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状况及其启示

    通过调研，我们的主要收获有：1，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内的相对水平，不是国际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2，基尼系数一日不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日难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占61％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象的；3，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结果表现为收入水平，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4，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也主要不是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5，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6，应该千方百计改善农民的收入预期；7，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8，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9，加强财富转移支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久性；10，继续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我们结合对十六大报告的学习，在2003年开展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研究，并于当年11月23－12日对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状况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先后拜访了瑞典社会保障部和斯德哥尔摩省社会保障局，柏林议会和德国工会杜塞尔多夫地区分部。现在，将有关调研收获汇报如下。

    一，瑞典和德国是中产阶级队伍相当庞大的国家

    1，瑞典的中产阶级

    瑞典王国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624公里。从1397年起是受丹麦控制的卡尔马联盟成员。1523年重获独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宣布中立。1950年5月9日同我国建交，瑞典是最早实行社会福利、全民医疗的国家，但近几年却因国家支出过多而出现危机。瑞典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瑞典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在瑞典合法居住5年以上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瑞典公民，条件是在居留期间没有犯过严重的罪行。瑞典王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因此并未受战火损伤，这是瑞典的鲜明个性。这种”中庸之道”的文化个性与其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不无关系，目前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55％（主观认同率高达80％），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

    瑞典现有人口887.8万（截至2003年7月），人口增长率为0.01％，几乎是零增长。90％居住在南部和中部。瑞典人约占90％，还有芬兰人、萨米人。96％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劳动年龄人口占65.0％，有570万人，其中450万为就业人口，120万为不在业人口。雇员每周工作5天，全年累计工作1,500小时；每年享受5周的法定有薪假期，在昼长夜短的夏季，大家纷纷到国内外去旅游。女性平均寿命为82.78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7.31岁，平均每个家庭1.8个孩子。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经济增长率为1.8％，通货膨胀率为2.2％，失业率为4.0％，人口城市化率90％。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免费教育，国民识字率为100％，目前瑞典的大学生入学率为60％。显然，瑞典是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很高的国家。

    瑞典实行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素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著称。农业较发达，以畜牧业为主，其粮食和畜产品自给有余。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9％，仅有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瑞典工业高度发达。

    森林、铁矿和水力是瑞典的三大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力和机械制造四大传统工业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瑞典不断加大研发（R&D）的投入力度，高科技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交通、通讯、医药保健、信息、环保等在世界上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目前，拥有爱立信电讯公司、ABB电气公司、沃尔沃汽车公司、伊莱克斯家电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工业总产值中，机械占45％、林业加工占21％、化工占11％、食品占10％、矿产占7％、其它占6％。这些构成了瑞典庞大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2002年，瑞典妇女年收入（税前，个人所得税大约平均为30％）为23.5万瑞典克朗（下同），男性年收入30.5万克朗，妇女为男人收入的77％，原因是一些妇女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瑞典人均年消费11.08万克朗，85％的家庭拥有小轿车，75％的家庭有电脑，50％的家庭有郊外私人别墅，70％的家庭每年出国度假和旅游。普通瑞典市民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是一对父母，一对孩子，人均住房面积80平方米。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家里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拥有全日制工作）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

    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人。瑞典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多少世界级富豪，至于街上偶尔有乞讨者，大多是吸毒成瘾者。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平均收入者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瑞典雇主税的税率是33％，这也是支撑瑞典福利水平的重要财源。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2，德国的中产阶级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它周围有9个邻国：北邻丹麦，西部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邻，南边是瑞士和奥地利，东部与捷克共和国和波兰接壤。自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以来，这个中心地理位置变得更为突出。它是东西欧之间和斯堪的纳维亚与地中海之间的交通枢纽，其间水、陆、空道路条条通过德国。作为欧盟和北约的一员，德国被称为“欧洲的走廊”。

    德国目前有人口8240万（截至2002年底），其中有750万外籍人，占人口总数的9％。德国的人口分布很不平衡。统一后柏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目前已达430多万人。城市密集的莱茵河和鲁尔河畔工业区人口超过了1100万。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还有法兰克福、威斯巴登和美因兹等大城市所在的莱茵－美因地区、莱茵－内卡河流域的工业区、以斯图加特为中心的经济区以及不来梅、德累斯顿、汉堡、科隆，莱比锡、慕尼黑和纽伦堡等城市及附属区。而在北德低地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艾弗尔、巴伐利亚林区、上法耳茨、勃兰登堡边境地区以及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大部分则人烟稀少。德国西部的人口密度明显大于东部，人口在30万以上的20个城市中有4个在德国东部。2002年，德国失业人口为400万；城市化率为80％。

    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实力为欧洲魁首。德国34％的就业人员从事出口行业的工作。政府奉行整顿国家财政、减少预算赤字、进行税制改革、刺激个人投资、进一步实行非国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政策，使德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并调整经济结构。中小企业众多，工业结构布局均衡。农业发达，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繁荣。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其中中产阶级大约占50％（主观认同率为75％），富人占10％，穷人40％。德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育与政党运动有关。目前德国的主要政党有：社会民主党、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的共产党、共和党等。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德国促进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措施。德国的教育由联邦和各州共同负责，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教育规划和职业教育，并通过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协调全国的教育工作，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和进修方面，主要立法和行政管理权归属于各州。大、中、小学和职业教育发达，实行12年制的义务教育，公立学校学费全免，教科书等学习用品部分减免。小学学制4－6年，中学学制5－9年。高等学校享有一定自主权，原则上实行自由入学，对部分学科采取名额限制。职业教育实行“双元制”，即职业学校理论学习和企业中的实践相结合，成人教育和业余教育普及。教师为终身公职人员，必须受过高等教育。目前德国的大学生入学率为55％。

    德国的高等教育更加重视能力培养。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IW）曾于1999年上半年对117家德国大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作过一个调查，内容是企业在收到求职者的书面申请材料时看重他哪方面的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德国企业最注重的是求职者是否拥有实践经验，在哪里上的大学反而是相当次要的因素。德国企业录取大学毕业生的要点排序：（1）求职者是否完成了实习，有丰富的实践经验；（2）一个目标明确的简历，即求职者以前为了这个职业作过那些相应的准备；（3）大学学习的专业重点是否符合企业的需求；（4）大学毕业分数；（5）求职申请和公司的关联；（6）外语知识；（7）大学学习时间的长短；（8）数据处理和互联网知识；（9）在国外求学的经历；（10）申请信的形式；（11）是否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12）是否在大学生创办的公司中工作；（13）是否曾在校内工作，比如担任助教等；（14）硕士毕业论文的主题；（15）在哪里上的大学；（16）在外国获得硕士学位；（17）博士学位等。选择用人时，德国企业把申请人的实践经验放在相当高的地位，再就是外语水平和电脑知识，然后是考试成绩和国外经验。校外活动的份量比几年前加重了许多。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引导德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保持中产阶级高就业率的重要原因。

    二，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

    1，有对中产阶级思想的培育

    从历史上来看，德国哲学团体的作用非常重要。由于这个群体既无力推翻他们的社会，又无经济资源去进行一场工业革命，于是他们倾向于集中精力构造社会的思想体系。在德国中上层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对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和对科学以及经济进步的好处充满信心，并能与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层社会的责任意识相互结合。他们的这种态度非常普遍，很适合一个有着如此众多文官的德国政府。德国中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是世界中产阶级产生的火种。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受这种哲学思想的启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找到一条既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他们把这条道路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其主要特点，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其实，“第三条道路”也有一套缜密的思想体系，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等诸方面。在这套缜密的思想体系中，的确有一些新颖、有趣的东西，看起来非左非右，实际上是左右逢源。后来，“第三条道路”还提出了“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这样一些当今社会新规则，力求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新的平衡。它还提出要为新时代再造政府，要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社区、私人、自愿部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要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这些都对于推动中产阶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为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注入了新的内容，实行把市场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的政策，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建立起令世人称羡的福利国家，成为社民党走“第三条道路”的一个成功样板。“第三条道路”是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思想基础。

    2，有扩大中产阶级的运动

    实践证明，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光有思想不够，还得有相应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特别是白领的运动，向雇主索取部分剩余价值，使得分配相对合理。其次，是政党运动。在争取执政的过程中，不同的政党都会部分地采取工人运动的某些主张，瑞典和德国的工人运动是有效和温和的。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他们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工人运动才开始进入低潮。“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核心就是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一个更加融洽的社会。

    当今国际社会中，欧洲社会党是一支引人瞩目的政治力量。是目前能与右翼政党抗衡的最主要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代表。1998年，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15国中的13国领导或参与执政的情形，目前则有6个社会党领导或参与执政。1990年以来，瑞典社民党通过的现行纲领主张“革新”民主社会主义，用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伙伴关系的社会，取代在阶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主张以和平的手段对社会进行变革。实现民主自治管理，反对中央过度集权。实行议会制民主，为发展经济愿意同中间党派进行合作。该党主张消除经济权力集中，通过资本积累实行部分集体所有制，将自然资源、信贷机构和个别企业归社会所有或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由全体人民掌握生产的决定权和分配权。

    瑞典搞了个人投资基金，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资本家每一年的利润必须拿出一块交到工人集体的基金会，工人集体的基金会拿这个钱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假如资本家每年有利润，那么工人集体的这个基金会的钱就越来越多，那么购买的股份就越来越多，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限工人集体拥有本企业的股份就会超过第一大资本家，届时工人就可以选一个代表来当董事长，因为这个企业已经是工人集体控股了，这个就叫做基金社会主义。该制度由科皮、麦德内尔等发明，它试图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通过这样的“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该制度草案曾交与10万工人讨论，获得热烈的支持，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尽管资本家游行，瑞典议会于1983年12月12日还是强行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在瑞典全国实行。

    现阶段，瑞典加强税收手段，增加国家财政，努力降低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实现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人人富裕，人人价值平等，每个公民有权民主地影响社会的发展。

    3，有铸造中产阶级的制度

    首先，“第三条道路”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便是它实行的“截富济贫”的福利制度。近年来，对颇让西方政治家感到头疼的福利制度改革，“第三条道路”开出的药方也是“折衷”的。他们接受了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赞同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克服由福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他们提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的途径，通过减少不利于工作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及罚款，使劳有所得，提高工作中的公正水准。在提供福利服务上更多地发挥地方和第三部门的作用。社会福利开支也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从而实现由“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目前德国的大部分民众属于中产阶级，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人民提供了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失业保障以及其他社会需要。

    其次，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也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

    4，中产阶级有教养

    “教育，教育，再教育”。瑞典和德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教育和培训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家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他们把教育投资看成是政府的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是机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德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技术、最好的教育体系以及最有成效的经济体系。二战以后，进入大学的德国青年人数成长了三倍，而德国的商学院和技术学校则是全球顶尖。瑞典和德国通过普及高等教育造就了中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由此产生的中产阶级是非常有教养的，没有那些富而不贵的现象和毛病。

    三，当前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面临一些问题

    1，能人反映税负太重

    据瑞典中间党派人士介绍，瑞典很有可能减免财产税，礼品税和继承税，以便鼓励富有居民将存在国外的资金调回瑞典银行。瑞典首相佩尔松表示，政府会在2004年4月春天的预算中考虑是否废除这些税收。报告显示目前滞留在国外的流动资金大约有5000亿瑞典克朗，合560亿欧元，占瑞典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税。目前德国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百出，朝野上下怨声载道。随便翻开一份德国报纸，对各类危机的报道充斥其间，除了失业问题、国家债台高筑问题之外，还有教育水平问题、企业破产问题，以及公务员工资待遇问题等等。不少德国人又重新动起移民美加的旧念。

    2，奢侈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进一步降低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瑞典和德国既要保存已有的基本福利保障，维护劳工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又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外逃，保持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就业的增长。这种”两难”的处境迫使政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他们深感自己的高税收、高政府开支的福利国家制度破坏自由、影响生产和社会效率，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他们在政策制定上也不得不偏向自由主义并日益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

    施罗德目前准备推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改革被视为10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改革。当局已经批准了几项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建房补贴、提高对领取养老金者的要求和向医生增收商业税等。在这场改革中，德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但社会福利享受者（低收入者）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实际上，他们的某些福利反而增加了。

    在德国，如果承担养家责任者每月的纯收入低于300欧元，这个家庭就可以申请福利救济。这个数字也根据家庭的规模等因素而变化，对单身母亲和残疾者设置的门槛要低一点。如果救济申请得到批准，申请者还得证明自己已经用光积蓄并且卖掉了比较值钱的物品（比如汽车），然后，政府就会负责你的全部房租、部分电话费以及大部分交通费。目前德国人的救济品仍然包括：所租房子的重新装修费；新游泳裤；慢跑服；避孕套；结婚戒指；每年一件新胸罩；熨斗；橡胶鞋；避孕药；洗衣机；新手表；凉鞋；电视机；足球鞋；睡衣；组织孩子生日聚会的费用；有音乐天才的孩子使用的乐器；拖鞋，……甚至还有“伟哥”。即使从这些救济品来看，德国的穷人仍然可以过着浪漫的生活。中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就可想而知。

    3，缓解高失业对中产阶级的冲击

    德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受到失业队伍扩大的负面冲击。一些政治评论家认为：相信政治家可以解决失业问题，不如相信他们会祭天求雨。”有病乱投医”，尽管如此，人们现在还是把缓解失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总理施罗德2002年年初召集的一个“哈茨委员会”提出的《哈茨方案》上。这一方案的核心任务是回答如何把联邦劳工署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服务性机构。该方案指出，联邦劳工署的战略任务是使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在各个地区实现有效的结合。劳工署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和持续性地使劳动者重新找到工作并预防失业。当前的三项核心任务是协助劳动者寻找工作、为此提供支持、为失业者的生活提供保障。

    《哈茨方案》是在从原则上承认无法改变目前“劳工贵”、“劳工质量低”现实的前提下，通过改善联邦劳工署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克服“雇工难”的一种努力。《哈茨方案》的主要内容从2003年1月起得到正式实施。究竟这一方案是否能象最乐观的鼓吹者所描述的那样降低失业人数200万之多，目前朝野各界仍多持怀疑态度。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哈茨委员会强烈号召“全国的专业人士”──职业政治家、劳工署成员、企业家、工会干部、企业协会干部、科学工作者、教师、神职人员、记者、艺术工作者、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协会和失业者自助组织──联合行动起来，共同为克服失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挽救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开始缩小的颓势。

    四，给我们的启示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蓝图的提出让理论界耳目一新。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由此，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很有必要。特别是通过对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研，我们对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1，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内的相对水平，不是国际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

    国内一部分社会精英群体在这个认识上有明显的误解。有人一提中国中等收入水准，就照抄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也有人认为应该使用世界银行使用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这些都是时空错乱的结果。中等收入是一个结构性指标，这是出发点，描述中等收入可以使用对应的绝对指标，但是一定要符合国情。

    2，基尼系数一日不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日难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占61％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象的。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如果考虑腐败等非法收入，有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51。），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据世界2000/2001发展报告资料稿，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瑞典（0.25）德国（0.3）、美国（0.361）。瑞典实行的是“力图以平等和公正的分配把经济增长与私人所有制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的福利国家的典型，其“五分法”的不良指数仅为4.5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种模式是建立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为目标，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中国必须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数学分析上两者是严格对等的。到2020年，如果中等收入比重要达到50％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至少要求降到36％，农村至少要降到44％，城镇至少要降到31％。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都是在资本主义中后期的产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都相当高，农村人口都在8％以下。中国目前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还有一定困难，农村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更是一个大问题。

    3，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也主要不是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

    比如德国的中产阶级其贷款规模可以是其收入2.5倍，许多财产不拥有完全产权，只拥有有限的不完整产权，这样和拥有完全产权的财产就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尽管消费信贷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消费信贷有放宽的比例，而且国外允许个人破产，所以在消费和财产的分析比较时需要慎重。

    当然，也不可否认前不久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关于“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精神，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将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的法制环境。

    4，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结果表现为收入水平，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国外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企业内部，通过管理的垄断、技术的垄断、技能的垄断和知识的垄断，向传统资本垄断者索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的长期过程。俗语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中产阶级的真正力量所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现阶段存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失衡的现象，这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是决定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如果中国能够提高人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能够使用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发挥。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4．8％，其中瑞典，德国已达8％以上。中国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重，2003年仅占3％。

    有学者利用1978－1996年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的数据作为人力资本总投资，计算出每增加1亿元人力资本投资，可带来次年近6亿元GDP增加额，而每增加1亿元物质资本投资，仅能够带来2亿元GDP的增加额。我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国民生产的2.5％用于教育投资，30％用于物质投资。这两项投资在美国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是3.6％和30％。物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二者投资的比例，中国是12：1，韩国是8：1，美国是3：1。我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

    现在出现的这种只要高等院校招生，就有人报名的现象，也说明了目前我国的高校还是短缺的。2003年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暂停扩招，但是也有很多人给我们写信，说为什么要停止扩招，说我那孩子就在那个线上，你今年再继续扩招40万，我那孩子就能上大学，你现在不扩招，我只能花更多的冤枉钱到国外上大学。所以这都是公共政策呀，社会有这个需求。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还有长足的发展。有人把大学生就业难归结于扩招，这是完全错误的。

    大学生应该是最有能力创业的群体，现在更多的是缺少一种精神，而不应该埋怨环境，即使环境也有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很多知青回城，他们中的一些人上了大学，一些人因为父母的原因有了公干，但还有一些人什么也没有，他们就干起了个体，他们当时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今天的大学生所面临的环境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所以不能够一个劲地埋怨环境，应该先培养一种创业的意识。我们的教育，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缺少这种创业意识的培养。我们培养的往往是那种因循守旧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市场经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说得极端一些，市场经济就是遵循一种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规律。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也要进行重大改革，否则培养出来的就是毕业即失业的”人才”，这不是高等教育的无能，而是教育界的悲哀。

    5，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

    现在不宜提倡暴力和准暴力的方式，而应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三方（政府，工会，雇主协会）协商机制，实现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伙伴关系。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雇主协会逐渐让步，使得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国际上经过100多年的实践而形成的处理劳动关系的运作机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世界各国劳动关系的改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无论是在关贸总协定（GATT）的框架下，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下，这个机制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1年8月3日，我国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这是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是在国家层面加强政府与工会、企业组织三方合作，共同搞好全国劳动关系调整工作的重要手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建立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的目标，是要促进三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良好合作，有效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全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企业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尽管我国建立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时间还很短，但是已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的重视，并期望它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方机制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集体合同。集体合同是工会（或职工代表）代表职工与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等问题，经协商谈判订立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劳动标准条件规范部分，这是集体合同的核心内容，对个人劳动合同起制约作用。主要有以下内容：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与休假、保险待遇、生活福利、职业培训、劳动纪律、劳动保护等。二是过渡性规定，主要包括因签订或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解决措施，以及集体合同的监督检查办法等。三是集体合同文本本身的规定，包括集体合同的有效期限、变更解除条件等。集体合同是推进中等收入形成的重要制度。

    6，千方百计改善农民的收入预期

    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时，要加强农村金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政府只要增加一点对农村的财政拨款，再通过增加农村信贷，先把那些有回报的项目搞起来，就可能一面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一面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扩大农村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的同时，合理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把农民负担减下来。

    7，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

    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与此同时，还要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完善竞争法规，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当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垄断，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优势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解决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国家不能放松对其分配活动进行监管，要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加强对这类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长率的考核，严重违反国家工资政策的，要进行严肃处理。为此，劳动、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企业人工成本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本企业的职工收入水平。对于某些垄断行业严重存在着收费过高过乱、服务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是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约束机制，三是要完善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加强垄断行业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一些垄断行业利用垄断经营地位乱涨价、乱收费的，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

    8，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

    据世界经济组织估算，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完税率只有50％左右，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典，德国等国完税率接近100％。在个人税收方面，应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并加强征缴，开征遗产税，将过高收入调下来。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中，80％来自工薪阶层，占有40％以上社会财富的富人们，多年来逃税、漏税等早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个人所得税漏收率为100％。抗税就是违法，谁也不能例外。所以，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是要重点加强的环节，要严肃税收法制，增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资料表明，一些国家在征收个人所得税前后，其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明显的变化。1971年至1992年，加拿大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前从0.447上升到0.491，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后却从0.372下降至0.359。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征管手段欠缺，工薪所得的税款占个人所得税款总额的比重较高，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杠杆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另外，目前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有限。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与，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

    9，加强财富转移支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久性

    英国统计局的一份研究报告《社会动态（1985）》曾经指出：根据英国政府机构1982年对1486户最低收入者和1486户最高收入者调查的结果证明，在经过税收、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以后，前者每户的年平均收入由原来的150英镑增加为3220英镑，收入增长率为2146.66％，后者每户年平均收入则由17390英镑减少为12260英镑，收入降幅只有29.50％，但是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在未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前，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为115.93：1；在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后，这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降低为3.81：1，一下子缩小了30.43倍，其作用应该说是非常显著的。由此可见，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无论是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还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改善居民收入的分布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继续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促进市场的发育完善、人才和劳动力的充分竞争以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打破平均主义，规范收入分配关系，形成收入分配“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格局。在初次分配环节，应尽量避免违背经济规律的人为因素和行政、计划手段的介入。实践证明，违背规律的做法，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工效挂钩的做法已经过时，要通过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初次分配要打破平均主义，再分配要加大调节力度。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是再分配领域。

参考文献：　　1，瑞典外交部：《瑞典概况》2003 　　2，德国外交部：《德国概况》2003 　　3，世界银行：历年《人类发展报告》　　4，Per Wickenberg, Greening Education in Europe： Research report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ear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cal Agenda 21 in Europe, Sociology of Law, Lund University, Research Report 2000：1. ISBN 91-7267-021-5 　　5，Lauri, Karvonen, and Per Selle，ed., 1995, “Women in Nordic Politics： Closing the Gap”, England：Dartmouth 　　6，Persson, Inga, ed., 1990,“Generating 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The Swedish Experience”, Norway：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7，Arbeitsstab Forum Bildung（2001）. Empfehlungen des Forum Bildung. Berlin：the Author. 　　8，Milotich, U.E.（1999）. Teachers and teaching profession in Germany. In M.A. Ashwill（e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Germany：Case study findings. pp.187-238. 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9，丁冰：瑞典学派。武汉：武汉人民出版社，1996 　　10，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中国驻德使馆经商处：2003年德国经济形势展望（2003年1月17日） 作者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