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乌托邦理想在后冷战时代受到普遍的怀疑，美国政治学者雅各比出版了《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一书。雅各比把
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思想大致分成两种类型：“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他提醒人们要区别乌托邦思想的这两种倾向。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精确地规划人类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经过严格规划和规范的“乌托邦”社会中，规定人们如何行动，如何思想；“蓝图派”有一种“权力主义的倾向”，人的行为受到“偶像”的统一支配，丧失了对自由的愿望和生活的多样化。“这一类乌托邦主义者往往规定：乌托邦的居民应该什么时候醒来，他们该穿什么，午饭该吃多长时间。当自由受到限制时，自由本身也将衰落。我认为，这种'蓝图'传统已经寿终正寝了。”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则“在理智上不墨守成规，拒绝将未来具体化”，“绝少提供可以把握的具体东西，他们既不讲述关于明天的故事，也不提供有关明天的图画”；“尽管这些人梦想着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但是他们拒绝为其给出精确的尺寸”；“它是反偶像崇拜的，它竭力避免描绘蓝图”。雅各比所说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波普尔所指的“整体主义乌托邦”，两者没有多大分别。
雅各比承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极权主义。但他认为，进行种族灭绝和侵略战争的纳粹主义与经典的乌托邦主题无涉，而斯大林主义也因其“残暴得露骨”的特性与乌托邦理想毫无共同之处。雅各比说，一些“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如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出于“对广泛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怀有“反乌托邦敌意”；他们“将乌托邦理想、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缝合到一起”，说“乌托邦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大屠杀”，这是雅各比不能同意的－－“就他们的批判适合极权主义或它们的变体而言，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是就他们的批判抹黑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而言，我表示异议。”雅各比认为，二十世纪所发生的许多大屠杀，大多与种族的、
宗教的、
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暴力冲突有关，“其中哪里有乌托邦主义者的踪影？”他质问：“我们能够说乌托邦主义者要为这些巨大的牺牲负责吗？我们能够说大规模的死亡主要是疯狂的或者健全的乌托邦主义者造成的吗？”
这里需要指出，在牵涉到极权主义－乌托邦主义与大屠杀的问题上，雅各比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根据雅各比所引用的一本著作《20世纪死亡纪录》及相关数据，“20世纪人为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有一亿”。其中，沦为纳粹牺牲品的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斯大林主义历次大清洗的，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二百万人；某些
国家死于历次镇压和暴力斗争的超过五百万人。波尔布特为了建立其“纯粹的乌托邦社会”，在柬埔寨取消货币和经济交易，剥夺所有私产，废除家庭，并使用暴力将数百万城市居民(包括老弱病残者)强行驱赶到农村过集中营式的“乌托邦生活”(统一行动，统一分配生活用品，统一服装，实行公共食堂制，夫妻隔离居住、按组织上的“计划”和安排过性生活)；波尔布特政权(红色高棉)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1975－1979)，但被屠杀或因饥荒、奴役、迫害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二百万，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雅各比不得不承认，“这些死亡者中有一小部分，大约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可以勉强归因于乌托邦主义者”。雅各比一方面否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变体的“乌托邦主义”，但另一方面已然默认20世纪所发生的一些大屠杀确实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关。
在此书第二章“论反乌托邦思想”的主要部分，雅各比对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的“反乌托邦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驳。雅各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种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共识逐渐形成”。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1)、科恩的《追寻千禧年》(1957)等著作和伯林从五十年代开始写的《自由四论》中的若干篇
论文，都论述了“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并将“乌托邦思想”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发展出来的极权主义理论，总是强调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波普尔从柏拉图开始，科恩从中世纪开始，塔尔蒙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阿伦特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雷蒙 阿隆和丹尼尔 贝尔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补充，“提供了关于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的证据”，他们“批判谴责乌托邦主义是历史的灾难之源”。
雅各比说，波普尔频繁地使用“乌托邦主义和历史主义(按：即历史决定论)达成一致”这样的表述，指责历史决定论者(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拒斥论证他们的“乌托邦计划”，为了实现其目的，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使用暴力。雅各比反对波普尔等人将暴力与乌托邦主义者等同起来，他说：“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群众暴力同乌托邦主义者没有什么关系。”
雅各比认为阿伦特批判极权主义的立论是有问题的：“当阿伦特试图归纳极权主义的原
动力时，却将目标瞄准了'意识形态'，即乌托邦的'堂兄弟'。意识形态充当了她分析极权主义的关键，而且'意识形态'之于阿伦特，就像'历史主义'之于波普尔那样，是一种有逻辑的、封闭的体系，它假定了历史的规律，而且还导致了大屠杀。”雅各比还有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他认为希特勒纳粹主义不是极权主义，而是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阿伦特所写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只适用于斯大林主义”。
阿伦特把意识形态和国家恐怖的史无前例的结合称为“绝对的恶”，把直接参与杀害大批犹太人的纳粹战犯艾希曼的罪行称为“平庸的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雅各比同意一些学者的批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绝对的恶”的概念与其关于“平庸的恶”的观念相矛盾。
塔尔蒙说，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独裁统治同斯大林主义者在镇压方面有相似性，“这种相似之处似乎表明某种深不可测但又不可避免的规律的存在，这一规律使革命性的救世计划逐渐发展成恐怖统治，致使完美的直接民主的承诺在现实中却采取了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形式”；乌托邦主义“没有走向自由”，却反而“带来了极权主义的高压”。雅各比认为塔尔蒙“在术语方面附和了波普尔”，颇不以为然。
雅各比慨叹：“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一种威胁。公众的意见和学者们博学的看法都将乌托邦观念同暴力以及独裁统治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的历史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将20世纪的暴力主要归咎于乌托邦主义者，这很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不幸的是，这种归属已经变成了从波普尔直到伯林的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种持久传统。这些反乌托邦主义者使用了一种模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差别的极权主义的观念，将乌托邦主义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而且也将'历史主义'、'积极的自由'和'意识形态'贴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就这种批判对斯大林的独裁所进行的探讨而言，它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探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杀人的
民族主义、致命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派系主义－－这些主义不断地引发的流血事件。”
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准确地说，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究竟有没有干系呢？我以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合辙之处，都是“历史决定论”者。有所区别的是，极权主义是“变体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
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伯林们在质疑“蓝图派乌托邦”－“整体主义乌托邦”时容或有偏颇乃至矫枉过正之处，但他们指出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殊途同归，假乌托邦之名而行极权主义之实，无论在理论上抑或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他们并非如雅各比所言，完全否定乌托邦理想；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同雅各比一样，他们反对的只是“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而雅各比则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猛烈抨击，他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指责他们将各种极权主义一窝煮，把乌托邦主义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雅各比在论驳时采取实用主义手法，断章取义，对被批评者的主要观点和完整思想缺少客观的分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未免以偏概全，胜之不武。
诚然，我们不能因为极权主义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关联而否定乌托邦理想；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革命与暴力有关联而否定正义的革命行动。我同意雅各比的观点：“脚踏实地的改革或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思想并行不悖，而且前者常常得益于后者的滋养。”乌托邦理想与正义的革命永远是一种召唤，激励着被奴役的人民去扫除扼杀自由和民主的独裁
制度；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压迫、贫困、不平等、不自由，乌托邦理想和革命就不会消亡。
虽然雅各比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批评不无偏激之处，但他捍卫乌托邦、讴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令人敬佩的。或许，“完美的社会只是一种虚构的理想，人类的完美境界是永远也不能达到的；唯一可能的只是努力向前而已。”(《乌托邦思想史》)雅各比提出的警告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航行中没有指南针。”
(沈展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