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
第一集 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
第二集 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
第三集 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第四集 苏共的党风
第五集 苏共的特权阶层
第六集 苏共的组织路线
第七集 苏共的领导集团
第八集 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路线的应对
原编者按：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横跨欧亚两洲、面积达2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强国，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认真研究、正确认识这一重大问题，对于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由李慎明副院长主持的《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重大课题组（后又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课题组的前期研究成果之一，便是与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联合摄制了八集电视政论片《居安思危》（2006年6月出品）。该片从八个方面，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镜头画面，借助电视艺术手段，全景式地展示了苏共亡党及苏联解体的过程，对其演变的本质原因进行了剖析。该片顾问：陈奎元、张全景、刘峰岩、郑科扬、李慎明、全哲珠、杜学芳、李成仁、马俊清、蒋振云、李意珍。理论提供：李慎明、陈之骅、吴恩远、邢广程、李正乐、王正泉、张树华、于洪君、张春生。总编导：李荃、刘树人。
该片解说词由李慎明同志担任总撰稿（署笔名：肖黎），李小宁、葛幼力、邱建、郝一星为撰稿。解说词收入本刊时，李慎明同志第15次统稿，并对个别文字略作改动。
第1集 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
“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从高高山上我们遥望四方，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顶红星照耀，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莫斯科……”
凡是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会熟悉这首令人怀想而又憧憬的旋律，也会熟悉这座曾经深刻影响过中俄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是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乡，也曾经是我们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斗建立新社会的榜样。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中苏两党之间曾经有过严重分歧，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都始终牵埋着对列宁和十月革命故乡深深的情结。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转折时期。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这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革命宣传的作用。但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被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中的二名不久即被逮捕，实际上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1］
为了创建无产阶级的新型革命政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于1900年创办了《火星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一份纲领草案。
1903年7至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列宁用多达上百次的发言，阐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列宁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数。于是拥护列宁主张的人便被称为“多数派”，俄文为“布尔什维克”；而反对列宁主张的人则被称为“少数派”，俄文为“孟什维克”。
党的二大通过了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党纲，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革命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列宁是这一新型革命政党的主要缔造者。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下，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
这，就是第二届临时联合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由于这个政府对外坚持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对内继续镇压革命群众而很快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列宁对形势做出了准确判断，及时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号召，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
20万工人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参加了起义。
列宁在起义者的欢呼声中走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台，宣告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诞生了。
面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国内外反动势力发动了武装进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英勇的苏俄人民和刚刚组建的红军粉碎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反扑，击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叛乱，击退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的武装干涉，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2年底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亦简称苏联。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对如何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艰苦岁月中，列宁积劳成疾，特别是加上国内反动势力行刺的枪伤，1924年1月21日，这位年仅54岁的伟大领袖，在开始探索如何巩固红色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过早地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人民和土地。
斯大林接过了继续探索巩固新生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
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1929年至1937年，苏联工业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向前发展，苏联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7倍，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只增长0.3％。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的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短时期内奇迹般地变成了举世公认、雄视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1939年，希特勒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悍然向苏联发动了进攻。在战争初期，苏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是，苏联人民在苏共和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转入战时体制，调动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同德国法西斯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41年10月14日，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几十公里的地方。在首都面临威胁的最危急最严峻的时刻，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仍然坚守在莫斯科。1941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冒着敌机轮番狂轰的危险，盛大的节日庆典和红场的阅兵式照常在莫斯科举行。这一切，极大地鼓舞了首都居民和苏联人民，他们一致发出了“誓与祖国共存亡”的誓言。
苏联红军的后备师一边整编，一边进行阅兵训练，在通过红场检阅后，这些威武之师以视死如归的英姿和无坚不摧的信念，直接开赴前线！
在整个卫国战争中，先后累计有300多万名苏＊＊＊员前仆后继，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或在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中献身。
1945年4月，苏军攻入德国，5月2日攻克柏林，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战争中，德军破坏了1700多座城镇和7万多个村庄，摧毁了32000座工厂，65000公里铁路，1135口矿井，2700万军民死于战争。
战争胜利后，苏联共产党立即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1946年，苏联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到1950年，苏联工业已恢复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这一年苏联的工农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7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从1923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长达30年。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2.03倍，英国增加0.71倍，法国增加0.54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对手，以这样敬畏的口吻评价着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充分肯定着斯大林伟大的历史功勋，但也亲身感受了他在肃反扩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所犯错误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错误，决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军大权。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闭幕的当天深夜，代表们却又被突然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开展了对斯大林的尖锐批判。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
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全苏各地都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纪念像的不正常情况。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1年中，大反斯大林导致否定斯大林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这就必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
苏＊＊＊内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念的青年人，正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其中的一些人，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
1964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大部分主席团成员密谋推翻了赫鲁晓夫。它标志着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完结和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开始。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苏共调整了某些政策，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一些草率改革的措施，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苏联国情的正确改革举措，使苏联在世界成了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工业、科技、军事超级大国。
但是，这时的苏共领导人也因袭着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原则错误，并因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而自满自大起来。他们对内维持现状，对外扩张争霸。这种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显得尤为突出。这也使得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陷于僵化和停滞。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
此后的苏共两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总共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相继去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此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即正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其“打开改革阻碍机制的突破口”。
当时，人民希望改革，摆脱停滞，但是还没有弄清楚甚至尚未来得及思考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名义下提出这些口号的真正含义。
1988年6月，苏共举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自白，他说：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不仅是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问题，而是要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问题，是要把国家权力中心从共产党手中向苏维埃转移的问题。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其他一些决议。
从此，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也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方针。
各种反共组织乘机大批建立和发展壮大，用各种方式向苏共展开斗争。
据俄共中央副主席库普佐夫在1991年2月28日说，修改宪法仅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有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就有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促使苏共下台和解散的政治力量。
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党制方针的鼓动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狭隘民族离心倾向日趋严重，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也日益脱离中央。
从1989年开始，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提出脱离或独立于苏共的要求。立陶宛共产党不顾苏共的劝阻和反对，于1989年12月20日在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上通过了《立陶宛共产党宣言》和《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地位的决定》，宣布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与苏共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戈尔巴乔夫对此节节退让，苏共出现联邦化倾向。
党内所谓“民主派”利用这一形势，与党外民族分离主义相互呼应、紧密配合，进行分裂苏共、解体苏联的活动。
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全苏人民公决。其中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票数占76.4％，反对的占21.7％。但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6个加盟共和国拒绝进行公投。
1991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新建的联盟将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取消了“社会主义”几个字样，但这就从法律上破坏了国家统一，特别是改变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的方向。
此时，作为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为夺取最高权力，已不惜瓦解苏联了。
8月20日，是苏联新的联盟条约签署的日子。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为了保留社会主义苏联，同时阻止所谓的“民主派”上台，于8月19日，宣布在国内一些地方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震惊苏联国内外的“8？19”事件。这是苏共内部一些力图挽救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为避免国家走向灾难深渊所作的最后尝试。但他们既没有明确而又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实际斗争中又缺乏坚强的政治意志，这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缘由。在外地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对这一行动，采取的先是骑墙、后是背叛的态度，也加快了这一事件的失败进程。
“8？19”事件以失败而告终。苏共中央在戈尔巴乔夫的逼迫下自行解散。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都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俄罗斯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很快被解散，或被禁止活动。
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当然，在饱尝了苏联解体十多年悲剧性的苦果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此开始了反思。
亡党必然亡国。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也是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
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精心”准备他将于当晚宣读的辞职书。
晚19时，戈尔巴乔夫通过架在总统办公室的苏联中央电视台和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的摄像机，同时向苏联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告人民书。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辞职”，并“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
19时32分，克里姆林宫顶上那面为苏联几代人，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怀有深情的镰刀铁锤图案的苏联国旗，在寒风中悄然下落……
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
1991年12月26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主席台上只有共和国院主席阿利姆扎诺夫一人。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从此，苏联共产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两个曾经辉煌了几十年的名字，就这样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休克疗法”，在经济领域强制实行私有化改革，结果，很快导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衰退。
国家急剧贫困，社会陷于混乱，犯罪大量涌现。据俄罗斯内务部的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叶利钦在他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己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而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远不是这些数字和情况所能表达的！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慨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很多俄罗斯学者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
一个由列宁亲手创建的党；一个曾经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推翻沙俄反动统治，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一个抵御了14国武装干涉，胜利地捍卫了革命成果的党；一个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并为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党；一个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并率先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党，为什么在执政的74年之后竟丧失了执政地位？
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
在拥有35万多名万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
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
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就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
［1］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莫斯科1960年版，第41页；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9页。
第2集 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
世纪之交，在资本主义的故乡，接连爆出三则震惊世界的新闻：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为第一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紧随其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2005年7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第四频道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三万多名听众，结果是：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得票率仅为12.6％，远远落在其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入前20名。
这充分表明，在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人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的理论，就像自然科学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
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人们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一位为人类社会和精神的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的历史伟人！
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是工人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1848年，当共产主义还被比喻为是一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当时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后来成为国际工人政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宣言》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每一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精神和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就不能再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第一次揭示出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获得解放的真实条件，并且宣告了如下真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坚定地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国际国内面临的一系列新形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列宁科学地剖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新论断。他还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与殖民地的特殊地位作了精辟阐述，指明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
他及时总结十月革命前后阶级斗争的经验，继承、捍卫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国家学说。他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及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和工农联盟的基础、必须彻底发展民主和强化人民监督等重大问题。
他明确指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真正革命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
他还指出：由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是持久的，它将包括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并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通过革命实践在一个国家变成了现实。
列宁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实践和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阶段性任务和发展战略。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清醒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已由“夺取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不是继续进行国有化，而是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
然而，这一计划刚刚开始付诸实施，苏俄国内外敌对势力就发动了国内战争。
战争中，国内粮食极为短缺，城市饥荒严重，奸商哄抬粮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严重扰乱了市场，威胁着新生的革命政权。
由于在战争环境下物资奇缺，布尔什维克党适时采取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比如，强行征集农民粮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粮食，以“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领域试图取消货币，实行实物分配制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被列宁称作“是一种功劳”。
但是，这一政策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引发了不少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了一些部队的哗变。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时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他坦然承认，现实生活说明以前我们错了，“我们现在正在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1921年，俄共（布）开始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苏联经济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这无疑是俄共（布）从实际出发，对在当时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转变，而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思维的转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实际上已经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如何实行利用市场作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探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任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革命胜利和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的俄国”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西方进行革命才能够挽救俄国革命，应该用尽全力去促进、点燃西方革命。
斯大林认为这种理论的真正本质是鄙视俄国人民，“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能力”。他说，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踏步不前，不能坐等胜利和来自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而无所作为。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缩小这个距离，或者我们作到这一点，或者被人家击溃”［1］。
关于发展工业的方针，斯大林认为：必须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要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农业合作社等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
由于这些理论和指导方针紧密结合了当时国内外的发展变化的实际，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带领党与人民很快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确立起来，并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胜利和后来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把个人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等诸多原因，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也使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偏离了自己曾信奉和捍卫过的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他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和阶级斗争，过早提出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在商品关系理论方面，一方面他首次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却又提出“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不顾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分配方式。他忽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在有的时候和有的问题上，他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在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一整套违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学说的所谓新的理论。这套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2］
这个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3］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任何国家只要存在阶级对立或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敌对势力与阶级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的一些消极后果是，它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
在政治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经济上虽然试图进行某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调整，但在具体做法上却仍然完全因袭过去的办法，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不顾二战结束的现实，依然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没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及时而有效改革，反而对这一体制进一步强化亦即僵化，结果使生产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而且完全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国情。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他的所谓“共产主义”，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对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修补。
196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提纲》，强调“全民国家”仍然具有阶级性，它将“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
同时，勃列日涅夫对“全民党”理论也作了修补。
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强调：“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4］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调整为“发达社会主义”，但他仍死抱着马列主义的个别的具体结论不放，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重大理论上依然固守僵化的思想，固守战时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军事力量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据此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尽管这一主义其中也有抵御美国争霸世界的因素，但其中所包含更多的是要与美国争霸，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并不惜粗暴地武装干涉别国内政，这同样违背甚至是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子、信息、生物等高科技有很大发展，但苏联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缺乏及时了解，始终重视不够，因而应对乏力。这同样是造成苏联经济逐步走向停滞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情况看，苏联必须进行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也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更好地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不断健全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不断提高苏共自身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进而不断提高苏联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适时正确地解决积累的问题和面临的矛盾，勇于纠正错误，那么，就有可能使苏联党和国家转危为安，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后，开始给人们一种似乎他要以“改革”来振兴苏联的印象。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走得比赫鲁晓夫更为遥远。
这位号称马列主义理论专家、能成段地引用列宁著作的戈尔巴乔夫，却是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
戈尔巴乔夫在其世界观的演变中，逐渐接受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这导致他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头彻尾的叛徒。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版了他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书中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观点”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称之为“极权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正是其“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论基础。［5］
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理论呢？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进一步强调：“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特指要“排除”无产阶级的专政。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时说，要考虑“一切理论的局限性”，其实质是说，要考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局限性”。1991年7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说穿了，这些表述的本质就是要以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就是要最终取消党的执政地位。这正如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他要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的手里。”说透了，戈尔巴乔夫就是要依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等模式，来改造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就是使苏联共产党放弃执政地位，变成像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那样的议会党，使党的作用仅限于组织议会和总统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社会制度，就是把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集权的、专横的制度，他推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权力垄断，克服异化。他的具体办法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同时实行私有化，全面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目的。
在苏联所谓改革的实践中，戈尔巴乔夫不断地充实和完善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1987年，他便提出：党不应“干涉苏维埃的事情”。此后不久，他公然抛弃党的领导，提出“还权于苏维埃”的口号。
后来，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说：“如果试图简洁地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那么它所思考和实施的东西，可以说是——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手里。”
1917年9至10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曾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大城市的苏维埃已全部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提出这一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党要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夺取和确立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国家政权。而在这之前，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苏维埃之时，列宁则决定暂时不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谁领导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在80多年后重提这一口号，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按照戈尔巴乔夫新改革方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内外政治反对派人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1989年6月9日，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提出动议，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中关于保障苏共执政地位条款的规定。就在这次会议上，党原定的议程和内容被修改，党的领导方针受到全面抨击，党的中央领导人遭到诘问和责难，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公开威胁。
戈尔巴乔夫要改变的决不仅仅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他更加重视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否定几十年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把西方经济理论视为他所谓改革的“圣经”。
1991年4月，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共同制定了苏联经济改革纲领。这个被称之为“哈佛计划”的纲领，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实际上，这正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大肆推销的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翻版，它强调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这个“哈佛计划”完全不顾苏联的实际情况，企图通过500天的“休克疗法”，迅速转向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充满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色彩的“哈佛计划”，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特别青睐。在戈尔巴乔夫的全力推动下，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法》。戈尔巴乔夫在写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说，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第二步将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制领域向私有化方向的急剧演进，进一步加剧了思想理论领域的混乱。
列宁对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曾经开列出这样一个形象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的总和＝社会主义。在这一公式中，“苏维埃政权”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它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几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只要后面几个选项，唯独抛弃了至关方向、性质的第一项，这样做的结果就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彻底改变了性质。
列宁为苏共奠定的正确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样慢慢地被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所歪曲、阉割、篡改和背叛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从根本上取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比叶利钦赤裸裸鼓吹的资本主义更具有欺骗性，因而也更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失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苏共的瓦解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 ［2］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3］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1页。 ［4］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载《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6页。 ［5］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115页
第3集 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尖锐地指出，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股所谓“反思历史思潮”，实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逆流。她还说，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空前活跃，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等等。
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很快被一些州的报刊转载，一些党组织就社会上刮起的“反思历史、翻历史旧帐、丑化历史”的现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所谓的“改革派”，则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
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
《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
此后，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整个苏联历史都被描述得一团漆黑。由此，已经被撕开裂口的苏共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堤，急剧滑向崩溃的边缘。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二战后苏联第一批被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四名学生之一。
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议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候选人。过了几个月，雅科夫列夫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并开始负责大众传媒工作。
雅科夫列夫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似乎有着特殊的仇恨。他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在他的眼里，苏联有的只能是罪恶，能获得的只能是诅咒。
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1］；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那么，雅科夫列夫要退到哪里去呢？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2］
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所谓“改革派”进入苏共的领导核心，并掌管意识形态工作，难道仅仅是用人不当和失误吗？
苏共主管的意识形态的闸门向反共反苏势力开放，是从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那一刻开启的。
“公开性”一词是列宁开始使用的，其本意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渠道，及时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愿。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其本意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口号。
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开性”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
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便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
闸门一旦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
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质，是要对亲西方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和思潮“公开”、“民主”，而对安德烈耶娃这样表达了捍卫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则要进行“专政”和毁灭性打击。
“公开性”首先引发的最主要的思潮是所谓的“反思历史”。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
结果，重新审视乃至全面清算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历史的风潮盖地铺天般地掀作开来。
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如死灰复燃，汹涌成势。他们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被杀害的人数，成几十倍地夸大当时被错杀的人数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之多；他们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他们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3］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由针对斯大林个人进而指向了2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的社会制度，把曾经造成苏联历史辉煌的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4］
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转变为对十月革命对列宁主义和列宁本人的批判与否定。1989年，苏联有关部门颁布命令，取消学校中马列主义这门必修课，中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改为《社会与人》。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官方鼓励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批判，进而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猛。
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
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刊登所谓的反思小说等，发行量剧增——
《人民友谊》杂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这部被称为“文学炸弹”的作品一经刊登，发行量即突破了100万份。
《新世界》杂志1989年借刊登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
此后，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
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主导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远，要求回到沙俄时代的君主制。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景时说：“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不仅报刊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电视台也不甘落后。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摆脱控制和剪辑。几位年轻记者在电视一台创办了直播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公开抨击和批判苏共。
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进行人民代表选举。反对派抓住竞选活动这个机会，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国。
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反对派的重要舞台。
实际上已呈垄断之势的所谓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并由此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全盘否定苏共的开端。
苏联知识界也呈现出一片混乱——
原先所谓“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所谓“极权主义”的斗士；苏联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相当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其中少数的知识精英成了瓦解苏共、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锋队”。
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由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主编、以倡导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为主旨的政治论文集《别无选择》，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这部风行一时的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中有经济学家波波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等。
这些知识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苏联的制度和体制，把从西方所谓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过来，推进着苏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那些仅能说出英文或几句晦涩难懂西方辞藻的人，往往被捧为知识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体的推崇，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实验室主任一跃成为人民代表乃至部长、副总理。
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以炮击“苏共官僚机构”和彻底否定苏联旧体制著称。他后来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和首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人共为“民主派”的领头羊，并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同被称为所谓的俄罗斯“民主之父”。
叶戈尔？盖达尔，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崇尚资本主义制度。1986年，他和一伙意气相投的经济学家在列宁格勒郊外组织了一次经济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青年改革派。这是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年轻学者。
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同一些党政官员、经济管理干部、灰色经济势力以及犯罪黑势力一起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苏联思想战线上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从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解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封印开始的，结果便放出了毁灭自身的魔鬼。
思想的陷落使苏共面临灭顶之灾。
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工人、士兵们，满怀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满怀对党的领袖的信赖，奋不顾身地投入血与火的斗争。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岁月，英勇的苏＊＊＊员、红军战士和苏联人民，高喊着“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