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高祖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提要〕"9 11”事件后，美国将伊斯兰极端势力特别是带伊斯兰色彩的恐怖主义确立为首要威 胁，美国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斗争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变化的一条主线。与人类认识世界其他事物一样，美国对“伊斯兰威胁”的认知也经历了不断深入的过程。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是影响美国对其认知与政策的因素。
〔中图分类号〕D871. 22〔文献标识码〕A(文牢编号〕0452 8832 (2005) 3期0038-06
〔完稿时间〕2005年3月15日
一、认知和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伊斯兰主义的接触和认知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总体看，冷战时期穆斯林世界给美国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一个疯狂的、不修边幅的阿拉伯人和尚处于中世纪的狂热的波斯人混杂在一起的乌合之众”。随着伊斯兰主义尤其是极端主义的发展，美国对“伊斯兰威胁”的警惕逐渐提高。美国对“伊斯兰威胁”的认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即从卡扎菲上台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并向穆斯林国家输出革命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前后，伊斯兰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1969年卡扎菲在利比亚发动政变上台和1973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使许多美国人开始明显感觉到来自伊斯兰的“威胁”。1978-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随之发生的“人质危机”，是美国与政治伊斯兰的第一次重大碰撞。这次碰撞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美国对“伊斯兰主义”的“第一印象”和基本政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刚结束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伊斯兰是一种“仇恨的文化”;并把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伊朗人一同视为“具有威胁的人”。1979年11月，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者发动叛乱，并占领了圣地麦加的大清真寺长美国外文政策专击达两周;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随后美国外交官和使馆在黎巴嫩、科威特、巴基斯坦、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国遭受袭击。这些事件使美国越来越担心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以及“伊斯兰威胁”上升。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即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和组织蓬勃兴起的时期。这些组织的代表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解放阵线”等。它们在许多国家都受到现政权的打击、镇压，其发展势头被初步遏止。随后，多数组织或运动转向政治斗争，少数则转向了暴力甚至恐怖主义。到这个阶段，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认识明显增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 萨特罗夫总结说:“在整个克林顿政府时期，伊斯兰主义和相关问题已经成为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和许多负责对中东乃至范围更为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关系的低层官员等各种重要讲话的主题;数不胜数的学术会议、渊博的大部头学术著作、精心编辑的多卷本论文集和杂志论文，都在集中论述伊斯兰主义。事实上，当时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和思想辩论已经为数不多，而伊斯兰主义却激化了尚存的几个辩论之一。"
第三阶段是2001年9月1I日之后，即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泛起的时期。从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沙特、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到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再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乌伊运”，整个伊斯兰世界存在一个暗中相互勾连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庞大网络。这些组织人数虽少，但其地下暴力活动破坏性极大，而以美国为打击的主要对象。 "9 " 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安全观和安全战略。美国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视为对其安全的主要威胁，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与当务之急。
在政策层面，冷战时期，美国把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威胁定为疏远西方的民族主义，如以埃及纳赛尔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等。美国担心这种民族主义威胁伊斯兰世界亲西方的保守政权的安全，担心其成为前苏联的“卫星国”。在此背景下，美国不仅没有将伊斯兰主义视为威胁，相反还希望与之结盟，共同抵御“主张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和“世俗的民族主义”。尽管伊斯兰主义反美倾向愈益显露，但出于同前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美国还是把共产主义而不是伊斯兰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卡特和里根政府低调处理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分歧，并与之结盟来共同反对前苏联。如在前苏联占领阿富汗时期，美国曾支持与扶植本 拉登和阿富汗抵抗运动“穆贾哈丁”即“圣战”组织进行抗苏斗争。
1989年老布什就任总统后，他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就在那一年，具有“伊斯兰主义”性质的“全国伊斯兰阵线”在苏丹上台掌权;1991年12月，“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第一轮选举中获胜。这些事件使老布什政府感到伊斯兰主义在非洲蔓延的危险，以及美国由此面临的考验。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
消除了主要战略对手和主要威胁，而加大了对伊斯兰主义及其影响的关注。老布什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和专家开始重新评估伊斯兰主义取代前苏联共产主义成为美国新的全球性敌人，以及美国据此确定新的战略走向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道:“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伊朗是伊斯兰世界惟一的神权国家，所以美国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对伊斯兰主义制定一项政策。然而，到80年代末，伊斯兰运动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北非地区。这种新的发展态势，加上共产主义的衰落和全球民主化问题的出现，将伊斯兰复兴主义的问题提到了美国对外政策考虑的最重要的位置。”
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把伊斯兰主义同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相联系，对其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威胁的关注明显增强，并采取措施予以研究与应对。但美国政府对其采取的应对政策措施比较慎重，避免将伊斯兰主义同伊斯兰国家及伊斯兰教相联系，以免触犯整个伊斯兰世界。
克林顿政府对待伊斯兰主义和极端势力基本上延续了老布什政府的政策和做法。但克林顿主政时期，美国更强调伊斯兰极端势力只是极少数，并将伊斯兰世界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明确区隔，而加大了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
具体而言，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对“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政策是:不把“伊斯兰主义”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放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背景中，或者放在和平进程、打击恐怖主义、尊重人权等不同议题框架下来看待和处置，对造成威胁的国家如伊朗和苏丹实施遏制政策，对造成威胁的非政府组织或集团则采取打击恐怖主义的方式或其他“强硬的警察行为”;主张谨慎地推动伊斯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渐进发展，来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为了保持伊斯兰世界的稳定和安全，进而实现美国的现实利益，而搁置一贯宣扬的民主和自由，进而放弃推动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
"9 11”事件后，布什政府虽然在实际上把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提升到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位置，但仍旧没有超越上述基本思想和政策框架，其政策宣示和实践也是在“反恐”的框架内展开。然而，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立场与前任却存在重大区别，即摆脱了美国过去欠缺全局和战略眼光、以维持现状为核心、根据现实事态被动反应的立场，转而采取更具战略眼光和进取态势、主动塑造环境、预防威胁、消除威胁根源的基本立场。正是出于这个新的基本立场，布什政府对包括极端主义在内的“伊斯兰主义”及其存在的伊斯兰世界，采取了强力改造和柔性重塑相结合的基本政策，特别是要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大中东”。这与布什政府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以取代传统原则的思想完全一致，甚至是其开端或“重头戏”。
二、“融合恰”与“冲突枪”
美国国内对伊斯兰主义的认知和政策实践，基本划分为两派:“融合论”与“冲突论”。从学者专家、舆论精英到政府官员乃至最高决策者，都可以大致归属于其中一种倾向。
“融合论”者认为，政治伊斯兰与民主之间不存在内在矛盾，其反西方的立场并非固有;穆斯林尊重西方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教育、技术、思想自由、尊重人权、法治和提高生活水平等。他们把作为反对派存在并从事合法政治活动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与少数激进组织相区别，不同意学术界、政府和媒体过分强调处于边缘的激进派的暴力活动，而忽略和贬低多数伊斯兰组织温和的政治或非政治运动。他们认为，伊斯兰世界内部存在多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政治主张，充满了发展变化的灵活性;各种伊斯兰主义运动是穆斯林世界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缺少经济机遇和政治自由的反映;所谓“伊斯兰威胁”是西方脱离伊斯兰文明发展史而不断编造的神话;美国防止伊斯兰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担心自己支配的权力结构被打破。“融合论”者指出，伊斯兰主义之所以反西方，是由于西方推行的政策，特别是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和长期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和军事干预。他们认为，主流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包括实施伊斯兰教法，不对美国构成威胁，而是挑战和机遇，这有可能导致建立改良主义和有代表性的政府;呼吁美国政府承认、接受或至少容忍基督教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特别是理解
穆斯林在西方长期包围下所形成的思想状况。他们判断，伊斯兰主义运动将不得不应对自身社会在全球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当政之后更是如此;多数伊斯兰主义者主要在现有政治框架内活动。他们建议政府立足于美国的现实利益和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现实，采取比较续密的政策，区分政治伊斯兰运动中的实用主义分子与不妥协的好战分子;使前者逐渐融入已有的政治进程，使后者逐步被边缘化。因此，他们反对美国对伊斯兰主义运动实施武力压制，建议采取更为有效的接触、包容和融合的政策。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有约翰 艾斯波思托、格拉汗姆 富勒、理查德 布里特等人。 “冲突论”将伊斯兰主义所有派别都不加区分地称之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各种派别之间是一个以伊朗为中心的国际网络。他们断言，伊斯兰与民主相对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本质上反民主、在内心深处反西方，并且总是以西方作为攻击目标;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在美国外交政策专抢于物质和政治利益，而是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普遍支持伊拉克就是例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不仅是促使人改变政治信仰的意识形态，而且具有修正主义性质;冷战后，伊斯兰已经取代共产主义成为美国主要的战略威胁，即“绿祸”取代“红祸”;“新威胁与过去的邪恶帝国同等邪恶”，对西方的威胁程度甚至超过共产主义，影响到政策、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在一、两个国家取得胜利，就可能使整个运动变成“革命的雪球”，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进而建立更大范围的“乌玛”。“冲突论”者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西方的冲突同冷战相提并论，呼吁决策者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狂飘”进行遏制，甚至防止他们进人美国，或者将他们彻底击败。这种论调的代表人物包括伯纳德 刘易斯、萨缪尔 亨廷顿、丹尼尔 派普斯、查尔斯 克劳撒默、朱迪斯 米勒等人。
“融合论”和“冲突论”，在伊斯兰是否与民主相融、伊斯兰主义反美的程度，以及如何加以应对等问题上，存有诸多分歧。这些分歧，既说明美国政策思想多元化和伊斯兰主义本身十分复杂，也表明美国国内在伊斯兰主义问题上没有或难以形成大致统一的看法。“事实上，融合论者与冲突论者进行了比较有效的竟争，以引起华盛顿决策者的关注。美国外交官至少在言辞上使用了融合论的标志性观点和术语，来阐述他们对伊斯兰主义的立场。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官员明智地拒绝了‘冲突论’所主张的文明战争的全部观点，强调他们对增进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的义务。正是这些纽带将不同文明联系在一起。融合论者的成功，在于增进了美国官员对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本质的多变性、模糊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他们的观点已经对美国决策者处理政治伊斯兰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另一方
面，冲突论者也在美国对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等问题和与政治伊斯兰运动相关的单项政策上留下了烙印。如果说融合论和冲突论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明确支持以色列。而且他们对美国对阿以冲突政策的影响是最有效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存在相对的共识。然而，他们在美国对政治伊斯兰的总体政策方面的影响却一直不太成功。可在危机时期，冲突论者就赢得上风，并主导了舆论渠道和媒体”。[3]“融合论”和“冲突论”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美国对伊斯兰主义运动政策的多重性、灵活性与延展性。卡特政府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政策显得犹豫不决;里根政府经常谈论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消极影响，比较多地代表着“冲突论”的思想，却没有做出任何政策宣示;老布什政府不仅加重了对政治伊斯兰“威胁”的评估，而且首次针对该问题提出比较全面的政策架构，但评估和政策架构仍然显得不够明晰;克林顿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总体政策更多地反映“融合论”思想，具体政策行为则更加灵活、细腻。但是，“融合论”与“冲突论”隐含着共同的基点和结论。基点是:民主，尤其是美国式民主，是伊斯兰世界应该追求的榜样;结论为:伊斯兰主义已经取代共产主义成为美国至关重要利益的“挑战”或“新的敌人”，只有程度差异，本质却是相同的。美国政府也正是以这个基点和结论为核心，来制定对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政策。实际上，从卡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无论他们做出何种公开的政策宣示，美国都已经越来越把伊斯兰视为挑战和威胁，而且认为这种威胁在急剧上升和加重。
"9 11”事件发生后，“冲突论”者犹如得到了真理的权杖，其影响力迅速乘势上扬。他们纷纷对伊斯兰做出种种“权威判断”，迅即高呼，“好战的伊斯兰登陆美国”，(41并且断言，“当代全球政治是穆斯林战争的时代”;[s’伊斯兰主义特别是极端主义者已经对美国构成实际威胁，“伊斯兰正行进在本 拉登开辟的道路上”。(6]在这种情势之下，一直主张冷静客观地评估“伊斯兰威胁”的“融合论”者的声音显得非常苍白无力;他们所坚持的把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等加以区分的主张，明显失去了实际意义“冲突论”由此主导了政府政策和民众舆论的方向，将美国引向与伊斯兰主义全面对抗的道路。但布什政府的政策仍体现了“融合论”与“冲突论”的共同点，即通过扩展民主来消除“伊斯兰威胁”。
三、影响美自对“伊斯兰威胁”认知和政策的因素
美国对“伊斯兰威胁”的认识和政策，一方面受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及其反美政策所影响。其中，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危机、极端势力对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的冲击，显得尤为强烈。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势力对美国国内政治共同施加影响的结果。
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下，公众舆论的主流观点常常是影响政府政策的最为基础的因素之一。美国民众对伊斯兰威胁的看法起初并不强烈。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主流对伊斯兰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多数美国人开始认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危险、不值得信任、不民主、野蛮、原始”，对他们的偏见甚至发展为某种形式的种族偏执。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多数民众对穆斯林的敌视态度进一步上升。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汽车炸弹爆炸和1995年俄克拉克马荷城的爆炸(后来调查表明并非穆斯林所为)等这一连串的恐怖袭击加深了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一些学者、评论家、政府官员等纷纷将恐怖活动与伊斯兰主义联系起来，甚至把单个恐怖事件夸大为穆斯林对西方文明发动全面战争的一部分。许多媒体也不顾新闻报道的公正性与准确性，集中报道穆斯林的负面形象。在这种氛围潜移默化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乐意接受一个观点，即一些穆斯林所从事的恐怖活动，“代表着一种狂热和热衷于恐怖的文化，这种文化让人无法容忍或与之辩理”，以至美国人不需要任何证据，就会认为宗教上狂热的穆斯林构成了恐怖主义威胁。〔7’美国穆斯林委员会、美国阿拉伯研究所、《洛杉矶时报》等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进行过5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其结果与上述社会心理基本一致。公众舆论对伊斯兰的这种消极看法，一方面支持和强化了决策者对伊斯兰主义的偏见和担心，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决策氛围间接地参与了政府决策。正如曾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的萨缪尔 刘易斯所承认:“媒体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敌视性报道，强化了美国人对伊斯兰的认知，因此使美国决策者的任务变得复杂了。”
以色列对伊斯兰主义的看法，是影响美国对伊斯兰主义认识和政策的重要因素。以色列学者海姆 巴拉姆曾经总结说，自前苏联解体以来，以色列领导人一直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夸张地描述为非常可怕的敌人，力图劝诱美国和欧洲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战。[sj1992年，以色列前总统赫尔佐格在波兰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像一场瘟疫，正在迅速蔓延，不仅对犹太民族而且对整个人类都构成了威胁。”以色列前总理西蒙 佩雷斯更为直接地指出，“共产主义衰落之后，原教旨主义已经变成我们时代最大的威胁”，它“吸取了马基雅弗利的口号，即只要目标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这就使得原教旨主义者有理由走向死亡，进行颠覆和刺杀活动”。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前任官员承认，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看法影响了美国官员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克林顿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以及后来对伊朗实施全面贸易禁运，都受到以色列朋友的游说和政治压力。
伊斯兰世界一些“亲美”政权的态度，同样对美国对伊斯兰主义的看法和政策产生影响。伊斯兰主义运动在反美反西方的同时，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也是最强大的反政府力量;对美国的盟友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它们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一直遭到政府严厉控制，甚至强力镇压。土耳其、沙特、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政府，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也不断对美国宣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它们一再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旦掌权就会废除宪政，建立神权的独裁统治，威胁地区稳定和西方的利益及价值观。一些阿拉伯国家甚至和以色列一样，利用2003年纽约世贸中心被炸这个事件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进一步支持它们镇压国内的伊斯兰反对派。
美国国会的认知与评估对美国政府对伊斯兰主义看法和政策更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所指出:“在没有其他因素对美国构成紧迫威胁的情况下，伊斯兰激进主义已经抓住了国会中一些人的想象力”。不少议员经常发表有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言论，甚至批评政府低估这种威胁。例如，众议院议员伊利纳 罗斯一勒蒂伦在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是一种号令统一的运动，它们“发动对美国这个‘大撒旦’开战，以实现伊斯兰的全球霸权”;“好战的伊斯兰已经崛起成为西方安全所面对的最严重的威胁。”她还批评国务院低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共同的本质。美前众院议长金里奇在任上时不仅呼吁制定“美国打击伊斯兰独裁主义的系统战略”，而且利用他对政府开支拨款的巨大影响力，迫使克林顿政府资助一些“秘密使命”，对伊朗等国实施破坏和颠覆行动。[i41一些国会机构还就美国在中东面临的威胁、“伊斯兰恐怖主义”等议题频繁举行听证会。诸如此类的言论和行动，不仅影响着民众和政府对“伊斯兰威胁”的理解和判断，而且直接涉及到政策的相关决策。
西方的最前沿研究，且经常出现错译、误译的情况，甚至把人家二三十年前的东西当作最新成果。过去言必称苏联，现在言必称美国，甚至一切向美国看齐，以美国为标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就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这非常不利于学术的更新和发展，尤其不利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
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对深人透析、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及其变化和走向，提高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重要的系统科学工程。完成这一系统科学工程不仅极其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第一，中国的国关理论建设虽起步较晚，但起点不低，从各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提供了强大动力。第三，中国不但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和政策，有成功的外交实践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建构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第四，中国的外交思想源远流长，外交遗产十分丰富。因此，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一切优秀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我们就能够完成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派这一系统社科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