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怀民
在辛亥革命史上，湘籍志士以尚武精神而著称于世，产生了一代闻名遐尔的军事家，其中有开国元勋蒋翊武，有被赞誉为“武圣”的黄兴，有护国将军蔡锷，他们不愧为战场上的英雄；而且，在这一时期，湘籍志士同全国各地革命志士一道，撰写和编辑了不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作，翻译了大量介绍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作品，创办了30多种报刊杂志，而且身体力行，大力翻印和散发革命书刊，四处演说，奔走呼号，冲破了封建舆论的一统天下，使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邪说偃旗息鼓。湘籍志士卓有成效的舆论宣传为唤醒国人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也不愧为舆论界的骄子，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本文拟对湘籍志士的舆论宣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一文中将辛亥以前的革命形势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理论鼓吹期”，后期为“分途实行期”，“其所以后期得如是行之者，盖认为前期鼓吹演成”。[1](P182)在“理论鼓吹期”，湘籍志士发愤著述，撰写或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其中首推杨毓麟的《新湖南》。该书于1902年冬在东京刊行，早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述。《新湖南》虽以省区命名，“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2](P342)，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湖南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他指出，列强之所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上之远因和近因，“夫所谓历史上之远因者何也？则民族建国主义是也。所谓历史上之近因者何？则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是也”。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是“出于世主一人之野心，或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而是出于“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换言之，是出于经济扩张的需要，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民族建国主义”阶段，“列强之耀兵力以索取商权也，其始但有所谓通商主义而无殖民主义”；但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一变而为殖民主义也”，帝国主义实行的方针就是在全球推行殖民主义，“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政略、铁道政略、破产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使达于周密完全之地”。接着，杨毓麟还批驳了所谓白人是“优等民族”、其他有色人种是“劣等之野蛮民族及衰微民族”、“优等民族”侵略“劣等民族”是“天赋之权利使然”等谬论，指出这是“最无惭德的”“强权”政治。毫无疑问，杨毓麟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
《新湖南》作者从强烈的爱国愿望出发，揭示了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统治中国人民的卑劣手段，论证了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帝国主义“利用我土地以为其外府，则且利用满政府以为守藏之胥，利用我权利以适其阴谋，则且利用满政府以为窃符之使”，“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 ，而列强为之罗。”列强把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污蔑为“盗贼之行径、野蛮之举动”，把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屈辱条约和巨额赔款美化为“维持国家之安宁，保全外交之睦谊”，列强与清政府已成为一丘之貉，因此反帝必须“排满”。他说：“今日吾辈之所研究者，在存中国，在存湖南以存中国；苟有不必排满而得存湖南者，吾辈不必排满可也，苟其不出于排满而必不得存湖南者，吾辈又奚为隐忍苟活坐视其亡也”[3](P613-648)。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作为理论武器，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即他所说的“民族建国主义”来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即他所说的“个人权利主义”来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封建官坤的压迫和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他十分赞赏并大力宣传“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有力地驳斥了康、梁等保皇党人片面强调种族融合的所谓“合则强、分则弱”的反对“排满革命”的谬论；也批评了国内某些人思想上存在的那种害怕“满政府之余威”、害怕革命会引起“外人之干预”的恐惧心理。杨毓麟把湖南人的历史责任放到民族运动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同时又把振兴中华的事业放在新世纪的世界全局中来认识，因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超越同时代革命党人的思想深度。《新湖南》一书出版后，“风行于世”[4](P116)，大量“传布内地”，成为当时散布“最多”、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2](P342)
如果说杨毓麟的《新湖南》是用文言写成、专从学理上阐述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学说、鼓吹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等社会”中流传最广的话，那么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则是用白话写成、更容易在“下等社会”中流传。凡“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政见书》及邹容的《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4](P119)，从而使他赢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美誉。[5](P25)
《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中蕴蓄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猛回头》以唱词的方式痛陈了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危急形势，对于国人所处的“人命如草”、“莫保糟糠”的境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陈天华号召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与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定地指出，“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6](P71)
陈天华还进一步提出了反帝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即反帝不能只靠少数人去反，必须发动全国人民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才能克敌制胜。他说：“只要我全国皆兵”，四万万人“合成”一股力量，无论怎样强大的敌人也能战而胜之；他还认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习敌人的长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6](P84)
毋庸置疑，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也是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两书的重要内容。他尖锐地指出，清政府早已沦为“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守土官长”。他说：“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你看满洲的政府，只图苟全一己，不顾汉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6](P31)两书出版后，在城乡广为流传，军学各界为之轰动，有的学堂将其“备作课本传习”，学生读之“如同着迷”，“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士兵读之“即奉为至宝”，革命派在新军中的代表，甚至以此为政治教材，士兵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5](P130)两书再版10余次，仍然供不应求。
需要指出，另一部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带政论性的著作是黄藻所编的《黄帝魂》，该书辑录清末报刊中有关反清革命论著而成，比较重要的有《国民报》之《亡国论》、《中国灭亡论》、《正仇满论》，《开智录》之《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苏报》之《驳〈革命驳议〉》、《释仇满》，《国民日日报》之《黄帝纪年说》、《王船山史说申议》，黄藻自著之作品有：《过金陵》、《燕京游记》（即《义和团与中国谱系》）。全书凡45篇，成为1903年“综合舆论、画龙点睛”、“鼓吹高潮中典型著述之一”[1](P183)。
除上述著作外，还不能不提到一批颇具影响的翻译家及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武陵县人赵必振及其译著。赵于1902年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该书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同年又翻译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另一部著作《广长舌》，阐述社会主义学说；翌年，他还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该书介绍了马克思著的《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称颂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在此前后，他翻译的著作还有：《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扬子江流域大势论》、《阿拉伯史》、《土耳其史》、《巴比伦史》、《希腊史》、《罗马史》等10余部著作，成为我国较早分析批判帝国主义和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尽管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还应该提及的是，1902年底由黄兴、蔡锷、杨毓麟、张孝准、魏肇文、许直等创办的湖南编译社，在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宣传民族主义革命思潮方面，厥功甚伟。20世纪初年这一大批湘籍志士的译著，如果从整体上考察，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较诸启蒙大师严复都有所前进，诚如章开沅教授正确指出的那样，湘籍志士“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学说的传播，以及对于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都已经把严复远远地抛在后面了”[7](P7)。
在1903年前后的众多译者中，还有一位长沙人章士钊，他出于对孙中山领袖素质和品格的推崇，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所撰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加以节译，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据章氏回忆：由于章当时日语水平不高，贸然将孙中山的日本姓“中山”缀于孙姓之下，错译成“孙中山”，“连篇记载，大抵如此称谓，自信不疑”，“习惯自然”，“终无与易”，“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孙中山“亦闻而默认”[1](P207)，孙中山的名字就这样流传天下！章士钊在该书《序言》中称孙中山为“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大声疾呼“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秦力山亦为该书作序，推崇孙中山为“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8](P91)。此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1](P208)这部书是当时国内第一部介绍孙中山的著作，它的出版，对于人们全面了解、重新认识孙中山确曾起过重要作用。完全可以说，以1903年《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的出版为契机，孙中山初步确立了他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从而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创立准备了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影响力亦不亚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读物，其功亦不可没矣！
二
报刊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工具，是舆论之母，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又将直接影响着革命事业的成败得失，因此，湘籍志士始终把创办报刊作为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自行组创，或改造旧有报刊宗旨，或操纵控驭，或收买利用，使革命派始终拥有自己的言论机关。这些报刊有如“黑血”“金鼓”和“警钟”“木铎”，对推动辛亥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留日学界较早宣传“革命排满”思想的报刊是《国民报》。该报创刊于1901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编印出版，以秦力山为总编辑。该报宗旨为：“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毋取空琐，毋蹈偏私。”[9](P1)这一宗旨虽然较为温和,但就其主要宣传内容看却超出了宗旨所规定的范围，实际表现得更为激进，更为革命。章士钊评论该报“发布推倒满清大革命之宣言，是为第一次堂堂正正革命之文字”[1](P230)。冯自由推崇该报“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词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10](P96)。
“全以译述为主”的刊物是《游学译编》。该刊创办于1902年11月14日，参与编辑的为湘籍留日学生，有杨毓麟、周家树、陈润霖、周宏业、曾鲲化、梁焕彝、范锐、黄轸（兴）、张孝准、杨度等人，以杨毓麟为主编。该报“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11](P111)。杨毓麟在该刊发表的译文有《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满洲问题》等文，长达十多万字，黄兴翻译的《学校行政法论》连载于该刊第2、3两期。《游学译编》第十册发表《民族主义教育》一文，分析了教育与革命的关系，号召吾党志士苟言教育者“不可不言革命”！“今日支那民族”当务之急就是“革命”二字，作者大声疾呼：“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12](P968)该刊与其后同在东京创刊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刊物此呼彼应，从而吹响了1903年中国知识界新觉醒的时代号角！
《苏报》应该说是国内创办较早的报刊之一。该报创刊于1896年6月，初办时由中国人胡璋（铁梅）的日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原是一份与日本外务省及黑龙会关系密切的“日商”报纸，以兜售黄色新闻见称。1900年《苏报》创始人将报社的全部设备转售给湖南衡山人陈范，陈接办《苏报》伊始，便“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10](P120)。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应陈范之聘入《苏报》馆，主笔政，他大刀阔斧改革《苏报》，该报始以“鼓吹革命为己任”[13](P38)。从6月1日到29日的一个月内，《苏报》刊登了大量宣传“排满革命”，抨击保皇党人的文章，主要有：《康有为》、《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序〈革命军〉》、《驳〈革命驳议〉》、《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呜呼保皇党》等文。经过改革后的《苏报》已经不再是保皇党人的喉舌，而是革命派的立言机关，是当时“最富于种族思想的报纸。”年轻的章士钊作为该报主笔，他不顾一切“尽情挥洒”，“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对于“外间之远迩轰动，官僚之随时恫喝”，“置若罔闻”，“丝毫无动于衷”[14](P388)。《苏报》上刊登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章笔意恣酣、声容激壮，皆出于章之手笔，成为传颂一时的佳作。[15](P1226)如果说《国民报》和《游学译编》是留日学生在东京主办的最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那么改革后的《苏报》则是国内较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苏报》发表的激越言论引起了清廷的嫉恨，于是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6月30日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邹容激于义愤于7月1日自动投案，酿成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苏报》被封禁后，原《苏报》主笔章士钊以及张继等人不畏强暴，于1903年8月7日又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由章士钊主编。以“图国民之事业，造国民之舆论”，“收全国之观听，挽全国之倾势”为主旨。该报积极声援了《苏报》的斗争，对《苏报》被封的经过和《苏报》案审讯的有关情况都作了连续报导，并发表了章士钊撰写的题为《苏报案》的长篇述评，控诉了清廷对章、邹的迫害，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革命报刊之一，其“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为新颖，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10](P135)。嗣以经费无着停刊。
1904年冬，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先后失败，华兴会的主要成员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仍然没有放松舆论宣传。1905年6月3日，湖南留日学生即华兴会主要成员宋教仁、黄兴、陈天华、仇式匡等人在东京与其他革命党人一道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其宗旨标明：“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该杂志第一期刊发的一篇文章说得更加具体：“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用黄帝纪年，创刊号印有轩辕黄帝之肖像，附有宋教仁的题辞：“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嗣因该杂志第二期登载蔡序东所撰《日本政客之支那经营谈》，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而被日本政府没收停刊。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经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率先揭橥三民主义旗帜，其主要论文几乎都是围绕三民主义理论开展对改良派的论战的，而陈天华、宋教仁等湘籍志士都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民报》出至第24期，因刊登《革命之心理》一文被日本政府“停止其发卖颁布”；1910年2月1日，在黄兴的努力下，《民报》又续刊25、26两期之后停止。
《民报》创刊不久，1906年10月18日在上海又创办了一份由陈家鼎、宁调元、傅熊湘等创办的革命刊物《洞庭波》。该杂志以宣传民族革命为主旨，刊发了《二十世纪之湖南》、《仇满横议》等鼓吹排满革命、提倡暗杀、批判改良的文章。“每期印数千册，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浏等县尤夥”，“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16](P649)《洞庭波》出版第1期后停刊，于1907年1月改名为《汉帜》出版，以“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持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为主旨，刊有刘道一撰写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等著名文章，虽出至第2号又停刊，但其影响却至为深远。
1907年4月2日，杨毓麟协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该报创刊初期，于任社长，杨任主编，它是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在编辑和印刷方面完全现代化了的大型日报，是这一时期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重要言论机关。日发行量在万份以上，是当时上海地区销路最广的报纸。杨毓麟在他主持《神州日报》的一年时间里，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至少在50篇以上，共计超过10万字，主要文章有：《政府与国民大战争之开幕》、《论高景贤事件》、《论津镇、苏杭甬强硬外债之不可承认》等，社长于右任对他的工作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于写道：杨毓麟“是对于《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人，长于小学，熟谙国史，血性尤热烈过人，故其为文，能以坚确之词义，抒其真挚之感情，深切地注入读者”。[17]
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任社长，宋教仁于1910年冬刚从日本回到上海，就担任《民立报》的主笔，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在该报发表《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讨俄横议》、《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等上百篇政论文章，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抨击了媚外残民、压制革命的清政府和阻挠革命的立宪派人，笔势矫劲，议论豪健，倾动一时，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良好的理论素养及宣传鼓动能力。据于右任回忆：宋教仁刚至沪上，上海人士“无有知先生姓名者，同社中称先生为桃先生，外来之函件亦以桃先生目之”，“今日我报之有此成绩者，先生实规其先畴”，宋教仁离去后，“本报文字犹有渔父名者，乃方君潜及记者所为，盖恐渔父名骤遁，易启人疑团而质先生之行踪也”。[18](P247)可见宋教仁的去留直接影响着《民立报》的命运。
此外，湘籍志士还参与了湖北革命团体所办报刊的编辑和发行工作。例如，由宛思演和詹大悲接办的《商务日报》，成为群治学社的言论机关，协助宛、詹担任编辑和发行工作的有刘复基、蒋翊武、何海鸣、杨王鹏等人；创刊于1911年1月3日的《大江报》是文学社的机关报，后改由詹大悲担任总经理和总编辑，衡阳人何海鸣担任副总编辑，是报纸的“半个主体”，报上的论说和时评，由他和詹大悲“轮流包办”。1911年7月，该报发表了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文，重点在驳斥保皇分子企图用请愿等“和平”手段来抵制革命的反动主张，从而说明用“伏阙上书”的手段促使清廷改良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和平”是“亡中国”之道，只有“大乱”即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大江报》发表的这两篇文章不啻在一触即发的火药堆中投入了一剂强烈的催化剂！詹、何虽因此被捕入狱，报社也以“言论激烈”、“扰害治安”等罪名被查封，但它以神旺气壮的时事评论，以震人心弦的文字标题使革命者的激情达于沸点，它被封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打响了。
总之，在辛亥革命前后，即从1900年到1916年袁世凯帝制覆灭为止，由湘籍志士创办或主编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倾向较为明显或讴歌爱国保路以及坚持反袁立场的报刊总数至少在34种以上，为节约篇幅，今列简表如下，以明梗概。
表1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创办报刊一揽表（略）
续表1（略）
注：根据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至5辑以及张平子所撰《从清末到北伐入湘前的湖南报界》等资料综合整理编成此表。
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的宣传活动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办报宗旨明确。众所周知，湘籍志士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时一般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历程，但是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渐次成熟，革命党人办报的指导思想日趋明确。几乎每一种报刊都在简明章程或创刊号上标明办报宗旨。即使有的报刊如《神州日报》接受了《苏报》、《国民日日报》等革命报刊仓猝被封的教训，宗旨略显隐晦，以“澡雪国魂，昭常群治，回易众听，纪纲民极”为主旨，“用旁敲侧击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传”，“以沉郁委宛见长”，文字不露锋芒，避免授人以柄，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宣传了反清革命宗旨。二是刊载内容丰富。举凡世界各国革命历史、民族英雄、学术思想、中国历史掌故、时事新闻、国民教育、军事知识、对外交涉等等，均在报道之列，因而报刊容量较大。例如，上海《民立报》日出四大张，编辑内容分为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五大部分。尤其突出的是该报国外通信中，还辟有“美国通信”和“英伦通信”等专栏，“英伦通信”专栏作家是该报“特订通信员”杨毓麟，杨撰写的长篇通信，向中国读者报道了英国的政治动态，介绍英国报刊对远东问题的言论和留英中国学生的活动，引人入胜，大大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此外，第八版副刊还刊有小说、戏曲、随笔、丛谈、诗词、剧评等等，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令读者目不暇接。三是舆论宣传与现实斗争结合紧密。湘籍志士并不是一批坐而论道的清谈家，而是笃实、勤勉的实干家。他们所写的论著、翻译的作品，大多是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们结合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的斗争、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等等，均发表了大量的报道、政论和时评，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予以坚决的揭露，对清政府的投降政策给予无情的鞭挞，对下层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表示大力支持，对保皇党人散布的保皇言论开展深刻的批判。例如，在拒俄运动中，杨毓麟在《游学译编》上发表的《满洲问题》和《续满洲问题》，揭露了清政府向沙俄出卖主权的罪行，指出：“中国主权非满政府所私有”，要“保存主权”和“收回主权”，国民当“与满政府宣战”，“与俄、英、德、法、美、日本宣战。”[19](P927)《民报》创刊后，围绕着要不要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等问题，与改良派开展大论战，使保皇党人理屈词穷，声名狼藉。通过这场大论战，使人们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从而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萍浏醴起义发生后，《汉帜》发表了陈家鼎撰写的《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指出：“欲救中国于今日列强竞争之世，非先扑灭满洲不可；欲倒满洲于今日压制汉族之际，非速援助湘、赣此次革命不可！”[20](P383)湘籍志士的宣传活动，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内，而且已经从学界走向军界、走向社会。转化成了强大的革命运动，他们在舆论宣传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已经成为鼓舞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精神力量。湘籍志士和全国各地革命志士一道，他们的舆论宣传与武装起义“相辅而行”，从而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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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XHGM/04/02/2007/197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