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旅？

　　[关键词] 意识形态；　终结；　新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提出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人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避之唯恐不及。正如英国哲学家汤普森所言：“今天，很少有人会宣告自己是‘意识形态家’，而许多人却会毫不犹豫地宣告自己是保守派或社会主义者、自由派或民主派、女权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意识形态是别人的思想，是除了自己以外某人的思想。把一种观点称为‘意识形态’，似乎就是已经在含蓄地批评它，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似乎带有一种负面的批评意义。”（[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尽管中国尚没有发展到西方后现代化社会的层面，但社会中轻视、漠视意识形态的观点和看法也不绝于耳。我们不禁要问：全球化时代，真的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旅吗？

　　颇具历史戏剧性的是，“意识形态终结论”最早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提出来的。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在这里所特指的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将会被“终结”，被科学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所取代（[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将自己和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认为是一种科学。

　　此后，这一主题便不断被人提起。二战结束以后，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终结”提法的是法国社会主义党人阿尔伯特·卡莫斯。他在1945年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的“绝对的乌托邦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欺骗”，已经宣告终结。到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的思潮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浩浩荡荡的思想潮流了。以拉蒙德·阿隆、爱德华·希尔斯、李普塞特和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这一思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

　　二、西方学术界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由

　　一是西方社会的最新变化。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代表阶级利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差别日益模糊，阶级矛盾始终处于可调控的范围之内，阶级革命更像是天方夜谭。阶级都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意识形态了。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社会，产业工人阶级迅速萎缩，其经济身份不再明确。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由性别、年龄、宗教、教育、职业等众多因素构成的“多元社会”。种族身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路线冲突将成为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这样，社会问题只要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了。正如肯尼迪总统1962年6月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中表述的那样，“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以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无关。”

　　二是对传统的意识形态理想的幻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一系列集权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使西方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梦想破灭。反过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越南、科索沃、中东地区的许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双重标准的做法也使得许多笃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深受愚弄。

　　三是冷战的结束。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看来，以苏东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之日，也就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寿终正寝之时，表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彻底胜利。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解决了人类政治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在现实和可见的未来也不会遇到真正有实力的挑战者，所以历史就在这里终结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随着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国家之间的主要冲突。

　　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

　　历史地看，尽管“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观点由来已久，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背景下，其涵义也完全不同。

　　恩格斯所指的“终结”，是终结那种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思维所有问题的形而上学观念，终结所谓对“绝对真理”的发现。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以其独有的、彻底的、唯物的辩证法真正开启了探索科学真理的大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终结论”，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精神上的反叛，是人们对于以意识形态掩盖的实际利益之争的现实政治活动的厌倦和不满，真正的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受到触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更应概括为“意识形态一统论”。“终结”并不是大家都消失了，而是都统一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上去。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当前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以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是建立在意识推动社会变革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这实际上是在鼓吹欧洲中心、白人至上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至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本身就是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一个有力的反讽。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更深入地揭示了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对于意识形态的新的、更加隐蔽的运用。葛兰西指出，在当代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不仅依赖军队和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不断地通过各种文化宣传，向人们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念，在道德、政治、伦理领域建立自己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和政治霸权，就无法获得解放。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削弱而是空前地加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到目前为止，随着霸权信仰（自由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牢牢地嵌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中，紧密地整合到日常社会生活的节奏中，该体制变得更加意识形态化了。阿尔都塞也指出，统治阶级运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型国家机器，共同维护自己的统治。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同时还要求将劳动者对现存秩序规范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也就是将劳动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这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教会、学校、家庭、大众传媒等)的重要作用所在了，它们和国家镇压机器（包括警察、军队、监狱等）一道构成了社会的超结构，让人们身在其中而毫不觉察，所以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事实证明，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西方主流思想家设想的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相反，对于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批判不绝于耳，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仍然在艰难地向前推进，其他各种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新的意识形态层出不穷，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1990年就指出：有人大谈“意识形态的终了”。其实，无论在全球还是国内的事务上，我们非但看不到这种终了，反而将看到新的意识形态加倍冒出来，他们分别以一个个对现实的梦想煽动追随着。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H.奇尔科特也认为，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丹尼尔·贝尔则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意识形态也有不同创造和选择。“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主义、人道主义和知识分子提出的，亚洲与非洲的流行意识形态却是地域性、手段性、由政治领导人所造出来的。老意识形态的动力是社会平等以及广义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动机却是经济发展和国家权力。”（[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第397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只要阶级社会依然存在，只要人们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差别，只要民族、国家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终结。现实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旨在消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精神武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各个民族国家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特色文化，反而更加重视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已经成为公认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该终结的倒是“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