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艺来沟通中日两国人的思想感情
——日本汉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观
宋绍香 武 鹰
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必将跨越时代和国度，交流人们的思想，传递人生的信息，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生的启迪。所以，伟大的文豪鲁迅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1
综观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和研究，可以说，我们的邻邦——日本的汉学家们也许正是这样做的。
一
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就注意互派留学生，译介国粹经典，一时被传为佳话。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赋有特殊的感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新文学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极大兴趣，他们更加注意翻译和介绍。这一时期较早译介到日本的文学作品是1922年东京东亚公司出版的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与白话诗》。其中选译了胡适、蔡元培、康白情、郭沫若、俞平伯、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冯雪峰等人的作品。接着，1923年日本又出版了桥川时雄翻译的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的文学》。1927年12月号《大调合》杂志译载了《故乡》，从此开始了译介鲁迅的作品。1928年，井上红梅翻译了《阿Q正传》，次年又更名为《支那革命畸人传》载于月刊《奇谭》。1931年1至10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阿Q正传》就出版了长江阳、松浦珪三、山上正义分别翻译的三种版本。以后几乎年年都有一、二种日译鲁迅著作出版。此间，小田嶽夫先后翻译了郁达夫的《过去》和茅盾的《大过渡》。历时五年的艰苦努力，到1937年，日本出齐了七大卷的《大鲁迅全集》。该书由增田涉、松枝茂夫、佐藤春夫、山上正义、鹿地亘、小田嶽夫、井上红梅等人翻译，并特邀胡风担任编选顾问。《大鲁迅全集》在日本得以翻译出版，是日本学者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里程碑。从此，中国的新文学译品雨后春笋般地跻身于日本文坛。
1934年，以竹内好、冈崎俊夫、武田泰淳、增田涉等人为中心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的一群青年人组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创办了《中国文学月报》（后改为《中国文学》），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们就做出了十分壮观的成绩——翻译出版了数十位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作品。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巴金、老舍、谢冰莹、肖军、肖红、曹禺、郁达夫、丁玲、鲁彦、许地山（《落花生》）、刘半农、丰子恺、叶紫、蹇先艾、沈从文、林语堂、周作人、林兰、徐石麟、李如云、黄庐隐、凌叔华、张资平、张志澄、苏曼殊、周贻白、张恨水等，都有多种作品被译介过去。同时，他们还翻译了部分作家的选集和全集出版，例如《现代支那女流作家集》，选译了谢冰心、黄庐隐、丁玲、凌叔华、肖红、冯元君等人的短篇作品；《现代支那文艺论集》则选译了周作人、胡适、陈独秀、康白情、俞平伯、沈雁冰、胡风、傅斯年等人的有关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方面的论文。拥有十卷以上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丛也有好几种，如东成社的《现代支那文学全集》，伊藤书店的《支那现代文学丛刊》，创元社的《创元支那丛书》等，均在1938年至1945年间出版。
日常学者为什么对中国现代文学如此感兴趣，而又不遗余力地进行译介呢？用日本著名学者、翻译家，当时旅居北京的冈崎俊夫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想藉了在那里（中国）逐渐生长着的新文学，去接触新中国的气息”。（《我们的中国文学》）
战后，尤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译中国著作的事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战后三十多年间，日本共翻译出版了中国各类图书一千七百八十余种，其中文学类就有六百四十余种。至此，可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作品在日本都有了译本。具有十种以上的作品被译成日文的中国现代作家占了多数。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丁玲、郁达夫、曹禺、叶绍钧、老舍、沈从文、周作人等。被译介五种以上作品的作家更多。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战前战后日本共翻译出版了鲁迅的作品多达八十多种，郭沫若的五十多种，茅盾的四十多种，老舍的三十多种。从50年代开始，日本学者对赵树理特别关注。《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至少有五种以上的版本。更值得提出的是，战后日本出版界出版的《现代世界文学全集》、《世界文学大系》、《世界文学全集》等世界名著丛书极为盛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谢冰心、丁玲、巴金、老舍、曹禺、张天翼、艾青、田间、赵树理、周立波等众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编选进这些丛书中，作为世界著名作家作品介绍给日本和世界的读者，这应当看作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二
几乎在译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同时，日本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当然，他们首先而重点研究的对象是鲁迅及其作品。早在鲁迅著作被翻译到日本的七、八年前，鲁迅的名字就由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介绍到了日本，那时鲁迅的《狂人日记》刚发表一年，他就在《以胡适为中心涡旋浪涌着的文学革命》（载1920年9-10月《支那学》杂志）一文中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见《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描写一种迫害狂的惊恐的幻觉，而踏进了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还尚未达到的境地”。紧接着，青木正儿、清水安三又于1922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中国当代新人物》一文中介绍了鲁迅，称“鲁迅是当代小说家里的第一号人物”。但是，日本学者真正对鲁迅进行研究，还是从1927年鲁迅著作被译介到日本以后才开始的。据一般史料记载，可以认为山上正义(林守仁)于1928年3月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谈鲁迅》，可谓日本研究鲁迅的最早文字。随着30年代初，日译《阿Q正传》的出版，研究鲁迅的论著才不断出现。1931年日本革命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尾崎秀实，以白川次郎的笔名为日译《阿Q正传》写了《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长篇序文。同年，山上正义也写了《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第二年，增田涉写了日本第一部《鲁迅传》。1934年以竹内好、冈崎俊夫、武田泰淳、增田涉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才开始对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进行大量地研究。
首先，日本的许多学者探讨了鲁迅文学的出发点。著名中国新文学理论家岛田政雄指出:“鲁迅从事文学的动机，是为了改造国民精神”。“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工程师。”（《中国新文学人门》)鲁迅的生前好友，鲁迅研究家增田涉说：“文学家鲁迅是利用写小说，利用小说的力量，来变革维护中国旧社会的旧思想，启发思想的变革。这就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2为此，“他(鲁迅)于1918年4月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纪元，发表了处女作《狂人日记》。” 3所以，日本最早正式研究鲁迅的山上正义先生指出，鲁迅的创作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历史地来看，鲁迅乃是以《狂人日记》发出了新文学运动之先声。” 4这位日本研究鲁迅的泰斗对《阿Q正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阿Q正传》是鲁迅几十篇作品中的代表作。同时又是不妨称之为中国当今文坛上的一部名著(Classic)”。
日本的学者们对鲁迅的研究范围很广，几乎涉猎到鲁迅著作的每一个领域，深入到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思想的许多空间。不但研究鲁迅的小说、杂文、诗歌、论著、译作，还研究他的日记、书信以及留学生活、气质、家庭、婚姻等等。谈到鲁迅的诗歌，高田淳先生首先否定了鲁迅“无诗”之说。这在当时尚未公开发表鲁迅诗作的情况下，有如此之高的定论，是难能可贵的，这也说明他研究鲁迅之深。接下来，他指出：然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应当说“有些”——笔者)总是在诗中卖弄自己的感情，鲁迅却不像那样来写诗的。”“鲁迅是一位决心打破旧文学的桎梏，为新文学而战的人。”5
以新诗《女神》而闻名于世的郭沫若，在日本也是一位“众矢之的”的研究对象。他的著作早在20年代就被译介到了日本。与此同时，日本的郭沫若研究也就开始了。日本学者对郭沫若特别熟悉，对其学问尤为敬重。日本著名人士绿川英子说，日本的“许多学者，非常重视先生的古代社会、古代语言的研究，对于他的著作予以绝大的崇敬。”
谈到郭沫若的诗，绿川说：“一代中国新诗的前卫、明星，他的诗名我早已听到了。作为民族革命诗人的先驱的先生，是名实与共而无愧的。”
绿川还将郭沫若同明治维新时代具有反抗精神的两位日本诗人——岛崎藤村和石川啄木加以对比，说道：“他们也算得是时代培养出来的反封建的歌手了。然而，像郭沫若先生的诗，几十年间不断地在青年当中继续成长、发展，进而达到开花的境地，在他们的诗里是求之不得的。”6
日本著名学者菊地三郎在其《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以《郭沫若——南北文学统一战线的象征》为篇，专题论述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主要论述了他这一时期的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和以《波》及《金刚坡下》为代表的短篇小说。菊地三郎指出，要用一般的戏剧的看法来评价历史剧《屈原》，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他说：“《屈原》受到了整个南方文学阵营的拥护。《屈原》表现了全体南方文学者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坚强意志。《屈原》在北方文学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以前，很快与1942年以后的南北文学统一战线相适应，开创自己的道路，使南方文学由抗日（反帝）转向反蒋（争民主），成了最早的一面旗帜。”
菊地三郎说：“郭沫若——这位南方具有人情味的文学家，就其文学成就而言，如果谈得充分，那需要单独写一本书。他本人就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日本的“近代”系指“现代”——笔者）文学史，其业绩是那样的多彩，那样的伟大。”他指出，郭沫若和鲁迅，就其个性而言，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同是文人，但写的东西，却有着明显差异。但是，“他和鲁迅一样，也是一个以文学为政治，以政治为文学的人。”鲁迅去世后，郭沫若“为鲁迅的文学传统呐喊，捍卫了中国文学的光辉旗帜”，成了“鲁迅传统 南北文学统一战线的象征”。有力地批驳了两位文豪相抵触、不谐和的说法。一个外国学者能有如此公正的观点，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茅盾，以他半个多世纪的光辉的文学活动、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辟的文学理论和大量的文学翻译，早已为日本学术界所熟悉与热爱。从30年代初期以“中国文学研究会”为中心的日本学者，开始对茅盾进行全面、细致、深刻的研究。其重点放在以其《春蚕》为代表的短篇和以《子夜》为代表的长篇及其创作方法进行了研究。1935年3月，竹内好在《中国文学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今日中国文学的问题》，在其“农民文学的动向”一节里，指出《春蚕》是以“细致地描写贫穷的小农村普通常见的日常生活，形象地表现出农村破产的普通过程，是一篇划时代的作品。”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对《子夜》进行了评论：“《子夜》是茅盾的代表性的长篇作品……从正面揭露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这种强有力的气魄上来说，是屈指可数的作品之一。”小野忍在《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也说：“茅盾通过这部作品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同时也确立了自己与共产主义相近的思想立场。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茅盾的直至抗日战争前夕的所有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在论及《子夜》的艺术成就时，他认为《子夜》在“作品结构上几乎没有破绽。可以说，这是一部充分发挥了茅盾特色的成功之作。一般认为，这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
佐藤一郎在其论著《中国近代长篇小说的起点》（副题：《围绕茅盾〈蚀〉》）中，开篇就对茅盾下了带有结论性的评价：“考察中国近代现实主义文学性质时，很难将茅盾的成就排除在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茅盾文学所能达到的世界高度和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家而具有的重量感，较之另外与他一起为近代现实主义确立作出贡献的其他作家，在文学方法上所进行的模索与反省更加突出。因而被认为处于现实主义潮流的中心。”
叶绍钧也是日本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他们的叶绍钧研究重点在两个方面：一、以《稻草人》为代表的叶绍钧童话；二、他的代表作，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最早翻译叶绍钧童话的实藤惠秀，在谈到当时翻译这部作品时的心情时说：“我愈来愈感到实应翻译了。中国成了成人的中国。以往，几乎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儿童只好啃那些难懂的成人书。儿童没有可以听懂的童话，童话可以说是一种初步创作。”7只有叶圣陶的童话问世以后才改变了这种状况。所以新岛淳良等儿童文学评论家说，“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他(叶绍钧)奠定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基础，只是他的童话的强烈的思想性，超出了周作人所说的童话的范围。不过，正因为如此，他这样的童话形式在新中国才被继承下来。”8
关于他的《倪焕之》，日本著名学者、翻译家竹田晃在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编《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一书所写的论文《倪焕之》中，认为《倪焕之》是叶圣陶理想的自传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教育小说。“这部作品的最大意义，仍然是以‘五四时代’为背景，正面描写了这个时代。……我们选取‘五四时代’的作品加以对比，便发现象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自然，这就使人感到该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了。”
对于谢冰心的作品，日本学者重点从儿童文学方面进行了探讨。伊藤贵磨说，“我所读过的作品中，我认为(冰心)儿童小说比较优秀。”从艺术方面来看，儿童小说中，比如《陶奇的暑假日记》，可谓优秀之作。作家用浮雕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孩子的形象。”9
另外，日本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新岛淳良等人在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流派》的论文中，强调了谢冰心的“和平主义”。他们写道：“关于谢冰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她的和平主义必须提及。在日译《寄小读者》（讲谈社版）一书中，有一处表明她反战态度的内容未曾译出。笔者曾就此事询问过译者，译者谈到后来已将此事转达给了谢先生，不料受到了‘斥责’。笔者还忆起谢先生在东京大学的一次公开讲演（1951年6月)，她说，中华民族从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学的基本流派也是和平主义。”最后谈到谢冰心正在续写《寄小读者》时说，是“教育孩子们树立新兴的民族主义。”
日本学者认为，丁玲早期的小说，在描写儿童、知识青年心理方面是很有特色的。新岛淳良等说：“丁玲是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加以‘作品化’了，正因为她含蓄、内向，用不容置疑的实感构成了自己的作品世界。因此，她能以任何其他作家所达不到的高度，描写了孩子们的心理。”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流派》）冈崎俊夫在论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时指出：“这些小说，由于描述了冰心、庐隐等先一辈女作家们所未能观察到的新时代女性的分裂、矛盾的心理，从而受到同时代人的狂热的欢迎。尤其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确立丁玲在文坛地位的初期的代表作品。”10 就此，丁玲文学研究家中岛碧进一步指出：“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同时，他对丁玲作品的风格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丁玲的作品风格发生了几次变化，由自我表白型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变为长篇客观型小说（《母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他说：“毫无疑问，这个转变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运动密切相关。”11 冈崎俊夫也指出丁玲的中篇小说《水》“是一篇强有力的小说，可惜生硬了一些，可是，这却是丁玲大步迈向人民的方向的作品。”建国后，丁玲于1951年写了《粮秣主任》后就停止了创作，转向了评论。对于这些评论，日本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冈崎认为，“她的评论是极为优秀的，水平很高。这些评论，收集在她的《跨到新的时代来》（1951）与《到群众中去落户》（1954）两本集子中。这些论著，不仅对下一辈，而且对已经有成就的作家们来说，都可给以很大的启示。12
1949年5月，小野忍在《中国文学与我》一书的《中国近代文学运动史略》篇中说：“1933年巴金发表了《家》，此作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他已克服了其早期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概念化倾向（例如《灭亡》）。巴金在抗战初写完《火》之后，又在抗战末至战后写了《憩园》、《第四病室》、《寒夜》三部长篇，表现了战争时期小市民的苦闷和愤懑。从这些作品中，可以重现他最近的创作倾向，其文笔与《家》相比，显得格外柔情。”在探索巴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时，菊地三郎指出：“巴金1923年到上海，直到1926年去法国为止，算起来在上海住了大约四年时间。这四年固定了形成巴金文学风格的核心的特殊世界观。”他说，“巴金文学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部分。他的文学从《灭亡》（1929）开始，便总是探索用他那美好的幻想把握中国社会的方法，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小说《雪》（1934）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中国文学家的丰富的文魂在郭沫若、老舍、郁达夫等作家中亦可见到。然而，像巴金这样把自己的‘意愿’赋予作品从而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家并不多见。他的早期的作品还是刻画生活的污点，但后期的作品，特别这里举出的《憩园》（1942）以后的作品，在巴金的创作里，便塑造了许多刻意加工的美好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13
关于老舍，翻译《骆驼祥子》的立间祥介先生向日本读者介绍说：“老舍是现代中国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古都北京的代表作家。”谈到老舍写的《四世同堂》时，他指出：“这是在北京长大成人的老舍所写的一部成功之作，它不仅是他本人的一部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优秀代表作。”在论及《骆驼祥子》时，他说：“这部作品成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搜集了充分的素材，经过反复推敲、精心构思之后才开始动笔的。因而写起来得心应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4
《骆驼祥子》从1942年到1980年，日本有9家出版社，以6种译本，出版了12版。所以“祥子”这一名字像阿Q一样早为人所熟知。因此，翻译《老舍作品集》的冈本隆三先生说：“通过《骆驼祥子》，中国文学如此渗透于日本人民中间，我感到非常惊奇！我认为只要生活在允许恶习存在的社会中，不管什么人，他的内心里或多或少都存有阿Q失败主义和祥子的奴隶个人主义，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所以，这种描写手法尽管陈旧，但《阿Q正传》、《骆驼祥子》仍然感动了很多日本人。老舍由于写了在日本侵略下与现实妥协的祥子，从而开放了一朵最巧妙的浪漫之花。祥子至今仍然活在日本读者心中，因为它影射了日本现实中的尖锐化问题。”15
曹禺以其恢弘精湛的剧作赢得了中外读者和观众。他的作品从30年代，几乎在国内问世的同时，就被译介到了日本。他的《雷雨》“深入群众心扉”，“该剧动员观众人数之多，将创史无前例的记录。”《雷雨》的译者影山三郎先生对它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接着指出，该剧“深入群众心扉”的原因在于它“以高超的技巧把艺术性与通俗性协调起来了。该剧具有不因四幕之长而使人厌倦的魄力，情节进展颇为新奇。然而人们认为《雷雨》作为中国民众的精神食粮并非仅仅因剧本的技巧而长期维持其生命力，《雷雨》早已占据了作为经典著作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可以说，它得到高度评价就在于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一社会性。这一悲剧的极大魅力是：既是波澜起伏的家庭悲剧，同时又不是不受约束的一个社会侧面。”影山先生进一步指出：“顽固的封建性所带来的苦恼与痛苦，可以说并非创作该剧当时的中国所固有，也是日本的现实。《雷雨》就是具有这样的广度。”16
作为童话（儿童文学）作家，日本学术界对张天翼非常关注。对其《宝葫芦的秘密》、《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作品评价很高，对其童话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认为他写的成人作品，如《华威先生》，也是很有特色的。为此，著名学者伊藤敬一先生写了《张天翼的小说与童话》17专论，比较全面而细致地论述了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他指出，张天翼在30年代前半期的混乱的上海文坛，对自己的新的创作方法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其中包括独特的写作技巧、主题思想、人物面貌等，应给予较高的评价。那么，这种新的创作方法是什么呢？伊藤先生说：“他从客观现实中选取虽小但带冲击性的素材，然后设好主题和结构，把人物和事件限定在一定的画面上，借助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加以描写。”伊藤接着说，张天翼用这种创作方法，把新风吹进了上海文坛，所以，“当时，他被誉为‘新人张天翼’。他的创作方法，被认为超出了以前的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新现实主义’等。”伊藤认为他的童话“确实在中国童话中创造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而且早在《奇怪的地方》、《奇遇》（1934）、《失题的故事》（1936）中就已确立了新现实主义童话，这两点是他在中国童话史上的功绩。”对张天翼的儿童小说（日本泛称童话—笔者）的思想内容作为其童话特点给予了充分肯定。伊藤敬一先生指出，张天翼的童话与日本新感觉派的童话的基本差异在于“张天翼立足于彻底联系中国政治现实，从而使分裂的人们统一起来。可以说他的创作是以此为方向的。”所以，日本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新岛淳良等专家们说：“谢冰心、鲁迅、叶绍钧开创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由张天翼完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后的作家，可以安然乘坐这只艺术之船，乘风破浪，到达艺术的彼岸。”18
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们，对于我国抗日战争期间诞生的，反映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生活的“抗战文学”，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和评价。他们认为，抗战时期的文学是继“五四”文学后的中国文学的第二个转折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东北作家”和“沦陷区文学”。其中，评论这一时期作品的小野忍教授，重点对“东北作家”进行了评价。他说：“其中《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肖军和《生死场》的作者肖红最引人注目。”《八月的乡村》以“九 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描写了农民巴尔其赞的活动，读后使人不免想起法捷耶夫的《毁灭》。肖军带着《八月的乡村》出现在上海文坛的时候，当他发表了《第三代》时，整个文坛自然睁着惊异的眼睛欢迎他了。在此，小野忍又提出了另一位“东北作家”骆宾其。他说：“《边陲线上》的作者骆宾基也是抗战后期崭露头角的新人。抗战后期他又写了自传体小说《混沌》和短篇集《北望园的春天》。在这个短篇集子里，作者以非凡的才能抒写了士兵和阿妈等被压迫者的忧愁和反抗。”19著名文学批评家西野广祥在《抗战后期骆宾基的小说》一文中说：“可以认为骆宾基是重质轻量，作品少而精的作家。”长达40页的短篇小说《北望的春天》“是一部难度较大的作品，不仅是骆宾基的代表作，也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
日本学者不仅关注“沦陷区”和大后方的抗战文学，更把笔触向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他们把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文学称之为北方文学。小野忍指出，以赵树理为先驱的北方文学（人民文学）为中国近代文学开拓了第三个转折期。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们认为赵树理的最大特点就是“主题的明确化，描写的单纯化”。小野忍说：“赵树理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存在着，无与伦比。一句话，那是以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明析、单纯、简洁的主张为标准的作品形式。他的某些短篇作品也具有托尔斯泰民间故事的韵味。”（《中国文学与我 赵树理小论》）他在其另一部理论巨著《中国现代文学》中，总结性地说：“赵树理迄今为止，每部作品都是在前人未曾踏过的处女地上动土，开拓了崭新的作品世界。”他指出，除了主题新颖外，赵树理文学，叙述方式也很新颖。这是他继承、发展了中国说唱文学传统的独特表现形式。或许可以说，创造了这种表现形式，正是这位作家的最大业绩。
三
追溯历史，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对内实行高压统治的严酷现实下，日本的学者们要以友好的、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的文学是多么艰难啊！那么，日本学者为什么要冒着随时遭到政治迫害或生命的危险来研究、评价中国的现代文学呢？《雷雨》的译者影山三郎先生在《译者后记》中写道：“译者想向阅读本书的读者表达如下的心情，即该剧如能对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人民的亲密感情多少起一点作用的话，那将十分荣幸。我们关于新中国的知识，近来逐渐丰富起来。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序言中说的那样，把过去‘悲剧性的社会’同现在‘解放了的中国’联系起来考虑，对生活在‘当今日本’的我们来说，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了。”这段文字，对于我们理解日本众多的友好学者的艰难工作和良苦用心，是非常有用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位日本学者、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暴风骤雨》的译者鹿地亘先生在其《译者序言》中是怎样写的吧！他指出，中国东北的农民打破了日本扩张主义者的美梦，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新世界。为此，他写道：“当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帝国主义的基础是肤浅而脆弱的。读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之后，我首先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促使我耐心地把它介绍给日本：军部和财阀之流的所谓‘王道乐土’的阴影，事实上就像即将坍塌的一堆沙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更谈不上什么百年大计！许多日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警告说：“今天必须明白，当日本重建时，一定不能再走老路。沙滩上不能建筑楼房，我们同亚洲的各民族，尤其我们休戚相关的中国人民的关系，必须打下毫不动摇的坚固的基础。为此，作为一个警告，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真相！”
战后，夏衍写的《法西斯细菌》，反映了从1931年“九 一八”事变到1942年春，中国知识分子坎坷的经历，刻画了八年抗战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深刻地指出了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孤立存在。更主要的是揭露法西斯细菌的危害，必须消灭这种危害。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剧本，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语研究会于上世纪50年代初翻译到日本。据著名翻译家实藤惠秀介绍，当时译介的理由有三：其一，“在新中国已经没有法西斯继菌了，但在日本，这细菌似乎还在传染。因此，认为有必要翻译这个剧本”；其二，剧本描写了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种对学问和政治的态度，对于他们也很有启发；其三，作者描写的静子，使人感到她是一个善良的日本人，同时又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所以，实藤惠秀说，一想到了解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地描写日本人，便感到惭愧！
从上述的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汉学家们，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译介中国的文学是不遗余力的。他们的目的在于希望“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因而“用文艺来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同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们自有其自己的目的和寄托的吧！
注释：
1 1936年7月为捷克版《呐喊》写的序。
2 增田涉：《与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
3 岛田政雄：《中国新文学入门》
4 山上正义：《谈鲁迅》
5 高田淳：《鲁迅诗话》
6 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为郭沫若创造活动二十五周年》
7 实藤惠秀：《我与儿童文学》，载日刊《世界儿童文学》第四号，1960，12。
8 新岛淳良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流派——以作家与主人公为中心》，同上。
9 伊藤贵磨：《战前的小说 童话 民间故事》，载日刊《世界儿童文学》第四号，1960年12月。
10 冈崎俊夫：《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九卷 丁玲篇 后记》
11 中岛碧：《丁玲论》
12 冈崎俊夫：《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九卷 丁玲篇 后记》
13 菊地三郎：《巴金文学——破了产的〈憩园〉》
14 立间祥介：《幽默作家老舍的创作道路》
15 冈本隆三：《老舍具有契诃夫的身笑和高尔基的苦涩》
16 影山三郎：《一部值得惊异的杰作——论〈雷雨〉的艺术魅力》
17 伊藤敬一：《张天翼的小说与童话》，载日刊《世界儿童文学》第四号，1960. 12
18 新岛淳良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流派——以作家与主人公为中心》，载日刊《世界儿童文学》第四号，1960.12
19 小野忍：《中国文学与我》
（原载武 鹰宋绍香编译<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四辑---现代文学专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曾载《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