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松涉的《<近代的超克>论》与西尾干二的《国民的
历史》
当竹内好退出论坛埋头于《鲁迅文集》的翻译工作时，1974年至1975年，又一部《〈近代的超克〉论》在杂志《流动》上开始连载；而当它被印成小册子的时候，竹内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新的《〈近代的超克〉论》出自左翼哲学家广松涉之手，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文本--假如没有这个文本，今天在梳理《近代的超克》这条思想史线索时或许要面对更多的技术性难题。
广松涉的这个文本非常难读。这倒不是因为他使用的语言和文体佶屈聱牙，而是因为他并没有象他的前辈那样明快地提出自己的问题。他似乎总是动摇在意识形态批判和思想分析这两者之间，最终也没有找到有机组合它们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比较顺利地进入这个文本，因为他花费了一些篇幅来批评竹内好。
广松涉对于竹内好的批评在第七章才展开，换言之，他并未把竹内好当年的课题意识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事实上，尽管广松涉的思路实际上很受竹内好的影响，但他并不认为竹内好的文本提出了重大的课题，更不认为应该沿着竹内好开辟的思路把这个课题进行下去；他认为这个文本对其后有关"近代的超克"的讨论起到了定向作用，应该对其进行重新讨论。但是为什么竹内好的文本会对其后的讨论起到定向作用，这种定向又在何种程度上被篡改或利用，这一切似乎不是广松涉关心的问题。
广松涉对于竹内好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竹内好在文中提到"近代的超克"论在战争期间连战争与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也未能充当；二、日本从大东亚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整个过程中隐含的"战争的二重性"未能得到剖析，这同时意味着日本没有把困境作为困境来对待。
广松涉的确抓住了竹内好提出的核心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他的批评并未超过当年鹤见俊辅或荒正人的水准，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荒正人精彩。就第一点而言，广松涉的批评是：京都学派即使仅仅拥有可以完美地论证开战诏敕的教义学，已经足够充当战争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工具了。他们的思想力量的确不足以推动现实，但是思想的力量有时不必直接推动现实，他们的解释能够使当时的青年相信大东亚战争的世界史意义，就足够充当现实的能动性契机了。关于第二点，广松涉进行了有意无意的误读。他抨击说，"竹内氏明确地提出，'《近代的超克》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上困境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基本轴线上的对抗关系……一举作为问题爆发出来的，就是《近代的超克》的讨论。'这岂不是说《近代的超克》的讨论正是被当成解决这种困境的认识对象了么？有关战争的二重性格的说法也可以同样置疑。不过，或许有人会说竹内好并不认为这个座谈是对于困境的真的认识，而且也不认为它真的剖析了战争的二重性格，即便就最终确认而言不可能与他硬唱反调，但是就当时的问题看，'近代的超克论'是以它的方式认识竹内好所说的'困境'和'二重性格'，并立志于'解决'乃至扬弃统一它，正因如此，它才得以回应了往日意识形态的要求。"38
广松涉这种明显无视竹内好上下文的做法并非出于矫情。同当年荒正人与竹内好的对峙一样，广松在此也显示了与竹内好的分歧。这个分歧在于，竹内好试图火中取栗，而广松涉要做的却是洞若观火。换言之，前者作为战争的直接体验者，作为一个在战时曾经为大东亚共荣的理念寻找新的正当性和生长点的失败者，在《近代的超克》中要寻找和复原的是一种历史的临界状态，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转化这种临界状态的必要条件；后者作为战时尚且年幼的间接体验者，关心的却是对于历史的裁决。尤其是当广松涉面对60年代末世界性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反叛既定秩序的课题，面对来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又一次"近代的超克"要求时，解构新的"日本浪漫派"意识形态的课题被他视为己任。但与竹内好不同，一直依靠西方现代哲学工作的广松涉可以在理论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但是却在感觉上并不相信东方存在处理现代性课题的思想资源。更何况当时他面对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日本的右翼思潮泛滥，他很难象竹内好那样思考东亚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只能凭借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资源重新开掘历史。这样，广松涉在建构与京都学派同样浩大的"超克近代"的叙事时，理所当然地忽略了竹内好叙事中最基本的思想契机--置身于历史对象内部，寻找历史真正的张力所在。广松涉的叙述充满了火药味，但是却缺少必要的内在紧张，这使他在扮演历史裁决者的同时，也与历史中最为跃动的部分失之交臂。
广松涉在认定了《近代的超克》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亦即在拒绝从这个座谈会中寻找思想尝试或思想失败契机的前提下，展开了他对于这个座谈会的思想清理。对于一个以哲学思考为业的人来说，把握"座谈"这样一个特定的言语空间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他基本避开了对于座谈会本身的讨论。同时，他把话题从一开始就引向了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但是同时也避开正面讨论京都学派分三次进行的座谈会。这样，广松涉依靠的主要材料是出自京都学派学者的专著或论文，而不是他们在座谈中的对话、尤其是对话中的潜在分歧和冲突--不言而喻，相对于个体性的著述，座谈会的特征在于提示个体思路之间的交错和碰撞，以及这种交错和碰撞所暗含的思想路向的组合可能；尽管竹内好也没有如同荒正人强调的那样仅仅把目光设定在两个讨论会中，但是他关注的显然是昭和前期和中期的特定言论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不同思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张力关系；所以，竹内好得以提出对于符号化的"近代的超克"进行内部的一系列甄别这样困难的课题；广松涉虽然试图建立一个有关这个时期思想状况的庞大深层结构，但是由于他基本不进入"座谈"式的思路，他的空间意识其实只是形同虚设，流于概念而已。他不仅把《近代的超克》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混为一谈，而且基于对竹内好的批判把二者间立场的微妙差异无差别地简化为替主流意识形态张目的工具。广松涉说：竹内仅仅把《文学界》和京都学派的两个座谈会以及日本浪漫派置于视野之内，忽视了三木清这样的意识形态鼓吹者，"在此前提下，诚然会导致他所认定的结论，但以他的视野处理'近代的超克'论，作为昭和思想史论的方法论程序还是过于狭隘了。"39
广松涉进行的一个明显的置换，是他无法进入《文学界》同人的思路所导致的40 。他把竹内好只提了一笔的三木清作为连接文人与学者的重要纽带，是因为三木是文学界同人，同时也是京都学派出身。当三木清被视为《文学界》的代表时，广松涉就可以把对文人的讨论束之高阁，保持其话题的学理严整性了。但是姑且不问三木清对于《文学界》以及这个杂志同人的代表权问题，问题更在于，这种置换方式完成了一个理论上的偷换，把历史上那个有明确限度的象征符号"近代的超克"无限地扩大为整个昭和思想史的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就是广松涉最关心的以天皇制为顶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对于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是广松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思想课题，他指斥竹内好的"程序"过于狭隘，是由于后者仅仅在文明论和文化论的视野中处理相关问题，不能从社会史角度处理广松涉的课题。就其他课题（比如亚洲主义的课题）而言，广松涉的批评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就《近代的超克》而言，他的批评恰恰显示了他的弱点：在宏大的社会史和观念史叙述中，广松涉通过对于竹内好的批判遮蔽了一个被竹内好提出又被荒正人等明确化了的重要思路：《近代的超克》作为一个言论空间，它在日本现代思想史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于讨论者乃至相关者个人的观点，更无法简单还原为社会史问题；它本身显示的问题的多面性和它在当时社会气氛中为某些无以名状的感觉赋予固定形状的独特功能，是只有少数座谈会才可能完成的；就此而言，任何独立的著述都无法与之相比；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为感觉赋予固定形状的意义上，这个充满了冲突和对抗但又高度妥协的座谈会提供了把历史分析从图式化推演中解救出来的契机。
广松涉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毫无兴趣。他不仅过分强调了《近代的超克》中京都学派的作用从而不顾事实地认定只有京都学派的学者确定了这个座谈会的基调，而且强迫这个座谈会承载超乎它负载限度的社会历史内容。在前后共10章的长文中，广松涉分别讨论了京都学派学者高山岩男的世界史哲学、西田几多郎哲学的定位问题、三木清哲学的意识形态窘境、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质、昭和维新和日本共产党转向声明的特定社会史含义，日本浪漫派的民族主义情结与其世界感觉的关系，文人的近代的超克论的虚无主义倾向等等。但是，这个貌似博大的架构中暗含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集中的，它们可以简要地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广松涉认为"近代的超克"无论是口号还是这个座谈都没有解决要超克的近代是什么的问题。由于对象的不明了，所以讨论不会有结果。与此相关，京都学派的学者所设定的世界史理念和超克近代的课题也没有提供有效的突破现状的理论模式；
二、以反驳竹内好区分思想与意识形态这一设想的方式，广松涉强调无论是座谈会本身还是当时的知识人，都在起为主流意识形态助阵的作用；虽然他同时强调知识人的思想功能，但是他反对把思想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的做法。
三、广松涉通过对于西田哲学和京都学派世界史理念的分析证明，所谓"本土对外来"的模式是不符合历史状况的，在当时的京都学派和《文学界》同人那里，日本与西方并未以简单的方式截然分开；在此意义上，广松涉认为当时的课题意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四、通过两章昭和政治史和社会史分析，广松涉揭示了"大东亚共荣圈"是如何把对外侵略与内部权利关系的调整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借助于对于日本入侵满洲时国际国内关系的分析，他指出内外危机的调节是如何相互制掣的。
作为一个思维缜密的哲学家，广松涉的文本很注意把握问题的多侧面性，他提出的很多结论几乎无可指责。他似乎既照顾到了意识形态批判也照顾到了思想立场，既分析了哲学和历史学理论建构的概念，也没有忘记理论之前的"心情"。在抽象结论的层面，广松涉似乎没有遗漏什么。然而，有一个隐藏在这些结论背后的基本问题很容易被忽略：当广松涉进行立场正确而又面面俱到的分析时，他混淆了两个基本视角之间的差异，并通过激烈的批判遮蔽了这差异本身的重要性。这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与思想批判立场的差异。就前者而言，它追求的是立场的正确和对现实的直接指导功能，所以广松涉对于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责难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为虎作伥和没有指出一条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就后者而言，思想批判并不简单等同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庭抗礼和为现实寻找出路，它关注流动状况之中的原理，并献身于这样的原理。广松涉在展开他的论述时，其思路与他的结论常常背离，结论中出现的在意识形态中整理思想的意图并未成为他组织自己论证的框架，相反，他把分析集中导向了对于《近代的超克》的意识形态批判。就连书中最精彩的昭和社会史分析也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思想性的清理，它们仅仅被用来驳斥竹内好的"狭隘"。竹内好在他的论述中强调了京都学派的空论与大川周明这样的实际活动家的言论的区别，暗示了应该在两个方向上认识这两种言论的性质；同时，竹内好在日本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困境"中为这个座谈会定位，强调的是多种要素的"一举爆发"，这也为座谈会确定了一个限度：它虽集中了多种张力关系，却并非是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直接投影。广松涉无视了竹内好论述中最微妙的分寸感，通过扩大座谈会的容量，他消解了竹内好的问题。表面上看，广松涉的视野更为开阔，提出的问题架构也更为宏大；但是追究起来，在把竹内好提出的"思想传统的形成"这一困难的课题简单地等同于"文化形态论"并且试图以把握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史角度补充其不足的时候41 ，广松涉错过了一个继承竹内好的机会。广松涉的宏大架构中不缺少正确的批判立场和观念分析乃至社会史分析，它缺少的是建立思想传统的努力。在这个篇幅浩大的文本里，不仅充满了对前人的指责，更重要的是，有关战争的叙述是以旁观者身份进行的。这种旁观者的身份使得《近代的超克》中所包含的"前理论的心情"仅仅被含糊其辞地解释成对于"今日的风潮"的"前车之鉴"，但是在此项下进行的整理与批判是极其草率的。竹内好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了弥漫在当时知识界的特定精神状态，在此它被简单地归结为"以对现状绝望为媒介的犬儒主义，以及与自认穿透了西欧文明的认识互为表里的国粹式审美意识"42 ，于是，这个对于竹内好来说最重要的思想生长的可能之点，和竹内好试图追究的那个知识人何以同等对待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和苏维埃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课题，就被广松涉轻易地否定了；而在小林与西谷当年对话中出现的那个"日常体验"的课题，也被这种旁观者的立场消解了。问题不在于广松涉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是否意识到了"今日的风潮"的危险性，而在于他以似是而非的方式回应了这种思潮。广松涉又一次重蹈了竹内好曾批评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以"外部的"和"理论的"方式简化和置换了日本的复杂现实问题，这使他的批判热情与现实责任感只能与他批判的对象无伤地共存。
在其后的历史中，这个无情的逻辑首先在广松涉自身的论述中呈现了出来。
1994年3月16日，《朝日新闻》晚报版的《文化》专栏发表了广松涉的一篇题为《东北亚将成为历史的主角》的评论，提出了在欧美中心的世界观走向崩溃的时代，以日中为基轴建立"东亚"新体制、以此为前提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设想。文章说："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曾经是右翼的专利。日本的帝国主义行经被搁置起来，而只有与欧美的对立被强调。但是，今天历史的舞台已经大幅度旋转了。以日中为基轴建立'东亚'新体制！以此为前提建立世界新秩序！现在是时候了，以包括对日本资本主义重新进行根本性追问这一课题在内的形态，这一切该成为反体制左翼的口号了。43 "
在广松涉面对21世纪作出如此乐观而短路的展望之后不到一年，全世界开始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中日之间、日韩之间的战争记忆时隔半个世纪又一次被激活，"东亚新体制"、"世界新秩序"这些并未被清洗干净的"口号"，如何面对这复杂的状况？它如何成为日本"反体制左翼"的口号？在广松涉的《〈近代的超克〉论》里，政治正确的理论批判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广松涉本人并未承担任何历史责任。那个曾经使竹内好大伤脑筋的"日常经验"--战争的体验者所拥有的包括意识形态口号在内的经验----以及在这个经验内部改变它，从而创造新的日常经验的努力，由于广松涉的外在批判立场而被消解了。在《朝日新闻》的短文与洋洋洒洒的《〈近代的超克〉论》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和感觉上的对立，它们的内在连接是非常紧密的：自身不投入被批判的状况内部，就不会提供改变状况的有效思想武器，相反，当状况发生变化时，批判者甚至会陷入批判对象的逻辑。广松涉短文里的逻辑甚至用语与他十几年前批判的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惊人地相似，实在令人深思。
距广松涉呼吁日本的左翼重新使用大东亚共荣理念不到两年的1996年12月，日本社会出现了名为 "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的组织和"自由主义史观"的思潮。这股以批判"自虐史观"为名修改战争历史的动向，其实是以另外一种"前理论"的"心情"重提并未过时的"近代的超克"命题。它的基本要点是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罪行并不甚于世界上其他国家，通过经济赔偿，这笔旧帐已经清算过了；日本人应该从自我否定和自我怜悯的对立中走出来，建立第三条出路亦即自由主义的历史观。这个理论上并不复杂的思潮立刻引起了反响，尤其是在感情上抓住了年轻一代日本人。对于试图批判该思潮的进步知识人来说，最困难的课题莫过于寻找精良的批判武器。广松涉提供的前车之鉴已经显示，正确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够有效批判这种"心情"，理论分析也很难在抽象层面完成它的批判功能；而竹内好留下的那个半途而废的课题，却已经被悬置得太久了。
1999年10月，"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会长西尾干二出版了近800页的《国民的历史》一书，并在一个月之内第二次加印。同时，由产经新闻社出版的这本超厚的书，竟然以低于2千日圆的廉价销售。进入2000年之后，相传此书已经销售了100万册之多。无法判断日本的批判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人认真地读过此书，然而这本缺少学术性的书与"自由主义史观"的影响力却并非可以一笑置之。
《国民的历史》行文简明易懂。它讲述了人格化的日本从古到今的艰难历程：它懂情理、有自尊、讲信用，在近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苦恼和委屈。该书尤其强调，在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操纵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因认真遵守由西方列强制定的国际条约反倒不断被指责和利用，而它无论是兼并朝鲜还是侵略中国，都只不过是想把邻国从沦为白人殖民地的窘境里解救出来，那是国际政治力学所导致的选择结果，日本并没有干坏事。朝鲜20万慰安妇的历史只是一个谎言，而说起大屠杀让人想起纳粹，说起一般意义上有组织的屠杀则立刻让人想起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与此相应，日本国民在战争中饱受苦难，不仅经受原子弹的创伤，而且忍受无数次空袭轰炸，还有伴随着几代人的恐惧感。《国民的历史》指控美国一直以日本为假想敌，强调美国才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真正的霸主，并以细致的笔触重新唤起了战败时日本国内有条不紊地接受这一现实时带给世界的惊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皇休战的诏书所带来的环绕全体国民的那个死寂的沉默瞬间，带来的是一个深深的暗示；这个暗示里包含着异国人无法感知的沉重。异国人就此可以得到一个证据，以了解日本人尽管结束了战役，却并未结束战争，日本人仍然继续保有着无声的抵抗意志，保有着不服从的意向。44 "
这个意象几乎可以用以象征全书的主题。"无声的不服从"是西尾眼中迄今为止"多数"日本人面向世界和面向内部批判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的历史》和"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要做的，就是把"无声"变成"有声"（尽管西尾宣布此书与该会活动无关）。在此基点上，《国民的历史》试图建构古代独立于中国、近现代独立于西方的日本主体性，该书因而不仅激烈抨击追究战争责任、批判日本社会的知识人以及社会力量，而且也激烈抨击了西方中心论的价值体系与历史和现实状况。在抽象议论之中，该书极富对照性地穿插进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战争亲历者的创伤经验，并且在暗示日本人才是真正受害者的前提下呼吁停止对历史进行道德化判断，在国际政治的力学关系中重新"客观"地讨论历史。
无论在意识形态立场和学理上还是在资料使用方式上，该书的弊端都是极其明显的；但恰恰是这样一本为进步精英不屑一读的书，却反衬出日本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所面对的困境：这本书意味着对于《近代的超克》以来日本知识界围绕近代冲击进行的思想建设的全面反动，那个被竹内好称之为"困境"的日本主体建构问题，被彻底消解在"有声的不服从"之中了。《国民的历史》以最为单纯的方式重新整合了一直受到严厉批判和解构的日本想象，而其基础却是二战中日本人的创伤经验和对于日本民族的英雄主义书写。诉诸于这些被否定了的记忆，《国民的历史》试图重新塑造日本人的"日常经验"，这也意味着进步知识人使用西方思想资源批判日本民族主义工作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或许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会了解竹内好为什么要"火中取栗"，才会理解竹内好寻找日本主体性的尝试被批判民族主义的抽象论述简单消解之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国民的历史》以竹内好最为痛心的方式证实了他的预言：民族主义"具有当被无视之时就会成为问题的性质。民族意识因为受到压制才会发生。45 "
当年竹内好着手整理《近代的超克》时，他希望找到"健全的民族主义"。对于竹内好而言，"近代"是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契机，而不是一个可以实体化的对象。在竹内好的一系列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危机感：他感到如果不进入日本战争历史的内部，如果不去体验战争中日本人复杂的精神和心态，真正的批判主体不会产生，真正的可能性也不会呈现。 正如他在《近代的超克》结尾处阐述的那样，当投入战争的能量被浪费、不可能继承的时候，思想也就不会依靠传统形成。没有传统的思想，就是竹内好所说的不依靠"自身力量"的思想，它借助即成秩序中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结论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性，竹内好称其为"冒牌知性"。竹内此话易被误解为"日本主义者"和"反近代主义者"，假如有能力祛除这样的浅薄误读，我们就可以看到竹内好不是在东方-西方、传统-近代对立的意义上抽象讨论此问题， 他始终在状况之中。
《国民的历史》有效地显示了这个状况。时隔半个多世纪，这本书又一次开封了《近代的超克》，以通俗、挑战的姿态全盘否定了战后日本进步知识人的批判工作。它把立场倾向有各种差异的批判知识分子统统划入"对现实视而不见的知识人"一类，并警告说"想搞政治就去从政，想做学问就老老实实守住学问的本分。不要在学问名下塞进政治的空想。战前战后那些对现实视而不见的教养派的政治空论也差不多该收场了。"46 尽管这批判并不公允，但是它从反面又一次证实了竹内好当年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如果把战后围绕《近代的超克》的一系列讨论联系起来思考，或许《国民的历史》的出现是一个重新认识思想传统形成方式的契机。当批判被单纯定位于广松涉式的裁决历史，或者被单纯理解为荒正人式的国际主义判断时，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会被遗漏：日本人作为"日本人"的文化认同方式，不可能仅仅依靠否定性批判加以消解；当它不被赋予某种重新建构的形状和某种思想可能性的时候，它往往会以"无声的不服从"或最具破坏性的方式突然呈现。在"日常经验"的层面，文化认同的问题远比理论分析来得复杂，理论层面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日常经验尤其是感情经验的同等"正确"，因为日常经验总是被排除在意识形态乃至理论视野之外的。日常经验的无声，不等于它不存在，它一旦爆发，理论常常无法有效应对，更无法简单改变它。这一状况不仅存在于批判理论与保守现实的关系之间，它何尝不是进步知识人本身也在体验的困境呢？
当日常经验在竹内好的意义而不是小林秀雄的意义上获得了重要位置的时候，"火中取栗"的必要性就产生了。日本浪漫派从火中取出的仅仅是形骸，竹内好则希望取出生命的营养。"火中取栗"要冒的风险，就是丧失"政治正确性"。"近代"带给日本乃至东亚的最大冲击，或许就是这个风险本身。在近代以来的东亚，西方的相应理论资源往往被转换为某种革命的要素，这种复杂的转换通常会伴随着各种意义上的简化和由此而生的政治正确性。所谓的"传统--西方"之类模式的出现，就是这种转换过程中简化的结果。与此相对，对于传统的开掘也充满了各种简化，在回应西方近代冲击这样一个前提下，本土文化被实体化为与"西方"对立的概念，对于本土资源的开掘因而往往与保守甚至反动的定位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保守和反动力量也确实最容易依靠所谓"本土文化"。在此状况之中，开掘本土的思想资源不仅需要与种种保守势力划清界限，而且也需要承担"落后于时代潮流"的风险。这项工作的艰难，在于它必须与直观的和实体化的本土想象不断冲突，并且不断以落后于时代半步的姿态融合"西方"和"本土"的思想资源，打破那种二元对立的简化模式。这种两面出击带来的直接风险就是"自身为了成为自身，必须甘冒失掉自身的危险"47 ，它比外在的丧失政治正确性的结果还要严重。但是，在东亚各个民族形成自己的现代思想传统时，承担这一风险却是无可逃避的选择。
当年竹内好密切关注的鲁迅"历史中间物"的特征，就是东亚民族承担这一风险的一种途径。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时竹内好说，"从'文学革命'以前到最后与其共存亡的，只有鲁迅一个人。……为什么他有如此长的生命力呢？鲁迅不是先觉者。"48 即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处理思想传统形成等课题时遇到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是"火中取栗"却是同样必要的程序。鲁迅不是先觉者，竹内好也不是。但是当时代一次次淘汰了先觉者之后，"历史的中间物"一次次显示了他们的分量。传统和历史如此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却又不存在可以直接继承的现成的传统。历史的中间物们通过自身的挣扎，显示的立场完全不同于《近代的超克》中文人们那种传统代言人的姿态，也完全不同于《国民的历史》那种使传统简化和实体化的思路，更不同于某些批判知识分子的先觉者立场。这个通过挣扎而显现自身的立场致力于建构思想传统，它基于主体的内在自我否定原理。当竹内好强调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之间的差异时，当竹内好痛斥日本的优等生文化时，他在讲述一个为日本也为东亚所陌生的原理：近代化的冲击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入侵，的确来自东亚的外部，而现代性的冲击，在原理上却必须产生于东亚内部：竹内好说，在没有抵抗的地方就没有近代。假如在抽象概念上理解竹内好的近代观，他似乎并没有摆脱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模式；而一旦在历史状况里，在论争里，在座谈里加以理解，新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竹内好孜孜以求地寻找的那个以"抵抗"为媒介的东亚"近代"，就存在于对类似《近代的超克》这样的历史事件的重新认识与整理之中；当抵抗的契机被消解在右翼保守知识人的日本想象之中时，当抵抗的可能与左翼知识人的先觉者姿态擦肩而过时，正是竹内好在提醒我们：假如放弃"火中取栗"的尝试，我们可能会失掉自己的近代。
注释：
1.河上彻太郎、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富山房百科文库1994年第6次印刷，167页。
2.杂志《文学界》在1942年10月号以《近代的超克》为题刊登了该讨论会的记录，1943年7
月，创元社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初版发行6000部。
3.林房雄、小林秀雄、河上彻太郎等：座谈会《<文学界>二十年的里程》，《文学界》1952年4月号，108页。
4."超克"这个日语单词具有对困难的对象进行超越、攻克等等含义，具有相当明显的暴力性和感情色彩；"近代"相当于中文概念中的"现代"和"现代性"乃至"现代化"，是一个含义非常庞杂的词汇。在40年代初期，这个口号以其暧昧性得以传递了当时广泛涵盖整个知识界的特定情绪：清算明治以来日本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抗击来自西方特别是英美的经济文化渗透，确立日本文化的独有价值，并进而确立日本作为东方现代化强国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些情绪并未以如此简单的概念得到传达，它作为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感觉，统合进大量青年被送往战场并为侵略战争而捐躯的残酷现实中。在此状况下，当时文学界煽情式的口号反倒最有效地传达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作为一个口号，"近代的超克"传达出了当时的特定气氛，与下文提到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相比这一点尤其明显，后者很难作为一个口号使用。
5.该讨论会分三次召开，只有四位学者参加，除西谷、铃木之外，另外两位是哲学学者高本正显和高山岩男。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分别在1942年1月、4月、1943年1月分三次刊载了讨论会记录，三次的题目依次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总体战的哲学》；1943年3月，该讨论会记录由中央公论社结集出版，初版发行15000部。与《近代的超克》相比，这个连续座谈会由于没有文学家的参与，话题不仅具有学理性深度，而且观照现实的方式也更为统一。仅就座谈会的完成度而言，《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远远高于《近代的超克》，其发行量也是后者的两倍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却没有出现正面处理这个规模更大、完成度更高的座谈会的论著，对它的讨论仅仅是在对《近代的超克》的讨论中附带性地进行的。
6.〈文学界〉1952年1月号，6-85页。
7.创文社编辑部编：《现代史讲座 别卷 战后日本的动向》，创文社 1954年，167-295页。该讨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什么是现代》，铃木成高司会，参加讨论的有上原专禄、竹山道雄、林健太郎、丸山真男、务台理作；第二部分题为《世界与日本----分析与课题》，林健太郎司会，除上述讨论者外还有都留重人参加。
8.这是讨论的第一个小标题。参见河上彻太郎、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富山房百科文库1994年第6次印刷，175页。
9.同上，177-178页。
10.同上，178页。
11.同上，178页。
12.同上，178页。
13.这个时期是否可以称为"文艺复兴时期"，在日本文人的圈子里一直有争论。至少在《近代的超克》讨论会召开的时期，这个称谓并不存在。但是从1933年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4年之间，日本文坛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是一个基本事实。参见野口富士男：《感性的昭和文坛史》，文艺春秋社1976年第1版，98-152页。
14.《近代的超克》，220页。
15.同上，231页。
16.同注6。
17.有关日常生活和日常性在本世纪前半期的特定内涵，美国学者Harry harootunian在《以近代超克近代》一文中有精辟分析。他指出有关近代日常生活的话语建构最终催生了关于社会整体的日常性话语，《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是这一话语的顶点。它压制了排除了那些对植根于都市理解的、把自身的经验普遍化的做法的批判。参见《思想》882期，1997年12月，131页。本文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日常经验"这个概念，希望指出的是，同样作为知识人的自家消费，日常经验构成了一些文人的讨论视角，而为另一些学者所拒绝。
18.《近代的超克》244页，河上彻太郎语。
19.同上，248-249页。
20.《文学界二十年的里程》，《文学界》1952年4月号，108-111页。在这段谈话里，林房雄说这个座谈会是河上彻太郎一手策划的，其他人由于友情而轻率地赞同；还提到座谈会在温泉旅馆举行，结束时连盘子都摔破了等等。河上彻太郎则提到他请来了铃木成高和西谷启治，但是没有任何人呼应他的这个回忆。
21.本文与该座谈会均收入《近代的超克》。富山房百科文库，1994年7月第6次印刷，274--342页。
22.同上，283页。
23.同上，282页。
24.同上，283-284页。
25.同上，301页。在这一段文字之前，竹内好引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编辑《文艺》的高衫一郎的回忆。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的当晚，高衫在家里找出了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国际文学》中苏维埃反击德军入侵的专号，并在第二天向日本的作家们发出了稿约，决定模仿该专号也编辑一期反映日本人战斗意志的专号。他发出的稿约得到响应，没有一个人拒绝。竹内好指出，高衫在心里是站在苏维埃一边且厌恶纳粹德国的，并且他在理智上也厌恶日本侵略中国的行经。这一切在他那里一直以压抑的形态存在着，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的宣战姿态而获得"解放感"，从而毫无矛盾地把苏联抗击德国与日本抗击美英的行为等而视之。
26.同上，166页。
27.正如竹内好和其他日本知识分子指出的那样，京都学派被视为宣传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座谈《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不但没有讨好官方，还受到了东条英机等保皇军官的迫害，若没有海军的庇护恐怕将全军覆没。
28.有关保田与重郎的评价，值得参考的著作有桥川文三的《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未来社1965年；Kevin Michael Doak的The Japan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日译《日本浪漫派与民族主义》，柏书房1999年。保田与重郎在日本浪漫派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是与他通过追溯日本古典而建立美学式民族主义表现方式密不可分的，他对于整个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的否定态度给反近代意义上的日本民族主义提供了立足之地。保田创造了一种打破西方近代式合理主义表述方式的表达形态，是在我看来，真正具有穿透力的见解却是并未发表日本浪漫派研究的竹内好的意见。
29.参见《新日本文学》1960年第5期，总第154期，134-149页。鹤见有关说法分别见135页、139页。参加这个座谈会的，除了竹内好与鹤见俊辅之外，还有佐佐木基一（兼司会）、伊藤整。竹内好的反驳见137页 。
30.荒正人： 《近代的超克 （一）》，《近代文学》1960年3月号，1-13页，引文见8页。
31.在早期的亚洲主义者中，有一些人也曾试图参与俄国的社会变革，但是当竹内好整理亚洲主义问题的时候，这一部分基本未得到他的重视。不言而喻，竹内好在思考亚洲问题时，下意识地保留了日俄战争的历史记忆，在当时它被东亚各国视为"有色人种战胜白人"的战争，俄国被视为西方的一个部分。
32.在注26中所提到的那个座谈会中，竹内好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他强调说，尽管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日本所犯下的罪行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在殖民地争夺战这一点上，日本与美国同等恶劣（同注26，139页）。他甚至在座谈进行到民族主义有可能催生中国的大国主义和小国的激进民族主义的时候，表示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西欧近代的评价问题。竹内好特别强调日本人很难接受不信任西欧这样一种感觉，但这是一个必须建立的感觉。他甚至强调，对于西欧的不信认，是太平洋战争合理化的一个根据（147页）。这让我们联想到，竹内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执笔的《大东亚战争与我们的决心》，其思想基础正是这种对于西欧的不信任。
33.《近代的超克 二》，《近代文学》1960年4月号，1-16页，此观点见3页。
34.《近代的超克三》，《近代文学》1960年5月号，1-4页。该观点见2页。
35.《近代的超克四》，《近代文学》1960年6月号，1-5页。
36.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指出："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转引自《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65页。
37.花田清辉：《近代的超克》，讲坛社1993年。竹内好认为，在战后处理"近代的超克"问题的文字里，只有花田的这本小书是从正面迎击近代的，因为它抓住了日本民众这个基本的问题。参见《新日本文学》1960年5月号，148-149页。
38.广松涉： 《近代的超克论》，讲坛社 1989年11月，171-172页。
39.同上，169页。
40.广松涉在文中提到日本浪漫派和《文学界》的时候，目的在于以此反衬三木清等"昭和研究会"的学者和京都学派学者"近代的超克论"的深度。他甚至还讥讽说，文人们谈论的自我经验一类的话题，根本用不着贴上"近代的超克"之类的标签，干脆开个文艺畅谈会不是更好吗？他还指责说，文人诸氏既没有提供取代近代意识形态体系之思想，也没有提供打破近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实践，他们不过说了些空话（197-199页）。
41.广松涉并未直接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是结合他认为竹内好的视野"过于狭隘"的指责（169页）、对于近代认识三个基本形态的归纳（179-180页）和全文立论的方式来考虑，他的这一看法是显而易见的。
42.参见182页。
43.《朝日新闻晚报版》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６日。
44.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产经新闻出版社1999年11月，643页。
45.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的问题》，1951年9月，《竹内好全集》第7卷，34页。
46.《国民的历史》683页。
47.竹内好：《何谓近代》，《竹内好全集》第四卷，筑摩书房1980年，131页。
48.竹内好《鲁迅》，《竹内好全集》第一卷。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