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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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作者: 费孝通
译者: 戴可景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01
这本书是费孝通博士于1939年在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成果，原著为英文，80年代经他人翻译为中文。近日刚读完，多谢郑磊的赠书。
一个朋友认为这本书可以学习社会调查怎么做，但是文字枯燥，没有读下去的兴趣。看作一本社会调查教材无可非议，但我并不认为“文字枯燥”，在科学冷静的说明、分析和数据里，其实蕴含了很多情感力量。很多长期以来的心灵积习，至少在过去和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会轻易消失的，这使得这本３０年代的旧书不会太过久远。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变革的语境下，我们容易产生这样的思维定势，一切唯“新”而不是唯“好”，这是特殊的时代造就的余毒，在新旧对抗之中，新事物必定占上风，因而很多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被我们漫不经心地抛弃了。抛弃的同时，我们产生了价值的困惑，不少美德丧失了他们依托的精神母体。值得学习的是，费博士本着科学和人文的准则，而不是自项羽焚八百里阿房宫起的革命精神，来看待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行为，试图寻找疏导，改良的方式，例如他认为公历学校作息时间和农忙时间存在冲突亟待改良，虽然现在机械化生产的农业不需要中小学生来帮忙，但这种思路不失为其他问题的启发。可惜的是，他的研究长时间地被中断，不然或许我们能避免一些今天所走的歧路。
费孝通先生是一个受西学影响颇深的学者，他把开弦弓村看作是一个研究的最小对象——社区， “社区( community)”在国外也是２０年代刚刚兴起的理念，却已经被社会学的费先生引进他的中国农村研究中。
作为无数个中国农村之一，开弦弓村有它的普适性，但同时，特殊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因素也形成了它的本土性。从作者的分析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社区：该村多水系，水的环绕分界形成了一个个邻里单位——“圩”，一个圩由农田和居住组成，几个圩形成一个村庄，连接圩和圩的是小桥和航船，航船也承担了对外交通的功能，在桥边分布有小店，村的北面和西面分别有一个庙。根据场所对应的行为，有居住、农耕、购物、交通和宗教活动。
仅仅把一个圩看作一个邻里还是很局限的，对此，书中的解释是：“邻里，就是一组户的联合，他们日常有着很亲密的接触并且互相帮助。这个村里习惯把他们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居。对此，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乡邻’。他们互相承担着特别的社会义务”。因此，连接这些乡邻的，有两个因素：一、空间因素——这个村里习惯把他们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居；二、行为因素——他们日常有着很亲密的接触并且互相帮助……他们互相承担着特别的社会义务。前者多少由姓氏和姻亲形成，后者则是对前者不可或缺的巩固。他们在日常婚葬礼仪中无报酬的互相帮助，礼尚往来，加强联系。
在乡村的精神文明中，除了相互之间的关爱感情，还有“敬”和“畏”的情感。对长辈、自然和神明的敬畏，是维系很多美德的情感因素，例如尊敬赡养老人。又如对土地和谷物的敬畏，使得人们不轻易破土动工建造私宅，不浪费粮食。书中提到，新的行政制度引进，使得村里的等级制度发生了不自然的变化，上级可以直呼比自己等级低的年长者的姓名，这虽然是一个极小的细节，但足以形成很大的波动。如我前面所说，很多美德在变革中因为失去承载的母体而消失了。
我个人感觉这个村庄在受到外来冲击之前，有着一个既强大又脆弱的平衡。强大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磨合的结果，而脆弱在于假如这个平衡系统的一个因子自己发生了突变，就会给整个系统带来严重的问题。《红楼梦》里探春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就是这个道理。
农村对于外来事物是敏感而谨慎的，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小武回家之后，家人看到了他新买的呼机，对于这个新事物，全家人小心翼翼捧在手心传看，镜头在此以非常慢的速度转动。这种对外者既拒斥又追随的情感，费先生在书中也有描述，一方面是外来人员很难融入一个村庄，另一方面，村民认为，“口音越是听不懂的和尚，念经越有用”。
费先生对农村的农耕和副业各环节作了详细的介绍，让我惊叹于这些农业行为的技术性和精确性。这个系统的每套程序，都需要一个惊人的协调。以农耕灌溉为例，由于水域在田地的外围，必须修建渠道，外层的田地灌溉一定量之后，必须自觉地关闭出水口，以满足下一块田地的灌溉，为了满足均匀灌溉，同一田埂内的田地必须高度相同，如果有一家的田地为私自储水而降低地块高度，便会遭到谴责。即使干旱时节，这个规矩个人也不敢轻易去破。这个规矩不是任何行政部门强制执行的，而是自律的结果，自律是这个地区自治的条件之一。
形成平衡的还有一个经济因素，在这里，各家因为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相似，经济水平也相差无多，并且人们都还没有炫富心理，大多数家庭都是维系温饱和适当的对外联系以及文娱活动。但是，国际工业化的影响也波动了这个村庄，作者不止一次提到，副业经营的惨淡，使得人们没有闲钱再去举办一年一次的戏台，文娱活动的取消，也导致了一个集体交流的缺失，也异化了人们的联系。另一方面，经济水平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就有可能打破现有的秩序。
而整部书，如副标题所述，除了介绍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更着眼于外来冲击对这个村庄的影响，以及人们的适应，这种适应是伴随着苦难的。犹如化学反应中的平衡，当一个因素发生改变的时候，就会形成平衡移动，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过于致命的外来冲突，会导致内部的突变，哪怕一个微小的突变，都会影响全局。
有一点的疏略，让我觉得遗憾，三十年代也是传统医疗体系和国外医疗体系冲突的年代，而费先生对农村医疗卫生似乎未见详细涉及，除了谈到村里儿童的高死亡率时候略有提到。
我们自古以来有着弹簧一般的韧劲，但一旦到了一个极限点后，反弹的爆发力也是不可估量的，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到农民经济水平剧降之后，不得不接受高利贷，在无限苦难的默默忍受里，已经蕴含了反抗的力量，个体的爆发会点燃群体的爆发。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人们从户口上成为了非农户口，农业日渐萎缩。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心理积习面临着冲击，而无所适从。流动的人口影响着城乡。在移民问题严重的西方，不少学者把中国这一人群叫做rural migrant，更让人忧心的是他们的下一代，很多既回不了村庄又无法在城市安身。城市本身报答他们多少应得的呢？城市的建设需要他们，城市却无法承载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如果多一些费博士这样的理性学者，是否很多问题今天可以避免呢？
这几天一直看新闻，今年将近过年的气象灾害，使得交通的中断，不少外来务工者被困异乡，在寒冷的车站等待，忍受着饥饿。我不知道这样的苦难在他们身上延续多久，每一个时代的变革，是否一些人注定要成为铺路石，如果这样，对这个为数不少的个体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并且每个人都蕴含着足够大的力量，社会不可忽略这个力量。如果关怀还停留在发几个罐头，送几笔慰问金的自上而下的层次上，那远远不够，更为急迫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像费老这样自下而上的调查分析。新农村建设需要这样的人们，不是成天振臂高呼口号的某些官员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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