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需要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许多发明来自工匠的实践经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和技术开始结合。由于科学理论出现重大突破和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形成，20世纪40—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科学和技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冷战结束后，经济科技领域的国防竞争日趋激烈，从而加速了经济知识化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经济在美国首先出现，人类正在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资源占有、配置、生产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它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农业和工业时代，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就是人们所要开发和利用的资源都是“物质”的，而知识经济要开发和利用的却是“精神”性的知识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在我们的观念中属于上层建筑。这些现象不是物质和意识谁决定谁的理论能解释的，也不是仅靠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能科学解释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研究意识，阐明意识的物质实质，必须将信息概念引入哲学，从信息、系统的角度阐述。
电脑及其网络是信息时代生产力的重要标志，研制具有高级人工智能的电脑，要求我们进一步具体研究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机制和规律。泛泛而谈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只对意识进行定性研究不能满足信息时代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吸收唯心主义对意识研究的成果，并结合逻辑学、心理学、神经解剖学、语言学、软件学等才有希望研制出具有高级人工智能的电脑。
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两级格局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发展出现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在多极世界中占据重要的一极，首先必须融入世界大家庭，维护世界和平，为经济的发展赢得和谐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治国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汉高祖接受贾谊“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主张，废秦苛法，与民休息，提倡黄老思想，实现天下大治。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在马上得天下。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仍在马上治天下，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哲学理论，系统哲学正强调系统的稳定性和开放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吸收国外资金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与国际经济接轨，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经济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获得了重大发展。在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和经济改革实践较远的哲学领域仍然没有理论上的突破，这种局面不能不令人着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冷战结束了，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哲学社会科学上也应该与国际学术接轨，不能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车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继承历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最新自然科学成果和改造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在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吸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果，吸收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用系统、结构方法研究、改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
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是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综合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 来自相对论的挑战
1、物理学的危机和革命
19世纪末，物理学看来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一般物理现象似乎都能从相应的物理理论中得到说明。牛顿力学概括了宏观、低速物体的运动规律；电磁理论被总结为麦克斯韦议程组；热现象的理论是热力学。因此，相当多的人认为，物理学的基本框架已经构成，剩下的工作只是把一些物理常数测得更准确些，把一些基本规律应用到各种具体问题上去而已。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以实验事实使得原子不可分、不变化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过去认为一种元素不可能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现在看到放射性物质发生衰变后可以转变为其他元素。这样一些事实使物理学家们大为震惊。一些人在这些新发现面前不知所措，有人惊呼“原子非物质化了”，也有惊呼“物质消失了”。原先曾使人们自我陶醉的似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的物理学大厦的地基发生了问题，好象就要在一场地震中坍塌。这就是所谓的“物理学危机”。
1900年普朗克提出物质辐射（或吸收）的能量只能是某一最小能量单位的整数倍的假说，称为量子假说，标志着量子物理学的开始。1904年洛伦兹提出高速运动的参考系之间时间、空间坐标的变换关系，称为洛伦兹变换。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论文，创立了狭义相对论，揭示了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联系，引起了物理学基本概念的重大变革，开创了物理学的新世纪；提出光量子论，解释了光电现象，揭示了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用分子运动论解决布朗运动问题；发现质能之间的相当性(质能关系)，在理论上为原子能的释放和应用开辟道路。1915年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运动，被公认为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下面三段，我们引述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进化》中关于实物的论述。
为简便起见，我们把量子物理学以外的全部物理学叫做经典物理学。经典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是根本不同的。经典物理学的目的在于描述存在于空间的物体，并建立支配这些物体随时间而变化的定律。但是那些揭露实物与辐射的微粒性和波动性的现象，和明显地带有统计性质的基本现象（例如放射性蜕变、衍射、谱线的发射以及其他许多现象），都迫使我们放弃这个观点。量子物理学的目的不是描述空间中的个别物体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这一个物体是如此这般的，它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这样的说法在量子物理学中是没有地位的。代替它的是这种说法：“有了如此这般的几率，……”在量子物理学中，决定个别物体随时间而变化的定律是没有地位的，代替它的是决定几率随时间而变化的定律。
只有这个由量子论引起的物理学的基本变化，才能使我们圆满地解释现象世界中有许多现象具有明显的不连续性和统计性。在这些现象中，实物和辐射的基本量子揭露了不连续性和统计性的存在。
我们有两种实在：实物和场。毫无疑问，我们现在不能像19世纪初期的物理学家那样，设想把整个物理学建筑在实物的概念之上。我们暂且把实物和场的两个概念都接受下来。我们能够把实物和场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实在吗？试就一小粒实物来说，我们想象这个微粒有确定的表面，在表面处实物便不再存在，而它的引力场便出现了。在我们想象的图景中，可以想象场定律的区域和有实物存在的区域是突然分开的。但是区别实物与场的物理判据是什么呢？在我们熟悉相对论之前，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实物有质量而场却没有质量。场代表能，实物代表质量。但是我们在熟悉了更多的知识以后，已经知道这样的答案是不充分的。根据相对论，我们知道物质蕴藏着大量的能，而能又代表物质。我们不能用这个方式定性地来区别实物与场，因为实物与场之间的区别不是定性上的区别。最大部分的能集中在实物之中，但是围绕微粒的场也代表能，不过数量特别微小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物便是能量密度特别大的地方，场便是能量密度小的地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物和场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定性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定量的问题。把实物和场看作是彼此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东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能想象有一个明确的界面把场和实物截然分开。
2、分析哲学家的回答
科学与哲学的紧密结合是西方哲学的优良传统，面对物理学的危机和革命，西方哲学界迅速做出反映。英国分析哲学家伯特兰 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说：“不幸的是，理论物理学已经不象在第十七世纪的时候能讲得那样非常肯定清楚了。牛顿用四个基本概念来讲：空间、时间、物质和力。这四个概念都被现代物理学扫进了废物箱。在牛顿看来，空间与时间是结实、独立的东西。它们已被时－空所代替。时－空不是实质性的，只不过是关系的一个系统而已。物质不得不为事的系列所代替。力是放弃了的第一个牛顿的概念，已经为‘能’所代替。而且‘能’现已判明是和物质所留下的那个暗淡的幽灵分不清的。因果是物理学家们所说的力的哲学形式，也已经破烂了。我倒不以为它已经死亡了，可是它已完全没有它早日的那种活力了。”
罗素说：“因为这些理由，现代物理学的说法是有些混乱。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相信它，不然就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一个社会，不承认现代物理学的学说，一个敌对的政府所雇用的物理学家们会很容易地把那个社会毁灭掉。所以现代物理学家所具有的威力要远远超过宗教裁判的极盛时代。我们要以敬畏之心对待物理学家的说法才好。就我个人来说，我坚决相信，虽然物理学在前进中还会有变化，现时的学说很可能要比现时世界上与之敌对的学说更近于真理。科学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十分正确的，但也很少是十分错误的，并且常常比非科学家的学说有更多的机会是正确的。因此，以假定的态度来承认它，是合乎理智的。”
罗素说：“并非大家总是晓得理论物理学所给的知识是多么极端地抽象。它列下几个基本方程式，这些方程式使理论物理学能对付事的逻辑结构，而全不阐明具有这种结构的事的内在性质。只是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事的内在性质。在理论物理学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对于别处的事的内在性质有所说明。这些事也许完全类乎我们所遇到的事，也许不同到不可想象。物理学所给我们的是一些方程式，说明事的变化的抽象性质。至于发生变化的是什么，以及变化由何而来，变化成什么，物理学是不讲的。”
罗素在《哲学问题》中说：“实在的桌子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将称它为‘物理的客体’。因此，我们就必须研究感觉材料和物理客体的关系。物理客体的总和就叫做‘物质’。这样，我们的两个问题便可以重行表述如下：（一）究竟有没有任何‘物质’这样的东西呢？（二）如果有，它的性质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罗素在《哲学问题》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由这种“原子事实”构成的。罗素所谓“存在世界由具有许多性质和关系的许多事物组成”就是指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组成。换言之，就是由红黄、冷热、香甜等感觉性质及大小、高低、好坏等关系所构成。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是一些特殊东西的类的系列，因此是一个逻辑的虚构。罗素甚至认为物理学家们所论及的原子、分子也同样是一些虚构，真正实在的只是构成原子、分子的感觉材料。总之，无论是每一具体事物以致整个世界，都是由原子事实构成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罗素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在罗素的整个哲学发展中，他一直在追求着确定性。他在晚年却不得不承认确定性的获得比他所希望的要困难得多。他在《人类的知炽》最后一页却作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全部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
罗素批判了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明确肯定“物质”的存在，但他后来又将物质称为事件或原子事实。他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以事件或原子事实取代物质，是唯心主义的中性论，还是对物质认识的深入？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不确定的，甚至出现了怀疑科学的倾向，把科学当作一种信仰，是否给他戴一个不可知论的帽子简单了事？
3、物理学家的愤慨
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教授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现状感到愤慨，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感到茫然。霍金在《时间简史》第十一章结尾处愤慨地写道：
“即使只存在一个可能的统一理论，那只不过是一组规则或方程。是什么赋予这些方程以生命去制造一个为它们所描述的宇宙？通常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的科学方法不能回答，为何必须存在一个如此模型所描述的宇宙这样的问题。为何宇宙陷入其存在性的错综复杂之中？是否统一理论是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其自身的实现不可避免？或者它需要一个造物主？若是这样，它还有其它的宇宙效应吗？又是谁创造了造物主？
迄今，大部分科学家太忙于发展描述宇宙为何物的理论，以至于没有工夫去过问为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家不能跟得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在18世纪，哲学家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作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初的问题。然而，在19和20世纪，科学变得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而言，过于技术性和数学化了。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
熊宇丹在《现代哲学的困难》中引述了这一段话，对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的繁荣寄予了厚望。科学史上的许多理论最先出现在哲学中，但哲学的思辨色彩限制了它的应运，不为科学家立即接受，科学研究了几十年或几百年才达到哲学的高度。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综合性科学的出现，拉进了科学和哲学的距离，哲学不应跟在科学的后面，而应该走在科学的前面。没有哲学的指导，科学将误入歧途。哲学是瘸子，科学是瞎子，瞎子背着瘸子才能走向真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需要哲学理论的创新。
4、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沉默
哲学发展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异常密切，二者互相促进，这是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恩格斯说：“象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只有刚体力学达到某种完善的地步，其他自然科学还处于整理材料的阶段。机械唯物主义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以展中的物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科学基础是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辩证唯物主义用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看问题。面对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一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大叫“物质消失了”，“新体系直接用电代替了物质”。针对这些大叫，列宁在1908年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了马赫的“要素论”。指出“‘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所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存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列宁选集》第二卷，266页）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刚诞生时，物理学界能理解的只有几个人而矣，至于哲学家和革命家更不可能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列宁写于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相对论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评价。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已经由宏观领域进入微观世界，面对物理学的革命和分析哲学家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怎样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化改变自己的形式呢？是否可以怀抱着列宁关于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的定义而高枕无忧呢？列宁的物质定义是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哲学的物质观呢？
（二）来自三论的挑战
20世纪30─40年代，在控制论出现之前，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动控制理论这一技术科学，当时一般称为伺服机构理论。所谓伺服机构就是对机械运动进行自动控制的反馈控制系统，控制论就是在这一学科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委托维纳和工程师别格罗、罗森勃吕特等研究解决自动高炮问题。维纳在研制高炮自动瞄准系统时发现，自动控制装置在行为上同人和动物这样的生命有机体的某些行为十分相似。他与罗森勃吕特和别格罗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研究，于1943年共同发表了《行为、目的和目的论》一文。文中指出“一切有目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需要负反馈的行为”。他们把“行为”、“目的”和反馈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找到了自动控制装置模拟人的有目的性行为的机制。1948年，维纳发表了专著《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标志着控制论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控制论的基本任务是在理论上找到技术系统和生物系统之间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似性、统一性，以便在技术上研制出能够模拟人工智能的技术装置。
显然，控制论所提出的理论上的任务必然会涉及到哲学。由于控制论是横断性科学，它的许多概念和原理，既能适应于技术系统又能适应于生物系统，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适应范围很广。于是有人认为控制论就是一种新哲学，有的人则认为控制论是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的新兴横断性科学。关于控制论的哲学争论中，还提出了两个重大的问题，机器能不能思维？机械运动有没有目的？如果说机器也有思维和目的，那么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关于控制论的哲学争论中，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上面所列的三个问题最重要，它们涉及到哲学的研究范围，涉及到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流派的哲学，对此都不能不做出回答。
人类的知识来自接受信息。不接受来自自然的信息，就不能认识和改造自然；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人类就无法组成社会。人们很早就研究信息。20世纪20年代，根据通信实践的需要，奈奎斯特和哈特莱最早研究了通信系统的传输效率问题。1928年，哈特莱发表了《信息传输》一文。文中首次提出了消息和信息的区别：消息是信息的载体，是代码、符号，它的形式是具体多样的，如各种语言、文字、图像等等；信息是包含在各种消息中的抽象量。并提出了用消息出现的概率的对数来度量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数量的方法，为申农信息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48年，申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这篇著名的论文，标志着信息论这门学科的诞生。信息论最早产生于通信领域，它是一门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它主要研究信息的获取、变换、传输和处理等问题，其任务是解决电子通信技术的编码和抗干扰问题，从而提高通信系统的传输效率和可靠性。
信息论诞生后，同控制论一样，它的一些概念和方法被应用到许多技术和学术领域，人们在许多领域用信息的观点，从信息的角度研究解决问题。信息和控制有密切联系，控制过程中的输出和反馈就是信息的输出和返回。人们研究了信息论与分子生物学的关系，探讨遗传信息，还从信息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管理等。与此同时，信息论本身也有了很大发展，关于信息的语义、效用和模糊性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
信息论等信息科学的发展，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些新的论据，也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如信息是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信息与物质，信息与意识的关系如何？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不到发展，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失职。其他哲学流派也应对此做出回答。
人类对系统的认识和系统概念的形成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医学理论把人看作小宇宙，中医病理学说和治病原则体现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思想。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思想是西方古代系统思想的代表。现代系统工程的形成，开始于20世纪30─40年代。系统论和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等的出现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对付德国法西斯的军事优势，盟国不得不采取一套科学的对策方法，系统工程和运筹学就是当时为解决这个重大课题而发展起来的。二战结束后，除了军事方面的应用以外，系统工程和运筹学还广泛用于大规模的尖端科研系统、全球生态平衡、人口问题、社会经济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工程控制论的发展，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20世纪40年代，在生物学和哲学领域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研究了系统的元素与结构整体的关系，研究了系统的有机联系、动态平衡、有序性、目的性等特征。1969年，比利时自由大学教授普里高津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讨论了一个系统从混沌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回答了开放系统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问题。1976年，西德科学家哈肯提出了协同学理论。研究了非平衡开放系统，在外界参量的影响下，在内部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下，在宏观尺度上是如何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有序的问题，发展了一般系统论。
由于一般系统论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来的，它比控制论和信息论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具有很浓的哲学色彩。系统是不是普遍存在的？一般系统论的概念和原理是否就是哲学的概念和原理？物质除了客观性外，是否还应该考虑其系统性？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流派哲学也应做出回答。
通过上面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相同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不仅在技术领域内引起了一场革命，推动社会生产走向自动化，推动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而且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了一场革命。欧文 拉兹洛在《系统哲学引论》中已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绝大多数哲学家继续沉醉于心理、逻辑和语言的研究，在提供虽然极其精致但实际上却很贫乏的理论，逻辑越来越多而实质越来越少。在科学家们在越来越多地涉足一般哲学问题的同时，又仍然被他们特定专业的视角翳蔽着。他认识到分析哲学向综合哲学回归的时机和必然性，综合能够把各种类型的非哲学研究材料结合起来，为真正的哲学问题的建设性讨论开辟新的途径。
三论的产生和发展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机器能否思维的问题，实际上对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挑战。因此，欧美、苏联、东欧和我国的学者对三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普遍的讨论。民主德国的Ｇ 克劳斯写了《从哲学看控制论》，苏联的尼 伊 茹科夫写了《控制论的哲学原理》，法国的居尧谟写了《控制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总的说来，这些讨论促进了哲学与三论的相互渗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三论的相互渗透。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三论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证据；有的同志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提出了“唯控制论”、“唯信息论”的错误观点。这两种走向极端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说唯物辩证法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由静止的观念到发展的观念，由孤立的观念到联系的观念，那么合称“三论”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则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由辩证性思维到系统性思维，由辩证的逻辑思维到实在的质能作用。由于三论都是横断性科学，它们的一些概念和思想对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面对这种形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走向何方？哲学工作者应怎么办呢？第一种意见认为，三论思想是科学思想，最多只能为哲学提供新的证据。第二种意见认为，三论是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的横断性科学。总之，这两种意见都认为三论不属于哲学。第三种意见认为三论属于哲学，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甚至认为三论是辨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意见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系统原则直接就是哲学原则，就是辩证法的一个原理。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吸收三论思想，用自然科学式的语言描述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范畴，使带有模糊性和歧义性的哲学原则性观念具体化、模式化、定量化、明确化。持这种观点的激进者甚至提出了“实验哲学”的口号。究竟如何处理哲学和三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唯物辩证法和三论之间的关系呢？
对于来自三论的挑战，我国哲学界做出了迅速反应，并将研究成果写进了高等学校的哲学教材。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中，第二章第三节为“意识与人工智能”，第五章第六节为“结构和功能”，第五章第七节为“系统和要素”。这是可喜可贺的大事，它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功不可没。但这种做法，其实是把三论作为辨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使三论和辩证法全面溶合。目前的哲学界热衷于西方现代哲学的引进，热衷于中国古代哲学在反思和对话中回归自身传统，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对于来自相对论和三论的挑战关注不够。哲学与三论结合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真的解决了吗？
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面对社会的需要和科学的挑战，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科学的回答是，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页）目前，中国出现学习、研究哲学的热潮。一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二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三是向西方学习，主要研究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
（一）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经典作家讲的所有的话都当成不可更改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37页）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尊重历史就是加强原著的学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体系和发展变化。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生产力背景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社会背景是蒸汽时代的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尖锐，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哲学背景是机械唯物主义，贝克莱、休谟、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科学背景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物理学处于经典物理学时代。在理论体系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但同时又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块整钢。从斯大林开始，历史唯物主义被明确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内容。哲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不同的时代，哲学研究的内容不同，哲学的体系不同。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哲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它是怎样发展演变的，也需要研究。
立足现实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立足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什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次科学革命，但中国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三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完成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信息化时代，这就是目前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信息科技、生命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影响。”（《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9页）如果我们不能完成适应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新变革，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深入，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它推动人类正在进入信息时代。我们所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面对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面对的科学技术是以相对论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我们所面对的哲学是分析哲学、现象学、系统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如果一切都要先看本本上有没有，老祖宗讲过没有，就很难在实践中迈开步子。……离开了活生生的现实，还用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老观点来套现实社会的发展，是绝对行不通的”。（《江泽民文选》第三卷，338—229页）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怎能刻求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不发展就是落后。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懒惰的表现，无异于刻舟求剑，墨守成规；离开辩证唯物主义而求哲学的发展，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因为，就研究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言，没有哪一个哲学超越了辩证唯物主义。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它忠实于辩证唯物主义，又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批判了教条主义。他是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榜样。没有创新就不叫发展，不立足于现实就没有意义，不根植于民族的传统就没有生命力。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中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毛泽东的《矛盾论》系统地说明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典范。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毛泽东把它明确概括为矛盾的普遍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提出矛盾的特殊性。至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他详细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其现实性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熟读中华传统经典，但在《矛盾论》中却不曾从《道德经》和《易经》等哲学著作中引述“有无相生”“卑高以陈”等以说明矛盾的普遍性。毛泽东的哲学是否脱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向反对言必称希腊，号召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实对立统一和变化发展，与《道德经》和《易经》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这就是它的民族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没有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它就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其开花结果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根植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了。
（二）简评分析哲学及其引进
贝克莱以否定物质的存在而闻名，他认为人的感官所感知的只是感觉和观念，而不是外部世界。休谟主要从感觉的角度来研究人的认识范围和能力，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怀疑主义哲学体系。康德主要从理性的角度考察人的认识范围和极限，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由于受贝克莱、休谟和康德哲学的影响，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西方哲学基本上是面向意识的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体系侧重于意识的不同方面，分析哲学是以逻辑和语言为研究重点的哲学体系。
1、分析哲学是催生和适应信息时代的哲学
数理逻辑的创始人是十七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他力图建立一种精确的普遍语言，并寻求一种推理演算，以便用计算来解决论辩和争论的问题。罗素和怀德海《数学原理》的出版，建立了古典逻辑演算的完整体系——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突破了传统逻辑的局限性，使数理逻辑成长为一门新的科学。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的发展是和数学密切相关的。20世纪40年代以后，数理逻辑又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成为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数理逻辑是一门基础理论科学。它不仅作为基础理论在现代计算机科学中发挥作用，而且它的许多理论研究中的成果也不断为人工智能所吸收而在实践领域中被采用。
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第一章中说：
“我的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只有一件我念念不忘的事，没有改变：我始终是急于要发现，有多少东西我们能说是知道，以及知道的确定性或未定性究竟到什么程度。”
“从一九一○到一九一四这些年，我不仅对物理世界是什么，而且对我们如何能认识它，发生了兴趣。从那时起，知觉和物理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我断续研究的问题，我的哲学经历其最后重大的变化正是和这个问题有关。”
“约在一九一七年，还有一个问题使我开始发生兴趣，就是语言与事实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和词汇有关；第二部分和造句法有关。”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图象可以表现并不存在的关系”。图象不能只是事实的图象，否则所有命题都必然是真的。真命题所摹画的事态是存在的，换言之，真命题摹画事实。
在以电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电脑如何知觉（识别）物理现象和语言并转为它的语言和逻辑？电脑与人如何高级沟通？语言和事实怎样转化？这些在技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分析哲学等西方现代哲学为它提供了哲学高度的思考，适应了信息时代的需要。
2、离开哲学谈哲学的西方现代哲学
现代西方不少流派的哲学家认为，他们的哲学超出了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以往哲学由于探究世界的本原、本质，研究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而必然陷入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至于经验领域，又只能是物理学等经验科学的对象，不属于哲学范围。那么哲学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卡尔纳普回答说：“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哲学研究的新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经验科学的命题和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哲学的作用“在于使经验科学的命题明晰，更具体地说，它把命题分解为它的各个部分（概念），一步步地把概念归纳为更基本的概念、把命题归结为更基本的命题”。这样的哲学将不再是一种理论、一种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两方面的作用。肯定的方面就是澄清有意义的命题和概念，也就是“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奠定基础服务”；否定的方面是为拒斥形而上学、即“取消无意义的词、无意义的伪陈述服务”。
为什么“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呢？为什么逻辑分析能证明“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呢？这需要了解逻辑实证主义者是怎样理解“意义”以及怎样看待逻辑分析的。
在他们看来，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否具有客观内容，而在于它是否属于逻辑和纯数学的命题，或属于可由经验证实的经验科学命题。他们说，只有这两类命题才具有或者是真、或者是假的特性。数学和逻辑命题的真假可由它们是否符合数学和逻辑的公理及演算规则来检验。经验科学的命题的真假可用它们是否符合经验、事实来检验。正是由于它们的真假是可以检验的，它们才是有意义的。而无意义的命题之所以无意义，就在于它们既不能用经验证实，又不能借助逻辑推理证明，人们无法判断它们的真假，它们只能是一些伪命题。
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是以语言和逻辑为中心的意识，适应了信息时代的要求。罗素批判了贝克莱否定物质存在的唯心主义，承认物质的存在，以事件代替物质是对物质认识的深入；探讨原子命题和原子事实的关系，是对物质和意识问题认识的深入。但是，“由于物体之间的关系相应于感觉材料之间的关系，前者就有种种可知的性质；尽管如此，但是尽我们感官发现之能事，物体本身的内在性质依然是不可知的。”（罗素《哲学问题》第25页）他们所研究的是“如何知道”和“知道什么”的问题，而不是研究世界运动的普遍规律，甚至出现怀疑科学的倾向。罗素算是较多关注经验的哲学家，更多的分析学家离开经验和世界谈哲学，他们其实已经不是哲学家了，而是伟大的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
3、引进西方现代哲学的必要性
计算机产生与分析哲学联系密切，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切反思。对于紧跟现代物理学和孕育计算机的分析哲学等怎么能等闲视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许多社会科学正在变为自然科学，逻辑学就是突出的代表。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社会科学也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科学就没有国界！
任何社会形态都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的统一体，不能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只是经济发达，而其政治和文化则是落后的，不值得引进和学习。那样，就走上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车之路。
恩格斯说：“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28页）在知识经济时代，看不见知识的作用，认识不到意识的作用，那才是真正的唯心主义者。
4、引进西方现代哲学的方法和归宿
西方哲学研究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十分活跃。
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和压迫以及二战后的长期冷战，造成了中国与西方的隔阂。随着冷战的结束，走向世界的中国要加强与西方的交流，消除隔阂，增强互信。对于西现代哲学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不是象革命和冷战时期简单地批判和否定。但对于西方的现代哲学也不能过盲目崇拜，一切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从来不能获得成功。
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目前只是处于翻译和介绍的阶段，没有消化和吸收，没有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二张皮”的局面。引进是一个必然的阶段，正确的态度是吸取其精华，最终和归宿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要大力研究意识。人类正在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引进西方现代哲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罗素明确说，逻辑学并不是哲学，所以不能把逻辑学当作哲学研究。研究它的主要应该是语言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程序设计者。由于这种哲学式的逻辑学和语言学在西方以哲学的面目出现，中国哲学家便义不容辞担当起的引进和推广的重担，其目的在于营造出良好的研究意识的社会氛围，带动相关的具体科学研究意识，研究语言和逻辑，而不在于哲学本身的研究，因为它不以研究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为任务。
5、分析哲学并不是西方最新的哲学
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并不是西方最新的哲学，最新的西方哲学是系统哲学。《系统哲学引论》的作者欧文 拉兹洛在中文版前言中如是说。当我刚开始提炼这些思想的时候，英语世界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逻辑或语言分析哲学家和新实证主义者。主题词是分析；综合则被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从而被排除在“科学的”哲学范围之外。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不是哲学和哲学家们放弃了追求严密性和科学性的理想，而是科学的严密性本身向前运动了——从对具体观察进行分析的严密性推进到对大为不同的现象进行综合的严密性，说到底，就是要求我们对经验世界所能知道的一切进行综合。
开启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哲学的钥匙可能近在咫尺，但仍然等待被付诸实施。环顾当今周围的实际情况，我仍然只能说，绝大多数哲学家继续在提供虽然极其精致但实际上却很贫乏的理论；而科学家们在越来越多地涉足一般哲学问题的同时，又仍然被他们特定专业的视角翳蔽着。……把科学的信息同哲学的机敏相结合的人则屈指可数。
欧文 拉兹洛在《系统哲学引论》第一章中如是说。为什么提出系统哲学？这项研究的持久主题是分析哲学向综合哲学回归的时机和必然性。分析的重要使命——抛弃不加证实和无法证实的推测——已经完成，坚持这种分析方法今天只能产生教条式的自我分析：在推究哲理中，逻辑越来越多而实质越来越少。正如任何其它非公理领域一样，哲学需要新鲜的经验信息的不断输入。但是，总的说来，当代哲学的输入渠道已被切断。那些过去存在的信息大多是在存在范围之外被分析的，而且只有少数新的信息被允许发展。从哲学之外的领域所获得的信息被认为是靠不住的，应当加以净化和分析，以明其意。然而，对于这种信息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逻辑分析。坚持逻辑分析只能导致一种荒谬的情形：哲学范围之外的探究往往比哲学更富有哲学味！一朵玫瑰被叫做任何其它的名字仍然是一朵玫瑰；哲学探究被冠之以科学（或任何其他的）名义也仍然是哲学探究。由于哲学家担心他们自己被分析出哲学的范围，因此必定会造成向综合的回归：（这种综合）不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对来源于哲学范围之外的信息的一种重要处理；综合能够把各种类型的非哲学研究材料结合起来，为真正的哲学问题的建设性讨论开辟新的途径。
（三）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对于中国古哲学的研究，首先要区分哲学内容与非哲学内容。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有人又将《论语》也看作是哲学。这两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研究哲学和哲学史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哲学。哲学是研究世界的本质及其运动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只有《易经》可以称为哲学。八十一卦中包含深刻的哲理，但需要概括才能称为哲学。《易经》系辞传是对八十一卦的一种概括，是中国哲学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道家的《道德经》和《庄子》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著作，其中含有大量的非哲学内容。就拿《道德经》来说，其中谈“道”的内容是哲学，关于“无为”的政治和“无为”的人生内容则不是哲学。佛家的《楞严经》和《金刚经》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都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中国文是三教合一的文化，中国哲学也是三教合一的哲学。历代对《易经》、《道德经》和《庄子》、《楞严经》和《金刚经》的注述资料很多，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应从这些经典著作和注述着手，方是正路。
弘扬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中国古代哲学是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其中含有大量的忠君思想、等级思想和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不批判封建思想而盲目翻译和介绍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她立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论语》中选择能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容，谈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做人。但是，在哲学上还未出现类似的著作。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必须将批判与吸收相结合。如，《易经》系辞上传第一章开头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如何对其批判地吸收呢？尊卑贵贱是明显的封建等级思想，必须加发批判。其实，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处处都是宇宙的中心，何来天尊地卑？人是生而平等的，何来贵贱之分？精气为无，气聚成形则为有，成形的物体即为器，有器后，才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显现出宇宙万物的多样性。动静是物体运动的两种状态，刚柔是物体两种不同的性质，以阳爻他阴爻代事物的两状态和性质，来推演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可以理解的。宇宙万物的性质和运动状态不同，“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形成不同的群体和系统。不同的系统相互作用，“变化见矣”，并产生相对于各自的吉凶。对《道德经》中老子的道，也可以做类似的理解。只有经过类似的批判和改造，用现代哲学的术语代替古代的模糊概念，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近来，有人在网上撰文说，毛泽东是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罪人，我倒以为他是一个反封建的斗士。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中，包含大量的封建因素，就连中药方剂中也要讲个君臣佐使，它与封建经济和政治结合得天衣无缝，令人惊叹！对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如果不采取截枝和嫁接，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对中国古代哲学改造的第二个任务是完成中国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哲学与科学的紧密结合是西方哲学的优良传统。米利都学派是希腊的第一个哲学派别，其创始人泰勒斯首先是一位科学家。西方哲学史上的许多哲学家都是科学家，他们往往在对具体科学的研究达到哲学的高度时，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特别是近代以来，哲学与科学的联系更加密切。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大多都关心和研究哲学问题；他们用科学成就来充实哲学内容，用哲学观点来概括和指导科学的发展，科学与哲学携手并进。马克思的科学素养是很高的，爱因斯坦是个哲学爱好者，罗素和怀德海的研究，使是数理逻辑成长为一门新的科学。这样的事例不一而足。
中国古代哲学的归宿是治世和修身。《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长，地久。于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在中国哲学家的眼中，天地的大道理就是人生的大道理。他们主要从自然中悟出的是做人的道理和统治的方法，而不是研究自然的运动规律，从而创造出劳动的新工具。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请来了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反复倡导，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学生中，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大多学习理科。全社会学习自然科学的风气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过了头，但中国哲学并没有与科结合走来。辩证法当然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但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主要从自然界中总结，所举的例子也大多是自然科学的例子。他阐述辩证法的重的著作之一就是《自然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部分，以“自然哲学”命名的子目就有四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进中国后，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由于由革命家来创新，也由于中国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较多地关注社会，而对自科学关注不够。对立统一的规律被用来指导如何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很小用来处理自然科学及其研究对象中的矛盾。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也许把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而没有与自己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也许你们报怨辩证唯物主义过于笼统，不能指导你的科学研究，那你为什么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和高度来创新辩证唯物主义呢？读了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我们看到，一个科学家如果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没有达到哲学式的高度，如何对哲学的研究没有一定的造诣，就不可能成为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由于本人孤陋寡闻，我没有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中找出一位科学家，在近代和现代的哲学家中，也没有发现一位科学家。我们期待着中国的科学家中出现一批哲学家，期待着中国哲学与科学的结合，期待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中国发生。
只有完成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才能使中国哲学走出国界，走向世界，在世界哲学领域拥有自己的地位。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怎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我们期待能够出现更多的领军人物，能够与西方学者进行深层次对话，不再让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研究的舞台上仅仅充当配角。
总 结
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由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需要，由于来自相对论和“三论”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已势在必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哲学上，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精华。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哲学，必须批判与吸收结合，完成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分析哲学等西方现代哲学，是催生和适应了信息时代的哲学。但它研究的是以语言和逻辑为重点的意识，研究如何认识和能认识什么的问题，没有象辩证唯物主义那样以研究世界运动的普遍规律为己任。大脑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感觉是认识世界的桥梁。从根本上说，意识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是认识世界的规律。系统哲学是最现代的哲学，但杂有较多的具体科学成分。就研究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言，世界上还没有那一家的哲学超越的辩证唯物主义。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基础和立足点，要拿来西方的现代哲学，推出中国的传统哲学，完成三者的结合，而不是各自研究，互不干涉。
我们不是为哲学而研究哲学，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在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阻碍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从根本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革命的时代才会到来。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哲学对于社会的改造，重点在于指导和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哲学是一门科学，它对世界的改造不是天天搞阶级斗争，而在于构建和谐社会。
要完成这样的哲学任务，吸收西方现代哲学的精华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从现代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才能适应现代物理学等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20世界中期以来兴起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综合性科学，在它的研究领域达到了哲学式的高度。西方系统哲学虽然杂有较多的具体科学成分，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哲学概念、原理和思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佳途径是从三论和系统哲学中吸取营养，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的自我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