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文化，应世界潮流方可得生天

人民网原评：《南方都市报》时评精选集《热言时代》日前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南方都市报时评版近年来发表的时评文章122篇，议题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集中呈现了在历史转型的当下，媒体通过自省和努力，可以给时事评论（或曰“文人论政”）带来多大的空间，以及可能企及的高度。

目前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努力之中……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我们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有些宏大拔高的命题，其实正是中国现状下媒体的自觉。

本书所选取的时评文章，都反映了时下社会新闻的热点和焦点，视角独到，观点鲜明，论说理性，见解深刻，言辞犀利，可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写作时事评论文章的范本，作为公务员考试申论写作的参考佳作，作为高中学生写作论文的最佳读本。（欧亚）

9.21.袁伟时：中国文化，应世界潮流方可得生天

9月3日至5日，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近70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

如此郑重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宣言，在20世纪已经有过两次：1935年1月在国民党中宣部操纵下，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位教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甲申文化宣言》是70年间的第三份，参加签名的人数最多，但文字则是最短的，只有1500字。

这个《宣言》有不少值得称许的观点。例如，对于中华文化的当今发展，它认为：“应当……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又如，它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如此等等，都不失为警世良言。但是，愚以为这个《宣言》有些主要观点是值得怀疑或经不起推敲的；而这些观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关系重大，因而尤其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在文化领域，政府应该做什么？“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都应由公民个人作出选择。即使要查禁某些内容(如德国禁止纳粹宣传)，也要严格界定，而且要一视同仁，不能只针对“外来文化因素”。

《宣言》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段话貌似维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实际则提出了一个很值得商榷的主张。研究《宣言》的这个主张，应该先问一个问题：谁是国家、民族的代表？在正常的现代国家，国家的代表应该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那么，在文化问题上，政府有权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它可以像《甲申文化宣言》说的那样“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吗？政府在文化领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给教育、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拨出足够的经费，保护文化遗产，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但有些事却要慎重，比如对文化内容不能横加干涉。首先，这是文化(包括学术)发展和更新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任何现代国家的文化都是在自由研究、自由表达、自由交流、自由讨论、自由竞争中自然更替的，外在的干涉，必定成为文化发展的障碍。半个世纪以来，很多文化、学术“批判”最终都证明是“以无知批有知”，或是卑鄙的告密者别有用心的陷害，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没有必要重蹈前人覆辙。其次，这是超出政府权力和政府官员能力范围的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提供私人难以提供的公共产品，方便公民的生活和工作。如何发展学术、文化，学者和文化人应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干涉其自由绝对有害。官员不是神，冀图充当文化和学术的审判官，不但力有不逮，也没有法律根据，践踏了依法施政的基本原则。再次，这是不容侵犯的公民权利。在现代国家，任何人都理应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从世界各国各种流派的精英文化到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和各种信仰、风俗习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都应由公民个人作出选择。只有在这样自由选择、各适其适的环境下，才会形成一个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让中国人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如果政府越俎代庖，在文化选择上作出统一的规定，轻则闹出既无实际效果又显示自己无知的笑话，重则侵犯公民的个人自由乃至延误学术、文化的发展。

中国人不应忘记：从大清帝国到民国，就是因为政府自封有权选择“不完全接受”或“完全不接受”现代文明，弄得贪官污吏和特务横行，老百姓因此动辄得咎、不得不处处仰人鼻息。

那么，有些有害的内容政府是否有权禁止？首先是什么叫“有害”，就应认真讨论。中国人喜欢拿色情说事，并且咬定那是“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其实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不乏这类内容，而且淫秽与艺术之间的界线颇难划分。即使要查禁某些内容(如德国禁止纳粹宣传)，也要严格界定，而且要一视同仁，不能只针对“外来文化因素”。特别重要的是要有法可依，不能以人治代替法治。

重要的理论观点是不能含糊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的疏忽，《宣言》对政府在文化领域中的“权利”的界定侵犯了现代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界线，犯了现代社会的大忌。

全球化大潮中，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同19世纪、20世纪中国所有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一样，这次“文化高峰论坛”也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必须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出路。

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一体化的框架下去观察，并不新鲜。成书于19世纪40年代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已经敏锐地察觉：“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后来晚清有识之士把这个局面概括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那时以来，所有关于中西文化的议论，其实都是对全球化这个“大变局”的回应。

在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和中国文化何以自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乎国运民生。魏源的答案有三点：1)告别愚昧，不要盲目自大过高估计中国传统文化。“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2)了解西方。当务之急是设立翻译馆，在国际交往中不要再闹因无知而出现的令人痛心的大笑话。3)学习西方。

“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一定要限制官员插手，限制军火制造，依靠商人放手发展海内外贸易和民用经济。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事件，大清帝国所以内外交困，一再挨打，主要原因就是背离了这些忠告。

160年过去了，不能说中国知识阶层毫无长进，但恕笔者直言，似乎还有不少著名人士和新锐还没有看透这个问题的实质。表现之一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片面的“多元文化论”甚嚣尘上。不幸，《甲申文化宣言》也没有同这个饱含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潮划清界线。《宣言》有一句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从字面上看，这句话似乎完全正确。但是，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所谓“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就必须认真掂量了。

人种没有优劣之分，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但世界上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这难道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毫无关系吗？

如果说有，指责立即纷至沓来，似乎这样说侮辱了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甚至会被插上国家、民族叛徒和奸贼的草标。片面鼓吹文化“平等”、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正好迎合了各地正在膨胀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如果说没有，则又如何解释国家兴亡和盛衰的历史和现实？

面对这样的局面，20世纪中国知识精英中有好些人喜欢采取折衷态度：以貌似公正的态度分别肯定中西文化的优长和缺点，然后强调中国“有她自己的特殊性”，无论欧美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要“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这些是1935年十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的原话，而《甲申文化宣言》承袭了这个套路！

其实，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实质，中国文化出路问题迎刃而解。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和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指出：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

在制度文化层面上，文化趋同——接受以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19世纪、20世纪中国一再受挫，就是抗拒这一大潮的恶果。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标志着在制度文化层面中西文化论争的终结。这是付出惨痛代价才得到的成果。而在非制度文化层面上，“全球文化一体化”是绝对不可能的，多元文化必然争奇斗艳、互相渗透。但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公民对此能作出多大贡献，不但要看各自的努力，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仍在制度环境的优劣。

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自由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让新时期的孔、孟、老、庄、张衡、李白、杜甫能够脱颖而出！这是中国文化唯一的出路。《宣言》只字不提这个关键问题，岂非南辕北辙！（本段实在是很多高考作文所欠缺的部分）

吹嘘“东方品格”救世是否合适？

笔者提出这个意见，无意贬损祖宗的成就，而是深感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公民如果没有养成反省本国、本民族弱点的良好风气，陷入盲目自大的泥淖，危险就会接踵而至。

《宣言》肯定“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以后说：“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环顾神州，何处不见“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这是法治尚未建立的必然恶果。

更令我辈疑窦丛生的是这五大特征居然成了“东方品格”。不久前，如假包换的东方国家卢旺达，国人自己相砍相杀，几十万人成了刀下冤鬼。那些冲不破传统文化羁绊、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至今枪声、爆炸声连绵不断……何来“注重和谐”、“释放和平信息”？把范围缩小一点，以东亚来说吧。中日都属儒家文化圈，仅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就死了2500万人。再关起门说说自家吧，19世纪、20世纪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究竟有多少人？那么温文尔雅的“东方品格”到哪里去了？论者也许会寻章摘句，振振有词证明中华先哲如何鼓吹“和为贵”、罢战息争，告诫“和实生物”，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思想闪光，在其他各民族的文献中难道就没有吗？何况即使“东方品格”真是那么神奇，中国应该率先将这些美好言词化为现实，把自己的国家变为祥和乐园，洋人自然闻风而至，求取真经，何必事先大吹大擂？

其实，人类是从野兽演变而成的；任何民族都有野蛮与和平两方面的记录。

血亲复仇、以人殉葬或做祭品乃至人吃人……在各族历史中屡见不鲜。只有那些建立了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国家能够较快地在大范围内摆脱那些极端野蛮的现象。人各有志，“文化高峰”不着重为这些现代文化呐喊倒也罢了，盲目歌颂祖传宝贝可以如何救世济人会不会有自欺欺人之嫌呢？

这种“东方文化救世论”不是什么新鲜发明，咱们这个古老国家从19世纪起就有不少人爱唱这首催眠曲。本国子民、海外异族有无惠沾这些雨露恩泽，有目共睹，无需赘言。笔者提出这个意见，无意贬损祖宗的成就，而是深感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公民如果没有养成反省本国、本民族弱点的良好风气，陷入盲目自大的泥淖，危险就会接踵而至。在一个以饱受侵略为藉口、惯于把本国问题动辄归罪于洋鬼子的国度，这样的担忧似非过虑。在这次论坛上，杨振宁先生分析《易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危害，显示了一个大师令人景仰的风度，可惜，这样的反思尚属凤毛麟角。 （实在是作为模仿结论的好段落：词汇丰富，结论明确，辩证思维严密。呵呵，本来以袁先生大家的风范，评论有点不自量力，不过的确爱不释手，读来心潮澎湃，为学习提高，见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