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似男（七叶一枝花） 往事回眸：第十三章 在苏联学习 （1953年-1960年7月） （1） 在北京－莫斯科列车上 离开北京站后，火车途径天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最后到达满洲里中苏边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卧铺而且是软卧，感到无比新鲜和心满意足。我感到国家对我们这批留学生是多么的关怀，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多么重大。在这之前我只坐过一次火车，那就是1951年到北京考大学，和农业部那位前辈一起从汉口到北京，坐的是硬卧慢车其条件不能相比。北京莫斯科直达列车在国境线停留了大约5个小时，因为苏联和中国的铁轨宽度不同，车轮需要调整距离。 1953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总人数500余人，超过建国后历年派出总数。 其中派往东欧的总共20余人。留苏学生的专业很广，主要是理工科，少数人派往医学院和农学院或兽医学院。东欧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学语言，如涂良敏，罗素冬和张蓬举被派往匈牙利，后来他们都成为大使馆和外交部的骨干。只有一位广东同学邹淑爱派往捷克学医学，回国后分配到二机部工作。留学生中没有一个非党团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少数青年团员，我属于后者。 北京－莫斯科列车刚通车不久，车厢和设备都是全新的。我们乘坐的是从莫斯科发出的列车，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女生乘坐的软卧，男生乘坐的硬卧。餐车在中间。一切活动都在男生车厢进行。火车上的小组已经按照分配城市重新组合，彼此之间并不熟悉，每天的集体活动主要是逐字逐句学习, 我们称之为“八条”，再次强化留学是一项政治任务。其它时间或是一起唱俄文歌曲， 或是玩扑克牌游戏， 包括打桥牌。 “八条”是公布个人去向后就发到了原来的每个班上，并已经逐字逐句学习过。要求每个人随身带上，做为留学期间生活学习的指南。几年前整理资料发现1953年8月5日我工工整整地把“八条”抄写在郑彦苏赠送的那本硬皮小16开日记本首页，足见当时我何等重视留学任务。在苏联7年中，这本日记本我只用了六页，前三页抄录了“八条”，接着的三页是1953年12月26日我收到母亲的亲笔信，得知大哥病逝了，悲痛不已写下了我对大哥的怀念，记述了他对家庭所做的贡献。以后学习繁忙从未揭开过。1960年回国后正值困难时期，继续用它记录了所党委书记的各种报告。去五七干校时，一切资料都当废纸处理了。唯独这个日记本留下来了，当时主要考虑到里面有大哥病逝的重要记录，根本没有想到“八条”。开始写回忆录后才意识到过去的一切文字记录价值无穷，现在把它抄录于后。由此可以看到，当年做一个留苏学生要遵守多少清规戒律？尤其令人费解的是1958年在留学生中搞的“红专”辩论，学习成绩优良，严格执行了第一条的好学生都成为批判对象，都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罪名，有的甚至在档案里塞进了黑材料。不知当初决定花大笔钱财派出成千上万留学生是否出自个别人头脑发热？如今又把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当作敌人打击迫害又出自何人涨昏了的头脑？ （2） 出国留学生注意事项 1。必须十分重视党和祖国人民所给同学们的光荣而艰巨的学习任务，时刻体念党的首长勉励大家要学习好，身体好，纪律好的宝贵指示。满怀学习信心，鉴定学习义意，规勉自重，苦心钻研，以期学成归国，献身于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 2。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令，制度。尊重所在国的风俗习惯。谨慎谦虚，戒骄戒躁，高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增进兄弟国家间的友谊。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但禁止自行与驻友邦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员往来。 3。服从所在国政府的分配入学。按着国内确定的专业进行学习。认真执行所在校的教学计划，不得擅自改变专业，以免影响祖国培养干部的计划。如需改变专业时，必须由所在国政府向我使馆正式提出，经我使馆审核转报教育部批准。 4。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及驻东欧各兄弟国使馆专管人员在大使的领导下负责管理我在该国留学生有关思想，学习生活等一切事宜。同学们必须严格依照管理处或专管人员所规定的请示制度，报告制度，组织生活纪律等认真执行。凡有重大的社会活动或做报告，发表文章等必须事先报告使馆，经审查批准。向国内有关部门请示报告事项或索取必要学习资料时统需通过使馆审查办理。 5。遵守所在学校的校规和学习纪律。不得自居特殊故意违反。与所在国同学以及其它兄弟国家同学在生活上要打成一片，严肃认真，刻苦朴素，亲密团结，互助互勉。积极参加文娱体育活动，时刻注意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克服脱离群众，孤僻散漫的作风。 6。严格遵守祖国和所在国的保密制度和保密纪律。必须认识与友邦保密和为祖国保密利益的一致性。在校学习或在厂矿实习必须按照校方或厂方的一切规章办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带的不带，如需往外携带图表或资料时必须取得校方或厂方的批准。写专题报告有涉及保密内容者，不得寄回国内，以免遗失。国内送来的参考材料，各种统计数字等亦需注意保密并按时送回使馆保存。 7。为了集中全力完成学习任务，留学期间不要恋爱（包括本国同学间及友邦同学间）希望同学们自觉约束。 8。留学期间，毕业前一般不准请假回国。要善于利用休假期间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以进一步密切同学间的关系，加深对友邦的了解或在休假期间适当地进修学业， 以迎接新学期学习任务。 如因特殊情况由使馆审核报经教育部批准回国者，到达祖国后必须立即向高教部报到。 在白纸黑字“八条”之外还有口头要求，那就是，如果和友邦同学发生纠葛，即使是对方的错误，我们中国留学生也要首先检讨，并把错误担在自己身上。当时我是五体投地地崇拜苏联，但是对这一条口头指示感到很难接受，不仅太伤国体，这无异于跪在外国人膝下。 黄油味难闻 因为在列车上每天都有集体活动，女生必须几次通过餐车到男生车厢，这对于我是很大的压力。我一生除了在吴肖茗家喝过一次牛奶，吃过一次黄油面包外从没有享过这个洋福。在肖茗家一是出于好奇，二是出于礼貌，而且她家饭厅没有火车餐车那股黄油味。在火车上我简直是遭罪，一闻到黄油味立即要呕吐。不得不三脚两步跑到男生车厢，深深地呼一口气，好像要把吸入的黄油味呼出去似的。以后我决定利用火车到站的时刻通过月台回到自己的车厢和到男生车厢，以免闻到黄油味。 火车在贯穿西伯利亚的远东大铁道上奔驰。途径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等几个大站，因为饮食不习惯，成天处于病态，没有心思欣赏沿途风光。但是当我看到一望无际的贝加尔湖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初中学世界地理时就知道贝加尔湖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湖，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居然能亲临其境。湖面平静如镜，清澈见底。火车几乎擦着湖面边沿而过，并在贝加尔湖畔运行达数小时之久。可惜当年没有想到做旅行记录，否则就能写出沿着湖畔运行的确切时间。 我们班上有一位从大连工学院选拔来的男同学，他被分配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冶学院学习，我们把他和其它到这个城市的同学送下火车后，目送着他们和行李消失在月台外，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同学所以他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 从北京带的干粮有限，很快就吃完了。咸菜倒是不少，我几乎是饿到莫斯科。到达莫斯科车站之前，很多同学都把自己分担携带的咸菜给了我。尽管很重，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想到有备无患。 （3） 抵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抵达莫斯科 火车运行了大约7天7夜，终于到达终点站莫斯科车站，大使馆派人到火车站迎接我们。在此500多人各奔前程，大多数人分配到莫斯科各学院学习，听说分配到列宁格勒学习的将近200人，少数人到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和工业城市罗斯多夫和利沃夫。到莫斯科的学生都被直接带到学校，我们和到乌克兰各城市的同学都被带到一个地方歇脚，记得先让我们吃了一顿饭，也许是饥不择食，记不得吃了些甚么，只记得吃得很香。 据说前几年发生过很多麻烦，因为每个人的口语很差，有的同学个人外出，记不得住所，更说不出街道名称，而不得不到警察亭，借用许多手势语，警察才理解是迷失了方向，把他们送到大使馆认领。吸取往年的教训，为此，我们这些途径莫斯科的学生不准个人单独活动，去任何地方都集体行动，有人带队，此外又发给每人一张小纸条，上面用俄文写了在莫斯科落脚的住处名称和街道门牌号码，以防万一。 饭后带我们去一个公共浴室洗澡。后来知道公共浴室在当时的苏联虽不能说是唯一的洗澡场所至少是非常普遍的。我在苏联7年，全是到公共浴室洗澡。我们学校有供师生员工用的公共浴室，同时附设一个洗衣房，记得我第一次去洗衣服感到很新鲜，脏衣服是用秤称，以公斤计算，而且很便宜，50年代苏联就使用洗衣机和干燥机，洗完后还可以在洗衣房把衣服烫平，不另外收费。 来到列宁格勒 我们没有在莫斯科过夜，当晚乘坐莫斯科－列宁格勒直达特快，次日清晨到达列宁格勒。每个人都由前几年出国的同学来车站迎接。在列宁格勒火车站才知道，分到我们学校的中国学生除了我和徐方外还有两个研究生，王文彦和张鸿顺。此外，有三个人分到列宁格勒小儿科医学院，其中一个从北京医学院选拔的大学生名叫严佩琦，另外两人原是解放军部队老资格卫生员，解放后上了工农速成中学，又经过特殊培训后保送留苏，分到小儿科医学院读研究生。后来听说，这两个老革命想把自己的基础打牢固点，决定不读研究生，而从大学一年级读起。正如“八条”中的第三条所说，他们当然是经过大使馆批准而行的。那时的人思想单纯，考虑工作多于考虑个人前途，这两个人没有想到研究生回国后学术待遇和工资都比大学生高得多。他们如果读研究生1957年毕业回国，工资待遇就会和王文彦等人一样月薪为128元人民币。我们是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后回国的大学生，我们先试用一年，月薪为50元人民币，转正后月薪是62元人民币，20年后工资才提了一级，月薪变成69元人民币。 到火车站迎接我们学校四人的是冯理达夫妇。冯理达是冯玉祥的长女，她丈夫的姓名我记不得了。她当时在列宁格勒小儿科医学院上学，她丈夫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迎接严佩琦等三人的是冯理达的妹妹冯颍达， 也是列宁格勒小儿科医学院的学生。 在路上，理达简单谈了她们一家到苏联的经过。我在蜀光中学初中二年级时，冯玉祥曾经到过我们学校发起了“爱国捐献运动”。在大礼堂听完冯玉祥的动员报告后有钱的女同学，从手上当场取下金戒指，金手镯扔进箩筐里，有钱的男同学如何表达他们爱国，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我很尴尬，既无金银首饰也无现金可以捐献。我回家和父亲商量，他写了一张字条说，爱国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我把条子给了老师就算交差了。 解放前就知道蒋介石任中华民国总统，冯玉祥曾任副总统。（按：这是作者记错了，冯玉祥没当过副总统，而是1936年当过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介石是委员长）据理达说因为他父亲同情共产党，和蒋介石不和，所以1948年携带妻室儿女离开台湾前往苏联。她丈夫原是冯玉祥的私人秘书。当时只能乘坐汽轮，在抵达奥德萨港口即将登岸前，汽轮突然起火，正是凌晨时刻，乘客都在梦中。她的弟弟妹妹和她母亲纷纷跳入救生圈，她父亲因为年老，行动不便，遇难身亡。有人怀疑是蒋介石制造的这一事件。斯大林接见了她全家幸存者，毛泽东对她父亲遇难发了唁电，给她母亲李德全和子女发了慰问电。她弟弟在巴库海军军官学校读书，她和妹妹颖达在列宁格勒上小儿科医学院。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毛泽东致电她母亲，委任她为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理达从小儿科医学院毕业后没有立即回国，她考上了我们学校流行病学的研究生。她丈夫和妹妹则相继回国了。因为在一个学校上学了，接触较多。理达平易近人，丝毫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看不出她曾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的女儿。记得我生病后她曾陪我和研究生管维滨到普希金城游览。文革前听说她弟弟在海军担任舰长。我知道文革期间理达夫妇遭到很大冲击，那时我自己泥菩萨过河，不敢也没有机会和她接触，随后我到了五七干校。我曾不时想过理达夫妇，不知她一家弟妹的命运如何。 （4） 学习生活开始 1960年起留苏学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多留苏学生都遭到歧视和怀疑，尤其是非党留学生，很多人文革中遭到迫害，毕业文凭都焚烧了，听说有的被迫致死。1989年我到布拉格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捷克同窗好友朱莉叶专程从外地到布拉格来看我，一见到我热泪盈眶地说：“这些年我担心死了，担心你是否还活着！”至于和苏联同学重逢，我们都回避了这段生活经历。 在苏联7年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受到了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训练，而且享受到了绚丽多姿的俄罗斯和苏维埃文化艺术的熏陶。改革开放后，到欧洲开学术会议我和同窗好友和敬爱的老师恢复了联系，至今常有联络。 在苏联的7年使我终身难忘，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幸福的时刻。虽然1958年后在留学生中开展的红专辩论使我迷惑不解，从此感到极度的精神压抑，我不得不忍辱坚持学习，那时我能找到的唯一精神安慰就是置身于苏联老师和同学的友爱之中。但是我的精神痛苦不能有丝毫流露，白天上课晚上挨批判。苏联老师和同学至今都不知道。王文彦已经于1957年毕业回国，后来的党支部俞志深和团支部书记徐方都是极左思潮的先锋。 我的第一位苏联朋友 理达夫妇带着我们从涅夫斯基大街回到学校，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同宿舍的两个苏联同学纷纷回来，一个是同年级的米娜，另一个是研究生朱莉叶。朱莉叶参加过卫国战争，大约35岁左右。苏联同学都住大房间。不知米娜是否是学校特意安排来帮助我的。 我可怜的口语很难和她们沟通，但是她们都很耐心，尤其是米娜，她第二天把我带到班上，我们不仅同年级而且同班了。她是我初到苏联的第一位朋友。不仅帮助我学习口语，和我一起准备小课，而且陪我到解剖室学习，坐到最后两人离开。一年级后我因为生病，组织勒令休学， 我和米娜分开了， 不久她也搬出了小宿舍。 记得我们到达学校时已经开学一周。到达后次日马上去上第一堂课。一年级上学期主要学基础课，包括：解剖，物理，化学，生物，拉丁文，联共党史和外语。外国留学生的外语是俄语。除了拉丁文和外语，其它学科都要上大课。全年级共600人，分成三个大班，每个大班都是200人，每个大班下分成若干小班，每个小班12－14人。学校把我和徐方分在第一大班，而且同一个小班上小课，以便于老师辅导。不久后，她要求调到第三大班。我后来分析徐方虚荣心过强，因为在小班上，老师向我们提问时，我总是回答对了，而她则不然，这就很伤她的面子。所以她决定离我远点。 我对自己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突破语言关，要跟上苏联同学上课，不能掉队。大课在阶梯教室进行，我坐在第一排正中。无论怎样聚精会神听课，一个字也听不懂。每次大课我都只记录了日期，和大课的顺序号。大约在第三个月，一天突然听懂了一个字，我赶快把它记下来。大课后化学和物理教授亲自为我和徐方辅导。化学教授参加过卫国战争，他大学刚毕业就参军了。战争结束后回到学校攻读学位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班的小课化学教授亲自带，第一次他向我提问，我的口语结结巴巴，于是我决定到黑板上用粉笔回答，主要是写出化学反应的生成物，即化学反应式和计算分子量等，教授看到我的回答全都对了，他感到满意也放心了。物理教授温文尔雅，也非常耐心。 其它课程的小课大多由高年级助教或讲师主持。每次小课都留下至少10－15页的阅读作业，也就是下次小课堂上要求掌握的内容。这对于苏联同学来说不困难，而我却要逐字逐句地查字典。比如准备一堂生物学课，一个小时下来只读了一两段，因为每个字都要查字典。解剖学就更难了，每根骨头不仅要知道上面的每个坑坑洼洼的俄文名字，要知道中文意思而且要记它们的拉丁名字，而且必须到解剖室对照着实物记忆。 总之，初期学习是相当吃力的。从解剖室回到宿舍又继续学习，常常学习到凌晨4－5点，稍微闭闭眼睛又该起床准备上课了。常常想到刘少奇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尊重苏联同学的生活习惯，每个宿舍都安装了有线广播喇叭，24小时播送莫斯科电台的新闻，歌曲，朗读故事，内容很丰富。宿舍里的有线广播喇叭是从不关闭的，灯光也从不熄灭。我开始不习惯，但是不敢违抗“八条”要求，逐渐也习惯在喇叭下，灯光下睡觉。这个条件对我也有利，我可以通宵学习不影响同房间的同学。 因为在思想上早就做好了准备，无论多么困难和艰苦我都泰然处之。我在班上很少被老师抽问，因为他们相信我是认真准备好了功课的。特别自三年级起，老师常常在苏联同学回答不上来的时候，叫我来回答。 记得解剖学刚上完颅骨，因为它是由几片骨头合起来的。其中最难的是颞骨的解剖结构，在小课上解剖老师递给我一片颞骨要我把上面的解剖位置一一说出来，要求说出俄文名称和拉丁名称。当我回答完后，老师对苏联同学说，你们想一想，她要记三种文字，而且全都记住了。你们答对了我给五分，她应当得两个五分才公平， 是不是？ 我刚到学校时解剖教研室主任是日丹洛夫教授，他很快调到学校任校长，随后又调到卫生部任部长。在我印象里，一个教研室只能有一位教授。日丹洛夫教授离职后教研室由一位副教授担任主任。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一年级上学期解剖学阶段考试时，我的主考就是这位新上任的教研室主任。我走到她跟前坐下后，她说，我每天看到你到解剖室来，常常是最后一个人离开，我用得着考你吗？她知道我的情况如此详细， 因为她任主任之前常常到解剖室解答学生的问题。 说来也奇怪，第一学期结束前不知不觉我居然就开始记课堂笔记，最初记要领，以后越记越详细。有些功课如联共党史，化学和物理只有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前要通过考试。准备物理和化学考试比较容易，联共党史就比较难，好在我已经知道联共党史，所以当我取得了考卷后，还是从容不迫地走到老师跟前应试。我记得老师姓马可罗夫，在卫国战争中负伤，右手臂从手到肘部已经残缺。他兼任学校联共党的党委书记。当他听完我回答考卷上的问题后，问我：“为什么你平时在课堂上从不抢答提问？我看你对党史很熟悉嘛！”我说：“我现有的俄文水平要在课堂上站起来流利回答有困难，考试时即使不能滔滔不绝回答，只要说出关键字，你就知道我掌握了。我在中国已经通过了联共党史考试。”他点点头说：“不过你还是要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你的表达能力”。 （5） 闯过了生活和语言关 前面曾写过我在火车上生活不适应，到了学校，学习已经开始十来天了，什么生活困难，不适应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在食堂买了一张月票，主要是早餐和午餐，任随食堂主管营养的人员安排菜谱。一是思想集中于学习上了，加以饥不择食，什么都吃下了。从火车上接受下来的北京咸菜也没有发挥作用了。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掌握生活上的基本用语，不仅在班上需要和老师同学们交流，而且在生活上尤其需要。上课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每幢教学楼都有小卖部，学生和老师都可以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去买小点充饥。我很少去小卖部，一是拥挤，二是价钱较贵。但是四点下课后必须到食堂吃一顿扎实的午饭。校园里有两个食堂，每天四点后，老师同学纷纷到食堂就餐，所有的餐桌都坐满了人，有时一个食堂太拥挤，不得不跑到另外一个食堂去排队。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要求每天必须用12个卢布吃饭，以保证健康。我基本上是早晚共约5卢布，午饭用7卢布。这个水平比起我的苏联同学算是高标准了。尤其是从其它加盟共和国来的同学，最高的助学金为200卢布，很多同学就靠助学金生活。没有助学金的同学，有的靠家庭供给，有的在学校各个教研室找到工作，靠勤工俭学过活。 刘少奇主席讲话中已经提到苏联饭菜分三道，第一道是汤，第二道是肉食和蔬菜，第三道是饮料。那时没有自助餐，每道饭菜要靠服务员送到桌子上来。午餐人多服务员顾不过来，给你送来第一道后，把你忘了。最初我坐着干等，因为不知道如何催问。于是侧着耳朵听旁人如何催，食堂那几句日常用语很快就掌握了。平时在课间，也注意同学们彼此如何交谈，留心记下来。就这样三个月后我基本生活用语不成问题，此事轰动了老师和同学，甚至共青团委。都知道四个中国留学生中那个“小家伙”三个月就学会了日常用语。因为当时我长得瘦小，身高1。54米，体重48公斤，又比徐方年纪小几岁。两个研究生当然比我年长。 团员组织生活 我在学校是唯一的一个青年团员，其它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那时党团组织生活每两周过一次。我必须到城里和其它团员一起过组织生活。一个团小组内的成员来自不同学校彼此不认识。记得团小组长叫郑熊，上海人，他在列宁格勒工学院学习，甚么专业我没有问。1980年后川医药学院院长，上海人叫郑虎，我问他郑熊是不是他的弟兄，他说，是他哥哥， 他已经在50年代患白血病去世了。 郑熊和大家商量团小组组织生活轮流在不同学校举行。有一次是在兽医学院，记得那里也只有一个团员，名叫翟旭久。我进城过了两次组织生活后，王文彦认为冬天马上要到了，为了过团组织生活，每个月周末要进城两次，得不偿失，彼此又不了解，有甚么说的？他决定我和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 我的朋友肖茗也是团员，她分到列宁格勒化工学院，不在一个团小组内。到列宁格勒初期，肖茗几次到我学校玩，并一起照相留念。以后学习忙加以我生病，我们失去了联系。工学院是五年制，她1958年就回国了，从此没有任何联系，我当时没有介意。后来听说自贡一个地下党员，从经济上支持过地下党活动，掩护了地下党员，解放初期被任命为省化工厅厅长，土改后做为阶级异己份子，清除出党，撤职下放。我不由地想起肖茗的父亲是留美农学家，自己有茶山，会不会在她出国后父亲受到冲击？不然为什么她自1954年后再也没有和我联系？如今也没有办法知道了。 我记不得我们学校党员组织生活的内容了。但是记得生病前有一次，王文彦通知我去参加苏联共青团员的活动。她们是否过组织生活，我没有问过。我记不得每个人说些甚么，但是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共青团员们的活动和我们完全不同，没有个人检讨和个人自我批评，也没有彼此之间提意见等。那次活动的主题是“我的理想”，记得一个男同学说，他的理想是将来有一座小巧玲珑的意大利别墅，娶一位温柔美貌的日本妻子。我听了大吃一惊，苏联同学听到若无其事。这个同学也没有受到批评和指责。我听了暗自想，我们自解放后过组织生活，就是对照团员标准自我检查，同一个团小组的同志相互提意见。恐怕没有一个中国的青年团员会有这样的理想，即使有，敢说出来吗？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欧洲共产主义和亚洲共产主义的区别。 第一次在苏联过国庆节 刚上学几天，王文彦通知我每周要到高尔基文化宫参加中国留学生歌咏团活动，因为今年留学生人数剧增，大使馆要求列宁格勒学生会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以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并加强中苏友谊。参加歌咏团是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我当然不敢等闲视之。 据说在庆祝大会上，留学生主席将报告新中国的成就。邀请苏联朋友发言，然后是文娱节目，包括中国舞蹈表演和演唱中苏民歌和革命歌曲。 我们演唱了很多歌曲，记得有中国的游击队歌和苏联民歌在原野上等等。当时在留学生中还找不出指挥，所以请了苏联人指挥和指导练唱。因为学习忙，平时没有时间看歌单，我每次去练唱，都是在电车上才把歌单拿出来哼曲调。那时中苏关系如胶似漆，列宁格勒市党政机关和各个学校的党政领导出席庆祝会。此外鼓励每个人邀请自己的同学，所以庆祝会场座无虚席，很热闹。留学生主席通常都是老革命红小鬼，经过工农速成中学后，派往留学。他们的俄语比较差，写好了稿子去念也很困难。 通常大会主席先有一个开场白，欢迎苏联各界友人光临，向他们问候等等。记得他们发言时常常把字拼读错了，不过大家不在乎，苏联朋友也理解。我记得一个笑话，那是1960年回国在外语学院洗脑筋时，一个莫斯科的同学讲给我听的。那天我和她拿起马齿苋包子走在外语学院校园的路上边吃边聊，她突然谈起在莫斯科流传的笑话，是莫斯科留学生主席在一次大会上的发言。本来是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以中国留学生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但是这位主席说成了：“昂贵的商品们，我以中国肉冻的名义，卖给你们烁热的物件”。我听得前仰后合，把定量的马齿苋包子都掉到地上，不得不拾起来，在衣服上掸掸泥土吃下去。上面三句中。亲爱的和昂贵的，同志和商品，学生和肉冻，卖给和致以，热烈和烁热，或滚烫，敬礼和物件在拼音上很近似，编者故意把它们混淆了。目的在于取乐也讥笑学生会主席。 这个故事显然是有人故意渲染，也许这位主席说错了个别字，编笑话的人则蓄意把每个重要的字都改成近似的字，发音稍微含糊一点就会分辨不清。但是苏联人是绝对能听出来的。这个故事要把俄语写出来才感到它的趣味。之所以能编出这个笑话是因为有些俄语单字发音很近似，而两个字意义完全不同用。比如主席和叛徒这两个字，外国学生稍不注意就会混淆。它们之间只有中间两个字母不同。关于这两个字，我有一次亲身体会。记得是60年代初期我回成都探望母亲，她和我二哥住在一起。那时大中学的外语刚从清一色俄语转变为英语，但是师资不够，许多学生仍然学俄语。二哥的女儿上初中，学的俄语。一天她做作业，我站在一旁看她拼写。她把毛主席万岁写成了毛叛徒万岁了。我悄悄叫她改正，以免招致麻烦。她自己也吓坏了。 （6） 第一次过十月革命节 公历11月7日是十月革命36周年。节日前后报纸杂志电台有很多广播内容。我感到很兴奋，因为第一次在苏联过这个世界人民翻身解放的节日。不过我发现和国内过国庆的气氛完全不同。学校没有任何活动，只是通知大家城内游行的集合点。共青团特别关照我们外国留学生，因为我们对街道不熟悉。 我们班上一些外地学生住在校本部，她们过去是在加盟共和国首都或城镇过十月革命节，这次也在列宁格勒，在这个十月革命的摇篮过节感到新鲜。参加游行是自愿的，不必整队或点名。不少同学都参加了游行。我和她们约到一起，先乘电车进城和学校城内参加游行的队伍汇合。到了游行区域，一路上三三两两自由结合拉起手在游行的路线上走着，没有阅兵和检阅，也没有呼口号。走到那里想照相就停下来。记得在芬兰车站列宁塑像前，冬宫附近和其它风景区照了不少相片， 以后每年都是如此。 游行只在局部街道上进行，游行终点是冬宫广场，过了冬宫广场就算游行结束。以后每个人就自由活动了。不在游行路线的街道上一切和往常一样。没有甚么戒严之类的现象。换句话说，除了在莫斯科可能仪式隆重外，庆祝十月革命节就是全国放假一天。 生病住院 1954年春天，即一年级下学期，在一次感冒之后，我的双膝关节突然红肿，同房间的朱莉叶说我患了关节炎，需要住院治疗。我记不得是如何入院的，好像没有到门诊部，她们就把我送进了病房。病房就在我住的宿舍的前一幢楼。我的主治医生姓劳乌莫娃，她诊断我除了双膝关节炎外合并了急性心肌炎。她对说：“我必须把你的双膝关节炎和心肌炎治好，否则毛泽东会批评我。”因为一年前，1953年2月14日刚刚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友好条约，在中国对这个条约做了广泛宣传，我想在苏联也一样，当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阶段，。 除了药物治疗外，我每天要做物理治疗。理疗的医生对我也非常友好，说要把我当成女儿。因为我学习过度劳累，睡眠不好，理疗医生不仅设计了关节炎的治疗方案，而且设计了治疗神经衰弱的方案。记得我每天都要站在一个圆筒内接受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的像针一样的水柱，从细到粗，直径不同，同时又从冷到热，从热到冷， 全身皮肤除头部外反复受到不同直径和不同温度高压水柱的刺激。每当这种治疗之后，感到全身都受到按摩一样舒适。 我在医院整整住了三个月。不仅关节炎治好了，心肌炎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时至今日心脏没有任何损伤。我住的12个人的大病房。每张床放在三边窗下，护士和医生同病人说话轻言细语，其它人不受任何干扰。人人遵守作息时间，午饭后两个小时午休，两点半后护士把温度计送到每个人手上，走完一圈后回来记录每个人的体温。 即使病人能自己活动，每顿饭仍然送到病人床前，住院病人一切免费，包括吃饭。每周有两天下午探视，家属也都轻声说话。探视时间一到，人人自觉离开病房。我住院期间最常看望我的是王文彦和张鸿顺， 徐方只有一次同王文彦一道来过。因为一年级下学期重新编组，同班同学和我还不熟悉我就病了，但是班上常派了同学代表大家来看我。朱莉叶和米娜常来看我。 在医院我的俄语有很大提高，同时知道了不少社会大事。一是我看了几本小说，至今记得有“三个老兵”。最主要的是成天听到大家轻声交谈，听到生字就问她们，不知不觉积累了不少词汇。记得5月9日那天，早饭后突然很多人哭泣了，后来知道那天是战胜法西斯日。很多病人想起1945年前的那天，期待着和亲人重逢的愿望破灭了。 我成天担忧的是缺了几个月的课如何跟上，我在医院自学了许多课程，如拉丁文，有机化学等，而且出院后通过了考试，取得了满分。但是，解剖学必须对照尸体学习，组织学必须做显微镜观察，才能学好，为此我决定上着二年级，抽空补上一年级下学期的课。 住院期间我基本上没有上俄语课，俄语老师有时来看看我。俄语老师是西伯利亚某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没有到过中国，能吃力地说几句中国话。她也在列宁格勒其它学校教俄语。我和徐方一起学习俄语，王文彦和张鸿顺在另外一个班。她主要帮助王文彦张鸿顺翻译论文摘要。对我们则是教一般俄语。 我想谈谈有机化学老师。他同时兼任学校教务主任，他上课很风趣。他爱开玩笑，比如他抽问了苏联同学回答问题，在给分数时，常常说：“你回答得很好。我给你三分，”因为苏联学校实行五分制，三减实际是不及格，但是因为他故意把不及格说成回答得很好，这个得三分的同学往往笑眯眯地接受，而是觉得有趣。他很少抽问我。如果他抽问我，他说，现在请我们伟大邻邦的代表，毛泽东派来的使者来回答问题。我每次的回答总是得满分。 另外，他喜欢一本正经地叫学生的全名字。所谓全名字，就是学生本人的名字，加上父名和家族姓氏，一连串三个字。这种称呼通常是在隆重场合下自我介绍时采用，一般老师都称呼学生的家姓，或者学生自己的名字加上家姓。他这样称呼全名出于逗乐。所以在他课上气氛很轻松愉快，就是批评了某学生，某学生也心甘情愿接受批评。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我出院后去考试有机化学时已经放暑假，但是教务处的工作人员仍在上班。我是从图书馆到他办公室考试的。进入教务处后，我把手上的书籍和笔记本交给了工作人员，老师把考卷给我抽签后，他马上出去了，说是去理发，一会儿就回来。我坐下准备回答问题，扫了一眼都能回答，就等他回来提问。工作人员问我，你需要看书吗？我摇摇头。她们说，如果你不知道，看了书我们不告诉他。我仍然笑着摇摇头。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他终于回来了。他问工作人员：“她翻了书吗？”她们回答说：“我们叫她翻书，她一再拒绝了。”老师说：“你们不知道，她脑子里全装满了答案，不用你们担心。”然后他看了一眼考卷，随便问了几句，开始和我聊起天来。最后他说：“考试是为某些学生设置的，我根本用不着考你。”这样算考过了，而且得了满分。 （7）到拉脱维亚里加郊区疗养院疗养 到里加波尔敦疗养院疗养 我生病住院期间学校共青团委派人到医院看望我。出院后，党支部书记王文彦告诉我，共青团团委很关心我的健康，要我暑假期间到拉托维亚首府里加市郊区一座专门治疗关节炎的疗养院治疗疗养一个月。听王文彦说，共青团团委给他打电话，没有称呼我的名字，因为他们叫起来绕口。他们说：“团委为你们那位三个月就学会了日常生活用语的“小家伙”联系了疗养卷，疗养卷包括了一切治疗费用和营养丰富的伙食费，自己只出路费。希望她能去！”由于住院期间一切都是免费，我出院时已经积攒了三个月的助学金1500卢布，里加的来回路费不到100卢布，我当然愿意去，以巩固疗效。唯一担心的是下学期如何补上缺的课程。王文彦一再动员我，丢下包袱，专心去疗养。 我准备了简单行装乘坐火车从列宁格勒到里加。当我走出火车站，乘上去疗养院的交通车时，我心情很激动。这不就是初中地理上说的波罗地海沿岸的三个新兴国家之一吗？没有想到我今天居然来到这里！ 里加市郊的绿化非常好，汽车一直在高耸入云的白杨树丛中穿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座疗养院小巧玲珑，主要有矿泉浴和泥疗。我一到达，很快有医生来做检查，并为我制定了疗养计划。因为我的关节炎和心肌炎已基本痊愈，主要是疗养，增强体质。我的疗养计划主要是行矿泉浴，适当按摩，充分休息和加强营养。 在疗养院我结识了许多拉托维亚朋友，那一期的疗养人员集体在疗养院门前，喷泉旁边一起照了相留念，这张照片我至今保留着。（集团照片）。 那时自己没有照相机，所以没有个人照片。按理我住院期间积攒的钱完全可以买一个，但是，忙于学习还没有想到这些，加以留学生管理处一再打招呼不许买三机：照相机，缝纫机和电唱机。后来听说有的男生买了照相机从邮局寄回国，办法是买一本很厚的精装书，把中间挖空，把照相机放在凹陷处，寄回家还不付关税。我曾给七弟寄一个苏联小闹钟作为大学毕业的礼物，结果，他付的关税比我买一只闹钟还贵。 这期疗养的拉脱维亚人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30多岁的女士，她丈夫是一位画家。她约我回列宁格勒之前到她家做客。于是我们一道离开疗养院。她家住在里加市中心。有一套在我看来很高档的公寓，墙上挂着很多油画，主要是名画家的杰作。 临走她陪我去商店买纪念品。记得一个竹筒雕刻的针筒是她送给我的， 我至今用着。 看到它就想起疗养院的生活和这位拉托维亚朋友， 遗憾我回列宁格勒后就失去了联系。一是学习太忙，二是减少对外联系以免引起留学生管理处注意，自找麻烦。最有趣的是她告诉我，如果她说俄语，商店服务员就很冷淡，而且要价高，所以，她一定要说拉托维亚语。此外，在言谈中，我感到她们对苏联不满，认为苏联占领了她们的国家。那时我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心里不同意她的观点 勒令休学 1954年秋，我回到班上上课，准备利用课余时间补上学期的解剖和组织学。我告诉王文彦这个想法。他劝我休学，我说， 我能赶上功课。当我到教务处注册时，不料遭到拒绝。教务处人员说，你们的负责人给学校打了招呼，你不能上二年级，你必须休学半年，上54级，以免损伤了身体。我听了很着急，又去找王文彦，他说：组织上考虑到你病后需要调养，如果你上着二年级的课，又去补一年级的两门主课，一定会把身体搞垮。组织上是从长远考虑，我听说你上课去了，所以给学校打了招呼。那时组织的决定就是命令。我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 只有服从。当然我也感到王文彦像兄长那样关心我。 那我干什么呢？我只有学习俄文了。第一堂俄语课我仍然和徐方一起上。老师知道我休学了，她对我说，你可以先参加俄语考试，东欧来的同学刚考过了。我听了发愣。因为中国学生规定要学三年俄语。老师说，你不用担心，一定能考好。同时对我说，考试通过后，我可以继续给你上课。你不是想熟悉俄罗斯文学吗？我可以选一些代表作给你学习。我想来想去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和徐方一起上课，我不能特殊，只能按部就班。于是我到外语教研室去登记考俄语。我不记得是谁主考，当然不是我们的老师。没想到我果然通过了考试，而且得了满分。我和徐方分开上俄语了。老师给我一个计划从普希金开始，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豪的代表作一一介绍，并对普希金著作的有关段落要求背诵，契诃夫的作品要求重述，背诵了高尔基的名著“海鸥”。俄语每周两堂课，每次两小时。我自己除了上俄文课外，看了许多俄罗斯文豪的名著。 王文彦一直和我商量是否转学到基辅，因为那里气候比较温和。以免我的关节炎复发甚至加重。我考虑了很久，决定不转学。因为列宁格勒是沙俄时代的首都，俄罗斯文化艺术的摇篮，人人认为列宁格勒人是最文雅，最文明的。我想基辅的俄语相当于外国语，我要学地道的俄罗斯语言，列宁格勒人讲的俄语认为是国语，最标准。于是决定冒险留在列宁格勒继续学习。 苏联人的全名是如何构成的？ 顺便谈谈苏联人的全名是怎么构成的。比如一个同学自己的名字叫瓦莉娅，她父亲的家姓叫伊万洛夫，母亲的家姓则是伊万洛娃。她父亲的名字叫瓦西利，我们平时称呼她瓦莉娅或者亲切点叫她瓦莉琦卡。在隆重场合她的名字应叫成瓦玲婷娜，瓦西里耶夫娜，伊万洛娃。她的父名不是简单地用父亲的名字，而是要变字尾，加上耶夫娜，家姓也要改字尾成伊万洛娃。她家里女性的姓氏都叫伊万洛娃，男性都叫伊万罗夫。但是她的弟兄的父名和她自己的不一样，字尾不是耶夫娜，而是耶维奇。所以如果他弟弟名字也叫瓦西，他弟弟的全名就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伊万罗夫。我从未对苏联人的名字感到很难，因为它很有规律，很严格。 迎接1954年留学生 1954年派来的留学生仍然未能按时到达。记得也是开学后几天才到。徐方有课，王文彦和张鸿顺都很忙。冯理达已不再担任迎接我们学校新生的任务。我休学半年的决定刚落实了。王文彦把迎接新生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到火车站迎接了他们。大学生一共八人。其中女生三人是许静，袁丽云和黄雪卿；男生五人是程在玉，顾祖维，吴中亮，李志华和袁宗信。研究生八人中男生六人， 他们是张景源，褚建新，陈文杰，庆太平，沈继宗和管维滨；女生二人是张岐凤和张英珊。后来从第一医学院转来一位研究生杨贵珍学流行病学。 他们来后，中国学生阵营增大了。八个大学生中程在玉和袁丽云是党员，其余都是团员，于是成立了团支部，由徐方任团支部书记。大学生党小组由程在玉任组长。后来听袁丽云说，她们的党小组生活极不正常，尤其是程在玉和徐方谈恋爱后，每次党小组开会就是等她一个人对照检讨，徐方是团支部书记，程在玉是党小组组长，自然都比普通党员先进，没有甚么检讨的地方。至于我们的团小组生活是如何过的，留在以后谈1958年的“红专辩论”时再说。 这些新生到后也如法炮制，先到涅夫斯基大街购买炊事用具和文具。我因为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年，比理达熟悉学校情况，向她们介绍得比较详细。此外我又承担对个别同学的学习辅导和生活向导。 新来的大学生分到不同的大班。1955年上半年我复学后仍然在第一大班，程在玉，吴中亮和袁宗信和我一个大班。许静，黄雪卿和李志华分到第二大班；袁丽云和顾祖维分到第三大班。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小班。我同小班的苏联同学一个也不认识。此外，米娜搬出了小房间后，一个捷克同学搬进来。她也叫朱莉叶，她比我年纪大，对我非常友好，我们成了好朋友。 中国新生中除了顾祖维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李志华来自南京医学院，黄雪卿来自厦门大学医学院外，其余五人都来自北京医学院卫生系。顾祖维一到就告诉大家，他在国内和女朋友已经确定了关系似乎是说他不会为恋爱问题分心。北医来的同学彼此了解，因为到留苏预备部之前已同学一年。有一次听他们开玩笑说，程在玉戴的那付深咖啡色的毛线手套应当特别暖和，因为是他的女朋友在临别前赶织出来的。程在玉笑眯眯地不予反驳。他女朋友在北京师范学院学习，两人在山东中学同学。听说程在玉临别时曾托付女朋友，要她关照他的父母。因为师范学院是四年制，据说她毕业后每月给程在玉家里寄钱。 （8） 到黑海滨索契疗养 1954年下半年的时间过得很快，迎接了新同学之后，主要考了俄语和分开和徐方上俄语。冬天共青团委又提供我一张疗养卷到黑海滨索契疗养城疗养一个月，以免冬季关节炎复发。这次的火车票虽然贵一点，我没有困难。我去的疗养院属列宁格勒卫生局所建，为列宁格勒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服务。整个索契是一个疗养城。市长是一位医生。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工厂机关的疗养院都建在山上，建筑风格各式各样，都非常漂亮。从树林里沿着陡立的小路走到黑海边，在半山上就听到海水冲击着岸边的声音。疗养院空气清新，安静，饮食富有营养，味道也很好。每天晚上在餐厅自由饮用酸奶和其它小点。当时我这个土包子还没有习惯饮用牛奶，酸奶就更不用说了。疗养整整一个月我从没有去过餐厅享用。 我的疗养项目仍然是矿泉浴和按摩。因为矿泉浴是集中在几个地方，而不象在里加郊区疗养院一切疗养项目都在疗养院里。所以每天都要乘坐大轿车按时到达。沿途可以观光索契市的风光， 结识瓦莉娅 一天早上我在疗养院花坛散步时遇到一位建筑工程师，她也是从列宁格勒市来的。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正好遇到索契日报记者，他知道我是中国派来的留学生后，非常高兴，说欢迎你到我们索契来。他一定要给我拍照，要为我写一篇专题报导。我随时都想到留学生纪律，我如何向大使馆请示能不能接受这个要求呢？因为来不及请示，又不能使这位记者扫兴，于是我请这位建筑工程师和我一起照相，这样既没有突出自己，又满足了记者的要求。至于对我的报导，我请她转述，以免招致麻烦。 第二天索契日报果然刊登了中国留学生到索契疗养的消息，并对我做了介绍，把我和瓦莉娅安得列也娃的合照登载了。下午这位记者专程送来了两份当天的报纸，我和瓦莉娅各一份。我至今保留着这份报纸做纪念。遗憾当时框框太多，不敢向记者要正式照片。我想只要不招致麻烦就是幸事。 从那次之后，我和瓦莉娅交换了房间号码，经常在一起聊天。因为我是为了关节炎来的，她是单位发给她到索契度假，她没有甚么病。当时苏联的每个部门都安排自己的职工轮流到疗养院度假。她也可以选择各种疗养项目，目的是为了保健。 我除了每天到矿泉浴中心之外，还在院内接受按摩。按摩师是一位中年的妇女，非常友好。她知道我回到列宁格勒没有亲人，她建议我在索契多住一两个月，她为我提供住所，取费比一般人租用低。此外她可以在家为我免费做按摩。我想躲开列宁格勒寒冷的冬天，即使躲开一个月也好，于是我同意了。准备给王文彦写信说明情况。 留在索契一事我没有和瓦莉娅商量。临到瓦莉娅和其它人离开疗养院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别她们。她们都带上了干粮，诸如煮熟了的鸡蛋，面包，黄油，火腿，酸奶，牛奶等。我突然感到一个人留在索契很寂寞，决定也回去。瓦莉娅立即到签票处，要求给我签票，而且要一个卧铺，与此同时，她叫我赶快回去收拾行李，那时的行李很简单，拿起就走。因为我是买的来回车票，但是签票必须提前。总之在瓦莉娅的张罗和帮助下我签到回列宁格勒的卧铺票，沿途我就只有吃她们带的干粮，她是和几位同事一道。每个人少吃点，就省给我充饥了。火车上可以买食物，但是，她们愿意自带。 我和瓦莉娅就是这样认识结成了好朋友，她比我大五岁。我经常到她家做客，她家住在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因为他父亲生前是铁道学院的工人，她母亲那时还健在，家庭妇女，一个妹妹在铁道学院教数学。到她家很方便，从校门口乘上14路电车穿过涅夫斯基大街再坐两站就到，只是从电车站要步行几分钟。我有时在瓦莉娅家过周末，当时大使馆规定，在外过宿要向所在学校领导请假。无论王文彦当党支部书记还是后来俞志深当书记，有时晚上太晚了我打一个电话，就在瓦莉娅家留宿了。 瓦莉娅的老家在莫斯科附近的农村，至今保留了一个农舍和一片自留地。每年春天她们必须回老家照料自留地里的浆果灌木和其它作物，夏天她们一家三口回老家度暑假，并采集浆果和收获一些农产品带回列宁格勒，制作果酱和加工农产品。我每次都有口福吃到新鲜的果酱和土特产品，至今回味起来仍其乐无穷。 从黑海疗养院回来，王文彦要我安心调养，不要因为休学而背包袱。我感到他像长兄一样对待我，他的妻子儿女在国内，可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对同志的友爱和关怀，我住院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去医院看我。他研究生毕业回国前送我一张他的个人照片背面写了对我的全面评价，我看到这些评语感动得落泪。1960年许静分配到兰州医学院，我曾和他计划把许静从兰州调回北京，因为他是一个研究室主任，有一点权，也真正爱才。我们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是尽了力的。他不幸在文革早期被淹死，当时他正在湖南农村搞“四清”。我听到他不幸逝世，很悲痛。当时我已经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1955年春我继续上一年级下学期，此时大课基本能全听懂也能做笔记。一年级大课讲的内容基本能在教科书上找到，但是二年级后，进入医学基础如病理生理，病理解剖，特别是进入临床课后，大课上讲的则是教授阅读大量文献综合当前的进展，教科书上找不到，非笔记不行。三年级后我的课堂笔记本，成了考试期间平时懒做笔记的苏联同学预定借阅的对象。我的笔记本利用率很高，不仅同小班的同学，同大班的甚至其它大班的同学都来借用过。记得1988年我接到了珍妮娅寄来的毕业38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因为华西医大不同意我出国， 我把邀请给了李志华和袁丽云，他们都去参加了。袁丽云回国后写信给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你在苏联同学中的威望多么高。几乎人人都问及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