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三、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的研究及其现状

所谓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的研究，就是要对乡村治理的内在运作逻辑做出解剖，要研究乡村治理究竟是怎样展开的，不同地区乡村治理展开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乡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等等。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乡村治理制度及其内在逻辑，比如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取消农业税后“一事一议”制度安排，乡村组织体制和司法调解制度的安排，等等；

——二是乡村治理制度具体的实践过程及其区域差异，比如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农村具体展开的过程及其在不同农村实践的差异与原因；

——三是乡村社会内生的秩序机制，如农村传统的生产合作和生活互助机制，传统的纠纷调解机制，等等。

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中，第一个方面显然与政策制定有密切联系；第二个方面是借对各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在不同农村地区的实践机制及后果的比较，来理解政策的实践逻辑，同时理解乡村社会的内在差异；第三个方面则更多的是理解传统等村庄内生因素。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一个想象的施政对象为前提的。之所以说是想象的施政对象，是因为任何政策制定者都不可能掌握政策实施对象的全部信息，而只能借助以概念建构起来的农村图景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概念是对真实状况的简化和抽象，概念化的农村是一个想象的农村，而非真实的农村。

概念化乃至想象的农村并非问题，因为丰富且极其复杂庞大的农村状况，只能依靠经过简化和抽象的概念来把握。不过，对农村真实进行概括的水平有高低，概括农村的关键要素取舍有差异，就可能建构出完全不同的农村图景。能否准确清晰地对真实农村图景进行抽象，是对概念化水平高低的考验。

政策制定者及政策研究者，既需要准确把握其施政对象，又需要清理政策本身的逻辑合理性。政策本身的内在逻辑必须统一，且目标与措施的配置必须有效。这里的政策并非狭义上的政策，而是广义上的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人为制定的制度。

实际上，政策制定者及政策研究者对农村的想象，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凭借个人经验，而大多数依托于相关的学术研究，这些学术研究通过对农村的调研，提供调研报告，进行理论抽象，最终提供了概念化的农村图景。这些概念化的农村图景，与乡村治理机制第二、三个方面的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是通过后两个方面的研究，才可能建构出一个具有较高概括力和较好准确性的概念化的农村图景来。

政策是如何实践的，不同政策在不同农村实践的机制及其结果的差异，正好构成了理解农村及其区域差异的途径。通过理解政策在农村实践成败的原因，可以将政策本身（政策制定者）对农村的想当然之处清晰地展现出来，从而将政策制定者所赖以想象农村的相关理论的粗糙、不准确乃至误导之处暴露出来，这就为完善理论，为提出更有概括力和包容性的理论提供了条件。

第三个方面的研究，是在观察自上而下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后果之外，对不同农村内生秩序能力及其差异进行研究，探讨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农村社会性质的进一步概括与判断。

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研究的核心，是要理解乡村社会究竟是如何获得秩序的，其获得秩序的逻辑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也是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部分。展开来讲，我们可以从三个侧面来描述当前学界对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的研究，一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的理论性讨论，二是对历史上的乡村治理机制的讨论，三是对不同区域乡村治理机制的理论性讨论。第一个侧面是基础，后两个侧面则分别是从时间与空间两维的进一步展开。

第一各侧面的讨论，典型如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再如孙立平等人撰写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系列论文。[11]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争论，其核心是乡村治理制度应不应该考虑其小农经济基础，乡村治理制度究竟是自上而下实施的，还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实践的。在法学界，这集中表现在苏力式的本土资源派与主流的普法派之间的争论中。村民自治研究是学界一个时期以来的热点，也可能是乡村治理研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领域。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民主的视角，即将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一种可能方案，希望由村民自治能更上一层，由村到乡，由乡到县，最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另一个视角是治理的视角，即将村民自治作为使农村有序的一种可能办法，它更关注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的适应性问题。总体而言，当前国内村民自治研究的总体水平较低，民主视角的研究占据主流，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2]和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3]。

除法律和制度以外，在农村社会还有着诸多自生自发性的内生秩序机制，典型的如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互助合作。这些内生合作机制解决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所要解决的大部分难题，且成为农村自下而上接应外来法律和制度安排的力量。甚至之所以在1980年代推行农村承包责任制，也是基于对农民家庭内部合作的期待。家庭是一个私的单位，分田到户后，个人生产积极性可以在家庭中被调动起来。农业经济学十分关注农民合作，在农村内生秩序（尤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生秩序）方面多有研究。斯科特关于道义小农和波普金关于理性小农的争论，也在国内学界有所回应，具体如秦晖等人的著作。

农民互助合作的状况，与传统制度和习惯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有着互助合作的要求；另一方面，村庄中自古以来就存在（因此不应受到质疑）的实践，村庄乃至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想象和社会建构，克服了人与人交往中的搭便车行为，降低了人际交往的成本并在村庄中内生出秩序来。

关于传统与内生互助合作能力的讨论，区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中有较多的成果[14]，其中尤以对宗族和乡村精英的研究为多。传统不仅是古代的传统，而且有新近的传统，比如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村民小组建制，在有些地方成为了农民认同和行动的单位，[15]对传统的研究构成了历史上乡村治理机制讨论的主要部分。

第三个侧面的讨论是乡村治理机制的区域差异研究，即为什么同样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会在不同农村有不同的实践机制和后果。我们曾从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角度来讨论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16]在我们的解释中，之所以同样的制度会在不同农村有不同的实践后果，其中一个原因是传统在不同农村遗留下来的制度的差异。举例来说，传统的宗族制度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在当前中国不同农村留下了程度不同的碎片。有些农村，宗族认同仍然存在，比如江西、福建、湖南的部分农村；有些农村，宗族认同已经不存在了，但“五服”内的血缘认同仍然强有力，小亲族成为农民基本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如黄淮海的相当部分农村；有些农村，在家庭以上不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认同与行动单位，这样的村庄就是原子化的村庄，如湖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农村。村庄内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构成了村庄内接应自上而下制度能力的差异，从而造成了制度实践机制与后果的差异。

构成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因素，当然不只是由传统断裂程度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很大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他还包括种植结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等等。无论是由何种村庄内生因素的差异造成了政策实践的差异，并因此带来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都可以找到理解乡村治理机制的钥匙。丰富的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经验研究，可以为建构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和包容性的概念体系，提供强有力的准备。

以上大致列举了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研究三个侧面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研究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乡村治理的真实逻辑究竟是什么，农村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转及为什么会如此运转，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究竟会如何影响和究竟是如何影响乡村治理逻辑的，我们如何理解真实的乡村治理机制，以及我们能否将对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的理解概念化，从而形成一个理论的体系。

四、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研究及其现状

所谓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研究，就是对乡村治理得以发生的具体时空条件的研究。乡村治理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在具体的时空中，在特定的人民和社会基础上发生的。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构成了自上而下政策实施得以发生的条件，自上而下的政策在特定乡村社会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大部分内容。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农村社会实践的后果以外，乡村社会内部也会自发地内生秩序，这种内生秩序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另一部分内容。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研究，重在研究构成乡村治理得以发生的微观基础，而不是研究乡村治理本身。

展开来说，乡村治理内生基础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的条件，二是物质条件，三是社会和文化条件。所谓人的条件，是指在乡村生活的人们的状况，他们的观念、信仰、爱好、习惯、道德、知识、偏好，等等；所谓物质条件，是指构成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物质基础，如地理区位、公共设施、种植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类型，等等；所谓社会和文化条件，是指构成特定乡村社会文化特点的社会分层状况与地方性共识，如乡村精英状况、村庄舆论、共同体的强度、村庄生活习惯和习惯法，等等。

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研究，要与乡村治理外在条件的研究及乡村治理的机制研究区分开来。区分的办法就是将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当作自变量，而非因变量，虽然事实上乡村治理内生的微观基础，是受到宏观的外在条件约束并且是某些外在条件的因变量。

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因素会形成自发的秩序，自发秩序研究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一部分，比如农村传统的调解制度，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大都是传统遗留下来的内生秩序，这种秩序构成了农民的一种生活习惯，在法学上则可能成为“习惯法”。这种习惯法及其实践，与成文法及其实践有很大的不同，但又都构成乡村治理机制的一个部分。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研究必然会涉及到乡村治理内生秩序机制的研究，但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研究的重点在对构成乡村治理内生秩序条件的讨论上，而不是在对机制的讨论上面。

关于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人的条件的研究可以十分丰富，具体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一是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层面，或者是人的信仰层面，这个层面要回答农民生活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他们觉得什么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为什么要如此活着及怎样面对生与死的问题。这个层面是农民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础。二是人的社会性价值的层面，或者说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人及认为应该如何及实际上是如何处理与他人关系的层面。这个层面要回答农民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位置及其对这个群体的看法的问题。典型如村庄内的面子竞争。三是人的观念层面的研究，诸如消费观念、民主观念等等，四是人的素质的研究，如所谓愚、穷、弱、私的研究，人们合作能力的研究，等等。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人的状况的变化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农民的价值问题，观念问题，素质问题，都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而这些问题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能理解这种变化，就很难把握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而其中最关键的恐怕是人的生活价值观问题。

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农民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作为基本追求的本体性价值被动摇了，村庄的社会性价值也在发生变化。村民对社会性价值的激烈争夺，往往不是整合了村庄的团结，而是破坏了村庄的团结，村庄社会因为对社会性价值的激烈争夺，而使村庄共同体解体，村庄变得原子化起来。

当前农民家庭关系的日益理性化，孝道的日益衰落，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公共生活日益萎缩，公共舆论日趋无力，村庄社会日益灰色化，这些都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而对这种内生基础的理解都应当放到农民价值世界的变化这个范畴去理解。从这一点出发，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需要深入到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中。

关于农民价值问题的研究，散布于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及宗教学等学科，代表性的研究如阎云翔对东北农民私人生活的调查。[17]人类学、民俗学对农民信仰和闲暇时间的研究，对农村风土民情的研究，对农民幸福观的研究，本土社会心理学对中国人情和面子的研究，[18]宗教学和人类学对农民信仰的研究（如对黑龙潭的研究[19]）等。

关于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物质基础的研究也十分丰富。正是特定的物质条件，构成了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物质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区域社会史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中受到很大的启发。例如，种植水稻对于水利的高要求，使得水稻产区的农民更倾向于内部合作，这导致了聚居和宗族的发育。聚居也更容易产生出村庄认同，等等。而在旱田的耕作中，很少需要超出家庭规模的合作。在这方面有黄宗智的研究。[20]

关于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研究，包括家庭的结构，对特定行动单位的认同状况，村庄舆论力量，特定的地方性共识的状况，乡村社会分化的状况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乃至乡村资源变动（如人财物的流动状况）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等等。这方面的研究范围很广，可以从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很多学科吸取营养。如社会学界陆学艺等人关于农村社会分层的讨论。我们试图从法律制度运作基础的角度切入，对农村灰色化进行研究，[21]也构成了对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研究。

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研究，是要讨论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时空条件，这主要指乡村内部的具体时空条件。乡村治理总是在具体的人员、物质和社会文化基础上展开的，不理解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人员、物质及社会文化基础，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

在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研究上，人类学“整体论视角”十分重要。这一视角强调社会整体中的部分对于社会整体的维持的功能，即强调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对于构成一个整体的意义。乡村生活中人、物，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任一因素都可能构成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也都构成了乡村治理得以进行的条件。

五，小结

乡村治理外在条件研究要回答乡村治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研究要回答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即研究乡村治理具体是如何展开及为什么会如此展开的原因；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研究，要进一步回答乡村治理内在逻辑所依托的具体时空条件。当前国内学界，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均有大量与以上三个层面的乡村治理研究相关的内容。以乡村治理作为关键词，以乡村治理以上三个层面的划分作为框架，有可能建构起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平台，并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既有重大政策含义，又有重要学术贡献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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