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虽然往往与苦难同在，但“底层叙事”并不就等同于“苦难叙事”。就文学本身而言，“底层叙事”着眼的是文学的题材，而“苦难叙事”则着眼于文学的主题。如就文本指涉对象的社会学维度而言，“底层叙事”更偏重于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而“苦难叙事”则可以包容整个人类。
中国小说学会年会论文
悲悯的诗学（论文提要）
——关于“底层叙事”与“苦难叙事”
藏策
一
底层虽然往往与苦难同在，但“底层叙事”并不就等同于“苦难叙事”。就文学本身而言，“底层叙事”着眼的是文学的题材，而“苦难叙事”则着眼于文学的主题。如就文本指涉对象的社会学维度而言，“底层叙事”更偏重于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而“苦难叙事”则可以包容整个人类。
二
自2005年开始兴盛于文坛的“底层叙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统一的概念，寄居于这一总称之下的，其实是多种文学现象以“底层”名义的一次汇聚。
就其要者而言，以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的“底层叙事”，更偏重于揭示当今的社会分化，以及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其更以中国左翼文学传统为话语资源，以一种“貌似真实”的文本对现实社会的指涉性，颠覆了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覆盖于现实之上的想象性的迷彩。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首先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话语资源，在今天将得到怎样的评估？把产生于后五四时代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左翼话语资源，引入今天的社会阶层分析，是否意味着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当今日中国正面临全新的历史机遇之时，是否应该走出昔日的宿命？当然，这些已经是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问题了。其次，就文学自身而言，“底层叙事”更面临着“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如果因“底层”而忘了“文学”，那就会既误了“文学”也误了“底层”。我曾在《小说过眼录——2006年中篇小说印象》一文中说：“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文本性’，究竟谁主谁从，孰重孰轻？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使其重返‘载道’的怪圈。我个人以为，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其实，在话语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当某种看似绝对‘正确’的‘内容’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超隐喻’时，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都是‘陈词滥调’。”
三
与曹征路等偏重左翼话语资源的作家不同，陈应松在从事“底层”写作的作家中，是相当独特的。与其说他的小说是“底层叙事”，还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来得更加贴切些。
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谈俄国文学时曾说：“朴素，不加雕饰，认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我们苦难的同伴，‘不要用头脑去同情——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要用心灵去同情’——这就是笼罩在全部俄国文学上的云霭……”
而我们阅读陈应松小说时的感受，应该与吴尔芙读俄国文学时的感受是相似的——不用头脑去同情，而要用心灵去同情——这也同样是笼罩在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上的云霭。陈应松的叙述话语，有如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岩浆，浑浊、浓稠、莽撞、肆意、喷薄……但却热力逼人。
陈应松的叙事，是烫人的叙事。
在陈应松众多的“苦难叙事”小说中，可以说是良莠不齐的。陈应松总是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过强烈的情感需要表达，这即成就了陈氏小说的厚重与力度，但有时也因作者闯入过多、作者立场太过直白等，干扰了小说的叙事，使文本失之于零乱。如他的近作《争渡，争渡》。此正所谓“成了萧何，败也萧何”。但我相信，在他的这些小说中，至少像《太平狗》、《火烧云》这样的名篇，是近乎于完美的。那条如影子一般跟随着主人历经苦难，却取名叫“太平”的狗，即是令人心酸的隐喻，更是一种惊世的反讽。
值得注意的是，陈应松小说中的善/恶对立，也并不是直接指向贫/富二元对立的。在他所书写的“底层”中，也照样有着不少的恶人，如《火烧云》中的麦家父子等。在陈应松的“苦难叙事”中，农村基层政府的以权谋私、越权行政或不作为，往往是导致苦难雪上加霜的“参动者”。读过他为小说集《太平狗》（百花出版社出版）写的后记，这种印象就会愈加明显。所以我以为陈应松非但不“左翼”，反而颇有几分自由主义的色彩。
同样偏重讲述“苦难”的，还有王祥夫的《尖叫》等小说，其故事中导致苦难雪上加霜的“参动者”，也是基础政府的不作为或徇私枉法。
四
在众多偏重“底层”的小说中，葛水平发表于2006年的小说《守望》值得一提。《守望》并没有一味地在“阶级”和“苦情”上做文章，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性别”（男/女）身份对她的“塑造”，而更有城/乡身份对她的“述行”。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她是个乡下女人。
“乡下女人”的身份认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勤劳、善良、简朴、诚实、柔顺……然而她的这种传统“乡下女人”的身份，在今天的“语境”中，又注定会陷入危机的。——“五号病”（口蹄疫）来了，猪被烧光了，连最简单的生存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进了城，于是，一个“乡下女人”与“城市”的对话和冲突，也正式地开始了……
这篇小说最为不落俗套之处是结尾，米秋水的死，并非缘于常人已惯于想象的那种社会下层间的“凶杀”，而是误杀。确切地说，是缘于另一“乡下男人”由性苦闷而致性无能的慌乱中的误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无辜的。而这一切，在一位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画家的眼中，竟又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小说极其平静的叙事，与其非同凡响的意指间，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从而摆脱了一般“底层叙事”的粗糙和雷同。这篇小说不唯是“阶级”的，亦是“性别”的，不唯是很“社会”的，更是很“文本”的。
正是这类很“文本”的“底层叙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为编小说强说穷”的模式化、肤浅化倾向。
五
“底层叙事”在进入了2007年以后，应该说已经有了质的发展，而最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向的，当属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
我在前些年写的《〈国画〉的话语分析》一文中说：“《国画》与《来来往往》、《贫嘴张大民的快乐生活》分别指涉了当今社会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官场、商界、民间。然而作家又不约而同地迷失其间，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两部小说尤其丧失了对商界和民间的反省和批判，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毫无疑问，“底层叙事”也同样存在着迷失于“底层”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和批判能力的问题。在许多“底层叙事”的作品中，“底层”都被过分地美化了，成为贫/富/善/恶二元对立中，有关“善”的想象性存在。由此而生发的爱与同情，亦参杂了太多的盲目与幼稚。
《万箭穿心》则不同，小说一开头，就对出身“底层”且俗不可耐的女主人公李宝莉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写“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面，笃笃笃的，很有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写她看见“一个女人面带菜色，有气无力地坐在电梯口的破板凳上，为进进出出的业主开电梯”，“心里立即有了高贵感，而且立即开始怜惜这个开电梯的女人”，心里想，“真可怜呀，自己没有高楼住，却还要为住高楼的人开电梯……”
这种反讽是严厉的，比之那些尖刻的以反讽著称的英国作家，亦不遑多让。女主人公那种小人得志、穷人咋富、气人有笑人无之类的底层心态，被揭示得入木三分。
然而更妙的是，小说并没有就此停留在这种英国式的反讽上，当女主人公李宝莉终因自己的愚昧、粗俗、狭隘和无知，而咎由自取般地重坠社会底层时，作者却又开始展现她身上非常美好的一面——勤劳、坚韧、诚实守信……
正如“万箭穿心”这个带有宿命色彩的题目一样，小说其实也在暗示着“底层”的宿命。“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除了财富分配不公等外在的社会因素外，“底层”自身是否也有着致命的死穴？是否携带了镌刻于灵魂之上的“红字”？财富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吗？
如果说爱与同情，更多地是出自人之本能的话，那么悲悯则属于来自人类理性的情感。小说《万箭穿心》所给予李宝莉以及“底层”的，正是这种超越了爱与同情的悲悯情怀。其对于“底层”的苦难，已不再是简单的发自本能的“爱”，更不是不辨是非的盲目支持，而是在对“底层”的善恶是非及其宿命都有着清醒认识的前提下，对人性及其弱点的悲悯与大爱。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更为理性的爱，一种超越了浪漫情怀的爱，一种清醒到可以包容万物的爱。
我以为《万箭穿心》之于“底层叙事”，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其书写“底层”并超越了“底层”，而且为“底层叙事”建构了新的话语方式，那将属于一种“悲悯的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