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10月25日 11:23 来源：CCTV.com
主持人：好，谢谢大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经济频道的《对话》，从这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将连续两周来关注三农问题，之所以会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关注三农问题，是因为在刚刚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当中，再一次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所有问题当中的突出位置，而且依然使用了重中之重，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关心，为什么在中国迅速崛起，一路凯歌行进般发展的今天，三农问题依然是许多人关注的核心，而且越来越醒目，究竟解决三农问题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之间有着什么样密切的联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十几年来一直和最基层的农民有着不解之缘，与此同时呢，又不断地向最高层的政府建言献策的一位嘉宾，他是谁呢？我们先从大屏幕上来认识一下他。
主持人：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先生，掌声有请。韩先生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对话》，我知道您时间是非常紧的，每一年总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到农村，到基层第一线去调研，我很好奇啊，像您到基层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当地的最高政府的领导，比如说县委书记呀，会陪着您去看一看最好的试验田，看一看最好的模范村，这就可以完成调查工作了？
韩俊：那么有时候是按照他们的安排来参观、来考察，但多数情况下是我们自主地来选择我们的调查对象，但是地方的安排呢，还是比较全面的。他知道我们是搞政策研究的，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解到最真实的情况。
主持人：在这么长时间的调研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很艰苦的调查经历？
韩俊：我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我在陕西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地区商洛，我在那儿待了有十个月的时间，那叫基层锻炼，我陪我们的一位领导去看一个农民家里，一看他的房子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一个小女孩也失学在家了，她看到我们的时候是一种期待的一种目光，当时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但是那时候的感觉确实是心灵受到一种震撼，感到有一种强烈的一种责任感，有一种动力，就是说应该为中国农民做点实事。
主持人：我相信二十二年来，可能时常这样的一种震撼，都会在自己的心灵当中回响，当然付出也是有回报的，在今天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透露一下，你最骄傲的什么样的建议被政府采纳了？
韩俊：也不能说是骄傲了，我记得2001年呢，我当时的领导是陈锡文同志，他带领我们完成了对三个县的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2001年我们就提出，应该是推进税费改革，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能够免除农业税，现在这个政策已经被中央采纳，农民已经受益，这应该是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其实您说到这个消息，让现场所有的人也感觉到非常高兴，对我们制作节目的工作人员来说啊，能够在探讨解决三农问题之路的过程当中邀请到您这样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感受又有高度的嘉宾做客《对话》，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三农问题，我们也非常高兴，好，现在我们用掌声请韩先生入座，我们慢慢聊，有请！
韩俊：好。
主持人：韩部长，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的十一五规划当中，三农问题依然是被列为重中之重的问题，在我们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可是它们并没有像三农问题这样被列为重中之重，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农村人口的比例比较大，于是三农问题就被列为重中之重了吗？
韩俊：我认为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的重中之重，那么是因为三农问题，在中国是难中之难，就是在所有的难题里面三农问题是最难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农民还占到我们整个国家人口的接近百分之六十，那么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的生活条件跟城市相比，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说三农问题不是农民的事，是整个国家的事，是每个人的事，我们农民富不起来，我们整个的市场的潜力，巨大的国内的市场潜力就发挥不出来，如果农村不稳定，我们城里的人也不要想过安稳的日子，我们搞农村研究的，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城市是日新月异呀，北京、上海的大城市，省会城市也很繁华，但是我们经常是从京城到省城、到县城，再到村庄，我们就切身感受着这种巨大的反差，所以说在中国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说我的理解呢，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这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
主持人：其实您说到难题，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遇到的难题并不少，就拿下岗职工的事情来说现在我们看到下岗职工再就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可是三农问题似乎并不是这样，从1982年我们知道，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1982年到现在，我们都把它当成重中之重，它真的解决起来就这么难吗？和其他问题的解决相比，您能不能告诉大家，它到底复杂在什么程度？
韩俊：那么中国的三农问题呀，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最难的问题，难在哪里呢？那么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起码有两个基本矛盾的制约，第一个矛盾就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大家想一想农村的劳动力占我们国家整个劳动力的比重是百分之五十，但是农民创造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农业创造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只占百分之十四点五，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说，美国每个制造行业，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每小时是十六美金，墨西哥是四个美金，中国是零点五个美金，我们这个工资十几年没有多大变化，农民工的工资，核心的原因就是劳动力过剩，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因，还有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一种体制性的原因，改革以来这个变化是很大了，但是农民跟市民相比，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发展机会仍然是不平等的，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还不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法律保护，所以说我们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还没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也就是说三农问题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
主持人：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到底这样的一个重中之重，解决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难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破解，我们看到政府在扶持农业，在减轻农民负担，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而农民也得到了很多的实惠，特别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温总理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原定五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三年就可以实现，为此仅仅在今年中央财政就多支出了六百六十四个亿，但是我想问您的是这个目标在这样的一天实现了，您心里的那一刻的感触是什么？
韩俊：中国这种农业税收制度，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是从公元前594年就开始的，当时叫初税亩。到明年正好是两千六百年，明年将全部免征农业税，这个皇粮国税这个历史就会终结。确实作为一个研究三农问题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我想说的是不能看作这是对农民的一种恩赐，也不是对农民的一种优待，而是要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我们要交收入所得税是吧，我们的起征点是八百块钱，农民的收入是多少呢？去年农民每个月的收入是两百四十五块钱，农民务农的收入去年每个月是八十八块钱，所以说取消农业税呀，免征农业税这是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我们不能够，对农民的生存收入来征税。
主持人：所以说可能这一天的到来，是和很多像您这样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工作人员长期呼吁的一个结果。
韩俊：我去基层调查呢，很多基层干部，很多农民就对我讲，改革开放以来呀，农民最高兴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分田到户了，农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权，第二一个就是种田不交税了，这是农民感觉到，真正得了实惠了，我们写了那么多文件，出台了那么多政策，农民最高兴的就这两件事。
主持人：这是农民朋友常常会把您当成一个桥梁，希望向政府来传递一些，他们的心声，今天我们不妨在现场也架设一个这样的桥梁，因为我们远道而来请来了一位从安徽来的农民朋友，来，掌声欢迎你。
主持人：给我们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您。
张立政：我是来自安徽省宁国市，中溪镇的农民。
主持人：在你们那儿，你自己的地上都种了一些什么？
张立政：种稻谷，再加上一些油菜。
主持人：那每年把这个稻谷，把这个油菜拿出去卖的话，能够有多少的收入啊？
张立政：一年要种得好的话，能弄个三百元钱一亩田，纯的。
主持人：那你们家有几亩田啊？
张立政：一个人五分田。
主持人：五分田？
张立政：只有两亩田。
主持人：那就每年可以收入六百元钱？
张立政：对。
主持人：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农业税减免了的话，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帮助啊？
张立政：一亩田现在政府给我们减免，原来是征收是四十八元，现在这个农业税一减免，两亩田就是九十六元钱，但是这个九十六元钱对我们农民来讲呢，大家也知道这个挣九十六元钱也是不容易的，也很辛苦的，所以还是感谢党中央对农业税的减免，我们心里是很满意的。
主持人：今天不仅我们请来了这位安徽的农民，而且把他的父母官也请到了现场，这是来自安徽宣城市宁国市中溪镇的书记柯培金，来，欢迎一下柯书记。
主持人：实际上在您所在的镇当中有多少的农户啊？
柯培金：我们镇是总人口是两万八千六，其中农业人口是七千一百户，两万五千二百人，农业税原来是一百二十一万，人均是四十七块钱左右，我们从今年全部都取消。
主持人：我相信这样的一笔税款，可能以前你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征收的，现在不用了。
柯培金：过去在征农业税的时候，我们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年至少要花四分之一的时间去征农业税。
主持人：那现在呢？现在应该好多了，你不需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去征税了。
柯培金：这个农业税取消以后，我们政府干部轻松多了，今年上半年在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我们将原来的我们十九个村合并成六个村，原来村干部将近一百个村干部，现在不到三十个村干部，所以村干部减少了三分之二。
主持人：我想对于今天电视机前很多很少接触到农村和农民朋友的人来说，减免农业税对他们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能他们了解得不太多，你能不能告诉这样的一部分的观众，减免了农业税对农民究竟有多大的帮助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和解决？
柯培金：但是农业税取消以后，从目前我们自己亲身感受来说，还不能根本改变目前农村的问题，也不能根本改变我们农民富裕起来。
主持人：这个问题可能旁边的张立政朋友是最有发言权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从自己的田上每年可以有六百块钱的收入之外，家里还有没有别的途径来一些收入？
张立政：除了种田以外，那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搞一些副业，打一点工，因为两个小孩还要上学，大概一个月要得最少是八百元。
主持人：现在我们也知道农业税减免了，你刚才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每年能够减掉九十多元钱。
张立政：对。
主持人：它对你帮助大吗？
张立政：对家庭来讲呢，减免农业税这是极少一部分，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这个事情我就讲，是党中央一片心情，这是我们作为农民来讲，还是非常感谢他们在关心我们。
主持人：旁边的柯书记可能也是很有发言权，那对于您来说，现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依然会觉得非常缺钱？
柯培金：因为从目前我们农村来讲，我们中溪镇目前债务还有将近四百万，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公用事业的投入方面，我们仍然感到不足，水利设施、道路建设，基础教育的投入都需要钱。
主持人：农民朋友有农民朋友的烦恼，书记也有书记的烦恼，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状况，在全国来说算得上是典型的情况吗？
韩俊：应该说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刚才他们讲的故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说免征农业税，刚才讲到对你的家庭来讲，也不过就是减轻了一百块钱的负担，但是对那些贫困的家庭来讲，那么我们曾经调查过最穷的那些百分之十的农民，他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收入用来交税，所以税费改革对这些农民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税费改革以后，农民他有一些新的要求，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字，钱。
主持人：钱。
韩俊：需要继续投钱，有些钱是农民一家一户投不起，也投不了的，你比如说教育，学校不能靠农民集资来建啊，所以说农村的发展一个很重大的课题。
主持人：就是钱从哪里来，您刚才说到像柯书记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因为有工业基础的，但是对于一些没有工业基础的村镇来说，农业税免除了之后，他们的基层财政状况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韩俊：那么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调查，有的乡镇，因为它负债非常高，有的乡镇一欠就是一两千万，它很多收入要用来还债了，那么我们曾经看到一副对联，就说是借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挖东墙补西墙、墙墙是洞，也就是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窘迫，那么税费改革以后，它是借新债还旧债没债可借了，挖东墙补西墙是无墙可挖了，没有洞比挖了。关键就是说你的工业有没有，你光靠中央的转移支付，你只能够保证发工资，发展的钱是非常紧缺的，这样的镇可以说还是比较多的，在中西部地区。
主持人：如果说现在不找农民收税了，那么我们基层的这些财政的状况，正常的运转所需要的这笔钱到底该从什么地方来，您有没有见到过因此就运转不下去的这种情况？
韩俊：现在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理念，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财政部的领导曾经讲，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要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亿万农民，公共财政阳光要普照农村的话呢，首先得有太阳，得让太阳升起来，这个太阳就是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那么现在这个教育问题，我们在全国做了一个两千多户农民的调查，农民养活一个小学生一年的支出是一千二百元钱，一个初中生大约是一千四五百元钱，一个高中生大约是五千元钱，一个大学生一年是一万两千元钱，那么这个义务教育呢，九年制的义务教育那么应该说这个现在还不纯粹地是一种政府的义务，应该是政府的义务，我们一个稳定的教育投入的增长的一个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主持人：您有没有见过情况最糟糕的一个学校？
韩俊：我在他们旁边的一个县叫郎溪县叫梅林镇，我去参观过一个梅林的一个初中，那么这个校长就跟我把所有的账本搬出来，这个学校是它一年的学杂费收入是十三万元钱，它欠了四十六万元钱的债，那么1963年盖的校舍还存在，他当时就告诉我他给县长写了一个报告，本学校现在账上还有现金七千六百元，如果县长不给我钱，八月份我学校就关门了，那么这个校长就跟我讲，他说义务教育应该是国家的义务，不应该是我校长的义务，所以说我觉着取消农业，免征农业税以后，公共财政的阳光要照到农村，首先要照到教育上，首先就是种田，农民现在是不交税，将来农民的孩子享受义务教育，上学应该不交费，这应该是农民期盼的一个大事情，就是种田不交费。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这句话特别好，就是让公共财政的阳光要照耀到农村，但实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想是不是我们也不能够把所有的愿望和需求都寄托在公共财政方面，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我们可以得到资金，得到发展？
韩俊：那么农村的发展呢我觉得财政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财政只能够提供一些公共品，很多方面需要通过金融的支持，也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是一定是农民自愿的，农民民主决策的，我们政府呢千万不要来代替农民来选择，更不能来变相地来加重农民的负担。
主持人：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刚才大家探讨了很久的究竟钱可以从哪里来，刚才韩先生提到了一个思路，在现场也有其他的专家和学者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听一听你们的建议，钱到底应该从哪里来，来。
付文阁：其实现在有很多有志之士，已经发现了农业这是一个有一个广阔前景的市场，其实去年、包括今年有一些财富排行榜里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什么样的行业最挣钱呢？第一个行业就是出亿万富翁最多的行业，是房地产。那么第二个行业就是跟农业相关的，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农业里面蕴藏着很大的商机，所以我想呢，农业的发展单靠公共财政是不行的，单靠农民自己是不行的，应该号召全社会来关注农业，因为农业有巨大的财富在里面，大家都投入到农业的事业当中。
主持人：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节目，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一块儿关注了为什么三农问题到今天依然是我们重中之重，其实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只有当农民真正不再成为农民的时候，农村的问题，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韩先生，您是不是认同这样的做法？
韩俊：应该说只有转移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来富裕农民，我们的预测就是说到2020年和2030年，我们将会有两到三亿农民由农民转化为市民，那么这个如果没有城市化的发展，没有新兴工业化的推进，三农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农民变市民减少农民，这是一个根本的途径。
主持人：我手头有一组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字，就是现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2003年是1.1亿，2004年是1.2亿，可以说在新增的产业工人当中每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就是来自农村，这样的速度算是很快吗？
韩俊：十五期间我们的城市化率每年平均大约提高1.4个百分点，那么这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了，虽然速度非常快，但毕竟我们还是，在一个城市化的初期。
主持人：所以我们也很担心未来我们速度越来越快，会不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包括现有的一些问题会不会越来越激化？
韩俊：十一五的规划建议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的是进城就业农民这个概念，实际上他们还拖儿带女进城，实际上离开农村在城里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人口，有农村户口的人口接近1.7个亿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进得了城，但是留不下，扎不了根。
主持人：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一种现象了。
韩俊：这个概括非常好，经济上我们接纳他，但是社会上，我们实际上是排斥他，那么这么多人进来了，你比如说全国光在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就有七百万人，北京市今年秋季入学，小学阶段外来人口的子女，我看到一个数据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么多人进来了是吧，他能不能够享受到跟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那么这些人的居住问题怎么解决，那么这些人怎么有一个稳定的就业机会，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都是中国今后城镇化加快进程当中，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主持人：您刚才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些外来城市务工的人，他们的子女的入学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是北京新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易本耀先生，来，我们掌声欢迎您。
主持人：易先生，我们知道外来人口的孩子要在这座城市里去读书，肯定是很难的事，我们很想知道现在学校的境况，是不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易本耀：现在比过去好，从从前来看比起过去的几年，十年多前都好得多。
主持人：哪方面是让你觉得改善最大的地方？
易本耀：我们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摘掉学生非法求学和教师非法办学的帽子，实现合法化，这个已经实现了。第二个目标是想为民工子女寻求一个比较稳定的学习场所，这个还在奋进过程中，总的来看比以前好。
主持人：实现这个目标，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钱吗？
易本耀：最主要的是容身之地，就是需要一小块教学用地，我们要是有了它，盖不起好的房子，我们可以盖简单的，比如说平房、或者是活动房，可以止住漂泊的脚步。
主持人：那有没有想过向有关的教育部门来申请一部分的经费，有可能吗？申请过吗？
易本耀：压根就没想过。
主持人：不敢想。
易本耀：因为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你想作为一个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不被排斥，不被隔离，能够在思想上、在情怀上能够接纳就已经很够了，不要再自找难堪、自找麻烦，那不实际。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您这个校长当得确实是非常难，又要给这些进城务工的人的孩子提供一个最好的教育环境，自己要顶住那么多的压力，所以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朋友给他鼓鼓掌，也给他一份信心。
主持人：希望这样的一份信心能够让您支撑着向前走得更远、走得更久。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
易本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主持人：很高兴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在为这些农民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的问题。
韩俊：这个易校长我要多说几句，我非常敬佩他，他还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做过一个报告，操场上有五六百个学生，我说同在蓝天下，这个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们的学杂费可以不交了，现在北京市已经宣布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将来你们老师的工资也不需要你们掏钱来支付了，应该由财政来付，将来你们的用地，你们的学校的校舍的建设都是由财政来掏，当时他们的老师、学生这个掌声，可以说掌声雷动。
这确实是我内心的一个愿望，现在应该是让这些民办的学校，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学校，应该得到跟公办学校一样的，公共财政的支持，它是最需要公共财政阳光的。
主持人：刚才您说他应该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可是他却不敢想，十一五规划当中的很多新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当中，是不是就可以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韩俊：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确地讲，就是说要依法保护外出务工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个平等的受教育权就是他们希望的一个最基本的权益，我们不但经济上要接纳他，我们在社会上还要接纳他，不能够让这些人长期处在一个城市的一个边缘状态，不能够让他们永远戴着农民工、边缘人口这个帽子。
现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一些城市的政府，他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你比如说我去南方几个城市，你像昆山，他不叫外来人口、不叫农民工，他叫新昆山人。温州人就把这些外来人口叫新温州人，这说明这个执政理念在逐步地改变。易校长的这个不敢想的梦想，我希望在今后一两年的时间里就应该可以解决，应该给予解决。
主持人：我想我们看到的十一五规划当中也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城乡统筹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中央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这个问题，您在调研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好的解决方法？
韩俊：我认为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关于三农问题这一部分写得非常到位，我认为有三条主线，非常清晰的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强调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二条主线就强调要推进，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的改革，那么第三条主线就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那么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针，这是跟十五计划相比，十一五计划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突破。我们从最近两年，我们明确地提财政新增的用于教育、用于卫生、用于文化的支出要主要用于农村。总之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那么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我想对解决这个问题会产生极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主持人：确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思路，给很多人带来了一些信心，但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在落实到现实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我们注意很多，常先生，您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常清：那么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这么多农民在经济学说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开出药方，人往哪儿去，这么多农村劳动力要转移，我们一定要用市场经济的新观点、新机制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那么政府和农民都要各自定好位，政府干什么，不要代替农民选择，政府有几件事是需要干的，一个政策、一个体制，还有一个教育。我们的农民怎么能够到城里去，从事什么，我认为更多是从事第三产业，我从来反对要把每一个农民都变成大学生这种观点，应该什么，应该更多的农民学习技能，学习一定的知识，他有能力到第三产业去就业去创造财富来富裕起来。
主持人：在十一五的规划当中特别提出了要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但是这个提高究竟怎么提高，你能告诉大家？
韩俊：其实在中国有人说过一个笑话，在中国只有我们男士和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那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女同志有妇联是吧，学生有学联，青年还有青联是吧，工人有工会，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农民我们有九亿农民，两亿三四千万个农户，那么客观地来讲农民就是一盘散沙，农民他有共同的需要，但是农民的共同的行动非常少，现在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坦率地讲这一方面的进展相当地缓慢，难在哪里呢？首先从历史上来讲，我们搞合作化走了很大的弯路，还有我们现在还是缺乏带头人，没有能人带动，他搞不起来。
另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制环境、法律环境，现在还没有，正在加建立法是吧，总之我觉得虽然难，但是要有信心，我最近带着十几个同志，去加拿大的农村参观了半个月，全是看农民的合作社，我回来以后信心大增。
主持人：你觉得我们也能做得起来？
韩俊：我在加拿大遇到一个志愿者，他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他帮助农民组建了大约六十个合作社，他说要办一个成功的，农民的一个合作经济组织，他讲了一个五步，五个构成的要件。第一步农民应该有共同的兴趣，第二一个应该有一个好的带头人，那么第三一步呢，就是说应该有一个商业机会，那么第四一个呢，他说应该有一个好的内部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治理的结构。那么还有呢，应该有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
主持人：这么多的人无论是国内的或者是国外的都在努力，要把农民朋友组织起来，是我们相信电视机前会有很多朋友不理解，这个好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地强调把他们组织起来，我可以讲一个例子，我前不久去四川一个县去做调研，四川一个井研县，那么这个县有三四千户农民是养这个肉，养兔子，养兔子这个县有一个非常大的龙头企业从事兔肉的加工，一个龙头企业要面对三四千个养兔子的农户，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他们在实践中这个龙头企业发现在它和农民之间必须有一个中介、有一个桥梁，农民也发现呢，他要跟龙头企业去谈判也必须有一个桥梁，有一个中介。后来当地政府就积极地来引导农民搞了很多这种协会，一些专业合作社，都是能人带动了。那么通过搞这种合作社以后，第一新的技术很容易在农民中推广，比如说这个防疫也很容易搞，而且这个合作社确实是可以代表农民去跟这个龙头企业的老板去谈判，能够寻求一个合理的价格，合作社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可以为这些小农户来提供服务，这是它最大的价值。
主持人：我想对于我们《对话》节目的观众朋友来说，不管从前您是否关注过三农问题，至少在今天我们的《对话》现场让大家了解到了三农问题为什么如此地重要，而且我们也不断地在寻找着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途径和想法，今天到场的朋友都在基层有过非常丰富的工作和实践经验，所以各位来把你们平时的研究成果做一番提炼，告诉我们您认为还有什么样更好的办法，还有什么具体的做法能够来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这位是非常迫切啊。
观众：我想提的一个建议是关于公共财政支出的，这个方面的，我们知道现在随着农业税的减免，那么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是剧减了，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这个公共产品，包括一些基础设施，还有基础教育，把这个公共产品进行严格的界定，就是说哪些公共产品是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哪些公共产品是应该由省政府，或者市、县政府提供，哪些公共产品是应该由乡镇政府提供。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当前乡镇政府的税收来源减少的情况下，能够减少它的压力，而且能够给农村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
主持人：好，来，旁边那位。
观众：农民口袋的问题呀，要靠农民的脑袋来解决，而且不仅仅是说农民的脑袋，就是需要有一大批懂农业科技、懂农业市场、懂农业贸易、懂相关的农业方方面面知识的人来投身于这个行业，然后投身于这个行业，我们来做什么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么就是我们要有个大农业的概念，在这个大农业的概念当中，我们要具备一个就是在整个大的行业当中，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受益者，我认为这是一个解决之道。
主持人：我们听到的建议也越来越精彩，好，还有哪一位？
观众：我还想从其他方面谈一下，因为在支持农业、农村之前，咱们国家有一个希望工程，希望工程主要是针对偏远山区的农村教育，这里我得到一点启示，就是说现在农民他现在政策资金，这是比较缺的，另外我觉得农民最缺的还是一个视野问题，身处城里这些个具有知识，具有一定视野，还有具有一定爱心的学者、企业家，这些个知名人士能不能也像搞一个类似的希望工程这样的一个援助农村的义务组织，然后通过他们的种子的作用
把一些好的政策，他们宽广的视野，还有一些更加让老百姓能够意识到这个社会在前进，在发展的一个动力，灌输到农民中间、农村中间。
主持人：好，谢谢你的建议。
主持人：刚才我看到大家的发言非常地踊跃，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建议过程当中来，如果说把刚才这种热烈的讨论要总结出一份建议的话，韩先生，我不知道您会特别着重地提到哪几点，包括您个人可能会在里面补充上哪些内容？
韩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过去大家说我们的农业是口号上重要，口头上重要，那么实际上并不重要，是口惠而实不至。那么我认为现在关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政方针应该说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要对农业、对农民、对农村实行多与少去放活，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针，我想提出来就是说大政方针已定，我们现在缺的是实招，所以说应该是咬牙跺脚出实招，让农民能够真正得到实惠。
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全社会要来关注农村，全社会都要来支持农业，那么我们全社会都要善待农民，那么只有这样我们的这些大政方针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我们的三农的工作才能够真正有一个新的局面。
主持人：相信您刚才的这番话，说出的是很多人的共同心声，在今天的《对话》结束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交流我的个人的感受，其实今天我们都在关注三农问题，但谈到现在，我相信大家一定和我一样，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韩俊部长和所有在座的每一位来自基层的朋友，跟我们共同来关注三农问题，那么在下周的节目时间我们还将锁定焦点，持续来关注这一中央关心、百姓关注，而且深刻影响我们中国未来的三农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好，谢谢大家。
（来源：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话》栏目）
责编：周笑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