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无论居住何处，不管用中文或英文写作，依然是中国 作家，而且是一位有一定代表性又带有某种特殊性的中国现代作家。因此，我们讨论和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似不应把林语堂拒之于外。
林语堂的代表性，不是指他的作品达到何种思想艺术高度，而是说他的生活和文学道路，在中国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作家中代表一种类型。
林语堂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他活到八十一岁，前半生大体上走的是前进的道路，后半生的政治道路则不可取。但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学术活动中，仍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向国外翻译介绍中国古典名著方面。台湾学者称林语堂是继林琴南、严复、辜鸿铭之后福建第四个大翻译家，也不无根据。林语堂曾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由于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又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成效微乎其微。然而，这项工作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上，从张之洞到林语堂，一切前人的经验教训，对我们都有裨益。
还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自居于右翼作家之列，但他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不忘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忘自己是中国作家。他的著述谬误良多，而民族感情却渗于字里行间。当然是非不容混淆，功过应当如实评论，但我们对历史人物似应宽宏大度一些。对敌斗争是不能“费厄泼赖”的，但在学术研讨之中对作为作家、学者的林语堂，施一点“费厄泼赖”，也无伤大雅。——序
林语堂的恋爱和婚姻，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后来在小说中写到恋爱婚姻时，注意破除门第之见。《京华姻云》、《朱门》都写了富家少女爱上家境清贫而言行正直的男子。P12
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林语堂的生活道路上尽管出现过种种暗影，也隐含了有毒的政治瘤菌，但毕竟是他政治上积极进取的几个年头，在文学生涯中也是一个重要时期。胡风在 《林语堂论》中称之为“黄金时代”。一九二八年底，林语堂将他的早期作品结集为《剪拂集》出版。这部文集可以说是他的“黄金时代”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响亮的尾声，宣告他的“黄金时代”的结束。P23
宋庆龄对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杀害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所吓倒。鲁迅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无所畏惧，继续战斗，而林语堂则被吓倒了，此后不但不敢参与任何进步的政治活动，而且以谩骂、攻击左翼文学向国民党统治者献青睐。虽然他并未立即放弃中间道路，但政治上愈来愈明显地向右转。政治态度的变化，对他的文学活动不能不发生影响。P26
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前期创作倾向的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论语》半月刊创办初期，林语堂撰写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杂文，如《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增订伊索寓言》、《中国何以没有民治》等等，同《语丝》时期的反封建斗争精神仍保持了某种联系。但是随着他政治上消极退缩，文章也逐渐变成“谈谈笑笑”，流为“把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的麻醉品。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以后，他不但在“性灵”、“闲适”旗号下，把本来就不锋利的批判锋芒消磨殆尽，热中于《论躺在床上》、《谈裸体运动》，而且越来越起劲地攻击左翼文学，污蔑左翼作家，如《方巾气研究》、《母猪渡河》、《我不敢游杭》之类，甚至不惜用泼妇骂街式的下流语言。P28
在那时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林语堂可以算是经济上的“暴发户”。这同他大谈“闲适”、崇尚“性灵”，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宣传失去辨别和抵制能力，也有一定的联系。P29
尽管这部书（指《吾国吾民》，录者注）以介绍中国为名，实际上歪曲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但在外国读者对中国极为隔膜的情形下，这部书曾经在外国广为流传，使林语堂名利双收。PP30-1
《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并畅销之后，林语堂萌生出国写作之念。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早就为之羡慕，而对国内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感到厌倦以至于恐惧，文学上也唱不出什么新调子，又有大量外汇作物质基础，而恰好赛珍珠邀他去美国写书，于是林语堂顺水推舟决定全家赴美国。P31
继《吾国与吾民》之后，一九三七年他完成了《生活与艺术》，一书，再版多次，销路不衰。在这部书里，林语堂宣称“我要表现中国人的观点”、“一种为中国最优越最俊智的哲人们所知道，并且在他们的民间智慧和文学里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和事物观。”但正如第一个“特许全译本”的译者所说:“这部书确是他的‘抒情哲学’，是私人和个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一篇供状。”“中国人的观点”是有阶级之分的，林语堂在书中表现的“抒情哲学”，实际上是封建士大夫的玩世主义和资产阶级文人的享乐主义的结合。P32
继《京华烟云》之后，他写了《风声鹤唳》;，描述一个生活道路极为曲折的中国少女如何在抗日初期救济难民工作中获得完满的爱情的故事。这两部小说都表明，林语堂对保持民族气节颇为注意，而他的“论语”时期的亲密伙伴周作人、陶亢德都先后丧失了民族气节。这也可以说是论语派的一种分化。但两部小说中对蒋介石统治者不乏阿诀奉承之词，可见林语堂的政治观继续向下滑去。P34
摩天大楼。林语堂回国之行，正如徐訏回忆说:“他对当时的抗战情势，后方与前线种种他都不想了解，他同文艺界出版界也没有特别的联系与交往……。”而那时抗日战争正面临反攻阶段，日本侵略军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林语堂的言论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涣散斗志，因而受到国内文学界的批驳。郭沫若写了《啼笑皆是》，田汉写了《伊卡拉斯的颠落—读林语堂先生<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秦牧写了《恭贺林语堂博士》等文。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发表了文章，批驳林语堂的谬误观点。林语堂无词反驳，写了题为《赠别左派仁兄》的打油诗，结束他回国观光也是“亮相”之行。P36
林语堂由于坚持反共的政治立场，不愿睁眼看一看新中国的现实，长期在海外过着虽优裕而实孤寂的生活。
一九五0年，林语堂回到美国，又开始他的写作生活。由于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源泉枯竭，实际上难于进行真正的文学创作，因而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改编工作。 他根据《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改写的《杜十娘》一书，出版于一九五0年。一九五二年又出版《英译重编传奇小说》、《英译重编全寡妇故事》。编写这类书主要是为了增加美元收入，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PP38-9
林语堂虽满载而去，但给南洋华侨留下“形子校长”的笑柄。他回美国后，于五月二日在《生活》杂志发表《共党恐怖如何破坏我的大学》，捕风捉影，妄图把这一事件归罪于共产党。纽约《联合日报》于五月九日发表了《林语堂荒谬绝伦》的社论加以批驳。纽约《中关周刊》也发表了社论，批评林语堂造谣中份。这一插曲大大降低了林语堂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的威望。PP40-1
继《老子评注》之后，他翻译了《庄子》。继《苏东坡传》之后，他写了《武则天传》。《英译庄子》、《武则天传》都出版于一九五七年。林语堂对中国古代历史，无论是政治史、哲学史、思想史都缺乏系统的研究，又抱着历史唯心主义不放，翻译古典著作未必十分准确，但以他的英文水平毕竟是用其所长。他写的古代人物传记，材料并不完整，观点谬误更多，如《武则天传》就按照历代封建文人的旧传统观点，把武则天写成“中国历史上最浮夸、最自负、最专横、最声名狼藉的皇后”，但毕竟搜集了不少资料，又以小说形式写出，仍具有可读价值。如果林语堂集中精力翻译中国古代书籍、撰写古人传记，不论观点如何，较之他写现实问题的文章切实得多，但他又不安于这类工作，不时要写点文章骂一骂共产党，因而在国际上获得一个“反共作家”的不光彩称号。P41
《红牡丹》是写清末一个青年女子追求婚姻自主而实际上是追求“性的解放”的故事，同西洋的色情作品相差无几。《赖柏英》是以作者的初恋情人赖柏英这个农村姑娘为原型而编写的一个恋爱故事，虽然也有一些色情成分，但洋溢着作者思乡之情，且带有闽南地方色彩，较之《红牡丹》情调健康。PP42-3
林语堂在五十年代反共调子有所收敛，不象四十年代那样“喊得声嘶力竭”，而在六十年代国际反共逆流中，林语堂“心有灵犀一点通”，又以“反共先锋”的姿态出现，除了写文章外，又炮制了一部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这部小说于一九六四年出版后，台湾“中央社”如获至宝，立即翻译，大量出版。林语堂仅仅“眺望边界那一方”就杜撰出十几万字以广东惠阳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内容是集台湾国民党报刊造谣污蔑之大成，艺术拙劣，不堪卒读，连林语堂“论语”时代的伙伴，后来在港、台出版了大量作品的作家徐訏也说:“最后一本小说，是《逃向自由城》，则实在是不应发表的作品，很多在中共大陆耽过的年轻人都笑这本书，他们甚至同我说:‘林语堂写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享这样大名?”，这种东西的确糟蹋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站污了作家的称号。《逃向自由城》的出版，表明林语堂在小说创作上已经日暮途穷，只好搁笔了事，以后没有再写小说。P43
一九六七年，林语堂由香港中文大学聘为研究教授，负责主编《当代汉英词典》。他找了马骥伸、施佩英、陈石孚、黄肇珩作助手，经过二年时间的紧张工作，如期完稿，一九七二年在香港出版，定名为《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这是林语堂晚年所做的一件有益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也挽回一些因写《逃向自由城》而失去的声誉。P44
在台湾居住期间，他写了好几篇文章抒发这种乡情。炽热的乡情增强了他的民族观念。他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尽管观点谬误百出，但民族感情倒是浓厚的。因而他曾批评过美国统治者和政客们玩弄的“两个中国”阴谋。P46
由于他是个历史唯心主义者，又是个宗教宿命论者，既不能正确地了解历史和社会，也不能正确地理解人生，特别是对中国百年来的革命运动茫然无知，自然他不可能清楚地说出自己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八十自叙》实际上就是写了一大笔糊涂帐。P48
林语堂一生中没有认真地研读过社会科学著作，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政治观，但是自幼在基督教家庭的宗教熏陶中，长期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从事精神、文化侵略而设的教会学校受到的资产阶级教育中，又多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活的耳闻目染中，逐渐形成一套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迷恋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向往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P49
尽管林语堂的乡土观念极深厚，民族意识未消弭，但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同亿万人民相距甚远，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是极端孤立的。这是林语堂一生中最主要的矛盾，也是最大的悲剧。P50
他的作品尽管在海外销路不衰，有的印行四十版以上，有些作品不无可取之处，但没有一部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林语堂远远脱离人民生活这一广阔而丰富的源泉，仅仅凭着他狭隘的生活经验，作品自然陷于贫血、枯萎。P52
林语堂说“我们死后，功过将留存世间。无论毁誉，我们都听不到了。”这话当然也对，但却显出林语堂的心虚。其实，历史是公正的，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是最科学的。在翻译方面和创作方面，在语言学方面和文学方面以及其他学术领域，林语堂所作的工作，所付出的劳动，其功过是非，经过历史的检验，将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会因其政治观的反动，而将其文学、语言及其他学术著作一笔抹杀，也不会因他歪曲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而将他向国外翻译介绍中国古书的有益的工作全盘否定。当然历史也是无情的，一切同历史发展相悖逆的东西都将被厉史所淘汰。林语堂的反动的政治观和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学术观，理所当然要受到历史的批判。PP52-3
可以说林语堂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也是一个多产的在国外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如果称之为“哲人”那也是渺小的哲人。P53
林语堂结束留学生活于一九二三年归国，一九三六年又再度出国。他先后在北京、厦门、武汉、上海居住十三年。这十三年时间不算长，但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却极为重要。正是在这些年间，他由一个大学教师跻身于中国现代作家之林，而且创作上又经历了重大的转折，从语丝派的一员而成为论语派的主帅。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这十三年时间大体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语丝阶段和论语阶段。在文学创作上，前一个阶段可以《剪拂集》为代表，后一个阶段则以《我的话》(《行素集》、《披荆集》)为代表。P54
在作为语丝派成员之一、参与语丝派的文学活动过程中，林语堂虽然流露过动摇妥协情绪， 提倡过“费厄泼赖”，但是在那时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斗争的群众运动推动和鼓舞之下，在鲁迅的带动和影响之下，还是跟随着以鲁迅为旗帜的新文学阵营前进，在反对封建军阀、批判以现代评论派为代表的反动文人的斗争中，基本上站在当时的进步力量一边，文学创作的主调也是积极的健康的。P55
《论语》是以一种戏剧看客的姿态观察和评论社会。这种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只能抓住一些社会现象，而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特别是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然不可能使“大家头脑清醒一点”。P74
林语堂及其主编的《论语》之所以打出中间旗号，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条件。从主观因素方面来说，林语堂在三十年代之初的确还在十字路口观望、徘徊。先后接编过《论语》的陶亢德、邵询美、郁达夫，以及一些主要撰稿人，情况也是如此。林语堂那时在政治上还属于民主个人主义者之列，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积极性未完全消弭，特别对旧军阀仍不时撰文加以针泛，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持怀疑、疏远态度，对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则十分惧怕，希图在文学上找一个安全处所。P74
郭沫若的长篇回忆录《北伐途次》最初是在《宇宙风》上连载。《宇宙风》从第二十五期起连载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这是林语堂创办的刊物为中国新文学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PP79-80
林语堂及其论语派虽然没有鲜明的政治纲领，但文学上却有一套自成系统的理论、主张，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曾经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加以宣传和鼓吹。纵观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林语堂在文学上宣传和鼓吹的无非三种货品，即一曰“幽默”，二曰“性灵”，三曰“闲适”。P84
而最系统地宣传“幽默文学”、最足以代表论语派“幽默文学”理论主张的还是林语堂在《论语》三十三期、三十五期一上发表的《论幽默》的长文。这篇论文可以说是论语派的一个文学纲领。林语堂多次收入文集，在《八十自叙》中提到此文时又说:“我曾根据梅瑞迪(George Meredith)的《喜剧论》一文，写了一篇《谈幽默》来发表我的想法，那是我的杰作之一。”考察林语堂的“幽默文学”自然不应忽视这篇“杰作”。P88
如果用比较明确的语言把林语堂这篇文章的主旨加以归纳的话，那就是:作者站在冷静超远的旁观者的立场，带着悲天悯人的思想情绪，用庄谐并出、清淡自然的笔调，空泛而笼统地谈论社会和人生。这可以说是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学”的真谛。P89
幽默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尽管与讽刺不同，但两者也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幽默文学”只要含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不流为无聊，可以成为“讽刺文学”的同盟军或“同路人”。在窒息沉郁的氛围中人们借“幽默”透一口闷气，自然是有益无害的。但林语堂鼓吹的“幽默文学”，未几何时就已变形。他在理论上对“幽默文学”过事张扬，任意夸大，特别是《论幽默》的长文，把幽默与讽刺对立起来，只许超然物外 (所谓“冷静超远”)，而不许对社会含有讽刺之意，这就使“幽默”化为飘飘欲仙、不可捉摸的东西，或者变成“有时笑笑他人，有时笑笑自己”。而在实践上，林语堂又降低“幽默文学”的规格。《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刊载不少油腔滑调、寡薄无味的东西，都是在“幽默文学”的旗号下加以推销的。PP90-1
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林语堂的确是“头一个鼓吹幽默的重要的人”，而头一个鼓吹，“性灵”的人则是“相信文学无用论”（周作人:《石云集 草木虫鱼小引》）的周作人。P93
林语堂附和周作人而鼓吹“性灵”，目的不在于正确地评价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而是企图以三百年前公安派的“性灵文学”来取代“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P94
林语堂鼓吹的“性灵”，并不是袁中郎的真品，而是经周作人、林语堂改装的赝品。袁中郎在谈到其弟小修(中道)的诗时说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白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叙小修序》）袁中郎主张文学创作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反对“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的复古风气。袁中郎所说的“性灵”同李赞所说的“童心”涵义是相似的，强调文学作品要说出作者的真心话，反对封建道学家的矫揉造作。自然，袁中郎说的“性灵”也好，李赞说的“童心”也好，都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用来反对复古模拟之风，在那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雷激荡的中国大地上，在文学与时代越来越紧密相结合的年代，周作人、林语堂高谈的“性灵”，用来抵制文学与现实斗争的联系，自然是一种倒退行径，加上希图以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来代替早已流行的白话文，实际上同封建复古派走到一起去了。P97
记得鲁迅笔下的阿Q有一句“名言”:“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林语堂说“性灵”，真有“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说成什么就是什么”之概。这种主观随意性是林语堂理论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林语堂宣扬“性灵”，说穿了就是借明人小品来抵制革命文学运动。P99
无论“幽默”也好，“性灵”也好，“闲适”也好，林语堂的理论主张并不始终如一，而是不断有所变化，特别是随着林语堂政治上向右转，在文学上越来越把攻击矛头对着革命文学运动。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尽管前后有所变化，但万变又不离其宗，其理论基础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主义文学观，同新月派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在思想体系上没有差别。以林语堂为主帅的论语派的兴起、形成之日，正是新月派分化、瓦解之时，革命文学阵营同论语派的论争虽属新文学运动内部的论争，但实质上是文学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又一次较量。新月派的梁实秋在文学基本理论上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较量，一败涂地，露出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原形。林语堂则绕开文学基本问题而就文学的样式、体裁、笔调等方面对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打迂回战，似乎分歧仅在于要不要“幽默”、要不要小品文、什么笔调最佳等等。但在争论中林语堂的资产阶级帮闲者的面目依然暴露无遗。鲁迅所指“盛家赘婿商品”，固然由资产阶级文人邵询美的行径而来，但实际上是对论语派言行的一个概括。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资产阶级，除了依傍几个文人玩弄古董、仿效西洋之外，在文艺理论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P103
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尽管含有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的意味，有些作品带有某些积极意义，但在“培养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之下，越来越冲淡以至于消溶文学的时代性社会性，越来越忘却以至抛弃作家的社会职责，实际上向“五四”新文学运动早已批判过的游戏文学倒戈投诚。P114
作用。随着林语堂政治观、社会观的变化，从《剪拂集》到《我的话》，不仅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变化，作品的笔调即语言风格也在不断衍变。林语堂自己把这种衍变归为“化板重为轻松，变严谨为幽默”。其实不只如此，而是走得更远，以桃巧为轻松，以油滑当幽默。《剪拂集》的笔调可以说是庄重、严谨的，《我的话》的笔调固然有上面所说的承续《剪拂集》的方面，但总的看来，貌似轻松、幽默而实际上是桃巧、油滑的语言格调占据了很大的成分。P120
不论林语堂如何申明和辩解，在白话文早已流行十多年之后，而又回到“大体上是文言”的“语录体”，自然是开历史的倒车，向复古派倒戈投诚。P121
林语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宣扬历史循环论，却抛弃了古代历史循环论的某些积极因素，主要用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他的中国无阶级论寻找理论依据。P128
林语堂笔下的“吾国”既是一个“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的国家，他眼中的“吾民”就成为没有阶级之分的抽象的人。《吾国与吾民》中“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之心灵”等章节就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来评论中国人、中国人民。P128
创作动机却与语丝时期大不相同了。“九 一八”之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热潮步步高涨，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茶地展开。而林语堂没有看到中国青年、中国人民正在觉醒的事实，大肆煊染中国人的“圆熟”、“忍耐”、“老猾俏皮”的“民族特性”，说中国人“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捻;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伸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少的。”这本书又主要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如此描述中国的“民族特性”，无异于向外国人声明，中国的落后咎由自取，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甚相干，也就是用具体的描述来证明赛珍珠在《序》中所说的:“中国底守旧，却把世界来做了替罪羊。倘不承认中国自身前进之迟缓，那很容易大声疾呼:倘非外国的侵略，中国在物质条件上早已跟列强并驾齐驱了呢。……要知中国历来之时局变动，实与外国不甚干。而过去倘有甚何干系，亦很容易阻止而免除之，只消中国能及早减少一些惰性，而她的领袖减少一些颜预的自私心理。”因此，不论林语堂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如此片面地歪曲地描述中国的民族特性，在外国人面前自惭形秽，客观上也就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减轻了罪责。P131
综上所述，“《生活的艺术》一书以局部来说有一些可取之处，带有一定的知识性;以全书来说，谈论的虽然是生活的艺术，但贯穿了作者用抽象的人性来抹杀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政治说教。书中所宣扬的人生哲学，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核心的处世哲学，也是封建时代文人的玩世主义与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相结合的“闲适哲学”。不论这部书再版多少次、销路多么广，并不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的艺术。当然，同《吾国与吾民》一样，《生活的艺术》一书在林语堂的创作道路上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同他的《剪拂集》、《我的话》相比，更加明显地表现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是从评论社会转向抒写自我。P162
《啼笑皆非》一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乃是站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立场，批评当时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规谏和祈求美英当局改弦更张，并进而窥测战后国际局势，向大国的当政者进行道德说教。P166
对《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和《啼笑皆非》三部书作一番巡视和考察之后，可以了解林语堂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也即他的东西文化比较观有些什么特点。
第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啼笑皆非》三部著作可以看出，林语堂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两脚”而“踏东西文化”的。他主要向西方读者介绍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文化，即便谈论国际政治，也力图把中国古代道家儒家哲学推之于西方。无论对待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他都看作一个整体，而无视每个民族的文化含有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成分。由于他以民族性否认阶级性，否定中国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都作为似乎是整体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情趣和生活方式都被他贴上全民性的标签运往国外。在半殖民地的国家，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带有两重性质，即包含积极的进步的方面和消极的反动的方面。从《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啼笑皆非》中可以看到，林语堂抱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不忘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三部书中抒发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颇为浓郁，对封建军阀的祸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怀着激愤，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者的民族压迫政策进行谴责，对中国和亚洲各国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给以关注。
《啼笑皆非》中就有一些带有民族感情的话:“我知道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国家，全统一全醒悟起来，而且经过这次烽烟战火的锻炼，一定蒸蒸日上，自己既有更生的力量，任西洋国家如何压迫，再也不会受人压在下面。”因此，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有一定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可以成为反帝统一战线中一种力量。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又往往是反动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是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反动思潮之一种。林语堂在他的著作中毫不掩饰同国民党统治者的亲昵，对左派人士进行讽刺和谩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和攻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消极的反动的一面也昭然若揭。在民族民主革命历程中，正如资产阶级可以参加这个革命的统一战线一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如果跟随时代前进，可以发展为爱国主义者，但林语堂却不能顺应时代潮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两脚”始终踏步不前，没有走进爱国主义者的行列，终于踩到反动的民族主义泥潭中去了。
第二，在人性论基调中歌唱。林语堂在以上三部著作中唱出各种不同的高调，但无论是赞歌或悲歌，无论歌词如何变换，其基调都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也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踏东西文化”的“两脚”始终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调。在《吾国与吾民》中，他把中国描绘为“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的国家，中国人是没有阶级性、社会性而只有共同的“民族德性”的人。《生活与艺术》所宣扬的人生哲学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人生观。而《啼笑皆非》把一切国际问题都归结为道德的沦丧。林语堂的著作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但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倒是贯为一体的。他观察东西文化，是非优劣都以资产阶级人性、人道主义为标准。用林语堂的话来说:“以文化而论，我觉得要批判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应该以这种文化所造成的男女为标准。”这也就是说以人性的因素来衡量世界上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是“对人生尽情的享受和智慧的醒悟的哲学”，也是“欢乐的哲学”;而“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意义啦”。他甚至认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于国际关系的变化“终究是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为基础的。在国家政治上和国家每一时期的进化上，决定的因素也是人民的脾性”。在他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决定于别的因素，“而是由一般人类天性上的某些特质和特殊的法人脾性上的某些特质决定的”。对这些高论，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嫣然一笑，但林语堂却郑重其事用之于著书立说。以这种抽象的人性论也即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考察、比较东西文化，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
不可否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林语堂从欧洲人文主义学者的著作中汲取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学说，二十年代曾用来鞭挞封建军阀，一度同鲁迅并肩战斗，在那时无疑是进步的。在《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啼笑皆非》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著作中，从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出发， 对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作了一些抨弹，不无可取之处。而且林语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信奉人性论也不足以为奇。但是任何比较学都应注重客观分析，切忌主观随意性，而林语堂以纯属主观唯心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比较东西文化，势必胡话连篇，同科学的论断沾不上边。更令人触目的是，林语堂在评论东西文化时，居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出现，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武器，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意的歪曲和攻击，这不仅出之于无知，而且表明林语堂的“两脚”站到反动的思想潮流方面，他的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是敌对的。
第三，从反国粹主义复归国粹主义。林语堂从二十年代起就评论东西文化，他的“两脚”是从反国粹主义开步走的。《剪拂集》记下了他起步走的脚印。直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在文章和演说中仍然批评辜鸿铭的国粹主义，主张“今日中国，必有物质文明，然后才能讲到精神文明，然后才有余闲及财力来保存国粹。在一个盗贼猖炽灾黎遍野，舟行有海盗，旱行有山贼，跑入租界又有绑匪的国家，大家衣食财产尚不能保存，精神文明是无从顾到的。”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也即写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的年代，他调子有所变化，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提倡“公安体”、“语录体”，妄图把新文学运动拉回到袁中郎时代。他热中东西文化的溶合，既不放弃西洋式的物质生活，又羡慕中国式的悠闲生活。他希图把东方与西方的生活方式溶合起来，做一个“城中的隐士”。《生活的艺术》美化了封建时代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暗影。他的“两脚”不但停步不前而且往回走。而跨进四十年代，即写作《啼笑皆非》时期，他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旗帜掩护下走进了国粹主义行列之中。《啼笑皆非》一书实际上是梦想用中国的“国粹”来消弭国际争端，以中国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求取世界和平。PP172-6
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二十六年间，林语堂在国外共写作和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作者晚年交给美亚公司在台湾发行的小说勾去其中两部，只算七部;《八十自叙》说到小说作品时也只提七部，即 《京华烟云》、《风声鹤唉》、《朱门》、《唐人街》、《远景》、《红牡丹》、《赖柏英》。林语堂对前三部作品颇为自得，称之为“林语堂的三部曲”。P179
众所周知，在四十年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作家创作了大量以民族灾难和社会动荡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而其中结构宏大的长篇小说就有三部，即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和老舍的《四世同堂》。这三部作品都是各自的作者大量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以出版时间来说，《京华烟云》最早（《财主底儿女们》1945年完稿，1946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一部、第二部1945年完稿，1946年出版，第三部写于1946年，1950年5月在上海《小说》月刊上开始连载）。而以思想倾向来说，《京华烟云》则是最为复杂的一部。这三部长篇小说，都以大家庭的生活变迁为故事中心，对中国人民在法西斯主义侵略和蹂躏下遭受深重的民族灾难作了程度不同的反映，或强或弱地表现了反对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激情。《四世同堂》的主题思想最为鲜明，通过一个普通的大家庭及一条胡同的男男女女，集中地发掘和展开反法西斯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主题，“抒写了北平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凶残、虚弱和无耻。” （胡絮青:《<四世同堂>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财主底少L女们》的内容则较复杂，而主要方面是通过江南一个大家庭的变迁和分化，探索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正如作者所说:“我所检讨，并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底知识分子们底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题记》，1946年希望社出版）《京华烟云》中的主要人物也是财主的儿女，但通过小说中人物和故事所表现的社会和政治思想，较《财主底儿女们》更为复杂。只有剖析这种复杂性，才能看到小说的真正主题思想之所在。PP188-9
如果考察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如何受《庄子》的影响，从宿命论方面似可找到某些踪迹。P190
仅仅从宿命论这一点难于判定《京华烟云》的基本思想乃是庄子的道学。《京华烟云》出版后，评论者往往把这部小说同《庄子》联在一起，认为“《庄子》才是全书的血肉和全书精神之所寄。”（周黎庵:《评<京华烟云>》）“全书受庄子的影响;或可说庄子犹如上帝，出三句题目教林语堂去做，今见林语堂这样发浑尽致，庄子不好意思不赏他一枚仙桃咯”（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P191
林语堂力图把庄子思想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但生活实际往往否定这种联系。小说中姚思安是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而出现，只不过是通过姚思安之口说出一些道家的言词而已，而在实际生活中姚思安并未奉行道家的“黜聪明，离形去知”、“坐忘”那一套宗旨。姚思安作为一个商业资本家，吸取西洋文化，赞同社会改革，送子女上大学、去外国留学，都是合情合理的，但这同道家思想不但挂不上钩，而且是相背离的。P191
如果拨开林语堂在《京华烟云》这部作品中散布的庄子哲学的迷雾，分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就不难看出这部小说所提出和试图解答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和我国“五四’夕以来许多新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生问题。P192
从分析姚木兰这个人物形象可知，小说中宣扬的“道”，表面上是庄子的道学，而实际上是姚木兰所体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P193
《京华烟云》除了透过姚木兰的形象歌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之外，赞扬中国社会传统的妇女道德在小说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孙曼妮的形象就是这种妇德的代表。P191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京华烟云》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主要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躯体穿上庄子道学的衣冠，使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思想罩上了神秘的面纱。我们对小说中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积极方面，特别是小说巾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方面，应当给以肯定，但也必须指出，在创件上故弄玄虚，对作品实际上是一种损害。P195
《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描绘的封建大家庭，明显地借鉴了《红楼梦》。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描绘苏州头等富户蒋捷三的家庭，也接受了《红楼梦》的影响，小说中的大儿媳金素痕就是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林语堂异常喜爱，《红楼梦》这部作品。后来写过不少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创作《京华烟云》这部小说，‘从背景、人物、情节多方面借鉴《红楼梦》甚至越出了借鉴的范围，在不少地方近似于描摹。P195
既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得不外两方面:一是作者初次写作《京华烟云》这部结构宏大、人物众多、线索交错的小说，《红楼梦》在艺术上给予很大的助力，使之有条不紊，顺理成章;二是中国特色鲜明，在《红楼梦》未译成外文出版前，《京华烟云》在外国读者眼中是别开生面的，因而再版多次，销路不衰。所失也有两方面:一是人物过多描摹《红楼梦》，以至小说描写的二十世纪的妇女带有浓厚的封建时代闺秀气息，削弱了真实性和时代性;二是由于文学和语言功力的差距，不免出现东施效颦之弊，如赋诗的描写就相形见细。这也就是说， 《京华烟云》多方面借鉴和描摹《红楼梦》，在外国读者中所得较多，收到新颖奇特之效，在中国读者中所失较多，使作品流于平庸。P198
《京华烟云》叙述部分过多，特别是第三部大量笔墨用于叙述和交代人物生活的变迁，场面和细节的描写较之一、二部大为减少，这自然是小说的不足之处。但小说的叙述部分也不乏精采笔法，而且富有感情色彩，特别是叙述时代风云方面，避免了平铺直叙，往往以人物的活动带出事件。……叙述时事演变又往往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写到不少真人，这是其他现代小说作品少见的。有的真人已进入作品的故事情节中，如来自四川的学者傅先生，……吴这种以人物带时代的写法，加强了叙述部分的形象性、生动性，而且显露了作者的爱憎。……总之，《京华烟云》的叙事住往落笔于人物活动，无异于在大故事中穿插人物掌故，既加强了时代气氛，又增添了知识性趣味性。P198-9
小说作品除了必要的叙迷以外，主要的笔墨自然应当用之于人物和环境的描写。《京华烟云》在生活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方面有一些可取之处。……这两次逃难的细节描写，既富有时代气氛，又富有人情味，而且前后照应。婚礼往往能从侧面反映人物境遇和社会习俗。《京华烟云》描写了四次各不相同的婚礼。……《京华烟云》中的心理描写主要用于揭示姚木兰的心境。P200
同人物描写相比，《京华烟云》中风物、景物的描写略高一筹。这是由于作者写作记述性散文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而风物、景物的描写又有生活实感作基础。P201
《京华烟云》在叙述事件、描写人物和环境时往往穿插作者的议论。其中有些议论带有注释性质，向外国读者解释中国的习俗，如螃蟹的吃法、交换生辰八字等等，而大部分议论是作者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人生以至于国事的看法，带有社会评论和政治评论的性质。由于作者政治观社会观的复杂性，发出议论也就良莠互见。P203
《风声鹤唳》的结构没有《京华烟云》那么宏大，人物没有《京华烟云》那么众多，但故事情节与《京华烟云》有一些承续之处。这种承续之处概括起来有四:一、《京华烟云》写到抗日战争爆发，姚、曾两大家庭.风流云散，只有冯泽安一家及姚迪人的儿子伯牙夫妇留居“静宜园”，而《风声鹤唳》从北平沦陷后门庭冷落的姚府写起，姚伯牙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二、《京华烟云》写了姚阿非夫妇、曾襟亚夫妇南下到上海，而《风声鹤唳》写到姚伯牙来沪同他们聚会;三、《京华烟云》结尾是姚木兰一家人离杭州往西避难，沿途收容几个孤儿，在《风声鹤唳》中可看到姚木兰居住在汉口，并支持难民收容工作，还为姚伯牙张罗再婚之事;四、《京华烟云》中陈妈为寻儿子出走后无音讯，他儿子陈三和妻子孔环儿在北平沦陷后去山西北部参加游击队，而在《风声鹤唳》中年迈的陈妈住进了汉口难民屋，姚木兰见到了陈妈，并拍电报到八路军总部寻找陈三，陈三夫妇远道来汉口会见母亲，陈妈见到儿子后不久就死去。这些承续之处只是作者借《风声鹤唳》对《京华烟云》的人物下落作某些交代，而不是故事中心。从小说的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看，《风声鹤唳,》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作品。
PP205-6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坛上曾一度流行抗战加恋爱的作品，《风声鹤唳》虽在国外写作和出版，但也没有脱离这个窠臼。说得更具体一些，这部小说是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以三角恋爱关系为故事线索，以资产阶级人性、人道主义为主题思想的作品。《京华烟云》的故事经历四十年，而《风声鹤唳》的故事历时不到一年，即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林语堂作为小说背景描述的抗日战争虽有谬误之处，但也写出了一些战争景况，小说又出现在四十年代之初，应当给以一定的肯定。 P206
《风声鹤唳》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抗日战争的风云在小说中只是“表”而已，小说的“里”或者故事的中心是爱情，而且是恋爱中的三角关系。小说中前后写了两个“三角”。第一个“三角”，可以说是家庭内外的“三角”，即丈夫、妻子、情妇之间的“三角”，第二个“三角”是社会交往中两男同爱一女、一女同爱二男。P207
《风声鹤唉》故事情节的曲折波澜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三角”而展开的，同抗日战争的进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P208
可以说，第一个“三角”比较真实自然。但缺乏积极的社会意义;第二个“三丸”虽有积极意义，却不够真实。当然，小说不是仅仅写两个“三角”，而是围绕两个“三角”，塑造几个主要人物形象，进而提出战争与人的关系，表现资产阶级人性、人道主义的主题。P209
在人物描写方面，《朱门》较之《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有一些变化。小说中的叙述部分已大为减少，大量采用显现人物风貌的细节描写。……小说中不少细节描写富有生活气息。PP216-7
从《朱门》的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可看出小说除着重提出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外，也涉及一些社会问题以至民族问题。小说中肯定和赞扬的是合乎人性、人道主义的东西，否定和批判的则是违反人性、人道主义的东西。P223
《京华烟云》、《风声鹤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要表现在同情和救助战争受难者、特别是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者方面，而《朱门》中的人道主义除了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同情、相互帮助之外，对西北边疆地区受军阀混战之害的汉、回族人民寄以同情。P224
小说《唐人街》就是以一个华侨手工业者的家庭为故事中心，反映纽约唐人街华人生活的作品。“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曾出现一些反映中国人在国外生活的作品，如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老舍的长篇小说《二马》等等。但描写华侨劳动者在国外如何含辛茹苦的作品并不多见，从选材上来说，《唐人街》倒是新颖的。P22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给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战后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争霸为中心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伴随着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蓬勃开展起来。然而惧怕战争、否定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潮也迷漫于世界各地。从四十年代末期以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成为各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远景》这部书是以小说形式寄寓作者和平主义幻想。P230
《远景》作为一部小说，题材是别开生面的，情节也有引人入胜之处，但作品所宣扬的哲理却并不新鲜。尽管小说把时间推移到二十一世纪，构想出一幅人类“远景”，但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是古希腊田园风味和中国老庄的“无为而治”的揉合。因此，《远景》如其说是遐想未来，不如说是表现作者的复古梦想。P232
作者的意图是描写梁牡丹在那个爱情和婚姻不能自主的时代，敢于蔑视旧传统、旧习俗，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但是，小说中的梁牡丹的作为并不是出于对爱情的坚贞，而是“冲动的本性，兴之所至，反复无常”，一旦有意，就“奉献”自己，不计后果，甚至多次过姘妇的生活。她狂热地追求的爱情实际上只是肉欲。P233
《红牡丹》不仅煊染肉欲，而且不借违背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以至于风俗民情。梁牡丹在小说中是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女子，但在作者笔下却成了一个风流放浪的现代西洋女子。PP233-4
《赖柏英》这部小说就以抒写这段恋情为主，作者称之为“自传体小说”。但是把这部小说同作者的经历相对照，可以看出《赖柏英》并不同于一般的自传体小说，而是以作者初恋为故事情节的基础编写的一部有曲折和波澜的爱情喜剧。P235
《赖柏英》这部小说可取之处主要不在于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而在于作者的笔触转到自己的家乡，通过富有浓郁乡土味的生活细节，写出了一个纯洁、真挚、热情而又洞识大体的闽南农村姑娘赖柏英的形象，又在环境和人物的描写中表现出作者炽热的乡情。P235
这两本小说正是林语堂反动政治观的大暴露。《枕戈待旦》写于四十年代初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之后，《逃向自由城》写于六十年代初国际上的反共反华大合唱声中。作者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借小说形式对共产党、对新中国进行污蔑和咒骂。但是林语堂不曾料及，这种行径毁伤了“幽默大师”自己。据林语堂说“自由主义者对我相当不满”，进步人士如何看待林语堂更是可想而知。林语堂最后“盘存”小说作品把这两本勾去了，倒有自知之明，因此我们也不必评论。P237
本书第一篇在评论林语堂的《八十自叙》时对他思想和生活历程上的主要矛盾作了论述，这里对他文学创作上的矛盾再作简要的分析。
第一，在文学领域涉足很广，但生活天地却狭小异常。林语堂不仅搞翻译搞创作，写散文写小说，而且其写作取材范围涉及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但生活天地却没有跳出他的书斋， 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异常隔膜。他喜读杂书，写文章可旁证博引，写短文能应付裕如，但生活根抵薄弱，写长篇小说不免捉襟见肘。众所周知，鲁迅曾打算创作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的小说，但由于不在斗争生活的漩涡中终于没有着手。茅盾写《子夜》之前对上海金融市场进行过实地观察。而林语堂对生活与创作的密切关系往往忽视，他对抗日战争虽关注但并无实际体验却写出《风声鹤吹》，对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劳动者的生活没有详加调查也写出《唐人街》。因此，他的作品虽多，但给人以生活源泉枯竭之感。
第二，创作题材不断翻新，而主题思想却陈旧不变。林语堂在创作上追求新题材，即便他称之为“林语堂的三部曲”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及《朱门》三部长篇小说，题材并不相同，但小说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变化，不论是写道家式的人物或者佛教、基督教的信徒，不论写古代近代和现代人，也不论写中国人或外国人，都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为主题。当然，在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仍有某些积极意义，如《京华烟去》女主角姚木兰作为那个时代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的体现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显出人性美的方面，但不论何种题材与人物都纳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框子之中，就使人感到陈旧乏味。比如小说《唐人街》题材的确新颖，但宣扬“世界上是没有坏人的。没有人是坏的……。”以这种陈旧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为题旨，怎能写出新意?
第三，广泛地接触中外文学遗产，而汲取、消化和创造能力却不高强。林语堂从学生时代到从事专业文学活动，阅读欧美资产阶级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不可说不多，因而在作品中往往引证中外、杂谈古今，以炫示他的博学多才;但是，他未能充分汲取、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的经验而进行独立的创造。有时以模仿代替借鉴，如《京华烟云》描摹《红楼梦》，
有时又对前人的艺术经验弃之不顾，如人物典型化早有成功的经验，而却不加以汲取。因此尽管林语堂在作品中常显示他博览群书，但从艺术创作来说却始终未脱稚气，宛如孩童学步，行进不稳，缺乏深厚根底。
第四，对艺术之美努力探求，但驾驶艺术创作的技能却未随之提高。林语堂对艺术之美进行过种种探求，对中国绘画、建筑之美鉴赏之力颇高，对文学的体裁、形式作了多种尝试。 但他却忽视创作技能的提高，因而他的创作从艺术水平来说，起点和终点相距不远。以散文杂文来说，晚年的《无所不谈合集》和早年的《剪拂集》都用中文写作，除语言略见简洁之外，艺术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处女作《京华烟云》也就成了高峰作，此后小说技巧虽有某些变化，但艺术水平却江河日下，终于兜个圈子又回到散文杂文写作。
总之，他在艺术创作上虽有雄心壮志，希图写出第一流作品，但是力不从心，终不能进入晶莹瑰丽的艺术之宫。
以上种种矛盾可以说明，林语堂作品虽多，却未能成为“伟大作家”，他在国外和台、港名声不低，但虚多于实。不过林语堂在文学园地上辛勤耕耘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从林语堂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许多矛盾中，似可引出经验教训。而许多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作家和人民必须血肉相连，而一个作家背离了人民，宛如缺氧而难以动弹，不论艺术创作如何勤奋努力，都难以攀登艺术的高峰。PP23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