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现代儿童文学作家群体（郑欢欢）

关键词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体地域根源历史贡献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浙江儿童文学作家无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地域儿童文学史上，浙江可谓是一个奇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离不开浙江作家的参与；或者换过来说，如果没有浙江作家的参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就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学界对文学“浙江潮”在创建中国新文学中的巨大作用和辉煌成就已经做了较充分的论说，相比之下，作为“浙江潮”一暇支流(而且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一股支流)的浙江儿童文学的独特贡献却少系统的描述与评估。随着对儿童及其相关领域认识的深化和研究的深入，儿童文学的独特价值品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对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体的创造性贡献做出应有的评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并非简单地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剥离、复制出与浙江相关的部分，而是试图梳理出一个强势作家群体，探讨其在推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独特贡献及其群体优势与地域文化传统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从而为浙江和中国儿童文学提供历史经验。 

一 

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品种，也是古已有之的，但在中国，真正有“儿童文学”意识的自觉，使之成为一个独守的学科门类，却始自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作为小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当儿童文学从文学大系统中独立出来的时候，一个强大的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体浮出历史地表，自当被人们刮目相看。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赵景深、夏丐尊、俞平伯、刘大白，丰子恺、周建人等重量级浙江籍新文学作家，不但对中国新文学有首创者之功，而且通过倡导现代儿童观、创建儿童文学理论、从事儿童文学译介和创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立下了不朽的拓荒之功。就作家的地域来源考察，浙江作家群体的整体推出态势，显然是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无法匹敌的。 

论及浙江作家群体的历史贡献，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浙江的三位新文学大师，他们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其开拓者劳绩是在于，在五四前当国人对“儿童文学”概念还处在混沌状态时，他们就率先进行了儿童文学观的启蒙。周氏兄弟早于1909年就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鲁迅又是我国介绍科学文艺的先驱，早在1903年和1906年就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他们首创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之风，给尚无自觉意识的中国儿童文学投去第一缕关注的目光。 

周作人于此时发表《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等论文，堪称我国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并取得卓著成就的第一入，另一位新文学大师茅盾最初的文学成就也在儿童文学领域，他在五四前以译写、改编和创作儿童读物初涉文坛，编写《中国寓言初编》，为少年读者翻译《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等作品，参与商务印书馆《童话》第一、二集的17本共27篇童话的编写译述，是我国寓言、童活翻译、创作的先驱者。毫无疑问，正是这几位名重一时的浙籍作家在我国儿童文学“预备”期的筚路蓝缕之功，遂有其后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开拓者之功断不可没。而在催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五四时期，为建构独立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浙江作家群体的优势及其创造性贡献得到更全面的展示。这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现代儿童观的倡导 

从文学发生机制看，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许多历史因素联系在一起。五四以前中国尚未具有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主义儿童观的禁锢，因此，要在20世纪的中国创建出一种适合儿童需要的相对独立的文学，第一要义便是突破封建主义的禁锢、倡导现代儿童观。在这方面，鲁迅和周作人的先导性思想对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不仅以“救救孩子”的呼声唤起人们对儿童问题的普遍关注，更向世人递交了一份改变中国传统儿童观的宜言书——《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该文提出，基于“孩子的世界”的独特性，“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应抛弃“东方占传的谬误思想”，“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是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的解放。”这里，鲁迅提出“幼者本位”观，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同样精辟。他在著名的《人的文学》中就提出，提高人的尊严亟待解决的是妇女问题和儿童的独立人格问题，并把“女人与小儿的发见”看作是“‘人’的真理的发见”的延续与生发；随后，他在其创建现代儿童文学的宣言书——《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儿童是“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的“完全的个人”，我们应该创造出一种注重“儿童的”特点以及“文学的价值”的全新的文学。我国“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就是由周作人这篇文章首先提出的，可见其独特价值。以现代意识观照儿童和儿童文学的还有其他一些浙江作家，如夏丐尊把近代文人对于儿童的见解分成五类，声明自己认同“儿童是性的更新作用的产果说”，强调“儿童自己是目的”、儿童作为“人”的地位应该受到尊重、胡愈之对新形势下儿童文学的寂寞感慨万千，呼吁大家“为文化的未来，打一打算盘，儿童文学的产生，似乎比什么都要紧哩。”这些进步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山非自觉状态向自觉化状态转变的直接原动力，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儿童本位观”成为二十年代最基本的儿童文学观念，在其后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第二，儿童文学理论的系统建构 

确立自觉的儿童文学观念后，浙江作家着力于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并对儿童文学的各个子系统如童话。儿歌、神话等艺术质素作了广泛的探讨，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石，1922年，郑振铎在宁波作了题为《儿童文学的教授法》的重要演讲，对儿童文学的性质、作用，特点，教授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系统论述，已作具体系性的理论形态；而且从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到郑振铎的“儿童文学”，两次历史性的命名来自两位浙江学人的著名演讲，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在童话研究中，周作人与赵景深首创以书信形式开展童话讨论，绍兴的张梓生也参与了讨论，此次讨论发现了童话作为“儿童超现实故事”的存在意义，张梓生建议用“儿童文学”称总体，用“童话”称儿童超现实故事。中国儿童文学界对“童话”与“儿童文学”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接受正是从张梓生的理论开始的，童话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样式的出现也源于此。神话作为一个倍受冷落的文学领域也得到了浙籍作家的充分关注，在这方面作出巨大建树的首推茅盾。他在1924年到1925年间的《儿童世界》上陆续译述的)6篇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足他介绍外国神话的开端，此后他又陆续写出《神话的研究》，《神话杂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北欧神话ABC》等四部神话专著，在神话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别人无可替代的贡献。周作人的神话研究则着重探讨神话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问题并着力纠正当时人们反对儿童阅读神话的错误认识，主要论文有《神话的辩护》、《续〈神话的辩护〉》等。儿歌研究由周作人首创，诸东郊的研究继续有所深入，其《中国儿歌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首次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儿歌分类体系，对我国后来的儿歌研究也有深刻影响，显示出浙江作家开阔的视野和独具的眼力。 

第三，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 

基于建设现代儿童文学的需要，浙江作家重视汲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在翻译、介绍外国儿童文学方面电首屈一指。鲁迅较早将翻译的目光投向“被损害的民族”，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等优秀作品，在儿童文学界一直有深刻影响。夏丐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真正代表着从近代“改译”到现代“直译”风格的转变，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儿童翻译小说。此外，顾均正、茅盾，周作人、徐调孚等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契诃夫的儿童小说等，也历来脍炙人口。此外，浙籍作家在介绍海外儿童文学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这尤以先后由茅盾和郑振铎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成绩最著。浙籍作家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极其相关信息的热心译介，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外国儿童文学世界，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身建设。 

第四，多种文体领域的创作实践 

现代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尚属草创，但浙江作家已做了多方面的创作尝试，许多作品至今仍不失其艺术魅力。鲁迅虽然没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但他在《故乡》、《社戏》等小说中塑造的少年儿童形象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人物画廊中第一批出色的艺术形象，他在《野草》、《朝花夕抬》里对儿童时代生活的真切回忆也给我们留有深刻的印象。郑振铎创作的注重译述的童话使经由茅盾开创的童话的艺术形式得到进一步完善，他的幼儿图画故事也十分受小读者的欢迎、在儿童诗创作相对较弱的情况下，俞乎伯、郑振铎、刘大白、周作人、应修人等的儿童诗创作确立了他们作为中国现代儿童诗奠基人的地位，俞平伯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抒情短诗集《忆》，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新诗集。以儿童散文形式表现儿童生活的作家在当时首推丰子恺，他的《华瞻的日记》等作品对儿童生活深情描摹，以清新、率真，质朴的写实风格和对儿童心理的逼真再现著称。周建人为孩子们创作的“自然故事”则为我国的儿童科学散文创作起到拓荒作用。上述作家和作品在书写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时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这个作家群体对于创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二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体何以会在一个短时期内集聚、生成，且产生如此大的能量？我认为，这一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文学现象，应该从地域根源的角度深入思考。 

这个作家群体队伍如此整齐，并非出于偶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群作家共同选择了儿童文学，事实上，地域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还可能作为一种内源性因素对作家的个性气质、文化选择，审美趣味等方面产生影响。因为在一个自然文化圈内形成的地域文化生存形态，总会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思维现实，使生存其中的人们逐渐形成具有特定价值观念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这种文化积淀，往往以隐性而非显性的方式或深或浅地影响人们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从地域文化视角切人，可以探寻浙江作家特别钟情儿童文学的原由。 

首先，浙江人勇于外向拓展、善于吸纳新潮的精神，为浙江作家关注儿童与儿童文学提供了更新观念的前提 

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自古“得风气之先”，在近代世界文化大潮中又往往勇领潮流。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学潮流，它在中国长期处于不自觉状态，其在我国得以孕生、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力的推动。这当中，勇于外向拓展，善于吸纳世界文化新潮的浙江作家便充当了率先引进儿童文学新潮的角色。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浙江作家群体的外向拓展精神是最突出的，他们大都不固守一隅，习惯于“走异路，逃异地”(鲁迅语)，多数作家有留学的背景，接受过世界近代文明的洗礼，因而能最先感受到世界文学新潮、其中最典型的是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于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儿童和儿童文学，显然根因于异质文化的推动。鲁迅去日本留学的第二年就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是因为这种新颖文学样式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1913年他又翻译了日本上野阳一的《儿童之好奇心》和《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止是在日本接受新质文化，使他此后不断对儿童心理以及我国儿童的命运发出激越的呼声，对儿童文学投以深切的关注。周作人的情况也与此相类、据其回忆，1906 年他留学日本不久，就“得到高岛贫农感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引《儿童研究》，才对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由此看来，正是勇于外向拓展，在中国作家面前打开了一个神奇世界，遂有他们其后对儿童文学的深情关注；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学”意义而言，弘扬地域文化精神的浙江作家的首创者之功，恰恰印证了汲取外来思潮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生成的不可或缺的意义。 

其次，浙江良好的重教传统为这个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助力 

浙江作为沿海地区，早在近代就吸引不少教会学校前来办学，教会学校提供的办学范例也直接影响了浙江近代教育的普及。重教传统润泽下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便为浙江文化界和作家队伍的根本转换注入了新机。正是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大环境下，浙江的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在一个广阔的生态空间得到发展。一方面，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天然亲和关系得以强化。在有关儿童和儿童文学的思考中，常常伴随着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茅盾曾经指出，“‘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当时关注儿童文学，是因为“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儿童问题”显然包括儿童教育问题，浙江新文学作家正是从儿童教育问题人手看待儿童文学，这才会对其倾注极大的关切。郑振铎通过对儿童教育的思考倡导“自动”的儿童读物，力图改变“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周作人，郑振铎都受到麦克林东的《小学校里的文学》的影响，认为儿童文学就是“小学校里的文学”。这些主张和实践从不同角度透视出浙江作家对儿童文学的关注点，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特别重视儿童文学的原因。另方面，浙江良好的学校教育传统不仅滋养了受教育者，也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来到浙江任教，使浙江的儿童文学空间进一步拓展。儿童文学的倡导、普及和推广，客观上也需要借助学校教育平台，教育者对儿童文学的认可程度往往决定着对其的推广程度。而五四时期的浙江，恰恰是教育与文学相谐发展的时期，以作家与教师双重身份出现或加盟于浙江的，为数特别多。这突出地反映在两所学校：一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曾是计多文化人的共同选择之所，鲁迅、夏丐尊、李叔同、陈望道、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等相继前来任教，还培养出丰子恺、贾祖璋、魏金枝、赵平复 (柔石)、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曹聚仁等著名作家，这些来自本土或来自外地的作家，有相当部分就成为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中坚；二是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这里聚集了以夏丐尊、丰子恺为首的白马湖诗文创作群体，这个群体在儿童文学创作、教育方面更具专业性，尤其是夏、丰二位。应该说，在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里，这两所学校积聚的文化力量是令人惊叹的，曾长时期为后人称道，这也无形中扩大了浙江的儿童文学在全国的影响。 

再次，作家的“童心崇拜”与浙江自古山川灵秀、经济昌盛不无关系 

现代作家对儿童文学的参与往往持有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作家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支配下“破”封建主义儿童观而“立”现代“儿童本位”儿童观时的激愤之心，另一种是礼赞纯真的儿童世界、表达“童心崇拜”倾向时的欢愉之情。这交织着“激愤之心”与“欢愉之情”的内在体验，应是当时大部分参与儿童文学事业的作家的内心写照，“激愤”之心源自对儿童问题的反思，“童心崇拜”是沉重的现实使作家投向的相对纯真美好的童心世界，作家在自然天性上拥有一颗自然本真的童心。作家的这一“保存本真”、“反璞归真”的自然心性，与浙江山川灵秀、经济昌盛、文化深厚不无关系。作为“文化之邦”、“鱼米之乡”、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富庶的江南之地使人们有更多的心理空间来关注文化、教育问题，自然也会更多地关让儿童问题，而就创作主体而育，独特地域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对作家禀赋、气质的生成也至关重要。“鱼米之乡”的浙江，山川相映，钟灵毓秀，必然使作家多了一份对自然、对本真的膜拜心理。崇尚自然，童心不泯，可说是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体的共同特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赞美童心的浙江作家中，“最深刻，最艺术地表现出儿童生命的绿色生态的当属鲁迅的作品”，“鲁迅以《故乡》中那个反复闪回的‘神异的图画’告诉我们——人生的乐园就在童年!””周作人则在新诗中深情地唱响对儿童的赞歌：“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罪者。”郑振铎也是极富童心的作家，他总是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朋友们还因此赠了他一个“大孩子”的雅号。。丰子恺的“儿童崇拜”是最突出的，他那些表现儿童生活的散文、漫画真正传达出一种源自自然天性的内在童心，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心已“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和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也许正是艺术精神与童心的契合，才使浙江作家对儿童文学情有独钟，才会有这一领域里孜孜不倦的创造。 

三 

“儿童本位”、“童心崇拜”一度成为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论支点，可惜这一理论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五四落潮使初露生机的中国儿童文学一度趋于冷落，而30年代的文学主潮——左翼文学思潮，又使儿童文学顺应革命大潮选择了“战斗的儿童文学道路”，从而在批评尺度、观念倡导。创作面貌等方面显示出与此前很不相同的状况。四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从五四“儿童本位”的时代跨入了“成人本位”时代。左翼文艺运动要求儿童读物“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这一指导思想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儿童观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与改变。尽管从总体上看，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在革命与救亡主题引领下依然获得发展与繁荣，但此种调整从弘扬儿童主体精神的角度来看，抛却“儿童本位”儿童观，以成人的理想改造儿童文学，使其失去自身独特的品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儿童文学发展、变衍的大背景下，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体依然是我国当时儿童文学队伍的中坚力量。这支队伍中，除鲁迅、茅盾，郑振铎等老作家外，又涌现出一大批新锐，如金近、贺宜、鲁兵、包蕾、任大星、任大霖、圣野、田地、吕漠野等。队伍的整齐，又一次形成夺目景观，而且它在相当程度上依然主导了我国三四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潮流，他们在引领文学新潮时，一方面尊重文学的新变规律，顺应时代社会潮流，使儿童文学的表现内涵较前大为拓宽；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尊重儿童文学的自身规律，探索儿童文学的个性特征，把此前积累的儿童文学经验在一片新的历史空间上得以拓展，使五四时期开创的儿童文学传统得以承续和张扬。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这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由于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的努力，其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卓越建树，才保证了我国儿童文学的持续发展，这也是了不起的贡献。 

首先，在理论层面的探索。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体所做的重要工作，是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不利于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的理论谬误，给子适时匡正，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儿童文学自身发展问题。这当中，包括有对主流意识形态强势干预儿童文学的反拨，也有对儿童文学个性、特征的深层次探时，发表的论著之多，不亚于五四时期。1931 年儿童文学界发生一场关系到童话生死存亡的论战，即有关“鸟言兽语”的论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令查禁“鸟言兽语”的童话，鲁迅以《〈勇敢的约翰〉校后记》最早作出反应，充分肯定童话的幻想作用对儿童只会“有益无害”。浙籍著名儿童教育家，中华儿童教育社创立者陈鹤琴撰写了《“鸟言兽语的读物”应当打破吗?》“的辩论文章，该文以丰富的儿童心理实践资料证明，“鸟言兽语的读物”对孩子们非但没有害处，而且是孩子切实需要的东西；童话作为孩子们”最喜欢听最喜欢看的”读物“自有他的相当地位，相当价值”，剥夺它就“好像我们剥夺小孩子吃奶的那一种权利”。这些论辩义正词严为童话正名，使其免遭劫难。对于当局不重视儿童文学，又“制造”虚假的所谓“儿童年”，以淆乱视听，也给以无情揭露。鲁迅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儿童生存权都难以保证的年代里，所谓的“儿童年”，那是“蠢才”们对孩子的愚弄行为；茅盾同样不为“儿童年”所蒙蔽，接连发表了《关于儿童文学》、《再谈儿童文学》、《不要你哄》、《书报述评?几本儿童杂志》等有关评论，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呼吁儿童文学创作应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关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浙江作家重在强调应重视儿童本体，1948年4月，在《大公报?现代儿童》为推动儿童文学健康发展而举办的座谈会上，陈鹤琴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缺乏认识儿童。了解儿童、同情儿童，爱儿童的精神，应“钻进儿童圈子里去”，。要启发儿童的创造性”，才能写出好的作品；金近强调儿童文学作品应富有教育意义，“切忌命运论的思想”；鲁兵则呼唤一种涵盖写作技巧与内容的儿童文学批评。 

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当局对儿童文学的蒙蔽，三四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领域充塞着大量不良读物。面对这一状况，鲁迅作了“拼命的在向后转”的精辟概括，“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用“有益”与“有味”的作品帮助儿童“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茅盾对于儿童读物的关注更为广泛而深刻，他为连环图画书内容的拙劣深表忧虑，希望对其形式加以“巧妙地应用”；为了研究怎样的精神粮食才能适合儿童的健康成长，茅盾在《申报?自由谈》上陆续发表了《给他们看什么好呢?》等五篇系列文章，为当时的儿童读物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宝贵纲领。 

第二，翻译和创作方面的成绩。我国儿童文学翻泽进入第二个高潮期，鲁迅在体弱多病的晚年仍“抱了不小的野心”翻译了班台莱耶夫的名作《表》；茅盾在禁锢如牢笼的三十年代中期翻译了《雪球花》(安徒生)、《团的儿子》(卡泰耶夫)等作品，茅盾还怀着“探索一下儿童文学的陌生范围”的动机，创作了《少年印刷工》，《大鼻子的故事》等儿童小说。革命烈士柔石、应修人，叶刚生前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儿童文学创作，柔石《人间杂记》中反映底层儿童生活的部分散文、应修人描写红色根据地战斗生活的童话《旗子的故事》《金宝塔银宝塔》、叶刚的《红叶童话集》等，都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与此相对应的是一大批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在本时期的杰出表现。吕漠野以童话为主、兼顾寓言、散文、故事、小说、童话诗创作，仇重以童话和小说为主的创作，金近以童话为主、兼顾儿童诗、小说、散文创作，包蕾的儿童剧创作，鲁兵、圣野、田地的儿童诗创作，贾祖璋、顾均正、周建人的儿童科学文艺创作，冯雪峰的寓言创作，张乐平的儿童漫画创作，胡愈之的儿童小说创作，以多领域的丰富的创作实践，共同构筑了浙江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的繁荣景观。 

第三，继续以现代传播理念开辟儿童文学阵地。1930 年在绍兴创刊的《中国儿童时报》以“培养社会儿童与科学儿童相结合的新中国儿童”为办报宗旨，前后持续近二十午，波及全国、影响海外，同时也较为集中地显示了三四十年代浙江本土儿童文学的实绩，陈望道任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以刊行科学性进步性的小品文为自己的任务，以与当时的论语派，以所谓幽默小品为反动派服务的邪气相抗衡”。它还是我国科学小品的发源地，培养了贾祖璋、顾均正、周建人等浙籍的中国科学文艺开拓者。陆蠡主编的《少年读物》半月刊“内容方面侧重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文艺”，但“也没有忽略使少年们苦恼的种种问题”，由于宣传抗日救国，创刊仅三个月就遭查封，陆蠡本人也被杀害，此外，1939年在金华也创办了两份儿童报刊：《儿童报》和《东南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