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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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杨莎将她的论文提纲交给我，希望我能给予指导。她的题目是：从《喜宴》到《断臂山》——论同性恋现象的文化价值。
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论题，因为文化涉及的范围很广。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学生杨莎也清楚这一点，她在提纲中明确她会从哲学、宗教、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谈同性恋现象的价值。我提醒她，注意把握论题，如果不好把握，为避免泛泛不着边际，能不能只从一两个方面进入。她答应会考虑我的提醒。
这个大四学生的论题让我想起四年前的一些事。
四年前，我在给他们这批学生上课时，看了电影《蓝宇》。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接触同性恋问题。电影对我的震动很大，我第一次真切感到同性恋者对“爱”的诠释与异性恋者相比，要非功利得多，纯粹得多。那时我充满激情，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总会在课堂上想方设法寻找切入点灌给学生，和他们一起讨论。我给他们讲《蓝宇》，在讲主题表现形态的时候，并组织他们一起看了这部电影。学生反应很强烈。有的明确表示理解，有的表示不理解甚至厌恶。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眼光来看世界。对某事情作出判断，必须知道有关它的基本事实，并享受寻找事实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由人家来作判断）这个过程带来的乐趣。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大量阅读。我向他们推荐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
后来杨莎来找我，说要成立一个学生社团，从社会学的角度去了解和研究同性恋现象，社团的名称都取好了，叫“彼岸文学社”。我和系主任当然大力支持。这个由7个女生组成的文学社，一直持续到大三。她们在一起听讲座，观摩电影，读书，出刊物，讨论同性恋现象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看过她们出的刊物，尽管几乎都是国内外有关同性恋的介绍，但是我从她们自己写的文章和选介的文章中，看出她们的开放的胸怀和吸收知识的态度，以及她们的欣赏和品位。
作为指导老师，我一直关注着这个社团。她们曾经为了深入了解，还找朋友带去同性恋俱乐部，这里并没有不欢迎异性恋者——杨莎告诉我。我对杨莎们那种学习精神之赞赏，并希望她们下次去的时候叫上我。
大三以后杨莎没有搞社团了，我不知道她还在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毕业论文还以此为题。说实话，她在告诉我她的选题时，我有些欣慰。
因为我夫曾提醒我不要给那些倒懂不懂的学生一来就讲这些“凶险”的东西，把他们给吓跑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讲那些非主流的边缘化的东西了。但是学生杨莎却告诉我，他们不仅能理解，而且能用一种科学的文化的开放的态度去了解，去研究。大概是学生杨莎鼓励了我，我在最近讲课的时候又一次讲到《蓝宇》。课堂上一阵躁动，只有几个同学听说过这部电影，没有一个人看过。大胆的男同学大声说“厌恶”“恶心”，很多女孩子用手遮住了脸埋下头。见势不对，我草草收兵，然后把《三联生活周刊》上刊出关于我国政府及民间对同性恋问题的认知过程讲给学生听。我告诉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讨论，是对这个客观存在的人群的宽容和尊重，是一种文明，一种进步。我尽量耐心地讲，只是面对这些缺乏对未知领域希望了解的眼睛，我已经没有四年前的激情了。
但是，第二节课，一个男孩子的表现却让我有些愤怒了。他在站起来回答关于“想象”的问题时，他把他所要描述的人想象成一个同性恋者，用非常轻慢的不屑的浅薄的语气描述。我知道他是对我上节课提到同性恋问题的不满，用这种方式挑衅。我给予了回击。我指出他情节想象中的牵强、肤浅，他态度上的哗众取宠，他用语上的小学生水平。我还没有这样不管不顾地批评过学生。
我在课后找到这个男同学，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了很多。他很坦率，也很幼稚。他说他这叫“黑色幽默”，他说政府对同性恋的正视也是出于无奈。我说了很多。我不知道他会理解多少，但我相信，我给他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并且用事实告诉他，看问题的角度不是唯一的。
即便如此，我仍然沮丧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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