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异国形象”研究：多学科的文化研究

姜 源 （四川大学外语学院）

论文提要：

美国的异国形象研究几乎一直是一种跨学科、跨国别、跨文化的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相互交叉，但更具实用性和批评特点。

本文旨在介绍最近三十年美国在异国形象研究中的主要专题论文，重点放在尚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上。按照被观察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作者把这些专题论文分为四类加以讨论，留出广阔的空间供今后研究。

Abstract

Imag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a branch of cultural stud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national practice and criticism.

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main monographs on image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emphasizing th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t classifies the monographs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countries and areas perceived and studied, leaving much fo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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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欧洲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的形象研究（本文所及的“形象研究”指“异国形象研究”，非指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或者现代技术中的图象研究）展开了更多地讨论，深入发掘并加强了形象研究的理论意义。[1]这场讨论虽直接针对美国比较文学大师韦勒克在十多年前对法国学者的抱怨和对形象研究合理性的否定，[2]但 在美国大学内，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用形象研究的方法探索不同国家文学、历史、和文化的交流，研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和国民形象以及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 其中也有不少的论文和著作就是从文学作品中展开讨论的。如果就五十年的时间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可能起始于约翰 福斯特（John Foster）。他于1952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完成并通过了的博士论文《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和中国人：1850－1950》。这篇长达640页的博士论文，从传统文学体裁出发，通过对美国人一百年里撰写的诗歌、戏剧、小说作品的选择，研究美国作者所展示和描述的中国。“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在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上，他们［大多数美国人］从不同的美国作者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东西。”[3]

颇有意义的是，福斯特把1850年至1950年 一百年来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至于宽泛的美中关系下加以探讨，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两国百年的关系看作是在帝国主义的总体框架下发展起来的 关系。他甚至认为，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往来只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其认识的尖锐和深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超越了当时中美的现实政治。福斯特勇 敢地指出，如果脱离帝国主义这一个大框架，中美两国关系的研究便不可能得到任何发展。虽然美国不像英国和日本那样，在一百年的前后两个时期里，分别是剥削 和压榨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然而，美国却始终摇摆于对中国的支持，或者同西方列强联合对中国的敌意这样的两极之间。[4]福斯特的研究继承了美国学界进行的形象研究置于了异国研究的框架之内，并开始了将此类研究置于文化批评领域，对帝国主义和后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框架之内。

福斯特所认识到的帝国主义话语，在后来八十年代开始的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同时，他所观察到的美国人在实际中对中国爱憎分明的态度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验证。这种两极摇摆的特点在后来不久伊罗生（Isaacs, Harold） 的著述中，作者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进而几近肯定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始终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理状态。伊罗生概括 到，“中国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以相互对立的两方面出现。中国人被看作是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异常恼人的野蛮人和极具吸引力的人道主义者；鲜明的哲人 和虐待狂般的刽子手；勤俭而令人尊敬的人和狡猾而阴险的无赖；喜剧的战士和危险的斗士。”[5]

从1950年 代初期福斯特在美国文学作品中从事的形象研究案例，到韦勒克的拒绝形象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的一席之地，似乎为人们预示，美国的形象研究本身，几乎从一开始， 就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研究的特点。美国人虽并不太强调国家之间由形象的形成过程所折射的文学文化影响关系，但其研究的框架和范围以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特征， 与法国人的形象研究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努力“把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某个形象或某些形象的流传情况描述出来”。[6]若 深入比较，也能够客观地获知这两个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侧重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法国人似乎更加注重建立一套理论，试图把形象研究框定为比较文学之内的“形象 学”，而美国人却更加强调使用现成理论框架、应用其他学科（譬如历史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理论，来研究形象的产生与发展、游离与稳定。另一方面，法国 人虽也讨论文学形象背后“套话”的作用，努力发掘形象建构者所反映出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但其研究探讨的目的仍然倾注于“显现出”“形象的文学性”。[7]美 国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和批判通过形象建构中“自我”和“他者”的“清晰”定位而产生的“美国／西方中心”观，越来越不重视所谓的“文学性”，其文化政治 批评的目的尤其突出。即便在国际政治领域，形象研究虽更多地是为了探寻另一条路径帮助政策制定者强调文化对现实政治的作用，我们仍旧能够获知研究者本人所 侧重的是“文化”而不是“现实政治”，更准确地说，是“文化政治”研究。[8]

最近三十年里，美国大学内涌现出了形象研究的大量专题著作和博士论文。现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用以初步了解美国的形象研究是如何突出其特点，有别于法国的研究。[9]若 把美国形象研究的专题论文按照主要涉及的学科加以简单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文学艺术、历史文化、新闻媒体、国际政治等。若把这些专题论文按照所 观察的对象国家和地区分类，我们又可以将其分为“欧洲人眼中的美国”、“欧美人书写的亚洲文化”、“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和日本”、“中国人视野里的美国”等 四类。下面我们主要就第二种分类，将美国大学内所撰写的形象研究成果做一个简要介绍，并简说这些论文的主要框架和观点所在。

一、 欧洲人眼中的美国

欧洲人从美国建国之后就一直没有中断其观察。美国人的反应和介绍也并不少。就在法国比较文学家卡雷发表她的《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的1947年，后来撰写了《美国精神》一书的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Henry H. Commager）编辑出版了《不同视角下的美国》。该书收集了世界不同国家的35位人士对美国的观察和认识，时间跨度从殖民时期的美国到该书编撰为止，其中有许多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的观察和设计。不过，文中仍然可见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人克里维格尔（de Cr vecoeur）对美国农村的赞赏，经过十九世纪的挪威学者拉德（Ole Munch Raeder）对威斯康星考察的印象，到匈牙利的普尔茨基（Francis and Theresa Pulszky）对种族差异和英美区别的叙述；从都柏林人格拉坦（Thomas Grattan）所著的《文明的美国》到出生于但泽的德国心理学家孟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有关美国的著述《美国特色与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从西班牙学者马达利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把美国人看作是大男孩，到原苏联的彼德诺夫夫妇（Ilya Ilf and Eugene Petrov） 看到的倦怠衰落的美国。看似客观全面的一个文集，实则充分展示了康马杰真不愧精挑细选，把一个美好的美国形象，通过节选过的众多作者记录，呈献给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一时彷徨中的美国人，为他们鼓足士气，勇做世界“领袖”。如果细读该文集、尤其是每篇文章前有关作者和作品介绍的文字，上述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近 三十年来，学者们对过去欧洲人所想象和观察到的美国进行了一些探索，有的论著从总体上研究欧洲人对美国的想象，有的作者将这种想象和建构的变化过程置于一 段时间内加以考察，有的论文跟踪和复原某一历史时期内来自一个民族国家的移民对这个新大陆国家的认识过程，还有的论文专题涉及个人对美国的观察如何与其文 学理论形成一致。

里查德 路兰（Richard Ruland）在1976年 出版了《现代欧洲文学中的美国：从形象到隐喻》。该书分为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欧洲人想象中的美国”，探讨美国形象在欧洲的形成，主要涉及二十世纪 之前的欧洲作品如何建构和编制美国，代表作家包括了法国的蒙恬、英国的约翰 弥尔等。第二部分集中分析了二十世纪欧洲作品中的表现出来的美国隐喻。在第二 部分中，作者从小说、戏剧、诗歌里寻求和解释原作者所表述的美国，然后，再从一些著名作家个人出发――马雅科夫斯基、卡夫卡、布莱希特等――对形象的建构 进行分析。“我只是希望在修辞性语境中，探查研究所引发出来的各种丰富的想象性建构”。[10]由 于路兰探查美国人的角色主要是如何被欧洲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虚构出来，其所涉及的阐释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诗学意义，即寻求某一种形象背后所具有普遍意义的 知识建构的整个过程，虽然有的只是探求这个过程当中的某一环节。又因作者所这一分析的这些“美国”建构者视为想象文学的大师，而非发现现实的实践者，所以 在这部论著中鲁兰旨在证明他的假设，即任何大师级作家在选择写作材料时，都在脑子里有比较清晰的目的所在。因此，作者努力挖掘的主要内容是这些文学家“共 同的人文兴趣”。[11]

1985年，布兰代斯大学的莎朗 索贝尔（Sharon R. K. Sobel） 撰写了题为《横跨大西洋：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中美国形象的进化过程》的博士论文。这位英美文学系的学生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索了美国形象在十九世纪 里如何从开始进行自我描述，经过被强烈地批判，再到为文学家们认可的过程。作者认为，十九世纪前半期，欧洲人对美国的熟悉并没有促使其对这个新国家产生喜 爱的情绪。即使在美国内战期间，欧洲人还认为美国似乎是在收割自身反叛精神的苦果。[12]但 是，北方的取胜、以及随后的南方重建却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普遍地肯定，从而大大地提升了美国作为强国的新形象。论文所涉及的作家几乎包括了英美在十九 世纪的主要散文体作家：华盛顿 欧文、威廉 萨克雷、特罗洛普，吉卜林等。作者的分析结果得出了如下结论：十九世纪里美国国内市场上推销的主要产品、也就 是美国向外国市场出口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形象本身。不仅如此，由狄更斯、马克 吐温、斯蒂文森、詹姆斯所探索或者利用的美国形象模式，后来几乎成为二十世 纪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固定套式。这些美国形象同时还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的先行模式。[13]

托马斯 莫菲（Thomas Murphy）于199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形象在欧洲的变迁：1780－1830》 主要研究了欧洲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对美国的建构，分析了美国形象在欧洲文化中呈现的特点。作者的研究不同于前面两部主要从文学家或者文学作品那里分 析对美国形象地想象性建构，而是通过对欧洲的艺术作品、人们的信函往来、以及旅美游记等三种原始材料的研读和清理而展开。作者努力在讨论形象变迁过程中， 强调英法两国与美国的互动关系，强调杰弗逊和富兰克林个人分别对法国和英国的影响。这种既有横面又有个案的研究，无疑强化了形象变化的历史性和真实性。正 如人所共知，形象的建立和改变都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缺乏一个方面，这个形象就可能缺乏应有的充实，而显得单薄和片面。论文认为，欧洲 人对美国及其文化的认识都是产生于欧洲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大环境之中，体现为一种欧洲“公共领域”的建立。作者的结论认为，“发达的欧洲游记是欧洲公共领域 得以自我发展，并促进其与他种文化之间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14]但是，作者似并没有对“公共领域”的理论加以应有的解释，更没有清楚地将其应用于对形象变化的分析之中。另外，该论文的不足还明显地表现在作者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和讨论的代表人物仅仅局限于英法两国，并不能充分地概括美国形象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变化过程。

1992年，明尼苏达大学的卡瑟琳 斯贝丝（Catherine Spaeth）通过了她的博士论文《炼狱抑或福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费城的法国移民和他们对美国的认识》。这篇论文在研究1790年 代到达美国的法国移民和他们的日记、信函、回忆录的基础上，对这些美国建国立宪后的首批法国移民对美国这个新国家的逐渐认识过程。作者试图证明，这批法国 移民对美国的形象建构始终处在理想憧憬和失望无奈之间，这种偏差巨大的形象建构过程不仅出现在当时的移民对美国的认识里，而且超越了法国和美国后来的不同 政治环境和国家体制。由于把美国看作是一个普世性的样板，这些法国移民在同现实生活中的美国人打交道时常常容易失望。斯贝丝通过这一时期的案例分析，得出 结论认为，在当时的法国移民眼中所形成的美国形象，成为长期以来法国人对美国加以评论的常规模式。不仅如此，法国人对美国的理解在后来演变成其他模式之 后，这些早期形象后来仍然长期影响着法国人书写美国时的组织原则。

除去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外，从个别作家对美国的想象建构来分析欧洲人眼中的美国属于另一种个案类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语文学系的克里斯蒂娜 莎扎吉（Kristina Sazaki） 的博士论文《贝索尔德 奥尔巴赫的美国形象：现实与现实主义的较量》就是一典型代表。论文作者从奥尔巴赫所阅读的美国书籍，从他的编辑工作，从他书写给生 活在美国的朋友和兄弟的信函中，发现并分析了奥尔巴赫对美国的观察、他的观点和态度与许多其他学者和作家大相径庭。进一步探讨了奥尔巴赫的文学现实主义是 如何把小说创作和个人的美国想象融为一体。有趣的是，奥尔巴赫从未到过美国。所以，如何将奥尔巴赫个人头脑中的美国形象与他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倾向联系起 来，正是该论文的又一大特点。由于奥尔巴赫主要是通过书信格式，应用诸如学生课本等第二手资料来展示美国，所以现实主义的定义似乎应该超越过去好像已经约 定俗成的再现现实的观点。作者认为，如果从奥尔巴赫对美国形象的观察出发来研究他的现实主义，人们需要重新考虑把1848年 作为诗学现实主义开端这一条已经被人们接受的分界线。因为奥尔巴赫一贯坚持对美国主题进行现实主义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跨越了被文学史所确认的分界线前后两 个明显的阶段，而且表明了重新评估十九世纪德国文学史的必要性。该论文从单一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来分析其形成的一个国家的形象，并进一步探讨文学史上的分期 问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印象深刻的个案研究模子。

二、欧美人书写的亚洲文化

如 果说上一节《欧洲人眼中的美国》所介绍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文学史和政治文化史的考察，具有比较明晰的对形象变化发展的追溯，那么，从这一小节开始，读者会发 现在探讨欧美人视野中的亚洲国家形象当中，最具特色的是作者们比较一致的批判态度，即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在对欧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入研究的基 础上，回顾、分析、综述、暴露、揭示、批判以欧美强大经济、政治、军事作后盾的强势文化的霸权现象。在这一小节里，我们主要介绍和讨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初，美国学者的一部论文集。该论文集因其作者大多是学院里的教授而并非尚在探索中的博士生而具有引导性的作用。其批评对象直指欧美文学中对亚洲国家的扭曲 想象，又似旨在连接传统文学史中对“想象”和“幻象”的研究。

1990年，主要由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学者撰写的论文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亚洲形象》出版。这一部论文集主要探讨和研究了英美法荷兰等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亚太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虚构再现”。[15]作为“帝国主义研究丛书”中的一本，丛书主编迈肯则（John M. MicKenzie） 在《总序》的开篇在介绍该丛书的写作目的时写道，“帝国主义远非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现象。它是欧洲世界处于优越性时期的一种思维习惯、一种占统治性的 观念。这种欧洲优越性普遍存在于精神、文化、和技术的各种表述里”。所以，探索这些过去少有人涉足的各种表述里的帝国主义的现象，便是该丛书的用意所在。 由于亚洲比较世界上其他地区能够给欧美人以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欧美人“将他们的恐惧和抱负、梦想和欲望投射到亚洲国家”。[16]正是基于此，对亚洲国家在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再现所进行的研究成为本论文集的特点，它不同于过去的研究常常倾向于个人亲身经历的叙述。

旨 在将其归入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从事文化批判的范畴，该论文集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它是“丛书”之一，更在于这是第一部企图探索“自我”与“他者”、旨在给学者们 提供参考之用、将其引入文化视野的形象研究这一领域。除去为普通大众和学者们提供参考之外，该书编辑尤其希望，该论文集能够为忙于选择“健康”文学的中小 学教师们有所裨益。[17]该书的目的是从文学入手，探索研究西方人对亚洲文化所书写的“固定模式”。编者认为，人们需要牢记的是，随着西方国家对亚洲许多国家的殖民和影响，他们是从“实力”、“特权”、和“自信”的视角，对亚洲进行“观察、判断、以及将其贬抑为一种陈词滥调和套话似的表述”。[18]（8） 该论文集有如下文章题目：《英语小说中的穆斯林》、《想象印度》、《喜马拉雅的事实与虚构》、《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香港：零碎的海港》、《爪哇之 旅》、《有关印度支那的法文小说》、《大众市场小说中的菲律宾》、《别把日本当儿戏》、以及《欧洲小说中的亚洲和亚洲人形象》等。

作 为新旧论文的集子，该论文集似不应引起多少注意。但该集子的发行时间正好与西方世界正乐于见到的“西方的胜利”同步，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的悖论意义， 无疑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思索空间。有人会认为，不论该论文集的批判性有多强，西方资本主义还是取得了“冷战”的决定性胜利，其帝国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其强 势证明了自身的合理。然而，人类寻求公正与平等的理想始终驱使着有志之士先天下而忧，所以他们对文化和精神领域里的帝国主义霸道所展开的批判，自近代以 来，就一直伴随着这种强势的发展和增强而长久不衰。应该肯定，正是这种批判精神，给人类带来一丝清凉，让失败者，抑或胜利者多一点清醒：“我们到底为人类 做出了什么贡献?”

该 论文集的价值，还在于它集中展示了美国的学者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批判，尽管当时这一说法还少有人言及。该文集在其研究框架 下，即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分析和批判帝国主义强势文化，为美国的形象研究寻求了一条不同于法国式研究的道路，体现了六十年代后期 以来文化研究对美国学界的深刻影响。在这一点上，曾看似类同于法国学者五十年前的“想象”和“幻象”研究，实则在文化研究的框架内，对世界历史进程中，历 史上和现世政治里不公平现象的批判。它更具有将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的批判完美结合的努力，似应得到研究者的相应。

三、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与日本

我希望本节的介绍和探讨，将为我们提供当今美国的形象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内所具有的广泛基础。

美国学者对形象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上早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初露端倪，前文谈到的约翰 福斯特的论文就是一例。在论及美国在19世 纪中后期对在美华人的歧视问题上，福斯特简要论及了三个原因。一个是美国当时出现的经济危机，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员拥向加利福尼亚，造成更多人的失业。当 时，在加州修筑铁路的劳工当中，华工几乎占了百分之八十。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而收入微薄。不少白人把华工的吃苦耐劳、把华工能够承受的繁重而廉价工作的现 实视为他们失业的主要原因。二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中，有很多来自南方，具有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不容置疑，他们把对黑人的敌视转嫁到了东方人身 上”。[19]第三个原因，应该说是最为深层的原因，是当时美国正在萌发的强烈的帝国主义意识，尤其是“白人至上”的意识。他们把白种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划分为高低贵贱，“白人是命中的主人”，有色人种，不论是黑人、红皮肤人，还是褐色皮肤人、或者黄种人，“都是注定的奴仆”。[20]福斯特的三点分析具有非常透彻的洞察力。从这三点分析中，我们不难判断，美国当时的排华国策并非仅仅出自于加利福尼亚的经济问题，而更具有种族文化上的强烈偏见，具有帝国主义强势文化的天然表现。

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大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很早开始了美国人看中国的研究。1974年，他出版了书名为《中国形象与对华政策》专辑共收录了17篇 文章，主要检讨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和美中关系史研究中的不足和偏见，开始了从形象和观察角度的差异来深入认识中美关系，强调过去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失利多产 生于少动脑筋，而多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办事的后果。因此，应该多从事两国相互观察的研究，多考虑“所观察形象的质量”，[21]在简短回顾了中国在1840年年代之后受到外国势力的左右之后，费正清强调了对中国的认识，“现在的新中国已经存在，不可征服，总体上不具有扩张性。所以，美国必须承认现实，为今后在文化上的和平共处做好准备”。[22]

1979年，伍家球（Wu, William）在密执安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黄祸：美国小说中的美籍华人，1850－1940年》。 论文分别介绍和分析了早期美籍华人在两家美国杂志的短篇作品中被描述的形象，然后分两个阶段重点分析了“中国城”在美国小说中是如何被审视和刻划，进而着 重从傅满洲和陈查礼这样两个美国人塑造的华人形象的个案研究中，探求美国主流社会对美籍华人的形象概括。在结论中，作者认为，1850至1940年 间，美国小说中的美籍华人形象始终贯穿了“黄祸主题”。其主要依据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美籍华人社会的各种歪曲基础之上。而且，该主题的表述并非基于白人作者 的生活经验，而是出自那些在社会和思想层面坚信所谓“亚裔威胁论”的白人作者。因此，在长达九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白人读者从这些小说中获取的美籍华人形 象，主要是出自这些作者笔下、出自明显引起误导的信息，无真实可言。[23]不过，伍家球的行文也有矫枉过正之嫌，这在他的遣词造句中不难找到佐证。同时，因其前言中流露出来的态度在美籍华人和白人之间似乎画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是非分界线，使人怀疑提供给读者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效果是否有悖于作者的初衷，尽管这无疑是时代偏激的某种表现。

有关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在美国的博士论文的专题探讨中不乏例证。1987年，伊利诺依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加里 托德（Gary Todd）的博士论文《美国人所看到的中国：1840至1860年》 通过考察十九世纪中期所公开发表的大量文献材料，报刊文章、书信日记、诗歌作品、课堂用书、游记叙述等，来确定该时期里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该论 文的意义之一，在于作者认为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期仍然在对自我加以定位，在对待不同文化时，通常以展示自己不同于“他们”而更明确地给自己定位。该研究发 现，美国主要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商贸地区、一处基督教传教场所、一个令人偶感好奇的源泉、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国。作者注意到，公开发表的观察文章都不可避 免地基于有限的理解和观点，所以常常过于偏激。其结果便造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常常充满矛盾，似乎在东方的土地上同时存在着浪漫优美和道德沦丧这样 两个极端的中国。该论文结论认为，这种形象的矛盾性是由1840年前后的公开出版物普及给美国大众，并成为后来美国制定排华法案和“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

1995年，芝加哥大学茜比尔 弗里茨（Sybille Fritzsche） 的论文《叙述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的西方旅行者》分析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游记作者笔下的中国形象。该论文的焦点集中揭示对中国“他者”的建构，分 析对中国文化的建构是如何通过作者所目睹的工艺作品、文艺成果、城乡建筑得以实现。论文不同于其它著述之处，在于它着重体现在强调游记作者们亲身经历和亲 眼目睹的内容，而不是基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学、道德、或者哲学书籍的分析和理解。作者的研究也涉及到十八世纪末西方作者对中国的形象塑造，认为当时产生的 中国形象的逆转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国内的实际变迁，恰恰印证了西方观察者已经变化了的多重视角和全新的自我文化身份。这又直接导致了十九世纪中西方作者观 察记述中所使用的话语的转变。作者通过对游记作者所观察到的现实、对观察者国别身份的特点等话语结构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努力发掘该话语的本质特性。作者的 分析认为，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两种形式：一是多数人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本质特性的东方国家形象；另一些人则把中 国形象视为一种“欧洲的落后形式”，正是因其缺乏科学技术而偏离了普遍的历史进程。这两种观察者眼中的任何一种形象，都足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干涉和统治找 到充分的理由。因为这种干涉和统治可以被堂而皇之地看作是世界历史进程所赋予该干涉者的“文明使命”，而该使命又与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材 料资源的需要密切联系起来。

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布莱恩 布朗（Blaine T. Browne）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于1985年 完成的博士论文《同一条丝线：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把中国人和日本人放在一起考察，所获得的结论认为，美国人对这两个民族的固定认识没有摆脱欧洲 殖民者的认识框架。论文应用后殖民理论，将美国人头脑中形成的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想象和固定形象归结为他们对东方人的整体观念。作者强调，这种建立在十九 世纪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恰恰是基于美国人对自己国家自我形象的塑造。因为“从杰弗逊到杰克逊的整个过程，正在成型的美国自我形象，几乎完全是以最优美的 术语定义的”。[24]在 如此自视优越的自我形象氛围里，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东方国家的观察和评价，就必然会带有一种不平等的比较。结果，亚洲国家的政府不外乎最好是仁慈的独断 专行者，最糟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独裁统治；亚洲经济也只能是以物易物、勉强能够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计；亚洲人在文化上落后、智力上贫穷。[25]论 文作者认为，正是基于对东方国家的所谓共有形象的认识，才使得美国在不同时期里所观察到的中国和日本虽具有形式上完全相反的正负形象，但却是内容相同的美 德和邪恶的暴露。“贯穿中国与日本固定形象的背后是交织在东方形象上的同一条丝线。从一开始，这个基本形象就是建立在由无知、恐惧、种族反感等所生产出来 的扭曲的事实和夸张的介绍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