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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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绝对是2007年中国的第一大关键词。
这一年，是股市和楼市的盛宴，许多人通过炒房子，炒股票变得越来越富有，然而，更多的辛苦干活存钱的老百姓，不得不面对物价飞涨和财富缩水。
这一年，金融问题开始社会化，“流动性”和CPI成为了最流行的词汇，大家都为了要“跑赢CPI”焦虑不堪。如何处理流动性，人民币如何升值，不再停留在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口中，百姓也窃窃私语。
这一切，让大家聚焦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当然，还有背后的一个人——周小川
本刊记者 安库雷 发自北京
检索海外媒体的报道，或许是对一个“大人物”不应缺少的读法。
输入“周小川”三个字，台湾媒体关心的是，他的网球水平不低，是西方歌剧和音乐剧的爱好者，除了珍藏之外，更会自己谱写音乐剧。媒体甚至找到了与他共事过的职员对他的描述：“他一旦工作累了，就会开得很大声，陶醉在音乐中。”
香港媒体，一如既往地关注这位现任央行行长和香港“友善的”关系，以及相关政策。而他的学者 背景，则是台港媒体共同关注的。一家香港报纸在评论中亲切地称他“小川”，“小川”号召散户多读书，学习金融知识，先让自己增值，继而帮身家增值，报纸做 了个诙谐的标题：“周小川：爱书才会赢”。今年两会间，一位台湾记者参加周小川的新闻发布会，会议组织方为记者准备央行书面报告之余，还送给每位记者一本 《金融知识国民读本》。记者感叹：到底是教授出身！
至于西方媒体，《金融时报》说他“敢作敢为”，《华尔街日报》则报道，周小川曾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经济文章，他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发言人，他可以用英语发表讲话，并同其它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
寻求整体方案的浪漫主义者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29日，其父周建南，江苏宜兴人，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
周小川是北京八中1966届高三3班毕业生。1966年“文革”开始，当年的毕业生首当其冲。周邻班高三6班的一位毕业生，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遣返回农村。而周本人，亦在两年后“下乡”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2农场。
后来，周小川曾对媒体这样回忆那段岁月，“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这4年中，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并由此开始命运的改变。媒体报道，大学毕业后，周小川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2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研究生。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8月，我系首批招收的博士生徐向东和周小川入学，分别师从于方崇智教授和郑维敏教授。1985年4月，我系培养的首批博士徐向东和周小川被授予博士学位。”徐现为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博导。
1986年，周小川进入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 构，被认为是中国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事实上，早在1985年，中国的经济学界就曾因为价格双轨制而产生激烈争论，反对价格双轨制的学者包括郭树 青、吴敬琏、楼继伟和周小川等人，他们后来将观点结集，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此“配套改革，整体推进”主张，至今仍有影响。
袁剑在他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写道，容易想象，在80年代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中，这个圈子（体改研究所）里肯定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氛围，其激进倾向在所难免。与当时大多数青年理论家一样，在整个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
直到1991年起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并由此开始担任金融管理重任。
此时的整个社会，浪漫已完全退却。检索周1990年代以来的论著，虽然仍有《中国改革初始阶 段的最小的一揽子计划》、《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等“整体主张”，但有关外贸、银行等更具体而专业领域的论文开始大量出现。观察家说， 可以看出，他已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的行政官员了。
据《银行家》 杂志报道，早在外贸部当部长助理时（1986-1989年），周小川就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外贸体制改革。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兼任外管局局长时 （1991-1995年），他更是积极思考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此时，周小川的学术优势与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 手。
1995年，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他在央行工作的这段时间，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周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银行家》杂志说，他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遗憾的是，任期较短。”
证监会任上的“决策者之星”
2000年2月，周小川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当年中国股市涨幅居全球之冠，岁末有股民懊恼地回顾：“‘2.14’之后，买了就放着，至少看百分之五十的涨幅！”
然而，牛市中隐藏着危机，积弊日深的中国证券市场被形容为造假成风，无股不庄。2000年 12月7日，新华社用并不多见的口吻报道了周小川的一次讲话：作为普通股民，可能您觉得自己在股票市场是一个弱者，由于不少上市公司有猫腻，看着自己的股 票被套牢，您肚子里的怨气不少。但中国证监会将会越来越为您“撑腰”，因为证监会的“裁判角色”将越来越到位。这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当时的承诺。
对于周小川在证监会任上的作为，各方有着相距甚远的评价。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认为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市场，而基本的主题是市场化方向，即政府少一些干预，多让市场参与者做主。
也有经济学家将他比作北京大街上拥堵路口的交警：白手套洁净无暇，指挥动作坚定不移，但周围车流混乱不堪。而网友就更幽默一些：“我认为小川更像一位高尔夫球手：儒雅的学者风度，穿着华贵的职业服装，拿着名贵的球杆，跟随着众多绅士般训练有素的头上金光闪闪着硕士、博士（后）头衔级别的土、洋球童，且挥杆击球的动作十分标准优美，但球去了哪里？”
球去了哪里？后来我们都看到了。证监会推出的“国有股减持”和国内投资者投资B股等动作普遍 受到市场质疑，被认为是坚定的市场人士的证监会海归派，不仅遭受市场嘲弄，更受到了“土鳖”们的炮轰。“他们不懂国情，认为股市都是一样，却对上引导着决 策，对下影响着舆论，”当年炮轰证监会海归派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对记者说，“实事求是的国情派，战胜了照搬照抄的海归派，才有了股市的今天，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
对于周小川本人，刘纪鹏认为他“对股权分置改革做了很大贡献，如果他再多当3个月的证监会主席，就会回到最佳改革路径上来”。另一位评论人士也表示，如果周小川再早半年完成观念“转身”，股权分置改革就可能提早3年，我们这个市场可能少付出近1万亿市值的代价。
历史不容假设。2003年1月，周小川离开证监会履新央行，网易发起了“您对周小川担任证监 会主席工作的总体评价”的投票，86%的网民点击了负面的选项。袁剑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则说，与他留给中国普通投资者的印象截然相反，周小川在国际金 融界以及真正的头脑清醒者当中，获得了一致赞赏。
袁剑这样解释，这种窘迫，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写照，也是中国所有经济领域的写照。任何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都会通过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成本迅速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改革正在失去它的敌人! 仅仅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恐怕已经很难奏效。
主政央行的手笔和考验
对于那段岁月，媒体曾引用周小川自己写下的话：“登山讲求实际，因此无论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顶，又或者在那一点上资源分配是否最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换言之即你正在改进。”
2002年年底，周小川又回到央行。这时中国金融业面临新考验，而货币政策也面临调整。
之后，周的作为可谓有目共睹。他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扩大，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在他的推动下，国有商业银行启动全面改革，并在短时间内由“包袱”升值为“香饽饽”，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已在 海外上市；此外，外资银行也开始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分行……
借用他最新的一个比喻，最近5年，中国金融市场没跌什么大跟头——“经常得小病有个好处就是，小病不断就不得大病。可千万别弄个大病，否则一病就是十几年。”
有年轻的评论者说他是“书呆子”，死抱着货币政策不放，“中国人学过的所有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都把央行、证监会的强势独立视为理所当然”；而年长的经济学家说，周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
而今年以来CPI持续攀升，物价房价飞涨，“流动性过剩”成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名 词，人民币加息与升值的幅度不够也屡受责难。面对这一切，周小川多次出来强调，将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坚持货币稳定，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他也 主张，民众应该提高对本国货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
关于改革，某国有商业银行的研究员坦承，“以往别的领域的宏观调控，多少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但国有银行的改革，央行的执行力度确实很强，在很多方面也非常成功。”
关于开放，周小川被认为“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但，这又是个“阴谋论”层出不穷的时代，畅销书《货币战争》就是其在金融领域最好的注脚。事实上，个别接近周小川的人士，正是以这个理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一提到民族主义，就没法说了。”
周小川 完成一半任务的人民币先生
常常有人把周小川比作格林斯潘，其实周小川与格林斯潘有着天壤之别，在央行从计划经济下的财政部出纳身份脱胎未远时，他的一切货币政策只能随着宏观调控的指挥棒起舞
叶檀 发自上海
了解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就能了解这一时代的运行脉胳。周小川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人物，他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市场派人士的领军人物之一。
周小川身上纠结的各种现实矛盾与历史陈迹，通过经济运行的几次转折留下深刻烙印，就如同烙在了历史的案头，挥之不去。
周小川，人称人民币先生，历任央行行长只有他获此称号，可见他作为人民币代言者的公共角色，分量极重。这来源于如下事实，他是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拯救者，是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市场化的同情者，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的推动者，以及货币政策的重要决策者。
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其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原因是采取了多种手段致力于货币政策改革，促使人民币平稳升值得以实现。去年，中国人民银行不仅实施货币改革，而且还鼓励支持银行业的改革。
早在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被评为“决策者之星”。因为他在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这位英语流利的官员，在国际金融界有良好的口碑，其市场为魂的技术派官员形象深入人心。
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本轮经济改革，历经两次重大转变：一是80年代的激进的改革方案与改革者一起从激进转向渐进；二是从改革大方向的宏观探讨，日益转向具体的技术方面的探讨。
无论激进还是渐变，无论是方向性的宏观把握还是技术性探讨，周小川都站在风口浪尖，他从80年代的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推崇者、宏观改革方向的前瞻者，转变为90年代之后的渐进主义的信奉者，以及典型的技术派官员。
但周小川真的是一个纯粹技术派官员吗？
寻找包治百病的整体方案
以80年代为分界线，周小川的理论出现裂变，前期担任理论工作时，偏重于激进路线的改革；担任具体实务之后，更多地成为渐进式改革的辩护士。这是角色变化所致，也是理念上的变化，更是俯首于客观约束条件的表现。
1985年之前，周小川主要作为研究人员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进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
这个研究所汇聚了当时的一批知识界人士，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道路挥洒意气，激扬文字。他与吴敬琏先生由此结缘，而吴敬琏的课题小组中一群市场化卫士如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日后继续互相扶持以各自不同的实际行动阐述对于市场化的理解。
而周本人的文章范围极广，涉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社会保障、经济开放等各个方面。这种激进思路，在周小川、吴敬琏等人合著的最早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的书名中就能见出端倪。这些书生意气者试图为中国改革找到一条包治百病的整体方案。
然而，中国不是俄罗斯，周小川等人在系统论影响下的系统改革理论遭到否定，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既定方针。尽管当时的激进色彩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仍然随处可见。但这种激进发展模式很快被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打断，画上休止符。
周小川幸运地身处历史巨变时代，既是历史的有力推动者，也被历史潮流裹挟向前，在成为历史标志性节点的事件上都有他的身影。他不仅参与起草中国资本市场的蓝图，还与同道一起为当时热点的国企改革的方向划上轨道。
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史称“钓鱼台会议”，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人参加，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国企改革进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误区、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
1994年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哈特、米尔格罗姆、麦金农、刘遵 义、青木昌彦、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许成钢、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人参加，史称“京伦会议”，超前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 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
这些基本理论框架当初貌似激进，如今水到渠成。80年代超前的配套改革论同样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才寻觅到合适的土壤，历史需要机遇，改革者需要智慧与耐心。
激进改革与一地鸡毛
最激进的一次大规模试验是在2000年初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与高西庆、史美伦等海归派一起，努力促使证券市场回归市场化本义，整肃市场秩序。这次试验以海归市场派的内外交困而告终。
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上，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接任后第一件事是对所任职权重新定位：“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
他向内向外同时宣读了市场宣言书，他告诫证监会各部门：“不能以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主管部 门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同时向市场宣布，“中国证监会将不会直接插手解决问题，也不会承担有关责任”，强调“采用超常规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培育 机构投资者”，争取在3-5年内改变散户与机构投资者的比例。
这些宣言没能够阻挡他成为最不受欢迎的证监会主席。经过剧烈的整肃风暴，股市急挫，弥漫恐慌气氛，海归派的努力虽然奠定了中国股市的几块基石，却因为B股开放套牢内地投资者、国有股减持激起所有流通股东的反弹这两次滑铁卢，而蒙上股市杀手、与投资者为敌的阴影。
在体制内他们更加无法得到同情，前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不避嫌疑，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稳定为先”的意见：“在解决存在的问题时，要保持一种态度：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要善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既要解决问题，又要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稳定。一切问题的解决不能以牺牲发展和稳定为代价。”证监会内部也有官员批评：“理论可能很完美，但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距离太远了。”
最终，几乎所有曾经支持周小川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因为利益受到损害，佣金下降无法生存、 基金黑幕曝光市场资金断流，而一致成为周小川政策的反对者。单兵突进，没有协调好市场各利益集团关系，使周小川团体成为利益集团内部的敌人，而以冒进措施 不断伤害投资者利益、侵蚀损害投资者的信心，则使他们成为普通投资者的敌人。
可见，周小川虽然给证券市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却不知道走向这一正确方向的路在何方。这位人民币先生在资本市场未攻先败，丢下一地鸡毛留待后来者处置。
激进为里渐进为表
这样的打击对周小川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在证监会的激进改革过程之中，我们就看到这些领军人物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
与周小川在80年代共同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亲密“战友”高西庆，2000年1月在北京大学工 商管理研究所“君安学术论坛”上就“中国资本市场何处去？”发言指出：“到了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12亿多人， 4000多万开户的账户，将近3万亿的流通市值，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下，我们如果不去考虑什么是可行的，而只是考虑什么是合理的话，或者简单地把这两者对 立起来是行不通的。”
可行与合理不能对立，暗含的前提是政策不能冒进，自然是对渐进的妥协。
周小川表面上越来越成为渐进主义者。这固然有从事实务工作之后的现实制约，也与其激进主义策略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不无关系，最惨重的教训除了证监会的狂飙行动之外，当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通胀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如何糅合激进与渐进，或者说以渐进的手段达成激进的目标？2001年9月周小川在《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中，有如下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 ”，“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 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 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 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 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在此，周小川是在激进的外衣上强加了一层渐进的糖衣，但他显然对于渐进陷阱有格外的警惕，但为达到市场目标，不得不走渐进之路。
揭开周小川渐进改革的外衣，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一颗激进的市场改革之心。
发起金融机构拯救运动
激进与渐进之争仍然只是表象，对周小川而言，最重要的是达到预期的市场目标。不仅他的学术著作体现了这一点，在外经贸部、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以及证监会历届任职上，也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周小川使用过行政手腕，如强力推行过诸如注资金融机构的抢救运动，这种非常之事，正是为了避开中国金融机构全军覆没这一最大的陷阱。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在50%以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就技术上而言早已破产。
但这些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是中国经济的灾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周小川再次成为先行者。1998年建设银行行长任内，周小川开始推动解决不良资产的改革，以剥离建设银行不良资产为目的而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
在周小川的视野中，解决中国不良资产可利用的资源有下列几个，一是财政资源，动用财政收入补 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市场资源，利用上市在市场上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即所谓再注资；三是“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即通过通货膨胀侵蚀银行负债方的利益， 让储蓄者的银行存款贬值损害储户利益为银行减负。他提醒，不到万不得已，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种方法全部用到，只不过前两种占的比重较大。周小川本人使用的是利用市场为国有银行再注资的办法，此后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等几大国有银行都走了这一条路。周小川模仿美国为处理储贷机构危机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机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后来陆续被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效法，成立赫 赫有名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而中央政府也以成立汇金公司进行注资、发行低息特别国债等办法予以扶持，总数不下上万亿元人民币之巨。
经过注资、包装，06、07年的集中上市，除农行之外，其他大金融机构悉数上市。到今年上半年，13家在境内外上市的银行利润飙升57%，净利润1344亿元。而对应四大银行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转型成为投资基金等公司，这成为周小川行政铁腕的一个成功丰碑。
推动银行业改革的“慢过程”
对于国有银行的这一场改革，尽管有些不同意见，比如改革成本由财政承担，汇金挪用外汇注资与 直接增发人民币无异等，但平心而论，除非推倒重来，我们也找不到比现行模式更好的办法——隐性剥夺不会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弹，而金融机构度过险滩使全体国民 躲过了金融危机的大动荡，如今居然挟人民币之利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并购者，其成本也许并不算太高。
周小川近日撰文表示，在果断处理危机的同时又不过度反应，是寻求微妙平衡的艺术。周小川认为，不应当拯救那些因自己因素而犯大错误的机构，以免产生道德风险。如果对实体经济和社会信心的影响确实太严重，有可能引发系统性连锁反应时，就要及时果断出手。这段话并不针对大型金融机构拯救运动，却贴切地反应出周小川始终如一的观念。
周小川也指出，看金融机构改革的“快过程”，力度是很大的：大型银行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发行上市，这些做得比较快，取得了效果。但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慢过程”，你不能指望一天就有什么大变化，但也在逐步进展。这也许是激进者对渐进方式的妥协，也是市场派向现实的妥协之处。
也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周小川一直以各种市场化的手段来救治金融机构，比如提倡混业经营，顶着巨大的压力为管理层持股与员工持股辩护。而周小川以前的战友、现任的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就希望以管理层持股为突破口，整治内部治理结构。
实际上在周小川担任建行行长时，就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现在郭树清在完成周小川未竟的使命。
但这又是一个死结，而且难以回避以往国有股减持损民自肥的老路，连损投资者肥社保基金都折戟 沉沙，银行持股自然是阻力重重，别说在市场，就是在道义的角度都引起巨大反弹。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市场国家会把公共财政大笔注资、在资本市场溢价圈钱的企 业当作上好美餐，奉送给管理层。
此处触及周小川的一个命门，他希望彻底解决中国金融体系问题，让国有银行步入市场运作的良性 轨道，而提出的方案却被质疑违反起码的市场公平交易规则和有损市场根基。虽然，周小川早在80年代就提出的金融混业经营的方案已经大力推行，可能发展成为 主流模式取得成功，但其管理层持股等方案却难以获得各方首肯。
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面临两难
对于利率市场化，周小川颇为自信，表示“利率改革的步子已经迈得很大，主体部分已市场化。银 行间市场已没有任何利率管制。如果说利率市场化还有差距，无非是指对贷款利率还有下限，存款利率还有上限。……现在之所以保留对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的管理， 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财务软约束下不计成本的竞争，防止一些机构高息揽存。从企业角度看，真正声誉好、评级高的公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公司债、短期融资券 等筹资，其利率是市场化的”。
正因为对利率市场化的信心，周小川才对利率市场化的渐进十分有耐心：“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是由改革现阶段的配套性决定的。利率市场化不能在周围部队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孤军突进。从改革的配套性看，利率市场化已经走得很快、很靠前了。”
而汇率市场化目前正处于起步的关键时刻，这是近两年全社会的重点议题，当然也是央行行长最关切的问题。
周小川屡次在公开场合对1994年的汇改表示赞许，甚至流露出沾沾自喜之态，认为正是94年以及以后的汇率改革保证了中国不被东亚金融危机击垮。1994年实行由钉住美元转而钉住一篮子货币、实行有浮动的汇率管理体制，时值周小川在中国银行副行长任上。
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外管局局长，次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 这期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度过 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此种种，汇率成为周小川心中解不开的情结。
但1994年、1996年显然都只是周小川汇改设想中的一小步，他多次强调，“我们将进一步 推进改革，以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项改革是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要综合考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和国际收 支的状况，考虑银行系统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进展，还要考虑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因素，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稳步推进这项改革。”
周小川一直强调汇率改革的主动权，但汇率市场化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他曾扼要但却非常准确地谈论过这个信念：货币自由则优，不自由则劣，货币不自由表明当局信心不足。这是周小川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最明确的表态。
但他同时处于两难之中，表示“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当然，一个汇率市场派人士的短暂犹豫绝不代表对市场失去信心，而只表示对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达到市场化的目标心中没底。
在最近关于汇率的大争论中，周小川重新亮明观点，防范和应对危机要求提高对本国货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保持币值稳定，实行灵活的汇率，保持本国货币兑换上的信心，提高经济应对各种冲击的适应性。市场之里尽露无遗，这是周小川无法更改的信念。
流动性过剩困境
1994年的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浮动是表，管理是实质。虽然解决了外汇不足、出口竞 争力增强等问题，同时带来了另一问题，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被牢牢绑在美元这架战车上，随着外汇的增加，央行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完全失去了货币政 策的主导权，以此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也围绕着出口经济与投资经济而转。
按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根本性的货币政策也应该随之调整，但经济一旦患上路径依赖症，整体经济的格局由此打造，岂是那么容易转变的？
在1997年外汇储备到达1000亿美元时，周小川表示“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等到了10000美元亿时，大喊“已经够了”。但市场有自己的逻辑，即便央行行长也无法阻挡这种逻辑发生效用。
随后无法抑制的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泡沫的浓烈气息让人闻到了中国经济中深度陷阱的不良气息。央行在2003年最早警示房地产泡沫的风险，绝对不是因为预测准确，而是对于货币与泡沫的生成机制心里有数。
汇率必改，央行对此没有动摇，关键在企业的承受力。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向在座的企业家们焦急喊话：“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你们到底准备得如何了？”
周小川在胡晓炼履新外管局局长时，同样叮嘱，“希望外管局领导班子认真总结1994年以来深 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国家整体的改革开放中不拖后腿。”近期境内资金大笔出行海外，而外管局出面推行的港股直通车， 将央行希望从汇率制造的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中解套的焦虑心态显露无疑。
圈圈中的改革
央行的货币政策遭遇双重掣肘，一是美联储的政策，二是国内的行政。周小川的汇率与利率市场化 改革都遭到了利益的杯葛，与行政权力对央行独立性的挑战。常常有人把周小川比作格林斯潘，周小川与格林斯潘有着天壤之别，在央行从计划经济下的财政部出纳 身份脱胎未远时，他的一切货币政策只能随着宏观调控的指挥棒起舞。
汇率改革伤筋动骨，绝非旦夕间可成，经济久烧不退，行政督导的大棒已经迎面而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一基调通过种种高层会议向外释放，而各种窗口指导对银行信贷的具体干预也纷至沓来，甚至到设定某个城市提取一定现金金融上限的可笑地步。
这一结果也许是周小川不愿意看到，却是不得不品尝的苦果。渐进式的改革是填平一个陷阱之后生成另一个陷阱，只要陷阱一个比一个浅就是改革的成功。这是对周小川渐进改革通向市场之路耐心与决心的严峻考验。
这位说话越来越格林斯潘体的央行行长终于清楚地表示：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我们不难理解周小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欢迎倒逼式的改革，“外部有压力，也不是坏事，说明改革应该走得快一些，各项工作应该抓得紧一些，否则这个矛盾有可能得到积累。”
这种倒逼式的改革可能是周小川加快对外开放的出发点。事实上，不仅周小川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之梦，我国所有的改革都带上了倒逼的痕迹，是在现实历史框架下从政者的必然之选。
周小川已经经过了金融机构拯救运动的考验，利率市场化考验进行到一半，汇率市场刚刚启程—— 他能够完成这些市场化重任吗？从现实的约束条件看，的确很难。也许在货币市场上，周小川仍然会留下一个完成了一半的行动，留待后人收拾。有幸运突破一层又 一层体制性风险的人，可以演绎成传奇，而绝非史实。
2002年12月5日，距今五年前的一个论坛，周小川发表《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主题讲演，系统阐述一以贯之的市场化观点，对于市场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信任。
“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deregulate)也就成为必然的趋 势。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我们也在与时俱进，考虑逐步向负向清单转变，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 让他们发展和创新，以此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如果市场在某些方面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我们就应交给市场去做。”
这是他的信念，也许言行并不一致，但这是历史的选择，而非个人的选择。
当年在发表这番话之后，周小川很快离开了证监会。这次总结陈辞，也许是在经历打击之后的一次心情流露，也可以视作一个渐进却不怎么善于妥协的市场派人士，对于资本市场的一次致意。
看回周小川多年的观念变迁和实际作为，我们才发现，他激进为里渐进为表、市场为里行政为表，历经几十年而未变。
给行长打分
本刊记者 安库雷 采访整理
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五年多的时间里，周小川最主要的工作包括：
1 持续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
2 由决策高层拍板，周小川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行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扩大，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
3 逐渐推进金融开放，允许外国的金融机构进入，开放了一些对外投资的渠道。
茅于轼：
评价汇率改革：汇改基本上是失败的。你可以看我写的那篇“人民币汇率调整像龟兔赛跑”，我说 了，人民币的汇率自从两年前开始了所谓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变，调整的速度像乌龟跑路，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却像兔子的速度。结果是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的 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得赶紧提升人民币的汇价，如果一直拖着，将来的困难会越来越大。但目前最终决策权太集中，很难推进。
评价金融开 放：金融必然要开放，为什么，就因为现在金融业的问题太多，金融业是我们改革最失败的领域，这已经是普遍承认了的。但我们现在的金融开放都是对外资，中国 的金融业必须先向老百姓开放。开放金融业，对老百姓最大的好处就是多了更多选择，不用再去那些低息的银行存钱，不用再买那些充满泡沫的股票了，我看这是主 要好处。
胡星斗（民生经济学家）：
评价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国人购买进口产品，包括那些奢侈品，付出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出国旅游读书也更加划算，有车族也可能享受稍微低一些的油价。但是呢，中国企业的出口会大受影响，中国沿海大部分民企是做出口的，这样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成本，有可能让失业者增加。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评价金融开放：关于金融开放这一块，放宽了出国外汇兑换，对所有出国旅行读书的人来说，更加方便了；允许外国的金融机构进来，包括外国的保险公司和银行等等，不仅是带来了服务和产品，更主要的是带来了标准；开放了一些对外投资的渠道，比如QDII产品陆续推出，为中国居民投资海外提供了渠道。
评价银行业改革：我并不觉得把财政的钱给银行，从经济角度说，有什么失误，相反，银行由坏变好，股票从一元升高到六七元，反而是升值的。另外，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造，一方面可以让民众享受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企业变成上市公司，民众可以买他们的股票，分享他们发展的成果。
周洛华：
周小川主政央行期间，正好是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会议提出的任务，主要是解决银行体系和金融机构的问题，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很大，现在5－6年过去，人民银行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任务。
我对人民银行今后的工作有一些期望，希望它能制定出台人民币的发行机制，来规范和约束人民币的发行机制，而不是简单地收到1美元，就发行8元人民币。中国的《人民银行法》要求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个要求应该体现到目前央行的货币政策中，而不能只保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