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

[日]堀地明 撰

(北九州市立大学  日本九州)

孙继强 译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天津300071)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0期

 

 

2005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日学者清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中日两国清史研究专家、学者就清史编纂互相交换了意见(加藤直人《中日学者清史研究座谈会》，《满族史研究》4)。8月又召开了以“清代灾害与社会”为议题的分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该议题是清史编纂事业的重要一环，日本学者深尾叶子和堀地明与会。这是正史编纂史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者首次参与中国正史的编纂工作，同时从中日合作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意义非凡。张永江在《近百年来中国的清史编纂事业与最新进展情况(上)》(村上信明译，《满族史研究》4)一文中回顾了20世纪前半期清史编纂的经过。关于清史编纂的最新消息将在中华文史网上陆续刊登。

研究入门 通史。山根幸夫编写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山川出版社1983年)一书初版问世距今已有22年了，在该书增补改订版出版后的第14年，由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名大出版会)一书付梓印刷。其中的明史部分由岸本美绪和檀上宽执笔，清史部分则由岩井茂树、加藤直人和谷井俊仁执笔。由于该书的研究文献显著增加，因此虽然没有将全部文献网罗在内，但对研究动向的把握可谓大有裨益，这对今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田中比吕志、饭岛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范》(研文出版)一书是专为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而编写的，这是对学生开展研究事业非常有益的研究指南。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国历史9》)是一本从海洋论的观点出发而编写的明清史著作。

明代政治。福本雅一的论文《朱元璋与文人》(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27)列举了朱元璋对文人采取的诸般残虐行为。川越泰博则在《首告的世界》(《亚洲史中的世界与国家》)一文中对《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的卫选簿中记载的告发贪污事件中士兵的升官及职位世袭进行了整理、分析。川越还撰写了论文《靖难之役与蜀王府(一)》(中央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纪要》50)，对其有关蜀王府的主张进行了补充修改，并运用卫选簿资料，对靖难之役时期成都三护卫的动向进行了叙述。奥山宪夫在《永乐朝的武臣处罚(一)》(《明清史研究》2)一文中对武臣的犯罪及其刑罚进行了论述，认为永乐帝对都指挥使以上武官的处罚是非常宽大的。川越泰博《“正统殉难”异闻(一)》(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55)对英宗回銮36年后自蒙古归朝的人物的出身及职业进行了探究。在论述政治过程的文章中，有大石隆夫《明代政治决策过程的变革》(《关西学院史学》32)一文论述了文华殿功能的变迁以及由君臣面议到题奏本处理的政务处理方式的变革。新宫学《近世中国首都北京的成立》(《近世都市的成立》)论述了辽元明清各朝代迁都北京的经过、城市规划的变迁，并指出北京具有近世东亚世界中心的功能。其中从日本僧侣策彦和丰臣秀吉提出的征服明朝计划的角度出发，对明朝册封体制的普遍性展开论述，这一点是颇有新意的。吉尾宽《最末期、明朝华北都市防卫策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特辑号)运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资料，论述了北直隶和京师的城市防卫策略，文章认为在京师随着事态的紧迫程度的加深，对乡绅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近几年，运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的研究成果给明代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风，有人评价其为继清朝档案、徽州文书之后的“明清史料革命”的第三阶段。佐藤文俊《1644年山东德州济王政权与统治层》(《驹泽史学》64)揭示了济王复明政权内部矛盾。道上峰史《关于明朝的知县》(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29)论述了知县的职务、祭祀以及理想的知县形象，但该文还在多处使用了清代的官箴书和《清国行政法》等资料，因此题目和行文并不一致。

清代政治。古井俊仁《一心一德考》(《东洋史研究》64—4)考察了入关前后“心”概念的变迁，并剖析了君臣关系的伦理。岸本美绪《清朝皇帝的江南巡幸》(《史友》37)解读了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图，认为南巡将康熙帝的仁政理念传播到江南，并为康熙帝塑造了一个理解江南文化的皇帝形象。内田直文《清代康熙年间奏折政治的展开》(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3)论述了康熙二十五年奏折政治开始的政治理由，并指出奏折政治是为了谋求强化皇权和政治整顿。小野达哉《清代官僚制度下的考成与挪移的关系》(《东洋史研究》64—2)对官僚的政务考评与钱粮挪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制度的严格执行因为制度之外的行为得到补充和完备，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清代官僚制度的灵活性和合理性。在人物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浅沼熏(音)《康熙帝与清官》(《共立国际文化》22)与党武彦《方观承与其时代》(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7)。前者回顾了康熙朝清官赵申乔的从官经历，后者则联系政治、行政对乾隆朝前半期的地方大员的生涯展开了叙述。曹雯《关于清王朝嘉庆期的天主教问题》(《史镜》50)论述了嘉庆年间清朝视基督教为邪教，并不断严惩布教，对传教士进行强化管理。

清朝法制。继去年赤城美惠子发表关于刑案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后，今年作者又将博士论文的个别内容成文发表。在《“缓决”的成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47)一文中，作者回顾了清初监候死罪案件处理手续的变迁，叙述了其与明制的不同和司法审理机构与皇帝的一元化，以及未决拘留制度框架的公开化问题。在《关于清朝秋审中的赶人》(《中国——社会与文化》20)一文中，作者论述了司法审理机构与皇帝的一元化的结果改变了秋审处理程序，而在立决和监候之间有效发挥了作为刑法等级的赶人这个特别措施，从而构筑了由不同手续构建的刑罚体系。从赤城的研究成果能够如实解读清朝皇帝通过法律层面强化权力的事实。高远拓儿《<柏垣琐志>的世界》(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55)描写了光绪末年湖南、湖北的京控、上控以及相关司法诸局等清末司法的一个侧面。法国学者巩涛(J rôme Bourgon)《不文明的对话》(寺田浩明译，《中国——社会与文化》20)主张，与欧洲不同，在清代中国是找不到“习惯法”和“民事法”的。本论文艰涩难懂，而寺田浩明为本文撰写的译者后记是理解本论文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经济。小岛淑男将自己清末江南农村研究成果结集成书，以《近代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地主制》(汲古书院)为题出版发行。在明代城市经济研究中，范金民《明代政治变迁下的南京经济》(稻田清一译，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特辑号)描述了南京经济在洪武期、永乐至隆庆期、万历至崇祯期三个发展阶段的诸种形态。在关于制造业的研究中，山添启司《关于明代广东的铁制商品》(《东洋史苑》64)叙述了广东铁制品的生产与流通状况，虽然本文仅限于对明代进行考察，但却随意使用清代史料，而没有加任何说明。关于北京经济的研究成果有3篇。田目宏二郎在《明代的漕粮和余米》(《东洋史研究》64—3)一文中，对支付给北京官兵的粮米数量以及可随意支配的剩余漕粮即余米进行了考察，强调了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供给源的规定性。千叶正史《清代中国的国家与仓库》(《史潮》新58)对北京漕粮仓库的位置与管理进行了叙述，并指出民国初年由于漕运制度被废止，漕粮仓库的功能也随之丧失。上田裕之《清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京师的制钱供给和八旗军饷》(《史学研究》249)对京师大量制钱供给的意图进行了探究，是一篇强调八旗生计问题和铜钱供给与流通之间联动性的力作。山本进撰写了两篇关于19世纪以后的短陌惯例的文章。其中，《清代东钱考》(《史学杂志》114—3)阐明了在东三省、直隶和山东，短陌与钱票并用的史实，并指出短陌与钱票的并用在信用上支撑着当地发展起来的交易活动。《清代的京钱与折钱纳税》(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9)一文论述了直隶、山东地区相当于短陌的京钱以及税粮折钱交纳时钱铺的税粮包揽，并指出通过直接交纳官府银号发行钱票的做法，革除了钱铺包揽的权力。土居智典《清代财政监察制度的研究》(《史学研究》247)阐明了财政监察轮换制度的内容，作者认为从省财政来看，清末收支和监察开始被人为分离，各省集权制的财政构筑得以推行，从而从财政的角度对清末各省自立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铃木真《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长芦盐价未纳问题》(《一桥论丛》134—6)从官僚的榨取和实力雄厚的商人的非法行为来考察盐价未纳的原因，并指出宫廷内部的实权派以及京师官僚同盐商互相勾结的事实。

社会。中岛乐章《关于宋元明过渡期论》(《中国——社会与文化》20)依据日美研究，列举了许多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论点，并对自元代至明代前期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以及里甲体制的定位进行了论述。王日根《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新趋向》(《中国史学》15)以1990年以后的基层社会管理、官民关系、传统与现代等为关键词，对中国明清史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岸本美绪《明代的社会集团与“贱”观念》(井上彻、塚田孝编《东亚近世都市的社会结合》，清文堂。下文简称《近世都市》)指出，来源于服役劳动的“贱”观念随着明末城市化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从属性的精神态度。衣若兰的《誓不更娶》(《中国史学》15)一文对明代男子不再婚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提倡应该进行不同于士大夫论的、包含私人领域在内的男性生命史研究。日野康一郎《明末民变与山地开发的问题》(《东洋学报》86—4)是一篇不多见的由年轻学者进行的民变研究成果。文章指出，万历年间江西上饶县发生民变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禁止山地开发给农民带来了过重的负担，一是政府将民间所有的森林资源强制收回。此外文章还对推行禁止山地开发政策的各个阶层以及山区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论述。松尾直子《19世纪后半期华北乡村的警察行政的变迁》(《宁乐史苑》50)是运用顺天府全宗资料撰写的第2篇关于警察行政的论文。文章认为同治年间以后宝坻县的乡村警察行政以实力派人物为中心，并被委以自卫功能，乡村和县相互补充，承担着警察行政的职责。在水利史研究方面，学者对山西发现的新史料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好并隆司《从山西省碑刻来看水利祭祀与灌溉》(《中国水利史研究》33)运用了中法合作研究《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中华书局2003年)收入的史料，考察了水神庙祭祀的起源与变迁、村落用水规定以及因用水引发的诉讼。森田明《关于山西不灌溉水利组织的备忘录》(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4)对道光年问确立的不以农用灌溉管理为目的的自治饮用水管理组织进行了论述。森田还发表《清末浙西水利小考》(《中国水利史研究》33)一文，回顾了浙西泖河管理方式的变迁。荒武达郎《清朝中期以后中国人满洲移民出身地的分布》(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人间社会文化研究》12)将满洲移民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来自临近地区移民的出身地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

宗族与文书研究。臼井佐知子的著作《徽州商人研究》(汲古书院)是日本最早研究徽商的专著。在文书研究领域，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编著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全三卷，东大出版会)的出版意义深远。在该书的史料编里，收录了贵州锦屏县苗族汉文文书的照片、释文以及史料解说；研究编收录了唐立(Christian Daniels)《清水流域的苗族开始植树造林之前》、杨有庚《清代苗族契约文书的学术意义》(武内房司译)、武内房司《鸣神与鸣官之间》、相原佳之《清代中国贵州省清水江流域林业经营的一个侧面》、岸本美绪《贵州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山林契约文书》等论文。井上彻《明末广州宗族》(《近世都市》)依据广州府推官颜俊彦的判牍《盟水斋存牍》收录的纷争处理案件，刻画了宗子和族长对族人进行指导的宗族体制。在宗族关系研究领域，由井上彻、远藤隆俊编写的《宋一明宗族研究》一书出版发行。远藤隆俊《总论(宋元部分)》、井上彻《总论(元明部分)》、岸本美绪《总括注释》三篇文章列举了近年宗族研究的成果和课题，颇有价值。《元明部分》共收录了6篇关于明清时期的论文，其中有4篇是徽州研究，都以族谱和徽州文书为主要史料，展开了纵横交错的论述。田仲一成《明代徽州宗族的社会组织和里甲制》和铃木博之《明代徽州府的户与里甲制》对里甲制度下宗族纳税承包团体化进行了论述。臼井佐知子《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论述了移居到徽州地区的宗族扩大系统化族谱《通谱》和《统宗谱》的编纂状况。熊远报《宗族资产的成立与展开》论述了明末清初108年间徽州一个宗族祖先祭祀组织的收支状况。片山刚《明代珠江三角洲的宗族、族谱、户籍》从为取得竈籍(灶籍)而产生的授予、依存关系来探求香山县徐氏的宗族结合原因，并对井上彻提出的“宗族结合是以中举为目的”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中谷刚《包括崇明县在内的上海市宗族移居的历史与传说》(《松契》2)以从上海数字图书馆家谱书目查询中获得的数据为基础，对宗族的移居和其特色进行了论述。

地域社会论。《历史评论》第663期刊发了以《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的展开》为专题的特辑。其中刊登了中岛乐章《村的识字文化》、甘利弘树《对华南山间地研究的探讨》、太田出《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与实地调查》等有关明清研究的论文。中岛的论文认为在精英和庶民之间还存在着独立于上述两阶层之外的社会文化中间阶层，而且双方的文化互相共鸣，作者还对日常实用文文献的意义和识字率进行了论述。甘利的论文对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各种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对研究视角和使用史料提出了疑问。太田的论文对此前明清史研究学者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意义给予了评价，并主张在研究中交互使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是十分必要的。

台湾史。松浦章《清代朝鲜通信使节的台湾情报》(《南岛史学》65、66)认为传到朝鲜的林爽文发动动乱的信息是正确的。关于台湾移民问题的文章有三篇，邱荣裕《清朝客家人移民台湾的问题》(《南岛史学》65、66)叙述了客家移民的人口以及民间信仰等。林舒美《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客”与“土著”》(《史学》74—1、2)对“客民”、“土著”等官民双方的相关史料用语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定义，并对以原籍为基准区分汉人移民的学说提出了修正，主张应该以语言等风俗习惯为基准进行区分。林舒美的另一篇文章《l8世纪后半期台湾移民社会与童试不法应试事件》(《东洋学报》87—3)认为，虽然移民的童试应试资格由渡台的合法性和生员的连带保证做担保，但后者往往因带有个人情感而留有周旋的余地，因此国家考试秩序存在着崩溃的可能性。堤和幸《从运用规定来看台运的性质》(《驹泽史学》64)剖析了乾隆十一年和嘉庆二十二年台湾米运出的规定，并阐明了国家不得不利用民间物流功能的实际情况。堤和幸还撰写了《清末台湾北部的米谷供给状况和米价政策》(《东洋史访》11)一文，以淡心档案为素材，描写了与清末台湾北部米价抑制政策有关的砻户、郊商和地方下级官僚的动向。铃木惠理子《道光前期台湾的地方统治政策》(《历史》104)论述了保甲的变种——被称之为清庄、联甲的乡村统治组织与统率者，作者认为地方统治的着眼点在于同乡集团的统治。

八旗与边疆。神田信夫《清朝史论考》(山川出版社)收录了50年间清朝史研究的论著。定宜庄《清代北京城内的八旗鳏夫》(上田贵子译，《近世都市》)是一篇从八旗的角度来研究北京社会史的文章。该文指出由于贫困原因八旗内部成年男子独身者占全体人数的一半，而独身汉军旗人则成为北京作奸犯科者的主要来源。铃木真《旗王家的继承与新设》(《东方学》109)以两红旗为例探讨了雍正帝的八旗统治政策，认为尽管皇帝取缔了旧有的旗王家族，设立了一些新的旗王家族，但是并没有改变旗王统治旗人的构造。谷井洋子《八旗制度再考(一)》(《天理大学学报》56—2)对学界现在持有的一般学说“联旗制论”提出了疑问，认为“联旗制论”将八旗制度理解成为分权的联合政权，但以旗王为中心的排他性主从关系却无法得到实证，作者主张有必要以基础事实为依据对“联旗制论”进行再探讨。关于蒙古的文章有三篇，中村笃志《清代蒙古旗人社会中太子的血统分支与属民所有》(山形大学《历史 地理 人类学论集》6)依据左翼后旗嘉庆二十四年的户口册，论述了集团按照血统分支进行区分，小集团由近亲血缘关系构成，而血缘相近的一族则赋予族长拥有大量属民的权力。村上信明一直从事关于清朝统治之下蒙古人的研究，他发表了《清朝前期理藩院的人员构成》(《满族史研究》4)和《清朝中期蒙古旗人的自我认识》(《内陆亚洲史研究》20)两篇文章。其中前者分析了自入关之前至康熙年间藩部、理藩院的人员构成，并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藩部统治下蒙古出身的旗人。此外，该文还指出理藩院尚书和侍郎为满洲缺的定论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蒙古缺。后者从蒙古人的视点对史料进行了探讨研究，并指出清朝中期的蒙古旗人是信奉西藏佛教的蒙古人，而且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清朝的统治阶层。石滨美裕子《雍正时期皇室外交的两面性》(《内陆亚洲史研究》20)以雍正年间西藏奉使果亲王允礼书写的匾额为线索，总结了中国文人的一个侧面，指出满洲人同时兼具西藏佛教徒的侧面，从而论述了满洲人灵活的多文化特性。小沼孝博《关于驻防伊犁八旗的设置》(《东方学》110)对征服准噶尔之后决定在无人居住地伊犁设置八旗的经过及其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推定其组织和制度均是按照当地的独立集团瓦剌而设立的。黑岩高《回儒在清代中国社会的位置》(《中国——社会与文化》20)是一篇关于清代穆斯林的专论。该文对回儒的形成、穆斯林知识分子对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的重视以及汉文伊斯兰文献的执笔、发行和利用状况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穆斯林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距离感的主张。

东亚海域世界。首先介绍琉球的相关文章。西里喜行的大作《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京大学术出版会)付梓出版。渡边美季《琉日对清关系的隐蔽与漂着问题》(《史学杂志》114—11)通过漂着问题对琉球与清、日关系的隐蔽规程和实际情况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隐蔽在琉球国内的国家构成原理中作为一项制度被固定下来，它回避了清、日统治理论的冲突，对琉球的自律性国家运营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渡边美季的另一篇文章《琉日对清关系的隐蔽》(《亚洲民众史研究》10)对面向士族发行的对清琉日关系隐蔽规程《旅行心得之条条》进行了个别分析。曾焕棋《关于清代使琉球册封使周煌》(《南岛史学》65、66)是一篇关于乾隆二十一年册封使的人物研究。岩井茂树《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与东亚秩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85)认为明初重新构筑的对外关系追求通过朝廷文德使藩国自主臣服的目标，显现出一种以天子为顶点的礼制上的天下秩序。作者认为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并不妨碍藩国之间水平关系的形成，而且允许礼制解释的非对称性的存在。中岛乐章《葡萄牙人初次来航日本与东亚海域交易》(《史渊》142)对日本、欧洲、中国的诸史料进行了重新解释，并将葡萄牙人的日本来航置于东亚海域的华人走私贸易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作者还推断出葡萄牙人第一次来航的年代是l543年。真荣平房昭《东亚海域史的海盗问题》(《七隈史学》6)对16—19世纪东亚海域的海盗问题进行了概述。刘序枫《关于近世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漂流、漂着事件》(《东亚与日本2》)考察了中日之间以对漂流民、漂着民的救助、送还为媒介的往来情况。松浦章《文政四年(清人漂着谭)》(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38)简要介绍了1821年漂流至和歌山的崇明县籍商船的笔谈记录。

出版与书志。在这一领域，特定课题研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的成果陆续公开发表，硕果颇丰。野泽佳美《元末明初大藏经印造与经铺》(《立正史学》98)阐明了民间印刷业经铺应请经的需要而造印大藏经的事实。鹤成久章《可以托六尺之孤》(《东洋古典学研究》20)介绍了建文年间的乡试录《建文元年京闱小录》(南京图书馆本)的内容，并揭示了乡试出题者方孝儒对燕王举兵持批判态度的事实。鹤成久章《关于明代的(登科录)》(福冈教育大学《纪要》54—1)论述了登科录的内容和体裁、印刷及向皇帝的进呈和向及第者的下赐。作者还出示了关于印刷经费的史料，期望今后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新宫学《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禁书与续编出版(一)》(山形大学《历史 地理 人类学论集》6)从书志学的角度对该书进行了考察，同时描述了以社会秩序的重建为目标的出版意图以及隆庆年间被列为禁书的始末。井上进《明代中期的出版与学术风气》(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9)对古典著作出版的形成与王学成立之间的心理共鸣进行了论述。海野一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各个版本》(《东洋学报》87—1)指出现存的万历三十七年七月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是第二次改订版。花登正宏《关于明代非坊刻本小学书的刊行》(东北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9)对明代150余种非经书店发行的小学图书的刊行者进行了调查。细谷良夫《(平定三逆方略)的编纂与(平定三逆方略)稿本》(东北学院大学《亚洲流域文化论研究》1)论述了《平定三逆方略》的编纂过程，并对该书的四库全书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满汉文稿本进行了校订，同时对体裁和内容的修改进行了考察。谷井俊仁在《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权威性》(三重大学《人文论丛》22)一文中指出，出版的基本要素是非营利行为，即作者和发行者以追求社会威信为目的的自费出版的行为，营利性出版的性质与非营利性出版的性质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而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是乾隆帝发动的一项具有权威性的上榜图书编纂工程。此外，这一研究领域还有高津孝的《美国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20)，出版研究的广泛性可见一斑。

思想与文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有两本，一是森纪子的《转换期的中国儒教运动》(京大学术出版会)，一是伊东贵之的《思想上的中国近世》。三浦秀一《明善 观我 野同》(《东洋史研究》64—2)回顾了明末桐城方氏三代家学的发展历程。辛炫承《刘宗周的“修己”意识与社会秩序观》(《中国哲学史研究》21)详细论述了将自我修养作为哲学概念之根本的刘宗周是如何认识家族、宗族、乡村社会以及国家的，并详细分析了作为官僚和乡绅的刘宗周是否企图重新构筑社会秩序。奥崎裕司《在思想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明末》(《明清史研究》2)对山本命的儒学研究进行了重新评价。中纯夫《关于火葬等若干问题》(《宋一明宗族研究》，介绍了关于火葬的真实情况。郭润涛《明代文庙“释奠仪”》(《中国史学》15)论述了文庙的祭祀仪式。稻叶一郎《章学诚的史学原理》(《关西学院史学》32)认为，章学诚继承了刘知几的衣钵，并力图通过重视六经的复古方法来追求历史叙述的革新。川胜贤亮《明代江南士大夫佛教学流行与大藏经开版》(《鸭台史学》5)叙述了士大夫信奉佛教的史实和士大夫对嘉兴大藏经刊行的协助以及佛教流行的重要原因。石野一晴《明代万历年间普陀山的复兴》(《东洋史研究》64—1)是作者关于中国巡礼史研究的第一篇论著。本文考察了嘉靖年间普陀山因倭寇的骚扰而衰落，并被禁止参拜，但后来在万历皇帝生母的保护下，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而再度复兴，并不断发展的过程。王标《正当性是如何创造的》(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5)论述了乾隆年间苏州文人袁枚利用与地方大官的交游而建立起来的威信，不断扩大其在文坛上的影响力的事实。泷野邦雄《关于清代八股文中的八股(提股、出题、中股、后股)与收股(一、二)》(和歌山大学《经济理论》326、327)力图阐明八股形式的时代变迁。

从2005年的明清史研究成果来看，以年轻学者为中心的八旗、边疆研究以及北京史研究与往年相比，成果丰硕，特别是清史研究成果质量甚高。其中北京史研究之所以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状况，不能说与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进行的城市开发行为急剧地、大规模地破坏了北京原有城市布局毫无关系。此外，2005年特定领域研究以及21世纪COE等大型研究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出版文化研究的兴盛最具代表性，都市研究和海域亚洲领域的研究亦是如此。这些由国家投入巨额经费的研究成果不但开拓了学术界的视野，也为广大市民所理解和接受，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论文收集的过程中发现，2004年已经发表在某学术杂志上的论文在今年又以相同题目、相同内容发表在其他的研究报告书内，这种做法难免有急于求成之嫌。现在不少国立、公立以及私立大学都导入了教员评价制度，然而成果至上的思想在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仍然存在且呈不断蔓延之势，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和忧虑。但是我确信，我们的研究人员一定会摒弃为成果而成果的思想，踏踏实实地安下心来做研究，不断创造优异的业绩，为回报社会作出不懈的努力。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15编第5号

《2005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