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丰盛与匮乏--《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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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丰盛与匮乏——《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书评 唐学鹏/文
全球化是时代的伟力，它经常被演绎成一种奇幻而至真的道路，逼迫着严肃的知识界给予虔诚的叩首。全球化也会被定性为时代的掠夺，被解析为非黑即白的双色，涂抹成侵吞和对立的图景，推送出单调、简化的后殖民主义结论。它的每一步推进，既可以看作是一种信仰和教化的普及，也可以视作抵抗和阴谋的诞生。对其的大赞大弹以及大毁大谤都会突然性地提高分贝，而唇舌的主角们既能易形也能换位。例如，20世纪的美国是全球化最强悍的鼓吹者，而现在深陷危机的山姆大叔却寂寥地认为“全球化仅仅是亚洲人的事”；21世纪的中国是全球化最优秀的学生，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却是一个面壁的封闭主义者。
这的确是一个必须仔细分辨的时代。
被误导的金融全球化
弗雷德里克 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无疑是全球化的“铁托份子”，这位世界顶尖的金融学家、美联储理事试图用其著作《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副题是“落后国家如何因金融体系而延缓发展”）来为全球化美誉进行深度的证明。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其最基础的、支撑性含义是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不仅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信奉的教条，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遵循的准则。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将其商品融入了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衍生性框架，例如资本全球化以及知识产权的全球化，却不像贸易自由化那样俘获人心。例如伟大的全球化主义者巴格瓦蒂是自由贸易的灵魂性人物，但对金融全球化却存在着诸多怀疑，而斯蒂格利茨赞颂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但却认为新兴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阿根廷曾经是全球化的宠儿，但经历了2001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寻找道路。而艰难地度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诸国也对金融全球化保持着深刻的疑虑。
米什金认为，金融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黑暗面出现，完全是一个误解。德.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一书里已经通俗而权威地阐述了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对一个穷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产权只是提供了必要的激励，但并不能保证资本能够发挥其最大效应。有钱并不等于好的机会。其实，穷国更需要一个透明、有力的金融市场来助推其经济，更好地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全球化对穷国的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它可以帮助穷国完善其产权制度、银行监管、会计透明以及公司治理，最终形成该国的“经济良治”。
而之所以发生对金融全球化的误导，米什金认为，表象上是那些可怕的金融危机刺激了人们的心理，但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全球化被糟糕的管理所扭曲。金融深化以及金融开放是一种“秩序扩展行为”，它不是激进的、无视本国土壤的信仰或运动，也不是带着妖魔化的眼镜、唠叨着金融阴谋和资本强权的民粹主义。它需要有一整套的平衡机制和改革策略，它是机心、耐性、平衡、理智和自由信念的混合物。
米什金发现，阻碍穷国金融开发的最顽固势力往往是该国的金融资本家。拉詹和津加拉斯合写过一本非常牛比的通俗著作叫《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他们刻画了改革之初的既得利益者是如何利用手中权力以及煽动在改革中受损民众的话语势力，进而压制资本主义的良性发展。比如日本的金融寡头在过去经常做的就是让政府对其的权力和利益做出失当的保证，以此来压抑社会的金融发展。这是一个沉痛的隐喻，改革者寻机变成既得利益人，然后变身成民族主义者和弱势群体的守护者，发送对金融全球化的扫射，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对弱势群体实施“定向抢劫”。也许，我们在多年后回首，也会盘点中国近年来的金融大幅度开放所具有的特殊内涵，以及“银行贱卖论”、“外资抄底论”背后的隐形攻略。
处理危机方法论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无疑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的描述和探讨。无论是墨西哥危机、韩国危机还是阿根廷危机，其发作的共性都是混乱的金融开放步骤、银行家（财阀）逃离政府的审慎监管、“大而不能死”的腐朽哲学以及国家在监管体制上的投机主义。最终，这些国家都是银行体系出现了大问题，银行危机产生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引爆全面的金融危机。
描述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过程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不想在这里赘言。但需要特地指出的是，米什金在书中非常有新意地谈到了一个重要的危机形态的发生机制：“资产和负债的不对称性”。新兴市场国家在处于存在可能攻击的泡沫状态时，货币往往是高估的，此时它们的负债往往是美元化，而资产就是本币化。当国际炒家实施沽空攻击迫使这些国家本币贬值时，它们的负债就会突然性增加好多倍，而资产则反向缩水好多倍，这些国家的银行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突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惨痛变化，毫无疑问，这使得危机更加严重和难以疗治。这一机制同美国或者英国遭遇金融危机时存在极大的差异。索罗斯在1992年攻击英镑时，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当时英镑盯住马克），英镑贬值了10%，但对于英国企业来说，他们的资产和负债都是以英镑来计算的，并无大碍，反倒英镑汇率下跌，增强了英国企业的出口能力。而国际游资在1997年对印尼盾的攻击则让印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得无以复加。印尼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和灾难之中。
我认为，如果拓展米什金的思考，就应该对目前的美元或者欧元的计价和结算体制进行一种前瞻性的反思。例如，可以呼吁存在共存的两种计价方式，一种是美元化，一种是“一篮子商品”化。政府可以建立一个与指数挂钩的帐户单位来取代货币用以衡量经济数量和企业的资产负债价格。智利是这方面的先行者，篮子化既可以克服本国的货币幻觉，又可以削弱资产和负债因货币强权导致的不对称性。
米什金另外一个创意之处是对斯蒂格利茨肤浅的“新兴国家在危机时应该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击。斯蒂格利茨在他多本著作里对IMF的药方提出猛烈批评，因为IMF要求新兴国家在危机状态时采取提高利率、平衡财政赤字的紧缩性做法。虽然米什金也认为IMF有很多欠妥的地方，但斯蒂格利茨的批评完全忽略了新兴国家的“特质”，即它在危机时没有任何信誉使得人们相信它的扩张性政策是有效的，因为企业或者居民认为本币已经狂跌，国家又印刷钞票，这无疑是用央行货币注入或者财政扩张的形式来冲抵银行债务或者国家债务，企业或者居民就愈发对本币不信任，这增加了企业或者居民的逃离速度，最终的结果是恶性通胀陡然兴起，经济复苏愈发“没戏”。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是一本伟大的、让人深思的著作,对中国当下的金融进程有着强烈的参考意味。米什金认为，在治疗危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英雄式忏悔和壮士断腕的气质，同时也是一个引入国际监管方式的良好契机，他赞扬了韩国金大中高贵的勇气。他认为央行在树立本币稳定上具有至高的权威。这也延续性地反应在他的新书《Monetary Policy Strategy》上，我读后觉得他的总结对中国央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他总结6条：温和通胀和产出（就业）在长期看没有任何替代作用——这对中国目前充斥着“温和通胀可以拉动经济”的谬论是一记耳光；通胀预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旦形成，就异常危险；通胀具有高成本和高毁坏性；反通胀政策存在不可估量的时滞，但早“反”早受益；央行独立性可以促进货币政策效果。
我用米什金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Is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Beneficial?》中的寓意作为文章的结尾：“金融全球化的问题不是它是否是好或者坏，而是它肯定是好的，但需要有足够的智慧走到这条路上来。”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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