、事件，还列出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流行口号、影剧、小说、诗歌、歌曲等，以为背景资料。然而，该书的编辑方法是大量抄袭——其主体内容的大部份都是转载自其它相关书刊（包括《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事典》以及“知青”书信、诗抄和“知青”回忆录），但既不注明出处，也不注明原作的作（编）者，非常容易误导读者，也给引用资料造成很大不便。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1998），这是中国国内首次针对“老三届”状况所作的系统而动态的调查分析
报告。这部著作延续了作者1994年出版《苦难与风流》时对“知青”研究的深层思考，力求从一代人“生命历程”的角度，作立足现实的实证调查和实证调查基础上的思考与分析。作者采用了现代统计方法，问卷与访谈相结合，就“老三届”人的基本状况、经济生活、政治态度、人生态度、业余生活以及与青年人的关系等问题收集了大量数据，作了深入的分析，是很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回答了许多人们关心的问题，而且留下了一系列人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这一时期出版的“知青”回忆录汇编比以往更注意内容的广泛性、多样性。例如，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收集了50名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姜昆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回忆录》（共3卷）收入了260多篇京沪等地老知青的回忆录，长达1700多页，120多万字；由史卫民主编的《知青书信选编》和《知青日记选编》，收集了1968年至1979年间“知识青年”写的100余封信件和400多篇日记，从不同的层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为有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同时，一些回忆录汇编也更多地凝聚了编者的深思熟虑，向理论研讨方面靠近。例如，由王江主编的《劫后辉煌》汇入了28位“老知青”名人的访谈口述实录，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反映“知青”一代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反思，并以不回避敏感话题的风格，体现出编者的见解。再比如，由金永华主编的《东方十日谈》汇编了100篇来自全国各地“老三届”人回顾人生经历的真实故事。在此书前言中编者鲜明地提出：“老三届人的坎坷经历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老三届人的苦难是我们民族的苦难；老三届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份。”这部书“可以让人从中听到沉重的历史回声，给人留下一些历史画面，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一些参照”。
还有其它不少作品也沿着与之相似的思路，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关怀现实、思考未来的目的。例如，1997年出版的《又说老三届》，以对谈的方式集中讨论和分析了社会上出现的“知青热”现象，以冷静理性的态度，以知青的典型代表“老三届”为对象，从
心理学、
教育学、思维科学、
社会学和
哲学等不同角度，作了深入分析。书中的对话双方分属“老三届”和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该书内容展现了思想冲突、相互理解以及两代人的共同反思。再如，1998年出版的《激情年代》以青年
摄影家黑明采访拍摄“老知青”为线索，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访、所思，展现了一代“知青”30年来磨练与奋争的不寻常经历。尤其是当镜头对准了社会现实，揭示出“老知青”中相当多的人现今艰苦辛酸的生活处境时，令人触目惊心，因此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在这一时期还有两部系列作品出版。其一是由丁晓禾编着的《老三届朝歌》三部曲，另一部是章德宁、岳建一主编的《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三部曲。前者以章回叙事的体裁，记述了“老三届”从“文革”中的“串连”、“造反”到“上山下乡”直至“回城”后的漫长难忘的经历。后者以“知青”情恋为切入口，进入最深邃、最丰富、最复杂也最是布满风雨雷电的“知青”精神世界，以透视“知青”之心灵、社会之变革。作者称之为“以青春为碑林，为历史作证”，并且表示要继续征稿，坚持编选下去，再出续集。[14]
此外，这一时期问世的书著还有：曹淳亮主编的《知青故事》，孔慧云主编的《知青生活回忆》，王大闻主编的《客树回望成故乡》，信群主编的《岁月留痕》、《无悔年华》，胡发云等主编的《沧桑人生》，木斋的《恍若隔世》，沈殿忠的《思想沉浮录》，王鸣剑的《上山下乡：一场决定3000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王曾如、李向东的《上山下乡：中国1968》，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和晓剑、郭小东的《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
这一时期的“知青”研究
论文达80多篇，具有论题广泛，研讨深入，生动活泼的特点，成果颇丰。从内容上看，既有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反思，又有分专题的研讨，如论述当年家庭出身对“知青”的多方面影响，“上山下乡”对“知青”婚姻、生活的影响，以及论述“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有几篇综述或概述性的文章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历程、动因和评价以及这方面研讨的主要观点作了归纳介绍，极具参考价值。同时，也有文章质疑或否定“老三届”人这个概念以及所谓的“青春无悔”这样的口号。在研究方法上，王江探讨了“知青”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还着重指出，必须重视和加强定量分析。他并且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老三届的大多数人也不可能都上大学”。
在这一时期，有一些
论文提出了新观点，显示出“知青”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将其中的主要新观点介绍如下：
首先，朱学勤提出了“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样一个命题，揭示了“知青”中的一些人在当年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终日“劳其筋骨”的同时仍能“苦其心志”，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在体察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执著地进行精神上的探索和追求。学者宋永毅评价朱学勤的这一论述时认为，这是“对一代人的先行者们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们连续的积累开启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
其次，王江在“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中，提出了“上山下乡是耽误人才还是造就人才”的新见解，并且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应是“反上山下乡史”的命题。
再次，陈意新的
论文“从下放到下岗”直陈“知青”一代在当今改革年代的艰难遭遇，对“知青”中的许多人40多岁就被迫下岗、不但不能从改革中受益、反而成为被“改革卸下的包袱”这一社会现状，作了鞭辟入里的论析。该作者大声疾呼：“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要“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
制度”，“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在”。
最后，倪乐雄的文章“知青——东方的十字军”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中世纪西欧的“十字军”运动作比较，从世界史的视野中观察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上山下乡”“是一次在心理上以失败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并认为这才是“上山下乡的本质”。
此外，在这一时期外
国学者的研究活动也很引人注目。如同本文开头时提到的，外国学者对“知青”课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并且早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在这里，因资料所限，笔者无法对此作非常全面的论述，只能在已收集到的资料范围内作一个简要的介绍。除了刘小萌文章[15]中介绍的7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戈登 怀特（D. Gordon White ）、白霖（Lynn T. White III ）、托玛斯 勾德（Thomas B. Gold）等人，在70、80年代曾发表过
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其中，托玛斯 勾德曾于1979年至1980年间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亲眼目睹了上海“知青”“返城”风潮中的许多事件，接触了许多此次风潮的参与者，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他据此写出并发表了具有相当深度的关于上海“知青”大返城的研究报告。[16]他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仍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德国学者娜拉 索斯密卡特（Nora Sausmikat）可以说是海外的“知青”研究学者中的新秀。她从1996年以来已连续发表了3篇中国“知青”研究方面的
论文，她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女“知青”的经历和现状方面，同时也涉及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整体的评析。她对“知青”历史背景的把握相当准确，理论上的分析颇有独到之处，有些观点非常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