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也是20世纪罕见的社会科学家。虽然哈耶克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学术贡献却远远超出经济学范围。他毕生发表了130篇文章和25本专著，涵盖的范围从纯粹的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政治哲学到法律哲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方方面面，哈耶克绝不是玩票，而是见解卓著。
不过，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于，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坚持和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英国学者伯林的划分。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哈耶克自己也曾划分过两种类型：本专业中的万事通，和困惑型人物。前者对自己的专业了如指掌，熟悉古往今来各种见解，大多数成功的教师、作家和演说家，都属于这类人物。哈耶克也将这类人称为记忆型的天才。困惑型人物则凡事都要自己问个为什么，他们获得知识的过程，是自己思考的过程。他们记不住别人说了什么，他们总是把别人的知识融入到自己的思考中。他们总是让六经注我，他们固执己见。他们从各个方面思考，进行探讨，经常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哈耶克就是这类天才的典型。
第一部分、哈耶克的思想谱系
哈耶克1899年5月8日于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92年3月23日去世。他足够长寿，经历了整个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看到了自己所钟爱的观念，自由主义的衰落，及复兴的全过程。看到极权主义兴起和崩溃的过程。
一、 哈耶克的生平
第一阶段：维也纳时代
维也纳
哈耶克思想成长的时代，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之后，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1921-1923）。
从思想、知识的角度看，这个时代的维也纳是维也纳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也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末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段岁月奥地利、主要是维也纳的气氛。他在回忆录的第一段话就是“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千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奥地利曾经是欧洲列强之一，但普鲁士崛起之后，奥地利的地位就每况愈下，帝国已经失去了雄心，人们的兴趣更多地转向精神领域。茨威格说，“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有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而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也具有宽容性。犹太人在这里得到了发挥其思想艺术才能的机会。犹太人人是富裕的，但犹太人人更热爱文化和艺术。茨威格曾说：“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另外，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知识才俊都汇集到维也纳。于是，维也纳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同时也成为整个世界的学术中心。我们可以说，20世纪西方的重大思想，大多数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
举几个例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跟哈耶克还是远房的表亲。
波普的科学哲学，
波拉尼家族，
杜拉克在他的回忆录《旁观者》中记述了这个家族。从这个家族涌现出两位思想人物。卡尔，迈克尔。卡尔认为，市场并非唯一可能的经济体系，也未必是最先进的一种，还有另一种选择两人思想几乎正好对立。卡尔最出名的著作当然是《大转型》，这本书虽然研究的是经济史，然而，卡尔的主要目的是探寻一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经济发展、安定、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一种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社会模式，市场只用来分配商品和资金而不能分配土地和劳动力的社会，把市场坚定地排斥在外的社会。
事实上，市场信条是波拉尼家族的共同的宿敌，不管是奥托的早期法西斯主义，还是阿道夫浪漫的巴西，或者是穆希的有机的乡村，卡尔的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都是对以分工为核心的市场原则的反抗。他们希望找到超越市场而保持社群完整性的社会。事实上，他们的努力是人类中最有天分的心智超越市场的一个缩影而已。
经由杜拉克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家族都具有超人的机械工程天赋，他们中好几位早年是工程师或科学家，但他们又都有一颗敏感而不安分的心，最后由技术领域都转向了社会政治。然而，也许是工程师的思维已成为习惯，他们不能容忍社会中的瑕疵，尤其是市场带来的社会后果，蓝图；他们热衷于社会工程，按照理想构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如果我可以设计一架完美的机器，那我为什么就不能设计构造一个完美能够避免各种社会模式的不足的的理想社会？
然而，他们的理想注定是要落空的。最终，也许只有迈克尔认识到了他们失败的根源。从科学发展的过程，迈克尔认识到，社会秩序是作为人的行动的非刻意的结果而形成的，不是可以按照某个理想进行计划设计构造的。他的这一结论与卡尔对市场的描述、也与他的兄姊的心智倾向相反。这使他成为波拉尼家族的异数。
因此，当杜拉克评论这个家族的失败的时候，也许不应该包括迈克尔；杜拉克说，“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使不是从更早100年的霍布斯和洛克算起），西方人追寻的落空——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或是完善的社会，却不得其果。”
杜拉克，管理学之父。企业家精神。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们下面将会介绍
他们几乎都活跃于这个时代。他们塑造了20世纪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
顺便说一下，20、30年代的北平，跟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有一点相似之处。不再是政治中心，没有了政治的喧嚣。南方人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沉静地思考、写作。中西文化交融。文化上最伟大的时代。
学习
哈耶克在30岁之前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大学他上的是维也纳大学，念的法律系。但他却听各种各样的课程。当时的大学很松懈。对心理学感兴趣。
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曾经去过美国留学。
回来后与米塞斯建立联系。
他经济学上的老师是米塞斯。参加米塞斯举办的私人讨论会。这也是维也纳特有的一种学术活动方式。两周。有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耶克自己的讨论组。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他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米塞斯对哈耶克的经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最主要的影响还是政治思想：将他从一个费边社社会主义者转变成自由主义者。
《社会主义》（1922年）的影响：
当《社会主义》出第一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
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米塞斯的另一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哈耶克：
即观念的力量
米塞斯：认为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脚步，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握最简单的命题都不能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们。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有胜券在握了。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
文明开化的人类是将被摧毁，还是可以避免这场大灾难，是一个命中注定在未来几十年将行动起来的人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决定这一命运的正是他们的行动背后的观念。
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必要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哈耶克也始终这样认为。观念创造和改变历史。
第二阶段：伦敦经济学院时代
伦敦经济学院
1931年哈耶克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这里很奇特：一方面是一群费边社社会主义者，是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物就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 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比哈耶克年长6岁。1920年，拉斯基进入伦敦经济学院，1926年升任政治学教授。
二战后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经在拉斯基手下学习。在亚洲、非洲，该校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那么多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印度[是]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1955年，米尔顿 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呆过，他说，当时的印度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经济学院的哈罗德 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仁所统治。”在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自己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道，他现在到亚洲、非洲旅行，他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好多都在30年代和40年代上过伦敦经济学院，基本上都受到了拉斯基的鼓舞。
另一方面，伦敦经济学院又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一群自由主义者。坎南，罗宾斯。
与凯恩斯进行论战
在这里，哈耶克对商业周期进入了深入研究，
透过信贷市场注入的新增货币，会压低利率，导致资源出现历时性的扭曲配置。由此形成适合于时间相对较长或者说消耗时间之生产结构的资本品，代价则是占用那些更适合于现有的、较少消耗时间的生产结构之资本品。由信贷支持的资本重构必然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净增加，从而出现繁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显现出，这种一直无法完成的资本重构，是与实际的资源之可利用水平不相称的。新被察觉到的短缺，将会体现为未被使用的资源（uncommitted resources）之价格的腾涨，及相应出现的信贷需求之增加。成本的这种上升必然要求清算或放弃已被扭曲配置之资本。与该被放弃之资本互补的劳动力将失去其工作。衰退之后将是复苏，此时，市场的相对价格和工资之调整，将使未被利用之资本和工资重新被吸收进生产结构中。
正是根据这一理论，他在1929年初预言到了1929年10月爆发的股市华尔街股市崩溃和随后的30年代大萧条。
在面对衰退，哈耶克的观点是，让市场自动地恢复均衡。
而凯恩斯则认为，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创造需求，从而让经济复苏。给经济打气，让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佣民众，上马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
参加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重大意义，该论战始于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Econiomic Planning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
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由于没有价格，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缺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本质就是米塞斯所欲指出的，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作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的]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每种办法都需要[不同的]花费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公分目。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各种办法。”[4]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的经济”。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十年后的一篇评论中，哈耶克指出，“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战。30年代我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场论战，于是我就编辑了一本文集。20年代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是我出战。”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1937）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本书在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起了主要作用。
成立朝圣山学社
《通向奴役的道路》的广泛影响带给海耶克众多机会，他受到各个方面——或学术界或新闻界——的盛情邀约演讲，结交了众多思想投契、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人数之多，出乎他的意料。他发现，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到处都有仍然强烈捍卫伟大自由传统的个人和小团体。但是，如果大家要尝试去各自重申或捍卫自由时，就都象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小群体一样，常常深感势单力薄，孤立无援。
当时的世界在经历了战争之后，正陷入一种焦躁不安之中。计划经济已经在苏联东欧建成，中国在两年后也成了计划经济国家。在西欧，社会民主党构成了一个统治联盟，凯恩斯主义货币泛滥成灾的美国，则热衷于布雷顿森林协定，最后把经济拖入通货膨胀时期。知识分子中最时髦的，是所谓“科学的”政府经济计划和管制。
哈耶克发起召开朝圣山会议就是为了抵制这种潮流。他感到，只有在拥有相同的基本哲学观点的成员的团体内部，才能够对捍卫自由市场原则进行深入的讨论。
1947年4月1日，在瑞士Vevey附近的朝圣山，一批拥护自由市场的知识分子聚会，这就成了朝圣山学社的第一届会议。会议参加者共计三十六位学者和政论家，他们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大陆的国家。
会议获得了成功，与会者决议把它变成一个永久性的学会，这就是有名的朝圣山学社，时在1947年4月。哈耶克任首届会长，总共任期达十二年之久。在他的任期内，会员数量成长迅速。
针对学社的目标，哈耶克后来解释说，“这个思想运动有点自负地宣称要致力于自由事业，实际上是要努力理解自由的前提条件。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人有一种幻想，以为自由可以自上而下强加，而不是创造某种前提条件，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
学社的活动一概不对外公开。哈耶克几乎每年都在一个国家召开一次大会。朝圣山学社成立后，举行过数十次全体会议和地区会议，主要是在欧洲，还有美国、澳大利亚和南美。其成员则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目前的500人。它深化和发展了自由主义，抵抗了各类集体主义倾向对人类命运的威胁，终于迎来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阵营大解体。该学会中一些成员在战后走上了欧洲各国的最高领导岗位。它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战后世界的思潮走向有相当的影响，也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有潜在的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美国
1950年，哈耶克到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但他并没有进入经济系，而是进入社会思想委员会。在此期间，他除了每年冬季讲授一门“西方经济思想史”课程和指导研究生外，其余时间致力于建构自由哲学的完整体系，并正式开始专心准备着手写作《自由宪章》。林曾是哈耶克的学生。
这个时候正是芝加哥学派最鼎盛的时期。
重申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纲领
第四阶段：晚年，返回欧洲
1962年，哈耶克离开来到德国，接受了弗赖堡大学一个教职。在此，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探讨和阐述经济社会行为中的“自发”秩序。哈耶克开始重建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个体间进行社会合作的洞见。
从上面对哈耶克生平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很幸运，一直活跃在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核心，20年代的维也纳，30年代的伦敦，50、60年代的芝加哥。
二、学术背景之一：奥地利学派
古典政治经济学
门格尔的理论，
米塞斯，《社会主义》
主观主义，门格尔主观价值论
个人主义，
自发秩序，
市场过程，
主要特征：奥地利学派坚定地捍卫自由市场。
三、学术背景之二：古典自由主义
1、哈耶克出生在自由主义衰落时代
哈耶克出生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这多少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因为，19世纪、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美洲，一直被自由主义者视为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以19世纪中期英国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进入了全球性自由贸易时代，也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那时的全球化并今天更像全球化，举例来说，那时，人员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不需要护照、签证那么复杂的手续。政府是小政府，没有进行经济干预，没有建立国有企业。没有宣传部，言论是自由的。结社是自由的，马列主义就是在那个时代诞生、发展、壮大的。社会民主党也在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然而，哈耶克诞生前后，自由主义开始衰落了。哈耶克见证了这一衰落的过程。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是自由主义暗淡的时代。这可以从制度和理论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在制度方面，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制度，都在偏离自由主义原则。比如，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
在理论方面看，自由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分裂、变形。以至于到今天，虽然都叫做自由主义，但含义大不相同，甚至有很多截然相反的地方。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妨多说一些。
2、自由主义概念的简单疏理，哈耶克属于哪一派
自由主义的两支：
法国19世纪政治学家贡斯当古代的自由与现代的自由
英国政治学家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与免于强制的自由，积极自由就是获得什么东西的东西。举个例子，我口袋里只有
哈耶克则在《个人主义：正确的与错误的》和《自由宪章》中，区分了欧洲大陆式、或者说法国式的个人主义，英国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法国式的自由主义与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基本上分别对应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是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渊源。在法国最发达，在德国也很有市场，通过德国传进英国，在19世纪末演变出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经济管制。
到了当代，社会民主党就是积极自由最典型的代表者，而英国和美国的保守党则接近于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但也不完全是。前者更强调权利，强调社会公正，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强调再分配，大政府，福利国家，高税率，国有化，市场管制。后者则强调小政府，发挥市场的作用，解除管制，降低税率，强调鼓励企业家创新。
哈耶克本人属于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他曾经想把学社叫做阿克顿、托克维尔协会。
这个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最辉煌的时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还有柏克。启蒙运动包括休谟、斯密等人。
经过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阿克顿，自由，权力。宗教。法国大革命讲稿，现代史讲稿。自由史论。
阿克顿是1902年6月去世的，这似乎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
接下来就是哈耶克了。
第二部分、哈耶克的若干思想洞见
一、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
30年代，左翼化时代。经济学中也有一种思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下的完全计划的社会不仅比资本主义效率更高(因为据说混乱的资本主义会导致商业周期和垄断权力)，它也承诺社会正义，因而也会更为公平。而且这是历史发展的大潮之必然。当时，似乎只有一位反动派在抵抗历史的大潮。那就是哈耶克。他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就商业周期理论展开争论，另一方面，是反击全世界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潮流。这一切都是为了捍卫自由主义。
与凯恩斯的辩论其关键的分歧是：二人对于政府干预的态度。凯恩斯对之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并认为政府的干预能够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减少不稳定性，克服经济危机，并改善预期；而哈耶克相反，认为政府干预经济从长远看必将必将破坏市场，预后不良。
在当时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下，人们对于传统的市场经济逐渐丧失信心，于是，国家从外部的干预成为寄托希望的最后避难所。出现了两类干预：一类是比较强的干预，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德国的国家统制经济。另一类是比较弱的，也出现国家干预急剧扩大的趋势，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取消金本位制（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再次扩大货币发行量，扩大信贷规模，由政府控制物价和信贷发行规模，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采取充分就业措施，实行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调整，实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税收，发行国债等。
因而，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以及“市场的自发的调节功能”等等，早已被多数人视为陈旧过时的老调，不予理睬了。而凯恩斯主义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种理论论证。从而形成一种相当长时间的凯恩斯主义时代。
当年凯恩斯认为，为了保护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需要有所妥协，实行社会民主式的「预防」性理论，即由政府提供每人最低限度的维持生计的费用，以使自由社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政府开支的办法，创造需求的办法，稳定工资，保证就业。伴随着福利国家。政府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税收水平越来越高。
哈耶克对此却提出批评。因为他认为，要人为创造需求，就需要制造赤字，多发钞票，结果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会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转。
到70年代，奉行凯恩主义的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因为按照凯恩斯理论，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这两种想象绝不可能同时发生。
此时，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他又展开了对凯恩伺的批评。
于是，潮流发生逆转，出是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这就是史称“新保守主义”（实即新古典自由主义）潮流的兴起，也即凯恩斯主义全面退潮和和耶克风靡全球的时期。
二、计划经济为何崩溃
哈耶克的另一个知识战场是与社会主义者展开论战。社会主义计算论战。
米塞斯早在1920年代计划经济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就已经指出，社会主义从技术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缺乏市场价格。哈耶克在1930年代的多篇文章中进一步发挥米塞斯的这一观点。1935年，他搜集和编辑了一系列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问题的文章编为《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哈耶克论述社会主义问题的其他论文和专门讨论Oskar Lange与Abba Lerner在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争论中提出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论文，后来结集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批驳了我们有可能从单独一个点上管理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想法。相反，哈耶克强调了自生秩序（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的观念，政府的恰当目标应当是保证个人能够尽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从而操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以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法律——规则——应当高于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则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三、计划经济必将导致极权主义：《通往奴役之路》
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崛起，促使哈耶克写作了《通往奴役之路》（1944）。
全书共16章。该书之重要，与其说在经济学方面，不如说在其政治哲学方面和政治思想史方面。它的经典地位也建基于此。该书的意义，是在社会主义思潮横流於世之时，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挽狂澜於既倒，以先知的洞见指出它对自由事业的根本性危险。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其次，在经济学上，它雄辩地证明了，取消私有财产制度的中央计划经济，不仅会导致经济的毫无效率和停滞不前，并且，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必定导致思想的国有化，即从根本上取消个人自由，建立极权主义统治。因此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福利国家和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是这样论证的：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某种机构来负责制定计划，哈耶克 将其称之为中央计划局，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中央计划局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央计划局并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知道何种生产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哈耶克说，没有价格系统，将被证明是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
这种缺陷不仅是经济的。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从长程的观点看，统制经济与民主程序是不能并存的。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计划经济与民主是不相容的。
作者指出，计划经济也不能与民主相容。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首先在於他们都坚持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社会目标；其次，在他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都要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以达到其单一的目标；第三，他们都拒绝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拒绝承认在该领域内个人自身的目标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为理想的这种统一价值体系，独裁制度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因此，这种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其对个人自由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专制政治。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内，民主政治才可能实行。然而，当民主政治受到集体主义教条支配时，民主政治将走向自我毁灭。
在计划经济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思想的国有化正是工业国有化的伴随物。哈耶克指出，极权国家集中控制宣传，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所有的人，隔绝外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天长日久，任何人都难免受其影响。民主国家虽也有众多宣传机构，但它们相互独立互相竞争目标各异声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极权政府宣传的主要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旧字眼，但换上新的意义，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则是控制一切信息来源，实施资讯垄断。决定一则新闻是否发布的唯一标准，是其是否会影响国民对政权的忠诚。第三，是严厉压制任何怀疑和不同见解。如此，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的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扩展至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政治权力与真理划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
哈耶克也指出，在计划经济为根本的极权主义社会中，总是最坏者当权。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极权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即“精英淘汰制”。在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往往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原因在于，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看法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另外，大多数人是并无自己的坚定信念的，适足成为被灌输的土壤。手法圆熟道德低下的政客利用忌妒等各种大众心理，强调“我们”与“他们”间的鸿沟，划分“敌我”，以凝聚自己的团体，故他们易于成功，这也是坏人易得势的原因。
此外，因为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合法的。在极权社会中，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也是使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这就表明，一个国家如果有一个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标时，则任何普遍的道德绝无藏身之地。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干坏事，乃是增进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
这本书是哈耶克最伟大的著作，也是20世纪最畅销的政治著作之一。德国，东欧。索尔仁尼琴的评论。中国。
四、反对唯理主义：《科学的反革命》
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是哈耶克一个庞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决心研究，为什么知识分子对于市场不满，而喜欢计划。1940年代，哈耶克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当时的主流哲学倾向，怀有偏见的知识分子由于这种思想倾向而认识不到经济计划所必然导致的体制性问题。这些论文后来结集为《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1952）。这可能是哈耶克最出色的著作，仔细地探讨了“建构理性主义”的知识史及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的困境。
有两种理性：迷信理性的唯理主义和知道理性的限度的理性主义。
唯理主义者相信，理性是伟大的，因此，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当是由人的理性设计制造出来的。因此，“凡是未经自觉设计的东西，不可能用于达到人类的意图甚至成为其基本前提，这种观点很容易变成如下信念：既然制度都是由人创造的，我们必定也完全有能力以我们喜欢的无论什么方式去改造它们。”于是，他们把社会、政治、文化都视为工程，可以按照某个蓝图进行仔细的规划设计。
哈耶克相信理性，他认为，理性无疑是人最宝贵的财富。但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他的批评并不是针对理性的，相反，他提出了一种合理的看法：对个人的理性可能知道和实施的事情是有限的，最好的社会应当以这一前提条件为基础，而不能以人的理性无所不能的信念为本。现代文明受到的威胁，并不是毁灭世界的非理性的狂热，而是建构理性主义者之滥用理性，试图有意识地设计现代世界，从而把人类置于他自己造成的锁链之中。
正是在这本著作中，哈耶克明确地继承了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等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运用理性来限制理性之诉求。
五、什么是自由：重申古典自由主义：《自由宪章》
《自由宪章》于1960年初出版。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由的价值》，力图表明我们为何需要自由以及自由的作用何在。主要是哲学性的讨论。本书的第二部分《自由与法律》，探究西方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逐渐形成的各种制度。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关照其间的问题。第三部分《福利国家中的自由》，则把上述原则适用于当下若干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就业，社会保障，税制，城镇规划等等。
这里集中介绍一下哈耶克关于自由的概念。
哈耶克一开篇就指出：“自由即人的这样一种状态，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coercion）被减少到社会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 自由“的前提条件在于，个人拥有某些确定的私域，在他的生活环境中，有一些情势是他人不能干涉的。”
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 ）曾区分为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与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哈耶克所认同的乃是消极自由，即他人压迫之不存在。
社会之所以需要自由，是因为每个人都处于“无可避免的无知状态”。思想永远不可能预见到其自己的发展方向，进步的方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未知的，因此，任何人、尤其是政府不应当强制所有人顺着一个方向发展，因为没有谁能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技术变化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社会生活。如果我们要实现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地修正我们目前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从而使之适应于未来的实践。也就是说，要允许每个人在他认为可能的方向上自由地探索。
哈耶克对于自由概念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自由仅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也仅来自人的有意识的强制。他所强调的“强制”，基本是指人为的因素。比如，如果某人登山时坠入冰雪窟窿而无法自拔，则很难说他是不自由的。因为，虽然客观境况使他无法脱身，但是却没有人在强迫他或禁止他做某事。
第二，一个人是否自由，与他可选择的范围的大小没有关系。比如，穷人与五星级酒店。
第三，自由并不等于政治自由。有人认为，自由等于参与立法、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
第四，民族的自由不等于个人自由。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民族，未必就是要自由人组成的民族。个人自由的倡导者都同情上述民族自由的诉求，而且也正是这种同情，导使１９世纪的自由运动与民族运动之间形成了持续的联合。但是，尽管民族自由的概念类似于个人自由的概念，但它们却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因为对民族自由的追求并不总是能够增进个人自由的。对民族自由的追求，有时会导使人们倾向于选择一个他们本族的专制君主，而不选择一个由外族多数构成的自由政府；而且它还常常能够为暴虐限制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人自由提供借口。
第五，个人自由不等于内在自由。一个人否认识到必然规律，是否理性，跟他是否自由没有关系。他由于知识不足而作出了错误选择，与另一个人尤其是政府强加于他某种东西使他只能作出某种选择，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同的。
邓正来先生译为《自由秩序原理》。三联最近已经重版了，说明销售得很好。
六、自发秩序的概念：《法，立法与自由》：
哈耶克的晚年集中思考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从1973年到1979年，他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法、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1973-1979）。对古典自由主义给出了一个完整的论证。
这本书共有三个洞见：第一个洞见认为, 自我生成演化的或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完全不同；而且, 它们各自的独特性与支配它们的两种全然不同的规则或法律紧密相关。第二个洞见主张, 当下通常所说的“社会的”或分配的正义, 只是在上述两种秩序的后一种即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 也就是亚当 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 波普尔爵士所谓的“开放社会”里, 则毫无意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第三个洞见则宣称, 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 因其间的同一个代议机构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又指导或管理政府, 而必定导使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极权主义体制。
在这里，他阐述了自发秩序的概念。其实，在以前对于市场的研究中，哈耶克已经提出了自发秩序的理论。在这里，他将这个理论应用到法律和政治领域。他指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有序的结构，但它们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在某些领域，这一发现现在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尽管人们曾一度认为，甚至语言和道德也是由过去的某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已认识到它们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而该过程的结果则不是任何人曾预见的或设计的。
哈耶克认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发形成的。哈耶克对比了普通法传统与成文法（statute law），他阐述了法官如何将作为文化演进之成果的普遍的规则应用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案例中，从而产生了普通法，因此，普通法所蕴涵的是很长历史过程中不断试错所获得的知识。这一洞见使哈耶克得出结论：法律如同市场一样，也是一种“自发”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东西。
七、扩展的自发秩序：《致命的自负》
在1988年哈耶克出版了他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副题是《社会制度的谬误》。这本书仍然是讨论自发秩序问题，将其扩展到道德、传统领域，讨论道德规则如何自发地形成并扩展，从而推动文明发展的。
哈耶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如何从早期原始社会休戚与共的小部落，发展成广土众民、和睦相处并形成巨大而复杂交往关系的巨型社会的呢？哈耶克认为，形成这种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人类中某一部分群体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包括伦理道德、商业惯例、财产制度、货币、法律、市场制度本身。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无人能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人类早期在不存在国家之前自发出现的贸易、先于理性时代而形成的传统习俗，都证明了文明的成长与其说是由于理性的完善和强大政治国家的建立，倒不如说国家和理性精神的产生是它们的结果。这样的规则、制度也在不断地扩展，从而使文明不断地从少数国家传播到其他国家。
哈耶克把这些制度称为复杂现象，这些现象中都包含着无限多的要素、相互作用关系极为复杂，人类的理智对其秩序模式的形成机制上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是十分有限的。对于这种复杂现象，我们充其量只能掌握一些有关它的一般结构的“抽象知识”，而这完全不足以使我们有能力“建造”或是预见它们所采取的具体形式。
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敌视市场秩序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或根本不愿理解这种抽象的自发模式在一切生命领域所起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不理解，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倾向于从“泛灵论”角度，把复杂结构解释成某个主体的自觉设计的结果。这就是“建构论理性主义”，它把人类社会获得的一切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理性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对目标做更为恰当的筹划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包括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头脑在内，众多知识分子所以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选择，都是因为，他们在理性之外看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识，或者说，他们不承认人类通过理性而得到的各种知识体系，也受着某些传统行为实践模式的制约。
正因为大多数有益于人类福利的制度是自发形成的，因此，国家必须将控制和干预限制在最小程度。这是对自由主义的又一个强有利论证。
一个简单的综述
在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哈耶克的思想之后，我们会发现，哈耶克确实是一位困惑型的刺猬，他一生其实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自由社会如何可能。最初他主要从经济学角度思考，考虑如何确保经济上的自由，面对计划经济的崛起，以《通往奴役之路》为标志，转向思考政治问题。
我们可以把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他的理论的基础是知识的分散性，没有任何人是全知全能的，没有任何人能对社会作出一个全面的设计，因此，应当让每个人自由地在各个方向上探索，而国家不能为每个人设定目的和努力的方向，相反，国家的作用仅仅在于提供一个公正的规则体系，让每个人自由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并通过市场制度利用他而恩德知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在公正规则体系下，这样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会造福于他所不认识的人，从而推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三、哈耶克在中国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
1、 哈耶克进入中国
哈耶克早年是一位经济学家，但在30年代之前，中国人很少关注经济学，所以，尽管哈耶克跟凯恩斯曾经进行论战，但哈耶克似乎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知识视野。
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引起中国学者注意
潘光旦在四十年代已经注意到哈耶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1944年出版的。按当时的开放程度和知识分子的英文水平，看到这本书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不少。潘光旦1946年出版的政论集《自由之路》就提到了哈耶克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提到，是很详细的介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山西的谢泳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教授当年》中有两篇文章说到这件事。据他推测，潘光旦可能看的是《通往奴役之路》全书，也可能看到的是1945年4月号的美国《读者文摘》上出版的缩编本。因为潘光旦在提到哈耶克时，特别说过这一缩编本。
潘光旦说，哈耶克这本书是专门就竞争在经济上的价值立论，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潘光旦认为，哈耶克较为偏激。不过，潘光旦还是认为哈耶克对集体主义的评论大体上是很健全的。理由是哈耶克过去在奥地利时受过苏俄式的集体主义压迫，又吃过德国式的集体主义的亏，所以对任何集体主义，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情感。潘光旦说，哈耶克认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两立，过分地抨击计划经济与集体主义的措施，他不赞成。
但是，总的来说，那时的知识分子既然看到了哈耶克，也不可能予以重视。因为，当年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具有左翼倾向。即使是当年的自由主义者，也差不多都是拉斯基本的信徒。而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主要的论敌就是拉斯基。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批评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纲领。
1958年哈耶克第一本著作在大陆出版
根据山西几位朋友的研究（赵诚），哈耶克的第一本中文版译著《物价与生产》是在“反右运动”的第二年，大跃进的高潮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定不会是当做借鉴学习的学说，而只能是以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说、以“内部读物”的方式介绍到中国来的。
而他的代表作《通向奴役之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是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以“内部读物”的名义出版的，印了3500册。当时，中国正处于“反修防”的意识形态泛化的高潮中，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与世界主流文明和传统优秀人文精神严重敌对。跟当时大多数西方书籍一样，译者在《译序》中说翻译的“目的也是想供学术界了解和批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经济理论时作为参考”，但这些译者心中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人曾经数过，在60、70年代，中国最有学问的人都去翻译西方经典了，他们无法按照当时官方的口径说话。他们在那个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还留下了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后来一些人的觉醒和独立思考，提供了最初的几口奶。以上两本书都出自滕维藻、朱宗风两位翻译家之手。
当然，在学在官府的时代，这些“内部读物”不是一般人所 能看到的，但是，“文革”之中，一度出现了对社会的局部失控，造成了在官学中禁锢的当代世界的一些思想精华流传到了民间。在这些流传到民间的“灰皮书”、“黄皮书”中，在学生中 当时流传最广的是当时翻译为“德热拉斯”，改革开放后被译为“吉拉斯”的原南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所写的《新阶级》。
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青年已不仅在态度上对集权主义批 评，而且在学理上想弄明白自由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在老三届大学生中，已经有人关注到了哈耶克的思想。在当时条件下，谁也不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上能走多远，《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书能否再版，不敢奢望，因此，有人为了持在手中奉为经典，不惜采用了非常手段，设法从图书馆借出来，之后以“丢失”作价赔偿。这样的手段虽然有违公德，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也情有可原。
80年代：哈耶克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对于一些思想者起到了震撼作用。但那个时代刚刚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时代。是个需要抚慰心灵，寻找人性的时代，流行的是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寻根思潮，萨特，海德格尔，尼采。因此，哈耶克的思想在介绍西方的大潮只是个边缘。
不过，人们终于开始正面地评价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了。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在经济上对计划体制的改革，经济上逐渐和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行情看涨。70年代后西方的由主义学派终成气候，西方经济学终于在科学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面前，摆脱了20世纪以来，经济上选择民族国家还是世界一体的窘境。主张市场选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渐居要津；1974年哈耶克被授于诺贝尔经济学奖。1988年在当时较为宽松环境下，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学家编译了一套“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著作”丛书，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在1989年3月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是公开发行，印了7000册。90年代初我曾见到一位这套丛书的编委，他告诉我，原本打算把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也翻译出版，但是该计划被搁置起来。
1991年5月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凝结着哈耶克思想的《致命的自负》出版，当时译为《不幸的观念》，由刘锋、张来举二先生翻译，东方出版社出版，这一版印了5000册。限于国内的特殊政治形势，这本书又是“内部发行”。但是，在图书走向市场的90年代的中国，这类学术性的“内部发行”与公开发行已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而且译者在前言或后记中例行的“供批判者参考”之类的话，读者也都知道是言不由衷之言，没人认真对待，我就是在公开的书市上买到这本书的。我的感觉这本书在翻译上一些句子不如滕维藻先生的译文流畅，但是还是解了读者求知之渴的。
在台湾，我知道殷海光先生1964年就在中国的另一部分——台湾出版自己的译著《自由宪章》，后来又了解到他的弟子林毓生在美国留学时师从于哈耶克。据林先生说，《自由宪章》在个别地方翻译得不够贴切，但是大陆的一般读者想找一本殷海光先生的译本也只能隔海相望了。同一本书，1964年在台湾出版了它的译本，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计划却又被搁置了起来。
90年代，哈耶克得到全面介绍
90年代，向市场转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里插一句：经常有人谈论中国如何特殊，可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20世纪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从很大方面看，中国其实基本上跟整个世界是同步的。3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左倾化，中国的知识界也左翼化，联自由主义者都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走上了国家干预，新独立的后发展国家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时，都选择了在粗放的方式下较快完成工业化的苏联式的集权计划模式。中国也不例外。到了70年代后期，西方的政府干预经济陷入困境，东方的计划经济难以维系。于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经济学。中国几乎同时开始了改革开放。哈耶克的命运也与此一起沉浮。
90年代是哈耶克时代。
《通往奴役之路》1997年重新翻译出版。《自由宪章》于1997年出版。《法、立法与自由》于2000年出版。《致命的自负》于2000年出版。《哈耶克思想精粹》，2000年。《科学的反革命》于2003年出版。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哈耶克传。这样，除了早年的经济学著作之外，哈耶克的重要著作基本上介绍过来了。
影响各个学科。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哈耶克作为一位思想家的作用突出表现出来。对于制度设计将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上面对哈耶克思想在中国传播史的简单介绍，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学界思考重心的变化过程。
2、 从哈耶克的角度分析几个现实问题
哈耶克之所以在思想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在整个中东欧，哈耶克都处于这种地位。而在西方，哈耶克其实处于学术的边缘。有些西方人觉得奇怪。其实这并不奇怪。哈耶克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
揭示了原有制度的问题所在。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对极权主义的分析。
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新制度的框架。自由市场，法治，宪政。
并且指出了路径：自发秩序，农村改革。温州。
但也需要理性的设计。即制度框架的变化。
因此，哈耶克对于观察中国制度变迁过程，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视角。
下面根据我对哈耶克思想的理解，具体分析几个问题
政府与市场
自发秩序。
竞争秩序与反垄断问题
有人提出反垄断，然而，唯一的垄断是政府设置的垄断。政府设置进入壁垒。不让民营企业进入。电力、金融、石油，等等。行业间的分配不公。寻租。管制不可能公正，也不可能严格执法。
人口问题与城市贫民窟的问题
首先，人口太多，正是由于制度因素造成的。城市与乡村分割。乡村生育率高于城市。乡村又实行集体制度，按人头分配，鼓励多生育。
另一方面，人口多从来不是问题。知识与劳动分工细化、深化。
城市仍然歧视农民。为了形象，而拒绝农民进城，不让农民子女接受教育。其实，贫民窟是融入现代文明的学习过程。南美，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而我们不会将贫民从这里驱赶回去。
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
哈耶克认为人的天资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天资是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自由。如果个人天生就大不相同，那么，最优的——或者说合乎自然的——社会就是人的多样性充分表现的社会。在自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就是说，国家将平等地对待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他们拥有同样多的自由权利。法律面前的平等。
但这样的社会，必然又是物质上不平等的社会。因为人是不同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利用偶然的运气，而社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则他们字各自所能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自由必然导致物质上的不平等。物质上的不平等是自然而然的。
而人的多样性和物质上的差距，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新知识及其好处只能逐渐地扩散，多数人的欲望通常总是由当时只能由少数人所获得的东西所决定的。我们之所以会不断期望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帮是由于财富的平等，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同样，在国际社会中，如果西方国家不是一直大大超前，那么，贫穷的、不发达的国家今天也不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正因为西方国家先获得了知识、制度，于是，后进国家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西方花了几百年才达到的政治文明和物质享受水平。后发优势。
社会出现物质不平等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人的天资的多样性，一个却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恰恰是在人们被平等对待的时候，人们天资上的多样性才能得到表现，起表现之一就是物质财富的多寡不同。
反观中国，人们的不平等，更多是自由权利上平等。政府没有平等地对待每个人。大部分物质财富上不平等，正是自由的缺失造成的，是权力垄断造成的。物质财富上的不平等，主要是人们政治自由缺乏的表现。社会公正问题，首先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问题。比如，自由迁徙，比如无代表不纳税。
法治
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
法律的恰当目标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创造私域，使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活动。他强调了法律对于自由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