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们暂时还没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所建树，甚至可以说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依然没有确定下来，但既然是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怀着“学贯中外”的美好愿望，自觉地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提高阅读质量，更为重要的是，“比较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和方法，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学术和人生道路都会因此更加丰富多彩。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将会克服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造就一代代新人的同时自身也会迎来更加美好的学科发展前景。尽管自19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诞生之初，比较文学就一直处于无尽的危机与焦虑中，直至今日仍然没有摆脱学界无数的诘难。
一、 比较文学的危机概述
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美学家、文论学家克罗齐(B.Croce)便开始持续发难，以“比较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为由，断言“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克罗齐频频质疑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抱怨说，他“带着与比较文学公然为敌的独裁观念，在各种场合用种种不同的沉重打击来对付我们这门学科，并将它们几乎打得片甲不留”。①
1953年，英美新批评代表性文论家、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韦勒克（R.Wellek）开始从观念狭隘和文化沙文主义角度批判“法国学派”。在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题材和方法的人为划分，关于来源与影响的机械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因素，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多么气度宽宏——在我看来，这些似乎就是比较文学历时长久的危机的症状……”② 在同年出版的美国《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年鉴》的一篇重头文章中，杰拉尔（Albert Guerard）宣称“世界文学”是“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的继续”。对他来说，1958年最重要的问题是：“比较文学怎么自杀？又应在何时自杀？”③ 1985年，比较文学家雷马克（H.Remark）发表《比较文学在大学里的处境》一文，率先宣布各种新的文学理论不仅“空洞”、“本末倒置”、“毫无用处”，成为比较文学的“最近的敌人”。同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会议上，韦勒克、韦斯坦因（U.Weisstein）又一致认为各种新的文学理论的入侵构成了对比较文学的新的毁灭行冲击。
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热兴起，比较文学出现大规模向文化研究转移的趋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论文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属于纯文学的研究文章已经越来越少，研究者关心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的间题，而是语言学、哲学、宗教、法律、心理学、人类学、种族学、社会科学等种种文化层面的问题。后现代的各种思潮成为比较文学危机与焦虑的重要原因，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学派、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
1993年，著名英国比较文学理论家苏珊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再次发出“危机”降临的警告： 20世纪末，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著作内容贫乏，比较文学应当研究什么没有达成共识，比较文学研究中随处可见那种二元对比（就是不同体系中的两个作家或两个文本的比较——但是不同的体系应当如何区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没有解决的问题）等陈腐的观念，所有这些全都在加快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消亡。因此在她看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④
2003年，著名文艺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指出，目前可以证实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来自两个主要方面：“语言”和“新的介质”。⑤ 这里的“新的介质”主要是指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对传统经典文学作品阅读的冲击。他指的是广义上的翻译的问题。一旦“语言”和“新的介质”成为了危机的根源，便意味着比较文学的危机已从肌肉深入到了骨髓。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没有哪一门学科从开创之初到研究者传承了好几代还依然在为其存在的合理性“焦虑”着。然而，作为比较文学的后来者，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本专业阴郁的一面就失去信心自暴自弃，而应该痛定思痛，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在前人的基础上，同心协力，寻找本专业的新出路。要相信，既然比较文学可以从19世纪发展到21世纪，可以从法国传接到世界其他国家，并且在许多国家日益兴盛（如中国），那她就一定有存在的理由，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二、 比较文学危机的根源
学界关于比较文学危机或焦虑的论述很多，据钟华估计，近10年来仅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中，直接涉及这一主题的不下200篇。对于其危机根源，我总结为：比较文学学科对象没有界定清楚，研究方法上也似乎有点含混，其实这两点可以归纳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问题，涉及面很广。
1、“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单方面发出的“危机”信号说白了也就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一支，认为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关系，例如文学的渊源、模仿、借鉴，作家、作品在国外的流传和声誉，一种类型或一个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流传演变，各种媒介的作用等，这时的比较文学被人们总括为“影响研究”。二战后，“美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不应该是文学史的一支、而应该是文学研究的一支。它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具有事实联系的各种文学影响，而且应该包含不具有事实联系，但却具有可比性的各种文学关系，研究的范围不仅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同时也应在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这种研究被人们称作“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二者区别的要点是，比较文学究竟是文学史还是文学研究（对象），比较文学究竟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方法论（方法），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究竟有多大（对象）等等。
2、质疑比较文学学科存在合理性的学者很多都是对“比较”的概念产生怀疑，他们认为做国别文学研究的学者也经常涉及“比较”，因而不需要把比较文学单独设为一门学科，他们把“比较”当作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并且是唯一方法，简单地认为二元对比就是比较文学，因而疾呼“危机”，这里毫无疑问也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比较”到底是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是比较文学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自形成以来，从最初的不同国家间的文学关系研究（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直到近年来国内外盛行的“跨国别、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文明……”我认为，虽然对象范围不同，但基本思维方式是相同的，都是一种简单直观的划定方式，把对象看成是“比较方法”的附属品。
3、比较文学向文化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实质上也是一个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有的学者倡导纯文学的研究，明确提出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⑥ 坚持在“退守”中守卫比较文学的阵地；有的学者认为在当今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要扩展比较的空间，应对文学进行所谓语境化的研究，文学文本应该被当作文化产品这一复杂、变化多端甚至充满矛盾的领域里的一种话语行为来研究。”⑦ 这些都是对文化研究到底能不能作为比较文学拓宽研究领域契机的看法，都是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争论。
4、也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种方法，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理论入手重新评价、研究文学作品，获得阐释的新途径。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和“危机”的呼声又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关。
5、学术界盛行的比较文学“无根”、“失根”、“无边”等说法，都是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的表现；此外，把比较文学危机的根源界定为“扩张”显而易见（钟华、熊沐清等）都是针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不稳定性而得出的结论。
6、至于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是与研究态度和心理有关。其实，这归根到底还是影响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比如在选材（研究对象）上，学者就针对他所认为能弘扬本国文化和文明的史实，或者只看到本国经典作品对他国作家或作品的影响，一味地追求民族自豪感或为本民族文学和文化正名；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带有民族偏见的学者很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方法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当然，一味高呼“危机”而没有看到比较文学的前景未免有失偏颇。欧洲国家比较文学学科面对的危机与亚洲（如中国）境况又不同，而亚洲国家的比较文学也有差异，因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三、比较文学“危机”旅途的出路
前文已经说到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既然我们能查出问题的症结，那就可以对症下药（当然，或许这种病是慢性病，不见速效）。我们作为比较文学的新生力量，需要积极地在理论（学科体系）和实践（实际研究）两方面为比较文学做出应有的贡献。“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也提出一些浅薄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思维的不断精细化，很多学科一方面不断细化，而另一方面又走向整合，这都是不满于前人的范围界定的表现，如果一定要恪守前辈设定的框框，那就没有学科的发展了。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比较文学的危机，其研究对象在不断的变化（或者说扩大），或许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范围与对象，只不过处于一个永无终结的动态过程中而已。一个年轻的学科在后现代这样一个各种思潮闪亮登场的大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研究对象上的问题，如文化研究之于比较文学，这正如其他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研究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内容。因为比较文学是通过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思维和研究方式来掌握文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这种差异性与同一性都与各国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土壤必定会成为比较文学者注重的研究根基。因此，各国的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与审美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同民族文化文明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扩展层次。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在给比较文学带来“危机“之外，毫无疑问也赋予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内容，新的生命活力。只要不是纯文化的泛泛之谈，而是在比较文学领域里谈文化之于文学的功用和影响，那就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动态研究对象了。所以这个学科是有确定范围、对象与研究方式的开放式学科。我的意思是或许到了某一个发展阶段，文化热又被别的什么热取代了（文化带有寻根的倾向即“向前看”，会不会有预示某种“向后看”的因素呢），而这个热也是与比较文学有关的，那么我们不能不说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特的开放式的学科。
其次，我认为翻译研究问题的探讨抑或说译介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摆脱学科危机的重要论述领域。依据德里达的观点，翻译乃是一种必要的然而又无法真正完成的任务，这一悖论性的局面构成了翻译的永恒处境。依据此种逻辑推延，伍晓明认为翻译就是在自己的语言文化之内将异己的文化真正作为异己而保存，翻译也许就是这一语言文化上让“异己”作为异己而进入并且存在于“自己”之内的努力。译介学的领军人物谢天振教授以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和赫施关于作者“本意”、文本的确定性和可复制性等问题的论述为启迪，对当代翻译研究、尤其是有关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翻译研究者来说很有借鉴价值。比较文学学者如果丝毫不考虑翻译（广义的）的作用恐怕很难做好文学研究了。可以说译介方面的努力能使比较文学学者更全面地看清自身的研究对象，不仅看到原作与异己的文化，还可以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作品，运筹帷幄。
第三，谈谈对“比较”的看法。正如很多学者所认为的，比较思维大于比较方法，“比较”乃思维与方法的结合。与其说比较文学产生于比较方法，不如说比较文学产生于比较思维。所以，我认为，其研究方法都是在比较思维的指导下运作的，如文学关系实证研究、审美评价比较研究、价值评价比较研究和阐释比较研究（刘象愚所介绍的方法）等等。杨乃乔主编的新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从“比较视域”的角度界定了比较文学的本体论、学科特点、定义、方法论以及不同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特质所在。认为“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的唯一本体。这里的“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⑧，实质上就是比较思维，只是这里的“比较”更侧重多元透视。我们在这种“比较”观念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第四，我认为比较文学不应该回避经典。有的学者为了研究“接受”与“影响”而把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家作品置于很高的地位，当然就把经典束之高阁，这样做就是为研究而研究，没有考虑实际需要。文学研究也应该着眼于现实，为当下服务，经典作品不管从思想内涵还是从审美形式上都高出一般的作品，对当前文学的发展能起到更好的作用，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就应该积极引介、评论，力图从新的角度阐释经典。当然我们也不否定二流三流作家作品就毫无可借鉴之处。
此外，比较文学应吸收国别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各国学界之间的交流，在大学里也可以设立小型的比较文学论坛，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活跃年轻学子的思维，传接比较文学的火炬。
当然各国比较文学的境况不一样，危机及出路各不相同。比如中国，正如学界所议论纷纷的，存在一种危机，“就是在未经清理、未经语境化的情况下，将中西若干的文学命题、观念、范畴、理论话语等加以同一性的预设。”⑨ 因此，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应着重考虑一个重新语境化的问题，这是一个翻译、研究、过滤、借鉴、改写和再创造的过程。真正做到这一点，相信中国的比较文学前景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① 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② 雷内 韦勒克著，沈于译，“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译文集》（张隆溪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③ 戴维 施达罗姆著，丁欣、李小均译，“比较文学的问题与选择”，《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第28页。
④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160-161，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⑤ 方汉文，“比较文学学科‘永恒危机’的逾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谢天振，“重申文学性——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
⑦ 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s of Multiculturalism, pp.39-48,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95.此处转引自肖锦龙《当前比较文学危机与出路》，第136页。
⑧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⑨ 王晓路，“比较文学的悖论与困惑”，《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