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宗教 (豆瓣 佛学学习小组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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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 王雷泉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需要的是什么？就经济、政治、精神三大层面而言：一是财富
，二是正义，三是天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无疑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君子罕言利的时
代毕竟过去了。然而，君子爱财还需取之有道，不能把国库和大多数人的钱装到少数人
的口袋中去。这个“道"，既包括世俗社会的法律、道德，也包括超越世间的宗教。宗教
讲的是天理良心1，它是维护社会正义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也是评判社会财富获得和
流向的重要价值尺度。
中国在二十世纪曾有过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走出“无法无天”状态，是历史
交给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使命2。就社会的政经改革而言，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对
个人的立身处世而言，我们必须抬头向天。人类在精神深处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回归自然
、回归本真、回归永恒的要求。宗教主要是在情感和意志上，对有限个人的存在性缺陷
所作的弥补和超越，是对人类和世界命运的终极关怀。它对个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处，以
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对社会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对财富进行分流和再分配，
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
超凡脱俗的宗教，毕竟存在于浊浪滚滚的红尘社会。因此，一个悖论性的事实是：
凡夫俗子们所犯有的所有毛病，制度性的宗教也同样具有。当超越的宗教掌握了世俗的
权柄，用教条裁判学术与政治，用火刑和战争翦灭异端时，人类抬头向天的双眼恰恰被
遮蔽了！宗教管了不应该由它来管的事情，因此才有“让上帝归于上帝，让凯撒归于凯
撒”的呼唤。经过宗教改革，经过启蒙运动，经过为科学与民主而付出的奋斗，政教分
离和学教分离终于在二十世纪成为全世界的主流。
上个世纪之交，德国哲学家尼采预言“上帝死了！”他说的是西方制度化的宗教在
工业化进程中土崩瓦解，面临着文化虚无主义的困境，故而人应对真善美价值重新评估
。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过程，并没有取消民众对超越世界和神秘经验的需求。恰恰相反，
基于功利主义和利益取向的现代化运动，在使传统的制度性宗教产生分化和重组的同时
，它所产生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等思潮，引发了新的宗教需求，从而促成新一轮的宗
教复兴运动。
纵观当今天下，无论是宗教的世俗化运动，还是原教旨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运动
，在宗教的形式背后，往往是世俗社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不管是宗教自身，还是
世俗力量，借助宗教旗号去谋取政经利益(比如我们这里一度非常时髦的口号：宗教搭台
，经济唱戏)，事实证明是一把非常危险的双刃剑：当世俗的政经利益染污了宗教的神圣
光环时，它会伤害到宗教自身，从而最终伤害全人类的利益3。
无论是为政、弘教、治学，目标都是为了社会祥和、人民康乐、世界和平、人类进
步。政教学三界互为犄角，相互制衡，如此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正三角。任何一方的畸
轻畸重，都将造成人类社会的不幸4。“法不归位”的毛病，过去的宗教曾经犯过，学术
与政治也未必能免“越位”之嫌：企图用科学取代宗教，企图用政治干预宗教和学术。
其实，理性与信仰并不对立，它们各有所司，相互补充。信仰若无理性的提纯，它将是
盲目的；理性若无信仰的升华，也将是褊狭的。人们反对的是邪恶的信仰，因为它对社
会造成了危害；人们厌恶的是虚伪的信仰，因为它玷污了信仰的神圣意义5。
基于以上分析，我对二十一世纪的宗教发展，谨提出以下五点看法：
一、重树宗教的主体性和神圣性。 面对来自世俗主义和新兴宗教这二个极端的
冲击，传统宗教必然反求诸己，从原来仅仅满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
表层的效应，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6。如果说宗教世俗化运动在二十世纪成为主流，那么
可以说基要主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主流。传统宗教的修行道路，特别是东方宗教
的内证体验，将会得到强调7。在继续推进宗教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关怀功能同时，宗教的
社会批判功能将会加强8。
二、宗教思想在对话中和平竞赛。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地域的藩篱，
形成类似佛教“无尽缘起”的全球性文化。解决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
之间的矛盾，还会掺杂有武力争斗和政治干预，但更多的是诉诸思想上的对话9。对话的
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性。宗教对话不是你死我活的取而代之，而是取长
补短的相互共存10。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
主体觉悟的学说，将会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所认同，从而在信仰市场中取得更大的份额。
三、宗教组织将趋于社区化、小群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会形成一大批拥有
恒产、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强调主体性的阶层。原来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阶制度，
现代社会中同政治结合过分紧密的宗教团体，都将趋于衰落11。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或
许也可能兴起连锁店式的超级宗教组织，但更多的将是社会福利性的、社区俱乐部式的
、类似基金会的社团组织12。与居住社区平行发展的，网络宗教社区也将以现在无法想
像的规模发展。在信息化时代，原来需要凝聚巨额宗教经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文教事
业，将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公共资源，或委托专业人士代理。宗教将越来越多地回归精神
领域，真正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上成为个人的私事。
四、新兴宗教与邪教道门仍将相继登场。 即使二十一世纪解决了“克隆人”、
“换头术”、“人造器官移植”等医学问题，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死亡问题。如果传统
的制度性宗教不谈或丧失了处理、沟通神秘经验或彼岸世界的能力，无法满足民众的精
神追求，新兴宗教必然应运而生，填补传统宗教留下的信仰真空。13但新兴宗教本身在
现代化社会中也不能免俗，往往带有“快餐宗教”的色彩，与众生“贪”、“懒”的习
性相应。众多邪教道门相继登场，群魔乱舞，仍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大景观14。
五、政治、宗教、学术三者关系趋于合理。 宗教与学术，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
。而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社会的净化剂。宗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
大层圈中向信仰核心复归的倾向，反映了在政治、宗教、学术三极关系中，重树宗教主
体性的社会诉求15。在重塑宗教主体性和修证精神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诚实
研究，将会对宗教的发展，起到一种类似民主政治的监督和制衡作用16。在一个经济小
康、政治民主、信息开放、资源共享的现代中国，宗教应该无须再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进行政治性的辩护，也无须再为自身团体的生存进行生产自救式的经济活动。如同教授
、医生、律师、政治家、企业家用自己的本门专业为社会服务一样，社会对宗教师的诉
求也将聚焦为：为社会的净化，为众生的精神拯救，提供专业性的指导。
（作者附识：本文原是20世纪最后几天，应南方一家报纸之约，对21世纪50-100年
间的宗教发展趋势，所作的一篇预测性短文。修改补充后，2000年3月在上海龙华寺华林
佛学研究班开学典礼上宣读，后刊登在九华山佛学院院刊《甘露》2000年第2期。现补充
脚注，正式提交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佛教协会联合主办、上海玉佛寺承办的“佛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
2000年9月10日
1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 季子》）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
庶民去之，君子传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
离娄下》）孔孟在此所说的“天命”、“仁义”，即指超乎“庶物”（经济、科学层面
）和“人伦”（政治和伦理层面）之上的“天理良心”，相当于西哲康德所说头顶上灿
烂的星空和内心永恒的道德律令。
2 拙文《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曾指出：“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佛教有二
个转折阶段：第一个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宗教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结束了中
国无法无天的局面，无法者，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无天者，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
失去了社会的精神生态平衡。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转入市场经济。
前一个转折，为佛教从一片废墟中恢复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后一个转折，则为佛教在
下个世纪的全面复兴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基础。从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
一个几十年的阵痛期。这期间价值失范，利益重组，宗教的作用日益发挥，成功者和失
落者，都会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刊于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专
辑》，1993年）
3 随着法制建设，对佛教在政治上压制的极左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下
降；而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极右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上升。……现在巧取
豪夺庙产的衮衮诸公，用的多是弘扬佛教文化、让佛法适应现代社会之类意义模糊、似
是而非的理由，看中的多是无形的佛教知识产权，攫取的多是小团体和个人的利益。文
革之後，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从废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佛教的
必然复兴，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在政经改革和文化重建过程中，下世
纪佛教将会成为第一显教。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庙产掠夺者，盗用的是释迦牟尼的品
牌，占领的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参见拙文《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
年祭》，《佛教文化》，1999.1）
4 笔者从1993年起，在《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忧患与思考》
、《将终极托付给历史》等文中提出“制衡论”，或曰“三王主义”，比较完整的表述
是：“在人王 (政治)、法王 (宗教)、素王 (学术) 三极中，人王掌控、规范着整
个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至于政经活动中产生的问题，则需要代表着超越精神世
界的法王来引导和净化；而宗教活动中的乱象，不仅需要政府依法治理，也需要学术界
理性的监控。……三者应各安其位，互补互利，同时又互相制衡。我们看古今中外，凡
政治干涉宗教和学术，或宗教控制政治、干涉学术，都会造成人类社会的不幸。我们要
努力使三种力量达成平衡，形成一个几何图中最稳固的正三角形。就佛教界而言，若不
强调返朴归真的修证，健全组织体制，恐难抗衡基督教和外道会门的冲击。而就我们学
术界来说，当前尤需张扬理性的学术一极，以改变不正常的政教关系和怪诞的宗教乱象
。”（原刊于《佛藏》第11期，《甘露》，1999.1转载）
5 参见《加强教团建设，提高自身素质--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先生访谈录》（《
法音》，1993.10）。
6 在佛教向世俗社会快速普及的同时，也产生了“边缘化”问题，就是在大量吸纳
并消耗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资源。所謂“边缘化”，就是偏离作
为佛教根基的出离心和內证精神，仅仅滿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
的效应，其负面影响，就是造成“泡沫佛教”現象，在表面繁忙热闹的大场面下，恰恰
是修证法门的缺位﹗在台湾，越来越多的人对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的过分世俗化产生
不滿，这从最近十年來藏传、南传佛教，以及标榜修证法门的新兴宗教和宗派在台湾快
速发展可見一斑。从一系列迹象中，不难看出台湾佛教界正涌动着一股厌弃世俗化，向
传统修证道路复归的潜流。（参见拙文《第三只眼看台湾佛教》，《佛教文化》，1999
.1）
7 台湾大学林建德先生的学士论文《印顺人间佛教的修行观研究──从现代禅的质
疑考察起》，台湾现代禅教团教理研究部温金柯先生《回应林建德先生之考察现代禅─
─兼平议最近有关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引申之学术论辩》，台湾大学哲学系杨惠南教
授《從印順的人間佛教探討新雨社與現代禪的宗教發展》，以及温金柯先生的回应《一
個被研究者對楊惠南教授的申辯──並請學界公評》，上述论文均刊载于现代禅网站（
http://www.zennow.org.tw/），其讨论焦点实际上都逼近佛教存在于世的合法性与权威
性的基础----修证。对相关事件的背景介绍和研究，还可参见笔者的《台湾学术界对印
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之研究》（《法音》，1997.5）和《批判与适应----试论“人
间佛教”的三个层面》（《印顺思想----印顺导师九秩晋五寿庆论文集》，正闻出版社
，2000.4）
8 经理性提纯的宗教，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有可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批判作用。在急
功近利的世俗潮流中，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砥柱中流。……无论是个人的拯救还是宗
教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对社会进行改造，以使当下的邪恶得以缓解，使永恒的意义得以
进入世俗的集团和个人。（拙文《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当代中
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佛学研究》第二期，1995年刊。）并参见默雷摘编《人间
净土与现代社会》，《法音》，1997.10；《佛教与社会关怀》，《法音》，1998.11。
9 许志伟在导言《宗教对话的需要与形式》中指出：“世界不同民族的宗教群体，
都有一个声称自己拥有通往终极真理的途径。但全球化的趋势及地球村的共同灾难使人
必须承认没有人应该及能够再坚持在殖民时代那种拥有普遍性真理的霸权姿态；取而代
之的应是一种相互尊重、强调互惠的伙伴形式。换言之，仅承认不同信仰传统的存在，
及‘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和平共存’已不足以解决地球村面临的种种灾难。我们所需
要的是不同文化的传统及信仰能够沟通和合作，为自己和邻居谋求解救地球村的生态灾
难之道，与及消除在这互相依赖的祈雨群中的不公义，力求建立一个真正和谐/复和的地
球村群体。”（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1998，14页。）
10 笔者曾在一次备受争议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不可能靠一种思想模式去统一所
有的事物，宗教也不可能用自己的一套理想去统一社会上所有人的思想，只能求同存异
，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一切强调对话。对话的前提是：
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宗教，每一个社会利益集团，它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主体特
质与特征，有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比如佛教，离开了佛教的特征，就失去了与
其他思想、其他社会集团对话的资格。所以说对话的前提是保持各种思想、各种集团的
差异，有了差异性才有统一性。按照哲学术语来讲是无限多样性的统一，按照佛法来讲
就是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比如现在理论界、政界经常讨论的适应问题，适应本身就
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换言之，适应的前提就是我承认你这个东西跟我是有差异的，它
是双向互动和互补的关系，单向度的适应在哲学上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
的协调与适应，就只能是一边倒的同化。那么这种适应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就不是一个
思想概念和文化概念了。”（《忧患与思考》，《法音》，1994.10）
11 市场经济运转的前提是明确产权所有制，并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产权关系。这必
将使清末民初以来含混不清的“庙产社会所有”的说法得到澄清，从根本上杜绝地方豪
强势力借“庙产兴学”及形形式式变种之名义侵占庙产的行为。市场经济改变了旧的人
身依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所强化的宗法性教阶制度，必将在社会民主化的潮流中受到
冲击，从而使佛教的“六和”精神得到真正发扬。市场经济的运作使社会分工明确化，
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重视和要求也随之提高，从而为佛教保持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地位
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和监督系统。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工商业者阶
层，这中间一部分人对佛教的支持或结盟，将对佛教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从而摆脱
海外势力渗透的阴影。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为政教彻底分离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
础，并使当前存在的宗教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悖论”现象得到澄明。（参见拙文《佛教
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佛学研究
》第2期，1995年刊。）
12 龚鹏程先生在《共创人间净土----佛教的非营利事业管理及其开展性》中，指
出当代新兴的佛教团体凸显的是以“非寺庙中心”、“信众中心”甚或“法人化”为主
轴的运作机制。（《人间净土与现代社会----传统净土思想的人间性及其现代意义”学
术会议论文集》，1997.7）王顺民先生在《“人间佛教”的远见与愿景----佛教与社会
福利的对话》中认为佛教社区是“佛教人间化”的可行之道，指出在都市化的变迁潮流
底下，以寺庙为中介，当可恰如其分的扮演着“家庭”与“社区（社会）”之间的中介
结构，藉以将点（家庭）线（精舍、寺庙）面（社会）作完整的贯通与串联。（《当代
宗教与社会文化》，南华管理学院，1999，279页。）强调理性、科学、民主、平等、实
证的现代禅教团，提倡“修行人社区”，将志在修行且家庭背景、因缘条件相若的同修
，集中迁居到同一社区做邻居，形成一个现代化、都市化的修行丛林。（郑志明：《李
元松与现代禅》，《台湾当代新兴佛教----禅教篇》，南华管理学院，1998，371页）
13 笔者曾组织过数次调查，有相当多数的青年佛教徒有过修练各种气功的经历，
渴望在佛教哲理和修持上得到明理解惑的机会，但现实无法给予满足。佛教界和社会各
界虽在十余年中印行、出版了数百种与佛教有关的读物，但真正能进入大学课堂的教材
寥寥无几。当正信佛教不能摆脱以往受压抑的阴影，不能确保自身的宗教品格和主体地
位时，社会的宗教需求所形成的巨大引力就会吸纳其他宗教，甚至在一度时期内导致外
道会门的泛滥。在历史上，对社会造成真正危害并祸及佛教的，是所谓“附佛法外道”
，早在隋代，天台宗的实际创始者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卷十“观诸见境”中，对此
现象作了详尽的剖析。明末曹洞宗僧圆澄在《慨古录》中也尖锐地指出，官府禁讲经论
，反使白莲教一类非法之徒乘虚惑众。被相当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气功及人体特异功能
，确有为今天科学无法解释之处，并非向壁虚构，但从社会安定角度看，不应大力提倡
这种功能，孔子反对“怪力乱神”，佛陀反对星相占卜，历代政府反对秘密教门，都出
于这一考虑。（参见拙文《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
14 笔者1997年在一份内刊中发表的《“热中有冷”与“热中有乱”----如何看待
当前社会的“宗教热”》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不应泛泛谈论什么“宗教热”。在中
国，王权高于教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正统宗教从来不会对政权造成威胁，相
反，它们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素。在中国历史上，颠覆政府，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
是秘密宗教，或曰邪教。这些秘密宗教往往与农民起义结合，而在以往却被不恰当地评
价得过高。现在，是正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15 笔者在《批判与适应----试论“人间佛教”的三个层面》一文中详细讨论了宗
教具有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由此形成宗教、政治、学术三极相互制衡的互动关
系。从这一理论模型出发，笔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在新的宗
教生态中，佛教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和批评。印顺法师阐扬的“人间佛教”
思想，为佛教从信仰层圈出发，契入社会、文化层圈，完成佛教的现代转向奠下了理论
基础。目前存在于佛教界中的世俗化运动和庸俗化现象，毋宁说是对人间佛教思想的误
解或是一种歧出。笔者认为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自始至终贯穿着批判与适应这一
主线，为此从三个方面略作解析：一、在批判中求适应，印顺法师是在一系列思想批判
中，建构起人间佛教理论体系的。二、人间佛教的神圣性根源，印顺法师肯定佛法源于
佛陀的正觉，在理性上强调回归纯正的佛法，在情感上依仰对佛陀的信仰。三、在学术
研究中行菩萨道，印顺法师把清理反省中国佛教的思想批判工作，视为任重致远、尽未
来际的菩萨行。（《印顺思想----印顺导师九秩晋五寿庆论文集》，正闻出版社，2000
.4。）
16 笔者一向认为神圣化与世俗化是宗教发展的内在张力，不能机械地强调某一极
。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西方式的神权统治，恰恰相反，在政权高于教权的政教关系下，
佛教高度世俗化了。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代价，就是国民高度的实用主义，缺乏超越感情
的文化心理积淀。因此，汉传地区搬掉儒教的大山以后，所面临的是让佛教神圣化，这
才有可能加强佛教教团建设，提高信仰素质，从而才能改变我们国民的素质，提升我们
的文化。佛教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站在超然独立的位置上，看到中国的文化需要超越
感，佛教需要神圣化。坚守自己的专业岗位，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各界参考，能够帮
助我们这个社会有序化，帮助佛教宏大起来。佛教也是如此，无为而无不为，不沦入到
世俗社会之中，又不回避世俗的问题。对老百姓最困惑的问题，要作正面回答。对重大
的社会事件要表态，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环境、计划生育、献血器官捐赠、人的临终
关怀、卖假货说假话等各种问题，佛教要表态，从佛法的角度给世人以参考，引导世人
以向上。（《忧患与思考》，《法音》，19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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