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培养出农民自己的精英，新农村建设必须由农民精英来带领和实施一系列举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能存活多久，温铁军心中也没底，但他始终坚信这一理念
在温铁军的一系列头衔中，有一个特别需要点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
“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农民最需要的是组织起来。”在这点上，文质彬彬的温铁军绝不动摇自己的立场——“三农”问题必须立足于振兴农村，它的困境绝不像某些人所讲的仅仅是市场的问题。
“我不主张直接搞生产合作。”温铁军在经过国内外的广泛考察之后再次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的无公害大米是个“异类”。
“最近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产业资本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本报记者侯利红 发自北京
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而言，“三农”问题不是哲学思辨，必须扎扎实实调查研究，然后才敢“开方子”。
在温铁军眼里，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化解。他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是“农民、农村、农业”，并希望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3月25日，在以“中国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温铁军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观点：新农村建设的根永远在农村，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无法消化庞大的农村人口转移。然而，4天之后，在一场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网上论坛中，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室主任陈剑波等专家不约而同站在温铁军观点的对立面，他们意见一致，认为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方面，即新农村建设首先应减少农民，其次才是建设。
日前，就这些问题及温铁军20多年的实践之路，《第一财经日报》对他进行了专访。
2002年，温铁军正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在编辑邱建生等人的推动下，以《中国改革 农村版》为平台掀起了全国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的民间浪潮。2003年7月19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创立，温铁军担任院长，地址在河北省定县翟城村，而翟城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开展乡村建设的实验地。温铁军希望能在翟城重续晏阳初的梦想。
之后，学院遵照初衷对农民实行免费就学教育，开展多次培训，并在合作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社会各界对此非常关注，普遍认为这是晏阳初乡村建设运动的延续和复兴。
然而，自开始，温铁军就承受多种审视与质疑。
最直接的质疑就来自村里。2004年夏天，学院在实验地里种上了西瓜，但等到收成时，却发现比村民地里的小了许多。这成了村里久传不衰的笑话。
观念上的差异更是让村民鄙视学院知识分子的一些做法。由于学院负责人强烈反对农业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因此，学院墙内的80亩地不许使用化肥农药，不许随意锄草，于是，一到夏天，学院的树木茁壮成长，杂草也跟着疯长。这一点在村民眼里就是最为他们不齿的“懒惰”。
村民们更不满的是投资并没有直接得到相应回报。他们当初满怀期望地划出地来，结果在这块地上除了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不断投进的钱、不停维修翻盖的建筑，曾经热切期待的学院给村里带来经济效益的大好局面并未出现。
他曾在总结乡村建设实验的意义时如此表示：“晏阳初及他的队伍在乡村建设上，前三年没有什么成果，仅限于教小孩洗脸、刷牙等，但他通过在定县的试验，成功地总结了经验，并使得‘rural construction'(乡村建设)的概念成为一个国际概念，从而各种资源都能够顺利地向定县实验区汇聚。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上更重要的是总结本土的经验并使之上升为话语。”
至于实际推动乡村面貌的改变，温铁军认为，试验者固然重要，但那更是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拥有资源”。
“我们要培养出农民自己的精英，新农村建设必须由农民精英来带领和实施一系列举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能存活多久，温铁军心中也没底，但他始终坚信这一理念。
温铁军始终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远远不能将大多数农村人口转移出去，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还不具备私有化的条件。当前为使农民富裕、农村发展，必须进行乡村建设，并谋求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合作是农村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重要方式。”在一次培训班上的开学讲话中，温铁军这样强调：我们所说的搞合作社，就是让更多的农户参加进来，把在户范围内平衡风险这样一个机制变成村范围内。”
温铁军为课堂上的农民精英们描绘这幅美好蓝图：综合性的合作社一旦搞起来之后，大家都占有股份，无论干什么，种粮的、种菜的，只要统一销售，大家就可以共担风险。统一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统一销售，年底按股分到红。如果今年粮价跌了，但菜价上了，那卖菜统一销售收入高，大家仍然可以在卖菜上分到红。
“农民单家独户闯荡市场往往摔得头破血流，所以要形成合作社。这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核心。”温铁军按照这一思路，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实验推广。其中，他的“追随者”——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何慧丽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实验活动影响最为显著。
“我进行新农村建设实践的思路都来自温老师。”何慧丽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5年前,还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慧丽曾听过一次温铁军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讲演，被他的观点深深吸引。现在她的学生也和当年的她一样，“我的学生非常踊跃地参加农村研究会，深入到农村调研蹲点。”何慧丽把这看成一种精神传承。
2004年，南马庄村经济发展合作社诞生，同时，南马庄村无公害大米协会成立，一半以上村民报名参加，他们决定提高本村特产“黄河大米”的品质、搞无公害大米种植，按照5个统一原则，即统一供种、统一购买农资、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生产，最终形成品牌效应，推向全国。
2005年12月，在何慧丽的邀请下，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副会长张砚斌带着首批10吨无公害大米奔赴北京，然而，他们经受了意想不到的市场冷遇。
书店销售、农副产品市场摆摊儿、社区现场熬粥邀请免费品尝……一系列艰辛历程让参与卖大米的所有人都忍不住连连叹气甚至流下心酸泪水。
温铁军又在无意中充当了无公害大米的代言人。今年3月15日,在辗转漂泊80天后,兰考无公害大米终于进入了正式的流通渠道，出现在北京安贞华联超市店内一个显著位置。当天上午，原本到超市帮助叫卖大米的温铁军最后却买走了3袋大米。
“我开始确实不赞成搞生产合作，但目前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必须站出来支持，并且尽可能想办法让它成功。”温铁军很认真地告诉本报记者，他只有一点无形资产(即无数头衔所带来的社会名望)，“我全押了”。
温铁军开始思考，“这个现象太有讨论价值了”，兰考一上来就搞生产合作，那么，能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尝试一下，让按照常规来说会失败的事情走向成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温铁军看来，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流通环节挣走了很多利润，而农民本身并不能得到太多实惠，国家给予他们的优惠，往往因为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而被彻底抵消。“中央在连续两年下发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之后，又在‘十一五’规划中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对这一点我感到特别振奋。”在温铁军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国家显然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因此，一个成熟的社会，就应该是更理性，而不是疯狂追逐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除了注重商品价值本身，还应关注商品背后的社会价值，即自觉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
温铁军透露说，目前国家正在制定《农村合作组织法》，第二稿已经出来了，今年年内应该能公布。至于新农村建设的下一步，温铁军的想法是，30多个合作组织全部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销售，如此方能进一步让农民们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变得相对强大一些。
他总是笑着自嘲是“最没理论研究的教授”、“理论暂无，只有调研的感性认识”。从小是书虫子的他现在有一个最大愿望：等到60岁退休了，再回归书房，看书、钻研理论，把这些年的调研和思考梳理成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