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戏剧学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艺术提出新的要求。俄罗斯戏剧学面临新的课题，并且成为独立的学科。在莫斯科的国立艺术科学院和列宁格勒的俄罗斯艺术历史研究所内都成立了戏剧部。莫斯科的国立中央戏剧博物馆和国内的同类博物馆都投入了戏剧史的研究工作。

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第一批研究苏联戏剧的文章和书籍。收集了大量的史实，并且力图加以总结，以推动革命艺术的发展。20年代戏剧学和革命前戏剧学的不同之处是，在注意研究剧作的同时，注意研究了表演、导演和舞台美术等戏剧艺术的其他方面。对歌剧、芭蕾舞、哑剧和群众性演出也成为研究对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倾向，即重视对演出的外部形式的研究而忽视剧作内容的研究。

后来的研究虽然重视剧作内容，然而一度产生了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其突出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主张。这一派别把革命前的俄罗斯戏剧同革命后产生的戏剧截然地对立起来。

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论著对俄罗斯戏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批判了全盘否定俄罗斯革命前戏剧传统的虚无主义倾向。从1930年到1931年，批判了形式主义方法和庸俗社会学。涌现了一批研究莫斯科艺术剧院、小剧院、梅耶荷德剧院等重要剧院的著作。反映了苏联戏剧流派的多样性。马尔科夫（П. А. Марков）的《最新的戏剧潮流》一书（1924）是概括革命后苏联戏剧经验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了一批戏剧文献。

进入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制定对苏联戏剧学的发展有巨大意义。苏共中央关于解散“拉普”的决定（1932）有助于消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国立艺术科学院编撰的《苏维埃戏剧史》第一卷在1933年出版（列宁格勒），虽然该书尚未摆脱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的影响，可是，毕竟是对苏维埃戏剧史进行研究的最初尝试。历史主义原则在一系列相关著作中表现出来。研究者普遍重视舞台艺术与戏剧文学的关系。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莎士比亚、莫里哀、博马舍等剧作家的作品得到深入的研究。

30年代俄罗斯的外国戏剧研究摒弃了简单化的社会学模式，深入揭示行进的戏剧文化的民间基础，研究它们独特的美学特征。这方面的成果有莫库利斯基（С. С. Мокульский）的两卷本《西欧戏剧史》（1939），吉韦列戈夫（А. К. Дживелегов）和博亚吉耶夫（Г. Н. Бояджиев）的《从产生到1789年的西欧戏剧史》（1941）等专著。此外还有对法国革命戏剧和巴黎公社戏剧的专门研究。

在深入研究俄罗斯剧作时，学者们注意揭示戏剧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意义。出现了《普希金与戏剧》、《果戈理与戏剧》等著作。对舞台演出的经验总结大大地加强了。出版了诸如《〈钦差大臣〉在舞台上》、《〈火热的心〉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之类由全苏戏剧家协会组织撰写的系列专著。

在20-40年代，对表演和导演艺术的研究专著大量出现。往往是一部专著只研究一位导演或演员的舞台艺术。例如：二卷本的《梅耶荷德》、一卷本的《瓦赫坦戈夫》以及总结某个演员艺术成就的著作。

从30年代开始，戏剧学研究在高等学校的教研室中展开。在1944年，莫斯科创办了艺术史研究所，其中包括戏剧研究室。列宁格勒则在1939年就成立了戏剧与音乐研究所（后来改名为戏剧、音乐与电影学院）。

苏联戏剧学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演员和导演们注意研究戏剧理论，而学者们注意研究当代艺术实践。注意把戏剧学与戏剧批评结合起来。早在20年代，就出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它真正成了苏联戏剧家们的必读书。当时还出版了梅耶荷德和泰伊罗夫的著作。这些书尽管引起了争论，但毕竟反映了大师们的艺术探索。1938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问世。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瓦赫坦戈夫的著作也相继出版。戏剧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出现了研究乌克兰、格鲁吉亚、阿赛拜疆戏剧史的著作。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的戏剧学研究没有停顿。出版了论文集和戏剧家协会的画册。

战后，出现了一批对苏联戏剧的道路进行宏观概括的著作。如1954年出版的《俄罗斯苏维埃话剧史稿》等。这些著作的缺点是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历史评价的主观性在戏剧学著作中表现出来。

然而，反对教条主义的正确倾向同样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8卷本全集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两卷集的出版，都证明了苏联戏剧史、戏剧理论的研究具有的重大意义。两位大师的同时代人撰写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练中》等著作，《莫斯科艺术剧院年鉴》的出版，对于掌握大师的遗产也至关重要。

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著作大量涌现。例如：马尔科夫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音乐剧院中的导演艺术》（1960）、阿巴尔金（Н. А. Абалки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苏联戏剧》（1950，1952再版）、普罗科菲耶夫（В. Н. Прокофьев）的《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后的创作探索》（1954）和《在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争中》（1962），卡拉什尼科夫（Ю. С. Калашников）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审美理想》（1965）。

在“解冻”时期，由于克服教条主义的结果，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苏联戏剧学界对苏联戏剧史上某些重要现象、重要人物（梅耶荷德等）进行了重新评价。罗斯托茨基的《论梅耶荷德的导演创作》（1960）和论文集《苏联戏剧的革新》（1963）都是这方面的论著。许多戏剧学者从理论上思考了社会主义创作方法的多样性问题。

对著名演员、导演的专门研究继续进行，出版了一批总结最杰出的导演、演员（史迁普金、莫恰洛夫、叶尔莫洛娃、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等人）的创作经验的著作。重视对各个杰出导演、演员的舞台艺术经验分别进行总结，是苏联戏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马尔科夫、博亚吉耶夫、莫库利斯基等人在60年代相继出版的戏剧评论集反映了戏剧学者和舞台艺术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对俄罗斯经典剧作家的研究空前深入，出版了研究契诃夫、果戈理、普希金、冯维辛、格里鲍耶陀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人剧作的专著。在1963年，出版了两卷本的《俄罗斯苏维埃剧作史稿》。

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俄罗斯戏剧史著作大量出现。其中有：丹尼洛夫（С. С. Данилов）的《俄罗斯话剧史论稿》、弗谢沃洛茨基-格尔恩格罗斯（В. Н. Всеволодский –Гернгросс）的《从起源到18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戏剧》、《18世纪下半期的俄罗斯戏剧》、阿谢耶夫（Б. Н. Асеев）的《17-18世纪的俄罗斯话剧》、罗金娜（Т. М. Родина）的《19世纪初的俄罗斯剧场艺术》等，以及专门研究莫斯科小剧院历史的著作。

1971年，苏联戏剧学领域取得了一个重大成果，6卷本的《苏联话剧史》的编撰、出版工作全部完成。该书包括了全苏联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的话剧史。涉及剧作和舞台艺术，是一部规模庞大的巨著。其第一卷已经译成中文，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外国戏剧研究领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莫罗佐夫（М. М. Морозов）、斯米尔诺夫（А. А. Смирнов）、阿尼克斯特（А. А. Аникст）等人的莎士比亚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在莫库利斯基等人主持下，多卷本的《西欧戏剧史》开始编撰。从1956年到1988年，共出版了8卷。说是“西欧戏剧史”，实际上包括了北欧、南欧和美国在内。这部巨著对上述各国的剧作、导演、表演艺术，以及时代背景、戏剧思潮作了全面的评介。这是全苏联的专家协作的结晶。以个人的力量显然是难以完成的。除了上面所说的8卷本《西欧戏剧史》，还有比较简明的4卷本的《外国戏剧史》（博亚吉耶夫等人主编，供苏联戏剧院校作教学参考资料）。此书虽然名为“外国戏剧史”，实际上只包括苏联以外的欧美各国，而不包括东方。

研究西方戏剧的专家除了上面提到的莫库利斯基、博亚吉耶夫、阿尼克斯特等人，还有着重研究当代西方戏剧的奥布拉兹佐夫（А. Г. Образцов）、金格尔曼（Б. И. Зингерман）等。

苏联戏剧学专家们对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各国的戏剧分别进行了研究。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91年后改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汉学家谢洛娃（С. А. Серова）在中国戏曲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她的《〈明心鉴〉与中国古典戏曲美学》（1979）一书联系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分表演程式、演员技巧、戏剧观念三部分深入剖析，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她的著作还有《白银时代戏剧与东方：中国、日本与印度》（1999）等。此外，盖达（И. В. Гайда）的专著《中国传统戏剧——戏曲》（1971），巴布金娜（М. П. Бабкина）与波塔本科（С. И. Потабенко）的专著《印度人民的戏剧》（1964）,卡托夫斯卡娅（М. П. Котовская）研究印度戏剧的专著《艺术的综合》（1982），甘娜丽娜（Н. Г. Ганарина）的专著《日本能剧》（1984），普京采娃（Т. А. Путинцева）的专著《阿拉伯戏剧的一千零一年》（1977）都是这一时期的力作。

20世纪60－80年代是苏联戏剧学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除了上述提到的8卷本《西欧戏剧史》和6卷本《苏联话剧史》，还出版了7卷本《俄罗斯话剧史》（1977－1987）、5卷本的《戏剧百科全书》（1967年出齐，后来又出版了一小卷增补本）。戏剧理论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