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燎原生产责任制研究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从凤阳小岗推行到全国。从当时看，凤阳小岗模式几乎成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唯一形式，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永嘉燎原社就实行了以“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工分到丘、责任到户”为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本文介绍了永嘉燎原模式的形成过程；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指导思想四个方面具体研究了燎原模式的性质。

关键词：永嘉燎原  家庭承包责任制  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从安徽凤阳小岗推行到全国。在当时，凤阳小岗模式几乎成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唯一形式，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凤阳小岗模式并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唯一形式和最早形式，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永嘉燎原社就实行了以“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工分到丘、责任到户”为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
 
一、永嘉燎原模式的实验过程
 
    浙江永嘉县从1951年开始搞互助组，1953年8月，试办了初级社，1955年10月，第一个高级社成立，1956年3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浙江永嘉县基本实现了高级合作化。
    高级社成立初期，大多数原来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初级社和互助组从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初级社和互助组那里获得了十分缺乏的生产资料；高级社统一经营和统一使用劳力，对于抵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能力比互助组和初级社更强；在刚刚解放和土改的情况下，农民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充满了信任和希望。因此，大多数农民在初期对高级社是欢迎的。永嘉县委在改革开放后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时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带来了生产高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6年，战胜了百年未见的83天大旱和3次台风、两次洪水的灾害，全县农业生产仍获得好收成。事实说明，‘高级化后生产关系的改变，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①
    为了更好地推进合作化运动，早在1955年冬，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季节包工》的按语中就指出，各地县委要“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②1956年2月，中央发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号召掀起发展和巩固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永嘉县委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深入基层，认真调查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1956年春，永嘉县委通过多次调查研究发现，高级社建立后，有三个问题非常突出：(1)生产关系虽然变化了，但生产工具还是原来的传统手工工具，规模生产的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没有完全发挥出来。(2)劳动范围和劳动力多了，但是缺少管理劳动和劳动力的方法和人才。(3)一件农活由许多人完成，由于缺乏计量工作量的办法，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十分明显，出现了“干活一窝蜂”、“出勤不出力”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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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版，第541页。
 
    1956年2月2日，永嘉县委农工部长韩洪昌在农村干部会议上作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改进生产管理》的报告，根据永嘉县的具体情况提出，“改进生产管理的中心问题是贯彻‘四包’，实行高级形式的生产责任制。”①
    随后，永嘉县委的试点工作组，在总结三溪区潘桥基点乡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的经验时发现，这种责任制借鉴了初级社的经验，把基本的核算单位缩小到队，即“四包”(包产、包工分、包肥、包农具)到队，并且把劳动质量责任同个人挂钩，有效地克服了“于活一窝蜂”现象，但解决不了出勤不出力的问题。
    这些情况引起了永嘉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的思考。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1007部队”的生产力水平，就是一根扁担，两个粪桶，一把锄头的生产力。因此，“像‘雕刻’和‘绣花’一样细致的农业生产，在目前主要是手工生产的条件下，规模太大并没有多大益处”，②应该搞队以下的包产责任制改革。
    永嘉合作化运动出现的问题和李云河的思考在全国都不是特殊现象。1956年秋冬，随着秋收分配的开始，高级社发展过快、过乱、过粗以及生产力水平同一些集体生产不相适应的问题开始暴露，部分农民(主要是原先的地主和富裕农民)开始要求退社，并逐渐在全国酿成了一股退社风潮。同时，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一些农村工作者和理论干部，也从生产力的角度对高级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主张。
    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指出：“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③同年5月，他在《农村工作通讯》上发表文章指出：“合作社是农民联合起来的大生产的集体经济，这种集体经济没有计划管理，没有具体的劳动分工，没有适当的定额管理制度，是不能够经营的……因此，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工作，编好生产队，划定耕作区和副业组(队)，制定劳动定额，推行按件记酬或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建立牲畜饲养管理等制度，就成为领导集体生产的重要措施。”④
    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要全力巩固、坚决压缩并进行生产责任制实验的主张得到了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大多数同志的同意。在这个背景下，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文章介绍了“四川江津地区许多农业合作社把包工包产包到了每户社员”，指出：“费人工比较少而且连成大片的作物，可以由全队负责，不再分给各生产组。需要比较精细地进行田间管理和收获工作的作物，可以划分地段分给各生产组负责，甚至可以分给每个社员负责。”“划分给生产组或社员负责一定的地段上的一定的工作，并不是说生产组或社员就可以随便在这个地段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应当按照全社全队统一的生产计划和技术措施来进行工作，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1956年5月4日，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向率队检查工作的地委农工部长郑嘉顺请示：可否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的实验?
    郑嘉顺看后表态，实验可以，推广不行。
    李云河随即将地委农工部长的意见向县委书记李桂茂汇报，李桂茂给予支持，经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1956年5月21日，指派县委农工部干部戴浩天为组长，在燎原社进行责任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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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49页。
②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133页。
③  《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编：《邓子恢农业问题论文选》，第123页。
 
戴浩天在燎原试点时，学习了一些中国出版的介绍苏联集体农庄改革生产组织经验的书籍。其中，苏联的星、斗争、先锋等集体农庄20世纪40年代在分级定额、按件计酬的基础上，试行庄员固定地段作为计件制的特殊形式，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李云河在燎原社指导工作时，同社里的几位干部座谈研究，决定将该社正在实验的“定额到丘、责任到人、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责任制称为包产到户。
    1956年9月17日，永嘉县委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并委托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潘长育作了《县委关于推行专管地段、多点实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意见》的报告，其中介绍了燎原社的经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君宝代表县委，在会议总结中布置“多点实验包产到户”的任务，要求各区乡进行试点工作。会后，根据燎原社包产到户责任制试点工作的经验和县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后的意见，燎原社工作组组长戴浩天执笔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以中共永嘉县委驻燎原工作组的名义上报县委、地委。
    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支持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对收缩和控制高级社的做法坚决反对，对包产到户，毛泽东虽然当时没有明确反对，但对永嘉燎原实验事后的定性可以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把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当作“分田单干”看待。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中央对收缩、控制高级社和包产到户问题是有两种声音的，是有很大争论的。
    这种争论也在地方上反映出来。永嘉燎原包产到户后，在永嘉县和温州地委的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讲“自由了”、“解放了”、“好得很”，也有的反映“分田了”、“单干了”、“糟得很”，永嘉县委内部对燎原实验的看法也不一致。1956年11月19日，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指责燎原社搞包产到户，是对合作社出现的新问题“消极的退缩”，“在生产方式上就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认为它可以提高社员生产的自觉性，可以发展生产。但他们不理解，这积极性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①
    看到这篇文章后，1956年11月25日，李云河写了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了《浙南大众报》对包产到户的批评，油印后分别寄给了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
    关于包产到户的辩论引起了浙江省委的注意，为此，浙江省委于1957年1月4日召开了农业调查研究座谈会，指名要李云河专门汇报永嘉包产到户问题。
    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在听取了李云河和戴浩天的汇报后认为：“责任到户是好的，怎样解决责任制，很重要。永嘉提的四句话基本上是对的，不过这四句话的排列应该颠倒一下，‘统一经营’是第一句，‘三包到队’是第二句，‘定额到丘’是第三句，‘责任到户’是第四句。”“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理论。社队都保存下来，怎么会成单干呢?一句话的口号是简单了些，4句话就完整了。”②
    1957年1月27日，在林乎加的支持下，《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李云河的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
由于得到了省委领导和永嘉县委的支持，到1957年2月，永嘉有255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合作社的40％。在永嘉和邻近的12个县，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达到了1000多个社、十七八万户。
1957年7月，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中央对包产到户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10月13日，《人民日报》把永嘉包产到户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并对李云河公开点名批判。自此以后，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实验就被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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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181—183页。
②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143页。
 
二、燎原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
 
永嘉县委工作组在燎原社的试点工作不但认真，而且很科学，他们先在社的第四生产队试验，取得一些经验后再在全社试验。工作组并不是按照书本上的教条和自己头脑里的主观意见提出实验办法，而是把社队干部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探索研究将包产指标分解到田，再落实到人的具体办法。
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形式按种植品种的播种、栽培、耕耘、积肥、施肥、管理等方面细分为共约400多项工种，再按季节秩序和劳动强度，制定每个劳动力每天的工作定额及质量标准；劳力分为9个等级，从一等工15分，递减到九等工7分；制定了分季按件计算对照表，把280件大小农活按照生产季节、生产内容、工作质量、数量定额、应得劳动工分，全部计算到每丘土地，各生产队根据土地的远近、肥瘠、水利、交通、耕作难易等，确定工分定额高低，落实到人到户。
    这些测算由6位会计进行，在社管委会和生产队长会议上，反复进行分析、研究、修改、补充，必要时再进行测算。有时要按照几个不同的方案进行测算，加以比较。所有方案还要在不同类型的座谈会上征求意见。1987年5月，从燎原社会计室老屋中找到的8只木箱里燎原社实验的账册资料，就有2000多斤。①
    永嘉模式的科学归纳是“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工分到丘、责任到户”。关于永嘉模式具体做法的总结有好几份，其中，温州地委农业合作部对燎原社的调查报告对永嘉模式具体做法的总结简单明了：
    这种方法的基本内容有下列6个方面：(1)产量处理，由社三包到队，再由队将产量包给社员个人。以[将]原来生产队耕种的地段分成若干片，包给队以下的操作小组。由操作小组将本组的土地，根据土质好坏、耕作难易，合理搭配，然后分等、分季评好产量，按劳动底分多少，包给社员，每10分底分，作为基本劳动工。劳动计酬采取定额到队、社员个人监督质量的方法，每段土地上每小段计划内工作件数与报酬以工票形式拨交管理人负责，在小组集体劳动过程中，管理人田头验收质量，发放工票。(2)经营范围划分，原则上以统一经营、集体劳动为主体，分散劳动为辅助形式。凡是适宜于集体干的农活，如犁田、割稻、插秧、拔河泥、担人粪等，都以操作小组为单位进行生产。凡是适宜于分散[干]的，如捣漏、耙岸渎、耘田、锄麦、烧火泥、摸[施]火泥等，由个人负责经营。(3)肥料：由队以社的包肥标准，包给社员个人。属商品肥料如合同肥、肥田粉、颗粒肥、外地购进猪牛粪，均由社统一购买，分到队；再由社根据社员土肥多少，分给社员个人。社员家庭土肥如猪牛粪、人粪、草木灰等，由社员个人处理。(4)大型生产资料：如牛、船、打稻机、双铧犁，归社公有，簟、箩、稻桶、谷仓、粪桶归队保管，其他小型农具及粪坑由社员个人自备。稻田灌水，除500亩用人力车水外，其他5000亩须由社包给国营抽水机站负责。全社成立半机耕辅导委员会，以作区为单位成立辅导小组，确定专人犁田。牛、船、打稻机、双铧犁，统由这个小组负责调配，木犁由犁田手自备。(5)分配问题：由社统一分配。收获时，以队为单位，在每个社员固定负责的地段上分户过秤。统一收晒，上交全社，由社按包产数量扣除社的公共积累，上缴农业税后，计算出每个劳动目的报酬，分配给社员。(6)奖赔问题：如果社员自己在固定地段上的产量超过队的包给指标，并且完成了个人应负的劳动工，即给以比例奖励。如果达不到包产指标，又完不成劳动工，即按比例进行赔产。但在某种情况下，虽然超过了包产指标，但完不成劳动工，即降低其奖励成数；反过来，劳动工超过，而产量完不成，经过检查又没有偷工减料，可降低其赔产成数。以鼓励劳动积极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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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434页。
    ②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