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问疾 民族萎靡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

其实这位女真族的皇帝是赚了便宜又卖乖，这种鸡来随鸡、狗来随狗的“顺民”，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吗？
《元史 世宗本纪》有一段记载也很有意思：

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

如果那些宋朝的降将知道将来岳飞、文天祥等抵抗异族入侵的英雄，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教部门排除于“民族英雄”的行列（当然，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对汉族造成白骨如山灾难的人，仍然可以继续被称为“民族英雄”），他们更会庆幸自己的选择。
相对于宋朝，明之末世更令人慨叹。一个当时地球上最富强的天朝大国，竟然被一个人口只有他几百分之一的蕞尔野蛮民族以急行军的速度征服！明亡后侨居日本的遗民朱舜水在其《中原阳九述略》开篇《至虏之由》劈头第一句就是：“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虽然本文重在揭露明末社会腐败，但在历数士大夫、缙绅之罪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是以逆虏乘流寇之讧而陷北京，遂散布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以贪利之心，兼欲乘机而伸其抑郁无聊之志，于是合力一心，翘首徯后。彼百姓者，分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其心既变，川决山崩。以百姓内溃之势，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财；以到处无备之城，怖之以狡虏威约之渐。增虏之气以相告语，诱我之众以为先驱。所以逆虏因之，溥天沦丧。

对“强吞虎豹势如蜂”的满洲强盗“翘首徯后”甚至为之“前驱”，这样的民族，知道民族尊严是何物？
清兵入关后的屠杀，以扬州十日最为惨绝。亲身经历过这场屠杀，九死一生、幸免于难的扬州人王秀楚，在其《扬州十日纪》中记满洲兵卒在屠杀间隙，面对向他们献媚乞怜、无所不至的汉族败类，发出这样的慨叹：“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
在经历过明清易代之际的浩劫轮回、沧桑消磨之后（这个过程消磨去的大都是民族精华），苟延残喘的汉族幸存者，在满洲统治者的淫威肆虐、邪祟熏染之下，“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新旧臭皮囊”，所谓民族精神，更是到了历史低点。顾炎武曾经慨叹：

昔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而秉礼之邦，守道之士，不绝于书，未若今之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几乎息之秋也。

当此天崩地解，邪祟流行之际，“正人心急于抑洪水”。而正人心之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人们的国家、民族观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在这一时期提出，也就并非偶然了。
《红楼梦》作为清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惩创人心”的神圣使命对于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虽然在《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民族观念（华夷之辨）比今天简单，但却是比今天更敏感、更危险的话题。可作者还是不怕“肝脑涂地”，勇敢地表现民族意识甚至反满思想。除了书中无数隐晦的、象征的“诡词”外，甚至也有明目张胆的描写。
我曾说过，打开《红楼梦》迷宫唯一的钥匙——通灵宝玉就是“心”的象征，通灵宝玉上的铭文具有全书总纲的意义，也是对一个被征服、被奴役、痼疾深重的民族最严厉的批评，最沉痛的叮咛，最神圣的诫命。其中的“莫失莫忘”，除了告诫人们应记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历史事实外，还要记住“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而“二疗冤疾”之“疾”字，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这种记忆的丧失和这种意识的严重缺乏。

二
《红楼梦》的作者，与当年作《春秋》的孔子一样，不能将自己的改制主张深切著明，见之实行，只能史外传心，托之空言。通灵宝玉是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心”的象征，而“言为心声”，所以贾宝玉衔玉而生。至于贾宝玉另一件饰品——“文采辉煌”的金麒麟，作者宗法《春秋》、史外传心之意，不啻明言。《红楼梦》成始成终的人物甄士隐（真事隐）与贾雨村（假语存），亦关乎“立言”之旨。其实所谓“真事隐”，应该是“真义隐”。真事既隐，则所存者无非假语；借事明义，又何管是真是假。言外有人，人外有世，道不虚明，言不孤立，在善读者自得之。
在《红楼梦》中，甄士隐与贾雨村不仅是结构性人物、寓意性人物，还是两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代表。通过对二者的褒贬进退，作者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的凸现出来了。
甄士隐，名费。其名字出典于《礼记 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郑玄注云：“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中庸》原文这句话的上一句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郑玄之注，即承此句之意。唐孔颖达疏云：“言君子之人，遭值乱世，道德违费则隐而不仕；若道之不费，则当仕也”。毫无疑问，甄士隐名字寓意，有取于此。太平闲人更把甄费之“费”解释为“废”，又引导读者往《论语》：“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曹雪芹“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而襟怀洒落；甄士隐看破红尘，遁世无悔，明显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在今天某些历史学家和所谓历史小说家笔下，乾隆朝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弘历是真正的千古一帝。《红楼梦》创作的时期，正弘历年轻气盛，发奋作为之秋，政治之清明在历史上也少有。但曹雪芹仍然视之为“道德违费”的“乱世”，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这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生活在今天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的中华大家庭的各族人民，可能无法体验“首崇满洲”政策下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岭南遗民表率屈大均《道援堂集 澹足公阡表》记其父屈宜之语云：“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首，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汝其勉之。”其《广东新语》卷十二记《僧祖心诗》有云：“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红楼梦》一书，以传奇为《春秋》，无限沉痛，血透纸背，无非是宣扬民族大义，无非是呼唤汉族政权的重建。
小说第一回交待贾雨村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湖州人士，寄居葫芦庙中，卖字为生。太平闲人这样解释其名与字：

化，变化也。能变一时之非，则假亦可化而为真，奈何其不化也。有多少期望意。又，化话同，便是村言。又变化飞腾，及时通显。一名一字，中边俱彻。

当然，太平闲人未免言之未尽。所谓“葫芦庙”者，“胡虏”之庙堂朝廷也；所谓“寄居”者，即“反认他乡是故乡”，寄人篱下也。“卖字”者，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此种人达权识变，与时浮沉，侥幸行险，苟且富贵。为汉奸叛臣，为变节贰臣，为世俗之所谓识时务之豪杰，而不足谕于耿介、气节。
所谓金陵十二钗，虽陷溺有浅深，品类难齐，但大都与贾雨村为一路。贾雨存在中秋夜所吟一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关合林黛玉、薛宝钗。无论“求善价”也好，“待时飞”也罢，皆所谓英雄不甘寂寞，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于是昧于大义，不择出处，一失足成千古恨。林黛玉“抛父入京都”，行已亏而心未变，质本洁来还洁去，而为法受过，引人嘲笑，亦咎由自取，“莫怨东风当自嗟”。
当然，曹雪芹的礼法观念未免太严峻了，有治乱世用重刑之意，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沧海横流，人心陷溺，存天理，灭人欲，亦救时之猛药。如果天下人都和顾炎武一样坚贞耿介，《红楼梦》完全可以不作。
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论元代汉族士大夫，对我们了解《红楼梦》论人的标准，亦有帮助：

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数，然人众亦能胜天。当时若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使其能如夷、齐之不食周粟，鲁仲连之不帝秦，田横与其客之不臣汉，龚胜辈之不事莽，则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与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久安于中国哉！然则元君之所以盘踞中国九十余年之久，实中华之人维持辅翼之而然也。秉忠辈盖随世功名之士，许公自负为圣贤之学，而亦为夷主屈耶？《春秋》之法，尊中国，抑夷狄，鲁、齐于夷狄，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

清末民国之际，民族革命的倡导者们（尤其是章炳麟）对仕清的汉族士大夫类似批评，也连篇累牍。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确有所见，惜乎不能知类通达，更进一层，而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一一落实，入了“以史证诗”的窠臼，高叟之固，局促辕下。

三
《红楼梦》表现民族意识，最突出的是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回曾被某些红学家视为最具自由和喜庆色彩的篇章之一，也是整部小说回光反照的转折性篇章。当代青年男女聚会，多模仿群芳夜宴的形式，男女杂坐，传杯而饮，其乐陶陶。其实曹雪芹不过演郑所南《心史 大义略叙》所说的“辫发囚首，地坐无别”、“杂坐喧溷，上下同食，举杯互饮，不耻残秽”的“夷狄”、“禽兽”之风而已。所以脂批斥之为“邪鄙”、“淫荡”，太平闲人批曰：“淫艳”、“造孽”，虽然不可以古诬今，犹不可以今律古。但从卫生防疫的角度，群芳夜宴，也不是文明用餐方式。《礼记 曲礼》曰：“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可贾宝玉“进德修业”，直欲同床而眠，“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止”。孽海沉沦，背礼乱常，至于此极！
于团花锦簇、酒酣梦香时挥舞民族大义的森严斧钺，未免败人兴致。好在戚序本这一回中还有一段堪称《红楼梦》中最敏感的“闲言”。这段文字长达一千五百余字。有意思的是，它在文字狱极端严酷的早期流传的抄本中存在，在文字狱淫威减弱后的清朝后期各种刊本中，却被“大刀阔斧”的删去了。为了醒目，全文引用：

因又见芳官梳了头，挽起簮（原字为上髟下赞）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又说：“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儿带，脚上穿虎头盘云五彩小战靴，或散着裤腿，只用净袜厚底镶鞋。”又说：“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又说：“既如此，你出门也带我出去。有人问，只说我和茗烟一样的小厮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来。”芳官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为妥贴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贾府二宅皆有先人当年所获之囚赐为奴隶，只不过令其饲养马匹，皆不堪大用。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銮带，穿折袖。近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发，好便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层手。李纨探春见了也爱，便将宝琴的祰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头上两个丫髻，短袄红鞋，只差了涂脸，便俨是戏上的一个琴童。湘云将葵官改了，换作“大英”。因他姓韦，便叫他作韦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何必涂朱抹粉，才是男子。祰官身量年纪皆极小，又极鬼灵，故曰荳官。园中人也唤他作“阿荳”的，也有唤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说琴童书童等名太熟了，竟是祰字别致，便换作“荳童”。因饭后平儿还席，说红香圃太热，便在榆荫堂中摆了几席新酒佳肴。可喜尤氏又带了佩凤偕鸳二妾过来游顽。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来的，今既入了这园，再遇见湘云、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二语不错，只见他们说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凭丫鬟们去伏侍，且同众人一一的游顽。一时到了怡红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凤、偕鸳、香菱三个人笑在一处，问是什么话，大家也学着叫这名字，又叫错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驴子”来，引的合园中人凡听见无不笑倒。宝玉又见人人取笑，恐作贱了他，忙又说：“海西福朗思牙，闻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如今将你比作他，就改名唤叫‘温都里纳’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说：“就是这样罢。”因此又唤了这名。众人嫌拗口，仍翻汉名，就唤“玻璃”。闲言少述，且说当下众人都在榆荫堂中以酒为名，大家玩笑，命女先儿击鼓。平儿采了一枝芍药，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热闹了一回。因人回说：“甄家有两个女人送东西来了。”探春和李纨、尤氏三人出去议事厅相见，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佩凤、偕鸳两个去打秋千玩耍，宝玉便说：“你两个上去，让我送。”慌得佩凤说：“罢了！别替我们闹乱子，倒是叫‘野驴子’来送送使得。”宝玉忙笑说：“好姐姐们，别玩了，没的叫人跟着你们学着骂她。”偕鸾又说：“笑软了，怎么打呢﹖掉下来栽出你的黄子来。”佩凤便赶着她打。

这段“闲言”，与七十八回的“鬼话（姽婳）”都显得突兀异常，犹如赘疣，但皮里阳秋，皆关全书大义。中国古代是男性社会，《姽婳词》则以弱女子愧士大夫。借清初传闻的青州林四娘反抗清朝暴政、怀念故国的故事，嘲笑那些奴颜婢膝、“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汉族士类。这段“闲言”，同样是为着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其中明确提到了被汉人视为胜于弑其君父的两件奇耻大辱：剃发改衣冠。
读者也不难从这段“闲言”中读出与胤禛《大义觉迷录》唱对台戏的倾向。表面上，关于“中国”与“夷狄”的关系历史，曹雪芹有点重复《大义觉迷录》：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之臣民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毫无疑问，曹雪芹在这里绝对不是赞美满清“德教弘敷”，寰海尊王，而是借以说明当时是“溥天沦丧”，腥秽弥满，“乾坤或几乎息之秋”。
胤禛在《大义觉迷录》中再三引《孟子》“舜东夷人也”，为满清的正统地位辩护。据《史记 五帝本纪》，舜是颛顼的六世孙；《孟子 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则孟子之所谓“东夷”，是指方位，而非种族。胤禛竟有偷换概念的本领。《红楼梦》说“当今”是“大舜之正裔”，我们不相信满清“朱果发祥”的鬼话，但爱新觉罗氏与虞舜的血缘关系，更无从谈起。则曹雪芹是借用《孟子》“舜东夷人”，明言“当今”是正宗的夷狄。
《大义觉迷录》于《红楼梦》都是“觉迷”之书。但两者的取向则恰恰相反。胤禛所说的“迷”，是汉族人民中残存的民族意识；他“觉迷”的目的，是想彻底清除汉族人民的这种意识，认同实质上是“首崇满洲”的民族压迫，使爱新觉罗氏政权长治久安。《红楼梦》则把胤禛这种“觉迷”视为“迷”，斥为“邪祟”，在所必除。发扬光大民族意识，“莫失莫忘”。

四
如果说一个民族缺乏自尊自强意识，应该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方能得出结论。《红楼梦》中也有这样的比较。
小说第五十二回潇湘馆冬闺集艳，薛宝钗欲起诗社，第一个题目是“咏太极图”，薛宝琴以为没什么趣味，接着讲了这样一故事：

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他好看，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官司，烦他写了一张字，就写他作的诗。

真真国女儿作的是一首五律，诗云：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呤。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

众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这里的“众人”，包括当时在座的宝玉黛玉、宝钗、宝琴、湘云、岫烟、香菱七人与小螺、紫鹃两个丫鬟。其中湘云、香菱是在宝琴背诵这首诗之前，宝钗特意让小螺去叫，等了“半日”才来的。这些人都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如此郑重其事，又对此诗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因此真真国女孩和她的诗，都不应轻易看过。
有些研究者认为，真真国女孩是薛宝琴自况，那首诗也是薛宝琴自己心迹的吐露，并隐喻她未来的命运。虽然二者之间并非全无影响，但这样解释，过于着实了些。
薛宝琴在《红楼梦》中，是素王的化身，完美的符号。素王托古改制，故其作诗，善于咏史。意境阔大，寄托深微。五十一回新编怀古诗，也与历史有关，所以其中有“今古”二字，所以此诗要特地请史湘云与香菱来听。古人以史为鉴，太平闲人在第一每回甄英莲名字下批云：“香菱，镜也，风月宝鉴所自出”。“汉南”，本意是汉水之南，出典于南北朝时期庾信的亡国悲歌《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年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个外国少女（其汉学修养超过一般博士），即使她想找一个黄皮肤、面孔平板、吃辣子、拖着油辫子、穿着丑角衣服的老俵做情人或丈夫，也没有关心这个地区气候的必要；而薛宝琴本金陵人氏，她的婆家又在京师，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也不用放心不下。
太平闲人心为真直国女儿诗中的“汉南”，是指荆楚，潇湘。《红楼梦》对这一带倒是非常关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号“潇湘妃子”。第三十四回题帕三绝中有“湘江旧迹久模糊”之句。第五回史湘云判词，又有“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之语。湘江是古圣帝虞舜驾崩之后，娥皇、女英泪血斑驳之地。而南明最后一个帝王永历帝朱由榔在云南为吴三桂所害，标志着明祚之终。所以小说第二十七回有四月二十六日未时交芒种节之说，第二十九回清虚观张真人说他四月二十六日又有做遮天大王圣诞的举动。芒、明二字，古音相同，九回清虚观张真人说他四月二十六日又有做遮天大王圣诞的举动。芒、明二字，古音相同，遮、朱亦相近，所谓芒种节，实为“明终节”，即明朝亡国纪念日。林黛玉在这天所作的《葬花诗》，亦有《国殇》、《哀郢》之痛。所谓遮天大王，实指“朱天大王”，即明朝帝王。四月二十六日为全书中最重要的一个历点，也是令汉族子民百世伤心的一个日子，虽然传闻异词，旧迹模糊，但“焉得不关心”。
中国南方，是满清最后征服地区，距离统治中心又较远，这一带反清运动有光荣的传统和雄厚的群众基础。《孽海花》第二十九回说产生于清朝前期的反清秘密会社哥老会“起点于湖南，而蔓延于长江上下游”。曾朴说这些人：“他们甘心做叛徒逆党，情愿去破家毁产，名在哪里？得在哪里？奔波往来，为着何事？不过老祖传下这一点民族主义，各处运动，不肯叫他埋没永不发现罢了”。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在同《伦敦被难记》俄译者谈话中指出：“在我们的中心省份湖南和湖北，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都参加了秘密会社”。可见中国南方，不仅春色历历，而且其深如海。曾静、张熙，并不是个别现象。最终辛亥革命暴发于这一地区，也有其历史原因。
清代是中国古代学术百川汇海的总结性时期，“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的学者数不胜数。真真国女儿的这首五言律诗，虽然神韵缥缈，但并不是特别出色，也就是清代王士祯门下弟子的水平。毫无疑问，所谓“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乃指诗中梦萦朱楼，关注汉南的深情。这句话从另一个方面讲，无疑是对某些不知民族大义的“中国人”的有力鞭挞，包含着无限沉痛。

五
中华民族以儒教立国，儒教的社会理想是遐迩一体、兄弟四海的大同世界。她立足于国家民族本位，但排斥狭隘的民族主义。儒家所谓“中华”、“夷狄”，不单纯是种族概念，还是代表“文明”、“野蛮”的概念。韩愈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会讲《五经》，关注汉南的真真国女儿，亦可进于中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她属于“文化中国”。犹太人流寓世界各地，是最不易同化的民族，但唯独在中国却完全被同化了，正由于中国是最尊重其他民族、最能兼容并包、廓然大公、柔远悦来的国家。联想到今天的世界，种族主义仍然是万恶之源，但我们古代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却大都能和平共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即使是满清统治者，他们能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缓和民族矛盾，与汉族士大夫合作，创造了封建社会最长的“盛世”局面，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问题，是最终人类要克服的东西。但即使人类到了告别民族主义的时候，也不应忘却或回避历史上民族矛盾。何况今天的世界，人类还没有实现大同，国家、民族之间，有时仍会发生矛盾、冲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也都没有过时。而中国由于这种观念的薄弱（与其他民族相比），往往缺乏对外部侵略的警惕和对民族危机的关心，在剧烈的民族冲突中，有时缺乏舍生取义的精神，容易充当被征服者的角色，动辄“吾其左矣”，“吾其辫发矣”。于是，五胡云扰之后有辽、金之后有蒙元，蒙元之后有满清。《红楼梦》是“原始要终”之书，作者以及当时民族人民最应该反思忏悔的，就是为什么泱泱中国，会被蕞尔满洲以急行军的速度征服？为什么满洲统治中国，已过百年，仍如日中天？
本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也是由于他们了解（或自以为了解）中国这方面的“国民性”，想重温满洲之梦。日本侵略军一边挥舞屠刀砍杀中国人，一边骂着“满国奴”。甚至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之后，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还于1937年8月5日发表这样的高论：“尽管支那出现了举国的抗日热潮，但决不能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些支那人。在支那，只有‘社会’而无‘同胞’可言，假若有一亿支那人，那么至少可以说其中的八千万是丝毫不具备国家观念的苦力……”。毕竟有了宋明末世的惨痛历史教训，这次日本侵略者打错了算盘。但即使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我们的国家民族观念仍有待加强。当然，有些外国人已习惯了中国软弱可欺的“韬晦”形象，尝惯了瓜分蚕食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甜头，看到你稍有觉悟，也许会莫名惊诧，称之为“义和团情绪”。但他们忘了，正是义和团极端狭隘、非理性的民族主义，阻止了列强对中四的瓜分狂潮。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如果不产生这种情绪，中华民族将沉沦孽海，永无得救的希望。
儒教文化直到今天仍在东亚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在其他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孽海花》第二十九回，日本义士宫畸豹二郎（原型是宫畸弥藏）说中国“实是东亚黄种的明灯”。1989年诺贝尔奖金基金会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说：“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两千五百年的孔子那里汲取智慧”。这段话曾被作为中央电视台卡通片《布衣孔子》的片头字幕。外国人鼓欢与否，并不能决定我们对待自己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扬和公正的评价，却应该使二十世纪中国那些个自虐狂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所谓传统的叛逆者感到惭愧。
中国为创造儒教文化的主体，自古为周围邻邦所向往和尊重。甚至连儒家内中华而外夷狄、尊华攘夷的思想，也为儒教文化圈内的各国所接受。当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朝的叛变，使原来的辽东都护司成为明朝的敌国，而其同母弟舒尔哈齐却忠于明朝；乾隆时弘历对反满思想进行清算，而其时其本家、奉恩将军舒尔赫，仍“惓惓故明”。清康熙近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其曾祖为海西女真之夜赫部首领金台什，亦为明朝藩属，徐乾学在为纳兰性德所作墓志铭中说：“太祖高皇帝举大事，而叶赫为明外捍，数迁使谕不听，因加兵克叶赫，金台什死焉”。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载费念慈致缪荃孙信，提及《饮水词》中“斜日十三陵下，过新丰猎骑”等词句，说：“容若以故国王孙，胜朝忠裔，遂有家国飘摇之感”。确实，纳兰性德之“故明”，较之某些明朝遗老，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曹寅《题楝亭夜话图》：“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如今读《红楼梦》者，亦比比皆是，知道“包衣下贱”曹雪芹心事的人，也不多。

六
《红楼梦》中的真真国女孩子，像是西洋人。这令人联想起明末西洋人也有参加抗清战争的。如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就有携红衣大炮，为王前驱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保卫汉族政权，血染沙场。永历帝曾因此豁免葡人每年五百两的租金。南明瓦解前夕，许多汉族人不愿做满洲顺民，“蹈海孤臣耻帝秦”，澳门便成了他们出亡海外的主要通道。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汉族子民从这里挥泪告别祖国，为了在漫长的航程中得到天妃的保佑，他们对澳门的标志性建筑妈阁庙，作了大规模的修缮。这些人也许受到其他海外各国的影响，民族情感特别强烈。在后来光复中华的历次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雍乾之际，洪门内部即有“水面天子来扶名朝”、“海外天子来扶明朝之说”，乾隆十二年，又有“西洋出的幼主，名朱红锦，系明后裔” 之说。清末民初曾朴创作《孽海花》，原计划以“海外运动”作结，亦自有深意。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在世界进入万国交通的国际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马克思在作于1853年5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解释满清政府之所以闭关锁国的原因：

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363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

敢情老马也看出中国缺少民族主义思想，竟需要“外国人”人鼓动。
朱由榔作为明朝最倒霉的一个皇帝，就曾受到外邦人最大的同情和支持。甚至在他做了吴三桂的俘虏以后，竟有一些满洲将士，欲奉他为“真主”入秦，为不世之功。可惜就在他们计划停当，割辫而起之时，“为下所泄”，遭到了原明朝镇臣吴三桂的血腥镇压，章京以下两千多人惨遭杀害。
“路不平，别人踩”。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二百多年间，当无数中国人沉沦邪秽，忘其根本；当无数汉族文人阿媚清廷，歌功颂德，把皑皑白骨都说成天降祥瑞，却有外邦人士为汉族报不平。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四十六年（乾隆三十五年），英宗对臣下把清帝诏书与明帝诏书放在一起，大为不满，说：“神州陆沉，今过百年，而若其尊周之心，未尝一日忘也。今以堂堂天子之诏，混置虏敕中可乎？”这种情感，在朝鲜民间也很普遍。郑乔友《南明纲目 序》：“林泉章甫之流，揽万历、永历之旧历，涕而泣焉。妇孺童稚之愚，得崇祯、弘光之通宝，爱而珍之。闾巷流俗，吃除夕之馒头曰‘蛮头’，破上元之胡桃曰‘胡头’……。则是孰使之然哉？岂非本朝三百年不忘明家之义欤？”1674年，其时当清康熙十三年，日本人小林叟发篡《华夷变态》一书，其自序有云：“崇祯宾天，弘光陷虏，唐、鲁仅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促灭朱明，盗窃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华也；变也，非常也……顷闻郑氏传檄各省，有恢复之举，虽其将来成败，不能豫知，而其精诚足以格天地而泣鬼神，苟得遂初心，使沉舟复陆，则异邦人闻之，不亦快乎？”辛亥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斗争，也受到一些外国义士的帮助和支持。这在《孽海花》中也有反映，以第二十九回为例，广州起义前夕，青年会（兴中会前身）会员陈千秋（原型为日本横滨侨商陈清）到上海，本想“特色几个伟大人物，替会里扩张些势力”，谁知找来找去，除了那些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之徒，其他人中，也“竟无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倒是在日本浪人中，找到了一些“声气相通，山钟互应”的义士。其中的南万里（原型为日人平山周可）刚刚从真真国女儿特别关心的湖南回到上海，他在湖南会见了哥老会领袖毕嘉鸣（原型为毕永年），调解了三合会与哥老会的世仇（后来两会合于兴中会）。日本曾有一部反映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义士为光复中华贡献青春生命的电视剧，叫做《无以名之》，其实是有以名之的，那就是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儒家传统思想使之如此。也是在《孽海花》的这一回，青年会在广州商讨起义之事，有一个英国人摩尔肯（原型为英国人摩根）前来通报信息，他还对孙一先（原型为孙中山先生）说：“兄弟在英国也组立了一个团体，名曰‘中文会’，英文便是“Friend of China Society，设本部于伦敦，支部于各国，遍播民党种子于地球世界。将来贵会如有大举，我们同志必能挺身来助的”。这些人虽然未必能通儒家五经，但却都堪称是真真国女儿的后身。
今天有很多中国人，陶醉在歌颂满清帝王丰功伟绩的肥皂剧中，数百年前的民族耻辱，诸如屠城、掳掠、圈地、剃发，更衣冠，逃人法、满洲债，文字狱……种种暴政虐行，已没多少印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才过了几十年，忘却的救主也快要甚至已经降临了。偶尔读到原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先生的《我看韩国》一书，韩国由于历史上曾受日本的侵略，至今不准用日语作广告，不准映日本电影，不买日本货。而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腾飞，与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意识是分不开的，对拒不公开认罪并且对国民隐瞒真象的日本政府，对那些还在美化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日本右翼势力，也是一种有力的回击和警告。冯先生在书中还写到他访问韩国一段奇遇。那就是见到了明朝遗民的后裔，至今还在奉明朝永历正朔，甚至戴明朝网巾的冯氏本家！
与恩仇分明，以直报怨的韩国人相比，今天的某些中国人，尤其是某些红学家，也应感到惭愧。当我们的“人民公仆”坐着本田、丰田，碾压过几十年前日本兽兵活埋中国同胞的万人坑时，他们地否感到过不安？当我们听到有良知的日本人（如东史郎的辩护律师）批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讲得太少的时候，我们又是什么感觉？
仁恕是人类古老的美德，但如果一个民族宽柔以教，徒然使她屡招外侮，并使外敌肆无忌惮地屠杀蹂躏掠夺以后，还要享受以德报怨的优待。在享受了以德报怨的优待以后（也许还要领略“增进传统友谊”的慰安曲），还要嘲骂你是一个奴性的、劣等的民族，难疲乏这个民族不应该深刻反思吗？
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以红学泰斗自期的周汝昌先生，他认为《红楼梦》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惟独不能提民族问题。在《红楼新证》第三章《籍贯出身》，说清朝开国百年之后的曹雪芹，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亡国”、“思明”的说法，放到他身上，“令人感觉滑稽”。他又在《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上发表的“获奖论文”《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中重申这个观点。周老生认为，如果说曹雪芹是明遗民，那么他“应生于明亡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如此，他必须至少是个寿逾一百三十岁而尚未停笔的‘作家’才对。只这一点，就使索隐派失去了基本的理据”。
也许周老先生会大呼“见鬼”，就是在今天，在南韩，仍有“明义会”、“明遗民”。据1990年8月12《人民日报》第7版张未驰《“大明遗民”故国情》：“现在，这支‘遗民’共有2800人”。孽臣孤子，灯灯相传；沧海成田，犹衔木石；神州春回，尚余鹃血。他们的丹心碧诚，岂周老“滑稽”二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