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谁是“中国话题”的权威阐述者
■在重大决策中如何为高层提供参考
■若干重大事件中的学者身影
■编者按：
四天后，中共十七大将在北京召开。五年前的中共十六大前夕，本报曾邀请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的一批学者，对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进行探讨，此一论断，事后被证明为与高层的重要论述相呼应。
事实上，学界对政界的影响正在深入而持续地进行。诚然，中国尚未形成一大批类似于西方“思想库”的机构及其工作机制，然而对当下之中国来说，正日益呈现出疾速发展与隐忧重重两相交织的状态。在此背景下，下一步如何走，改革如何推动，困局如何破解，既需要决策者之果敢与魄力，亦需要广纳民智，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而更充分地发挥相关智囊机构的作用，无疑有益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为此，本报记者经详细采访，为读者勾勒出正在成形中的中国官方智库谱系，并试图呈现他们对决策层的影响与工作方式。从中或许可以管窥，对于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而言，诸多重大决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
一个公开又隐秘的群体
北京香山脚下，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们，继续成为记者“宠儿”，十七大召开前夕，学校关键部门的教授们要应对记者们的高频约访，尤其是被认为参与了十七大有关筹备工作的学者们，也许他们的谈话，就能让媒体嗅到十七大的动向。
密集约访不仅在十七大前，过去5年，每次中央全会召开前后，“中央党校教授”都是媒体采访重点，甚至包括新华社——十六届六中全会前，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吹风”稿件，“中央党校教授”成为有关话题的权威阐述者。
媒体的热情来自一贯经验：由于教授们经常和高级官员接触，高层的很多重要讲话都在中央党校发表，因此中央党校教授对趋势往往有更准确的理解。
真正吸引媒体的，是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理论智库的地位——这意味着接受采访的教授，或许就为他感兴趣的中央决策提供过智力支持。所以，中新社最近的一篇文章说，“被视为对十七大报告定调的‘6 25讲话’就是出自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
事实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不仅是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的总结要点就包括要做中央“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目标，以过往的惯例看，该机构会有专家参与了各方瞩目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一以经济研究著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众多专家，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
而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副省长们则刚刚结束了一个以“社会保障”为主题的专题研究班，该院教授说，相关建议会以咨询报告的形式上报给国务院——这是国家行政学院为高层提供的咨询渠道之一。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年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前，该机构都是与经济有关的调研课题的重要承担者，该院也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官方智库(或官方智囊机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高层智库体系日益发育，其数量已不下十个。
这是一个既公开又隐秘的群体：公开是因为这些机构早为人熟知，隐秘则是因为他们作为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提供决策服务，公众却知之甚少。
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
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因为定位不同，各机构参与的方式也有不同，从宏观层面说，这些机构的影响经常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
上述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而智囊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并让自己的观点为报告所吸收，也成为其影响决策的最佳手段。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经常成为主要参与机构。
“中共十二大以后逐步形成一种惯例，历届党代会和要做出重要决策的中央全会，中央除召开常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外，还要委托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小组等单位拟定一些重大研究题目，布置给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白和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之前一年，一些权威机构就会给我们分配任务。”至于渠道，“如果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研究，当时就会说清楚如何上报。”
“十四大前，我们就领了一个任务，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研究。”当时各方对“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怎么搞市场经济”意见纷繁。
宏观经济研究院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等，“这些提法对以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有影响”。
而中央党校则经常参与党代会报告中相关理论部分的起草，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撰文说，郑必坚(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相继参加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十六大报告(负责前面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亦是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传统机构，例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曾连续参与了几届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他也是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经济组的成员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则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定起草人之一，相对而言，这些决定都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文件。
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一五”之前称“五年计划”)也是上述智囊机构发挥影响的重要方式，“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我们都要做大量研究工作。”白和金说。白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智囊机构影响决策的另外一个直接途径则是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这或许是影响高层最直接的手段，“虽然前面的讲稿为集体智慧，但后面专家回答问题时可以讲述个人的观点。”有学者如是说。
汇总高官意见的平台
引人注意的是，在核心官方智囊机构中，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因其学员都为高级官员，发挥了与其他智囊机构不同的作用。
两个机构还有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的省部级官员专题研究班。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王伟透露，国务院一个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先在国家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专题研讨班。
“比如要举办一个财政体制改革研讨班，会由文件起草部门(比如财政部)的部长、副部长到学院来宣讲，就为什么要搞，背景是什么，基本内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征求省部长班的学员意见。”
“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研讨班结束时，大多由国务院领导和学员座谈。他们看了简报，了解了情况，再听学员当面发表意见后，一般会就这个问题做一次讲话。根据研讨班以及国务院领导讲话精神，有关起草小组再对文件进行完善，然后报国务院会议，批准决定。”王伟说。
第一次开办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是在1998年3月底。根据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主题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研讨班有一百人左右，各部至少有一个主管副部长，部分省的常务副省长、副省长，重庆市则是由担任市编委主任的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参加。在研讨班上，中编办负责人介绍国家机构调整方案，人事部负责人讲人员分流的解决方案等。”
王伟当时负责这个班的具体工作，“国务院当时只找了部分省，但好多省得到消息后，通过各种渠道想参加。可以说，这个班的学员都参与了决策。他们根据各自部委和所属省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很多建议，这对后来修改有关文件起了很大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说，此后这种专题研讨班成为惯例，一般每年举办两次。
这些专题研讨班一般都紧扣当时的决策热点，比如1998年的题目是“金融改革与监管”，2000年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今年举行的两次研讨的题目分别是‘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
中央党校省部级官员专题研究班也有类似作用，不过研讨的话题往往更具理论色彩，带有“党口”的鲜明特色。
更直接的服务
相对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则更为具体。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为例，每年大约要做三四百个课题。“一类为纵向课题，主要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每年大约有六十多个，量不大，但是规模很大。”白和金说。
另一类为横向课题，主要是中央各部委委托的课题，包括一些省市政府，甚至县政府也会委托他们，每年至少有二百多个，这一部分，委托单位要负担相应经费。
还有一种是应急性研究课题，一般在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往往要求短时间内拿出报告，有时甚至要求在一星期内拿出方案。
“我们在‘亚洲金融风暴’、‘9 11事件’、‘美国次债危机’之后都曾接过这样的课题。一般不要求面面俱到，有的非常简短，甚至就是几千字，但要求对形势有充分把握，有自己见解。”
由于部委研究机构和决策部门关系紧密，有时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研究者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政策的暗示、是放刺探气球。
有关研究者回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多次申明“人民币不贬值”，而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研究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前面的部分说得都很好，但最后，他表达了一点个人看法，说‘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有点弹性’，香港媒体认为这是政府在放信号，当天香港汇市就发生波动，直到发改委领导表示人民币汇率不会变，香港汇市才稳定下来。”
目前，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学者说话非常谨慎。
按现有决策体制，中央关于某个领域的政策，往往由相关部委负责制定，其中部委下属研究机构由此往往发挥影响中央的作用。
2005年前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严重，总理温家宝也替农民工讨薪，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工资所不久就接到部里任务，“研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要求两个月内拿出结果。”工资所所长苏海南说。
该所随后形成了一个报告，“这些措施办法(报告里的)最后浓缩到国务院2006年2月发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里。”
一些部委也就所属领域出现突发性问题寻求咨询，“今年麦当劳肯德基雇用大学生，只给很少的工资，工会部门说他们违法，作为劳动保障部门应该表态，但按当时政策，这种类型的兼职不属劳动关系，企业就认为，大学生不受最低工资制度的保护。”
“部领导让我们研究如何做出回答，我们认为，根据现有规定，不能直接说这些企业违法，但他们至少是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违背的。”苏海南说。
“我们离部门决策确实更近一些，研究的课题也更为实际，有些人说我们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直接适应了官方的政策设计需求，这是因为分工不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但这种政策设计研究也需要我们以较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做支撑。”
早在1980年代中期，贾康和他所在的单位就开始研究分税制，“我们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成果，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现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员经常参加中央财经决策高层的相关座谈和会议。
“国家的一些方案要落实到部委，而任何一个部委，具体提方案对策大都是落实到某个司，然后是这个司的某个处，最后就是几个人来想办法，所以他们需要专家支持。”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对本报记者说。
张蕴岭说，相关机构非常清楚专家们的专长。本报记者无法确证它们是否有专家库名单，但张说，一旦有事，这些机构马上就可以找到所需的专家。“通过各种会议，它们和专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更重要的途径
事实上，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提到，该校“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其中，《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章后来引发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上的资料显示，该机构有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的内参，信息专报主要刊登社科界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对策建议的稿件，不定期出版，每期发表一篇稿件，4000字左右。
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该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说，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该院报送的信息材料达到四百多篇，是前一年的一倍。
国家行政学院有自己的内参名为《咨询与研究》。“我们的院长、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学院开学典礼上特别讲道：‘这个内参每期我都认真地看。’他看了之后还会有选择地转送给国务院有关领导，或批示给有关部门看。比如有关事业体制改革的内参，他就批给了人事部和中编办。”王伟说。
《咨询与研究》2005年试刊的时候，王伟写了《关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几点意见》。担任主编的是国家行政学院一位副院长。“他亲自修改稿件，并先报送华建敏院长看。看了之后觉得行，再向国务院报。据说，国务院主要领导也看了。后来，学院鼓励我们，将到下面调研时发现的重大问题，写成内参。”
之前的2002年1月，某地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两个部门的摩擦事件。此事根源在于行政体制不顺。“我们就同新华社合作，通过在四个省的实地调查和拍摄，搞了一个‘高速公路管理体制调查’的音像内参，报送中央。”王伟说。“十六大前夕，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中央办公厅要求我们写一个文字材料，后来得知，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思。通过这个事情，我清楚感觉到：中央领导很关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这些智囊机构的专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建议能更快速的被接受，还要用更简洁易懂的形式来表达。“你要让相关部门很快明白你的意思。”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说，“自己感觉很好，但上面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中间环节就给刷下来了。”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则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这被称为“纳谏”。复旦大学教授孙哲于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曾列举了智囊机构学者在外交领域施展私人影响的情况：“‘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部分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部分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部分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官方智囊机构庞大体系背后，是决策者们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决策背景。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其后，中共领导层多次谈及这个话题。
“本届政府在最初的一年半之内3次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越来越强化科学民主决策。”王伟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务院领导2003年在国家行政学院给省部长班讲话时承诺，“他当时大意是说，本届政府要做到‘一些重大决策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不作出，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不作出’。”
如此背景下，智囊机构和学者的作用自然越来越被重视。不过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说，跟国外不同的是，现在中国官方智囊机构和学者更多的还是从宏观上影响高层理念和改革思路，这也跟中国现在一些大的制度设计还没理顺有关。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经济学的春天，很多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十五大之后，是法学的春天，包括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内的一些机构，参与了许多法律的起草工作；而现在则是社会学的春天。”他说。
高层推动决策科学化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王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长研讨班上的一次讲话，王还记得，其时这位共和国总理对在场的省部长们说，“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实习生 廉卫东 邓江波 方可成)
王伟：一个智库学者的工作样本
作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王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经常提到的是“国家行政学院这个平台”。
成立于1994年的国家行政学院是负责培养高中级公务员，同时也提供政府管理政策咨询、开展公共管理等领域理论研究，是国务院下属的重要官方智囊机构。
“严格说，这几个职能都是围绕着‘科学决策’。”王伟说。
在1994调到国家行政学院之前，王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提到这些年参与决策咨询的过程，他有时也会感慨，“过去总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但真到了人家找你要方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压力大了。”
本报选择王伟作为一个智囊机构学者的样本，通过他的经历，可以管窥他们的工作方式。以下内容为王伟口述。
国务院领导提出的课题
我比较正规地接触和参与决策咨询是在1998年。
当年3月，国务院主要领导在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提出：交通部和公安部在道路交通管理的职能分工上存在问题，职责交叉怎么解决？这需要做专门研究。
在这之前，国务院领导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方面的意见分歧很大。国务院主要领导在这样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很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做“中国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这是我承担政府委托课题里面第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原定一年，实际搞了三年。
当时有关部门都很重视我们的研究。交通部党组明确表示：由国家行政学院独立完成，绝不干扰，但给予各方面配合。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贾春旺也很重视，当时我们写了一封信传真过去，听说贾部长的批语比我们这封信还长，其中有八个字最重要：“高度重视，积极配合。”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更是重视这个课题，调集了学院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并提供很多便利条件。3年的调研中大约跑了20个省，跟二十几个省部级干部谈过。
这个课题是从成渝高速公路研究起。当时，交通部认为这是管得非常好的一条线，而公安部则认为是“死亡之路”。差别这么大，所以我们就要从这开始。去之前我给两位领导同志发了传真——一位是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的张中伟，另一位是当时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王云龙。这两位领导同志都曾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过1998年国务院体制改革的研讨班。我在传真中告诉他们：我现在承担了这样一个课题，希望你们支持，能和你们谈一谈，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希望能委托分管领导介绍情况。结果这两个领导不但委托了分管副省长和人大副主任跟我们谈，还亲自出面接待。
原因是什么？一是因为课题来自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时也因为这个课题跟他们所在省市的切身利益有关，也是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张中伟讲得很坦率：现在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是地区分割、部门分割；这个问题，我作为常务副省长解决不了，他们交通厅长、公安厅长更解决不了；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希望能从上面把问题解决好。
2001年8月课题完成后，直接交给了朱镕基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也都人手一本。当时正在讨论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开始，有关负责人在汇报的时候说：相关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制定法律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务院领导就拿着我们的报告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就不是你们这个看法，你们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们认为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向中纪委领导建议行政伦理建设
中纪委有关培训机构曾多次请我去讲课。最初我讲行政伦理，就在一个五六十个人的小教室。但他们录音了，整理出来后上报。当时的中纪委秘书长袁纯清觉得不错，写了批示，印发给中纪委常委阅。
2000年底，袁纯清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想读一些书，看一些资料。1997年到1998年国家行政学院和韩国合作进行了“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这是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我作为该项目中方首席研究员，将报告给了袁纯清秘书长。他看了之后，要求再提供一些东西。我记得当时给健行同志提供了我的两本书，一本就是这个《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另一本是即将出版的《行政伦理概述》的稿子。
袁纯清当时跟我说：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健行同志讲，可以写一个材料，我交给他。中纪委的秘书长愿意把我的建议书交给中纪委书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渠道。我给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中心意思是：行政伦理法制已经是一个国际趋势，被国际证明是廉政和反腐败的一个极为有效的途径，因此建议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包括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信虽然只有2页，但附件很多，其中包括由时任金大中总统副手的柳在乾国会议员给我提供的《韩国反腐败法案》(他是第一提案人)。
后来我了解到：领导同志很认真地看还作了批示。我参加了第一次论证会。会上有同志希望能尽快拿出成果来，我当时讲了两点：第一，强调性质，这个法规在国际上属于行政伦理法，因此它的一些设置有自己的特点；第二，尽管我非常想推进这项工作，但肯定急不得。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公务员法，想先出台廉政法是不可能的，得有一个过程，逐渐推进。
到了2004年，中央将“廉政实施纲要”的征求意见稿送到国家行政学院。根据院党委的要求，廉政室主任、一位法学教授，还有我，负责对这个纲要提出修改意见。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的意见需要提得集中一点，集中在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我们没有用“行政伦理”这个概念，用的是“从政道德”。一共提了六个方面的修改建议，全部被吸纳进去了。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是：“探索制定从政道德的法律法规”。这实际上就把行政伦理法制提出来了。
受到国外重视的平台
国家行政学院成立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瑞效俭邀请我去美国考察。征得学院同意后，我将考察主题确定为“美国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为中国的公务员伦理道德素质建设和廉政勤政政策服务。考察回来之后写了报告，经学院领导同意，报送国务院有关部门。
当时有一件很具体的事给我印象很深：我到芝加哥后，美国方面安排了两个律师跟我谈。这两个律师跟我说：根据美国《海外反贿赂法》，美国在与中国签订合同时必须在合同里写上：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索取或提供回扣。有些中国人因此拒绝签字(认为有歧视意图)。所以他们想通过我，向中国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这个情况。
回来之后，我在报告中写了这个内容。后来在一个场合，见到了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同志。我跟吴部长说：如果有工作人员向您汇报，说美国有关方面想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我们的时候，您务必问清楚，是哪部法律，是哪一条——如果是美国的《海外反贿赂法》关于回扣的那一条，我认为可以接受，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内容。这个例子说明，国外都很重视国家行政学院这个平台，希望通过这个渠道来反映情况。
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现在我们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中纪委和监察部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我被聘请为中央治理商业贿赂小组专家组成员。分配给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治理商业贿赂”。要求我在借鉴国外有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法规和机制。
领导重视和自身压力
参与决策咨询需要拓宽渠道。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前两年发生了“杜宝良事件”，菜农杜宝良在同一地点被电子眼拍下连续违章一百多次，罚款一万多元。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几个媒体要采访我。如果我还是在人民大学的话，可能就接受了，但那次我没有接受采访。
我认识公安部刚刚主管交管的副部长。我想：跟电视台记者谈话，远不如直接给副部长写封信。我将在国外进行考察时得到的有益经验写进信里，比如在法兰克福，如果驾驶员违章累积到了12次，电脑就会自动弹出提示，并立即通知这个人。我当时建议，这个事情暴露出政府的交通管理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封信的效果非常直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效加强了自身工作，处理结果双方都比较满意。主管部长还专门写了封回信给我，很客气。
这十几年来我跟北京的各级领导接触较多。我的感觉是：越是级别高的领导，就越能听取意见。我跟刘淇同志接触过几次。他担任市长时，我参加会议去提意见，他都非常认真地记。后来我给市委常委讲课，讲课之前刘淇会提前20分钟与讲课人个别交谈，提前问一些问题，一起探讨。
今年我参加了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主持的一个调研会，会议讲的是北京奥运“迎讲树(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我利用这个机会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社团管理，怎么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基本原则是什么？会上领导反复问到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还说：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材料。材料准备好之后，我特意写了一封信，中心是谈通过建立公共行政体制，有效避免奥运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性风险。领导做了批示。北京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讲了此事。后来有些熟人还专门找我，问我能不能把给领导的信也给他们看看，让他们了解一下背景。
作为一位学者，应该把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提供必要的资料作为一项工作来做。如果说在以前，提出批评意见是必要的，那么现在，最好是能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供参考。就是说，要高度重视把理论学术研究向公共政策转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对学者提出的要求其实很高，必须转变自己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
官方智囊机构“前传”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众多人士认为，中国官方智囊机构的发展是旧有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的结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冲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中说，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开始是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
那时中共中央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务院有国务院研究室。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起草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和重要的会议文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明瑜说，“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陪同领导出访和考察，一方面，是要记录了解领导的思想有什么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要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就是综合各研究机构的报告，把重要的部分报送中央领导。”
而讲到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首先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杜润生以及他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都要颁发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该机构也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
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后来发挥了巨大影响的机构，其职能中就有“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等，因此被形容为改革的“参谋机构”，而其下属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亦成为著名官方智囊机构。
时任体改委总体规划组处长的徐景安负责每年的体制改革规划的起草。徐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中央并没有对规划有具体要求，而是规划组的人自己调研并综合各方意见写出方案，经讨论审定成为改革文件，以指导全国改革。
后任该研究所副所长的徐景安说，每年国务院召开改革座谈会以及各种专题讨论会，体改所承担着输送年轻学者的任务，对中国改革的宏观决策提供意见。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
就在体改所大放异彩的1985年，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直属国务院的机构被描述为“国务院的咨询研究机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机构也发挥独特的作用。
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中国的众多经济高官和著名学者都出身于上述机构：
发改委主任马凯曾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工作；央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体改所副所长，当时体改所的年轻人还有张维迎；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学者林毅夫当时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老将”和“新秀”
1980年代官方智囊机构的特点是，经济型机构光芒璀璨，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另一些机构已跃跃欲试，这其中既包括“新秀”，也有早就有的“老将”。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就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了报告，就当时的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
这被认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到中央党校“吹风”的开始，其后的历次党代会前，最高领导人都要去中央党校“吹风”，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央党校的影响。
随后的1994年，直属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成立，“提供政府管理政策咨询”的定位使它迅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一政一经”两大国务院智囊机构，而老牌的中国社科院则开始从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现实问题。
不过此时一两个智库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9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各种研究机构纷纷跃上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