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当选中共“一大”总书记之原因
童贤东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22）
[作者简介 ]童贤东（1974—），男，山东莒南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0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史 。
[摘 要] 陈独秀之所以能当选为中共“一大”的总书记，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 词] 陈独秀；中共“一大”；总书记；原因
陈独秀是我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在党的成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却仍然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这与其在党的成立过程中所做的突出贡献是分不开的，但同时又有着复杂的内外部原因。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学术界曾有论述，但可惜要么论述不全面，要么过于强调李大钊没能当选所起到的作用。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历史的、辩证的来分析，全面的进行把握这一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剖析，以期达到对这一问题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精神领袖作用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期是新文化运动主将，是扛起“民主”、“科学”大旗的第一人。他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封建礼教和腐朽传统发起攻击，为马克思主义等一批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五四”后期，他又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新思想传播的精神领袖。
（一） 在“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中为马克思主义的输入铺路
1．首先树立“民主”、“科学”大旗，引发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个历史过程，是从1915年9月到1921年6月为止，它包括“五四”前和“五四”后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开始的。《新青年》以树立“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而著称，关于“民主”，陈独秀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1 ] 。关于“科学”，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1 ]。虽然他所提倡的“民主”、“科学”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政治范畴，但却开启了人们思想解放的闸门，起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鸣锣开道作用。
2．发起反对孔学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
“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孔学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针对反动势力势力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帝制复辟势力和以张勋、康有为为代表的清王朝复辟势力，都搞尊孔复古，为他们政治上制造舆论。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先进人物，向他们发起猛烈的抨击，使反动统治阶级企图用孔孟之道来奴役中国人民的阴谋落空。陈独秀以炽热的感情、雄劲的笔锋批判孔教的反民主、反科学性，他说：“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2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一批反动文人，以保守的《东方杂志》为阵地，也紧密的配合着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扑，要求反动统治阶级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统治”中国人民的思想。陈独秀同当时其他新文化运动战士一样，在反动势力的迫害和压力之下并没有妥协。他认为〈东方杂志〉企图“统整”人们的思想，“即独尊一家之言，视为文明之中心……此种学术思想之统一，其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乃现代稍有常识者之公言，非余一人独得之见解也。”他紧接着质问〈东方杂志〉说：“<东方>记者以‘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为高，复以‘后世大儒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为贵；此非附和雷同而何？此非人间思想界为留声机器而何？” [3 ](p325)。正是由于陈独秀等人对封建文化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大破定孔学于一尊的思想，极大的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才使某种百家争鸣的的局面迅速形成起来，把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陈腐的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下解放出来，激发了人们要求进步和追求真理的热情，为从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有力条件。
此外，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陈独秀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反对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和文言文，主张“平民文学”和白话文，他在文学革命方面也立下了功绩，为接受革命新文化广辟蹊径。
（二） 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夕才开始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他在1919年4月20日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宣称“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后来的历史家，都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4 ]表明陈独秀已开始激进民主派转变为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晚，但却在“五四”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做出卓越的贡献。
1920年以后，马克思在斗争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并且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结合，因此，引起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更加恐慌，继“问题与主义”论战后，有爆发了社会主义论战和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战。陈独秀在同研究系政客斗争的同时，比较全面地、正确地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
1921年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这篇长篇讲演中论述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2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3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在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问题中，陈独秀首先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古代”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是近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说：“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5 ](p527)在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的问题中，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详尽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在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中，陈独秀根据当时国内外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流派到处泛滥的复杂情况，告诫人们“应该择定一派”，即认准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列举了五种派别，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对着五种派别，陈独秀明确地表明拥护共产主义，而严厉地批判和摒弃了其他四种反动的政治派别。他还特别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谬论，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一，陈独秀批判了“劳资携手”的修正主义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的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5 ](P540)。第二，陈独秀批判了修正主义的“议会政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他指出：“马克思的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5 ](p540)第三，陈独秀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坚持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第四，陈独秀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主义”（即狭隘的民族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陈独秀指出：“《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克思所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彩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5](p541-542)
经过上述的分析和批判之后，他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应当走俄国共产党的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能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道路。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这篇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在党的成立之日发表是十分能说明问题的。党的成立大会，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但从这篇讲演足可以看出，在他的头脑中却已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建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在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陈独秀同样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1920年起，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政治》、《和郑贤宗讨论国家、政治、法律》、《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的反动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另一个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论政治》一文是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篇代表作。在这篇论文中，陈独秀不仅抨击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的“堕落”-行为，而且严厉的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谬论，尤其是驳斥了无政府主义对于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歪曲。他讥笑无政府党，“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6 ]他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历史作用。陈独秀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其他一些谬论也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5 ](p547-548)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对纯洁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对建立一个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有重大意义的。
综上所述，陈独秀在反对研究系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坚持走饿国人的道路，主张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是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正因为如此，他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就是顺利成章了。
二、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积极地在思想、组织、人选等方面为中共的成立展开有效的筹备工作。最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共产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一）抓住机遇首先建党
随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机日渐成熟。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人从1920年1月就已在北京开始讨论建党问题,可是直到“一大”的召开他们对建立党组织的时机认识是不一样的:陈独秀认为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尽快建立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中,而李大钊则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都还不够，宣传和研究工作是当时的重点，建党组织还需要等待时机的成熟。这点可以从后来张国焘回忆中看出:“1920 年5 月初我回到北京,翌日就去看望李大钊先生??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7](p125)。 “大约快到7 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7](p133)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满足于理论上宣传和研究了，这与组织建党准备不足的李大钊态度显然是不同的。“先生最注重如何开展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工作。”[7 ](P137)但此时对缺乏民主传统、贫穷落后、无产阶级力量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少中国现状深感忧虑，并且经验不足，使其感到力不从心。急需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1920年2月陈独秀南下就已和李大钊相约建党时就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践经验上都可以得到莫大帮助。”[7](p142)。因此1920 年4 月,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讨论建党问题,李大钊虽然表示接受第三国际使者的建议,但又建议维经斯基首先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8](p220) ,维经斯基夫妇到上海见陈独秀,“他们差不多一见如故,经过多次商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9](p48)维经斯基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又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有了一致的估计,他提议成立中国共产党。据包惠僧回忆:“维金斯基和这几方面的人物会谈过好几次,似乎很投机,于是就有这样的想法: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他终于提出来了。”[10](p17)周佛海有一段回忆也和这一点吻合: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希望我们建立中国共产党”[11](p149)。这些观点和陈独秀不谋而合，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很快就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称为“上海中心组”或“上海发起组”) ,她真正的名字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从而丧失了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北京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会,将发起建党的良机让给了陈独秀。
（二）领导上海小组担当起临时中央的作用
上海小组成立后首先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宣传刊物,通过它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1920 年11 月,又创立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推动共产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 同时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党的任务、最终目的和收纳党员之标准。举办“外国语学社”培养党的干部。1920 年8月,《劳动界》创刊,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1920 年11 月21 日,成立上海机器工会，领导工人斗争。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就积极投身到督促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的工作中。在实际运作中，1920 年上海的早期党组织活动范围非限于上海,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指导全国各地创建党的组织,甚至帮助在海外发展党组织。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几乎都与上海中心组有着密切的联系。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上海党组织直接发展的第一个支部。在上海的李汉俊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写信建议他筹建武汉支部,刘伯垂也被陈独秀委托回武汉建党。在上海发起组核心成员参与指导下,1920 年10 月在武汉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包惠增任书记，。陈独秀还亲自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领导建立了中共上海发起组之后,函告北京的李大钊在北方建党。于是1920 年10 月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在京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稍后又成立了由李大钊任书记的中共北京支部。海外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在上海发起组和陈独秀的指导和影响下建立。旅日小组由周佛海、施存统两名党员建立,他们都是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共产党欧洲支部的主要建党人物分别是:赵世炎、陈公培、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在赴法之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申府受陈独秀的委托,于1920 年11 月24 日经上海出国,在巴黎成立共产党小组。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担当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重任，对全国各地的组织进行思想指导和组织领导，主要表现为:
1.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党纲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宣言,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和影响各地的党组织。上海中心组在1920 年11 月就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并通过发布党纲实现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据包惠僧回忆:“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对党的政治活动规定的很严格。”[10](p22) 党纲对北京和广州党组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两地组织的重建。北京党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剩下的成员重新建立了党支部。据《广州共产党报告》:1920 年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与已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在讨论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时,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小组便解散了。陈独秀与他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等重建广东党组织。[11]
2.指导各地创建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向全国各地的革命和进步团体发出该团章程,督促各地建团的工作。不久,北京、长沙、武汉等地相继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此外，从史料上反映出的真实情况分析，上海党组织不是一般的地方党组织, 事实上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包惠僧直接称其为临时中央:“他们随即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于上海,推定陈独秀为书记,并向国内外发展组织。”“大约在1920 年7、8 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12] (p49-50)并且早期的中共党员都普遍认为党成立的时间是1920 年建党。瞿秋白曾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 年为其开端”; 张申府回忆“党的建立是1920 年8 月间”;蔡和森写到“1920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邓仲夏说:“192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0 年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 月”;李达1954 年写的信也表示:“1920 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 在上海发起。”[13 ]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有李大钊1927 年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其中清楚地写明:“1920 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这说明李大钊等早期党员认为是1920 年建了党组织,组织中心在上海。包惠僧也有一段回忆:“于是让我到广州找陈独秀谈谈,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陈独秀说这里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诬蔑,怎么能搬到这里来? 广州地理位置上不适中,环境也不好, 上海居中。陈独秀不同意搬到广州来。”[12 ](p383) 从中看出上海就是临时中央，因为他有“党的机构”。因此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中共“一大”前的上海党组织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陈独秀是党的最早的创始人。
三、陈独秀中共“一大”当选总书记的外部原因——共产国际的青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外因的双重作用。我们固然要重视内因的主要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外因的辅助作用。从解密的一些档案资料看，共产国际对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一大”总书记，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共的酝酿成立也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之下，因此，在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共产国际的意见往往是有着决定作用的。当时就连党的名称也是共产国际定的。张申府曾回忆:“那时(我们) 相当幼稚,发起建党是第三国际推动的,但党的名称,陈独秀于1920 年8 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 没有定。后来,威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13](p268)由此可见，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一大”的选举有着重要的影响。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南湖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推选中央领导机构和成员,会议采纳了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建议———推选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通过马林提出能够进入“一大”中央局的人选。马林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的。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在《我所知到的陈独秀》也回忆到:“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14]可见陈独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和中共的的建立所做的突出贡献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的，因此陈独秀的当选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的。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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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包惠僧.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A] . 一大前后(二) [C]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 张申府.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A] . 吴少京. 亲历者忆———建党风云[C]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4]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C].第7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