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2005年2月26日
潘维
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面对这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讲的话会不会对大家有益，感到非常
惶恐。可我并不因此怯场，因为我不过想讲出内心的一个感受，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
祖国”。
没有什么“美国特色”或者“中国特色”的科学知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是人
类共享的。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里最国际化的一个群体，是
全球化的先锋队。如此，科学工作者的祖国认同似乎应当逐渐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
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那么，今天的科学工作者还需要祖国吗？
一．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科学工作者需要祖国认同吗？这要看你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在我们这个西方人
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要是生为中国人的科学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动想忘掉祖国，也很不
容易。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
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是那时少见的
城市贫民。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他赴美不
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
的祖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
。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们的话说，是“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尽管他不喜
欢祖国，却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后来，他给一家
小公司做实验员，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每小时不到十块钱。再后来，他放弃了
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那是种普
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他却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
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没有security
clearance的问题，他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四十年前的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当时令人
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学位。他很出色，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成为核专家，在
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
。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李先生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
在这个新的祖国，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还经常参加学术
交流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他
是美国人，但毕竟也是中国人。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
。他的每次北京之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
务，每次返回到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还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
作者。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
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显然已经把
核弹头微型化，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除非是从美国偷。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
技术的根据。于是，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李
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设计。就武器设计而言，他是个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为莫须有的罪
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开除出了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实验室，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
调查局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为中国做间谍，就要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用电椅处死他
（罗森伯格夫妇1951年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而被捕，1953年被双双处死）。李文
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灯是永远开着的，夜里也不会熄灭。他在牢
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还经常挨饿。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也无法接
触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杀，把案子坐实。他因此早就提前声明，自己绝不会自杀。新
世纪更替的那2000年元旦，他是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的。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他终
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样才换取了出狱。他的“过错”
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丝毫没有敏感性，
不过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现在，李先生依然认同美国，
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从而能
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传里，他却这样写到：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
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
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
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是的，对美国而言，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中国呢，李文和是美
国人。科学无国界，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
，不想成为科学家。
二．在悲剧的祖国
大家可能会认同“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种说法。我想进一步说，在悲剧
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也是悲剧。
大前天（2月23日），《参考消息》用一整版转载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
文章抨击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卡迪尔汗生于1936年。他13岁时，印度独立
了，祖国却被英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穆斯林的卡迪尔汗迁至巴基
斯坦，但他的家乡却是印度的博帕尔。博帕尔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顺便提到，二十年前
的1984年，博帕尔市发生过一起著名惨案。那里的一家美国工厂泄漏了40吨剧毒气体，导
致3150人立即死亡，5万人失明，8万人终身残疾，150万人受影响接受治疗，占博帕尔市
总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尔汗17岁，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学院学习，不
久又去欧洲学电气工程和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工作，从事原子学研究。1976年，
当印度开始了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了，带着他的核能知识。在他的领导下，
巴基斯坦努力了二十多年，也拥有了原子弹。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进行了5次公
开的地下核试验，卡迪尔汗从此成为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成为祖国教科书课文里的
英雄，两次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卡车、公共汽车背面都印上
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总统的知名度还高。巴基斯坦人口与俄国相当
，是美国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的一倍。但美国、俄国、中国、印度、可以
有核武器，英国、法国、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却遭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
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所以试图向其他
穆斯林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没有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
的寓所，工厂和房间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密的助手。这就是“巴基斯坦国
”。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国情
报人员的讯问。在压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使
美国得以要挟其他国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
三．在成功的祖国
1996年，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
前，我在网络上读到了一点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很感动。1998年11月21日，中国的第一
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从点
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
名字叫申劲松，当时只有25岁。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5岁生日。一年后飞船返回时，
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可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作决定，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他作了
决定，而且作对了。返回舱落地之时，申劲松没了感觉，就是腿软，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
下来，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是他26岁生日。他已经在机房中待了整整一年。到2002
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他的工资只
有1300元。事实上，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学生，全部是我国自己
培养的。到神舟三号升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
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
科生和硕士生。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
。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可飞船还在制造中，飞船数据还不明确。他对整个任务系统
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文档。他拼命了，日以继夜阅
读国外资料，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而且他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
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经过半年没日没夜
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飞航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
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
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没有任何现成的资
料可借鉴，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整整两年零
八个月，没白没黑，他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
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只剩下
几个月了，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
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流
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谁也不是内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
人会发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
几夜。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
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北京飞航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他们的同学、朋友
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
劳。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申劲松是这样说的：
“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
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
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有个跟贴，也很有意思。跟贴的作者回忆说：
“92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
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
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
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
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
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
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
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
些将来成功，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他
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如
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1949年，像那
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祖国出力。他很
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长征一号”，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
颗卫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岁了，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的贡献
才为人所知。1995年，他80岁了，得到了“全国优秀工作者”称号。在他85岁时，国家向
他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
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记得其他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
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