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通过媒体发言，是知识分 子的责任 这个时代的学者如果离开电视，或者说离开媒体，说得轻一点是“洁身自好”，说重一点是不负责任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香港 和许子东相约在香港尖沙嘴的洲际酒店。10月下旬的午后，阳光耀眼。落地窗的外面是闪着波光的维多利亚港湾，轮船穿梭。而大堂里飘着浓郁的咖啡香，角落里几个黑衣少年轻轻弹奏着音乐。 与这个氛围相对应，许子东的生活也是富足而有活力的。“除了在香港上课，我每三个礼拜去一趟北京，在北大上两个晚上的课，在‘锵锵三人行’录几期节目。而一年里面，还要写三四篇学术文章；到两个国外的地方和两个国内的地方去旅行。” 香港的大学每年只有7个月的上课时间，正好给了他闲暇去实现各种意愿。他要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这一生大概都会定位为一个‘教书人’”；另外一方面要常常露面于电视上，表达作为学者的“性情”，“发发心中怒气”。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平衡的。说的话也很恰当。当他强调问题的一面时，总会不失时机地，转折过来，在问题的另一面补充上几句。你在他的言词之中可以找到很多诸如“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之类的大词汇；也能听到 “黑格尔”、“康德”与“福柯”这些吓人的名字；但不用厌烦，他很快就会转到令人兴奋的中国当下，而且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芒，表情也似乎更生动一些。 从下面的这段自述，你可以看到，一个在美国求学，任教于香港的学者，内心对于东西方的大学教育、个人使命以及社会转型的种种看法。 没赶上美国的好时光 我出国是件机缘巧合的事情。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中国来访问，见到了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年轻人：有北京的陈平原、黄子平，还有上海的王晓明与我；当时就说要找机会让我们到美国去走走。那时候做研究使用很多西方人的概念，也说很多西方人的例子，所以对西方也有向往。其实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都有这样的倾向。 去美国之前，我在国内已经是副教授，还是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文革时期很多年没有评职称，后来政策一改变，就说要给40岁以下的年轻老师机会。而到了大学这一级，执行很得力——不但找40岁以下的，还要找30岁以下的——华东师大当时就评了我当副教授。那年我30岁。 到了80年代末，李教授终于帮我们找到了去美国的钱。让我们到芝加哥大学当鲁思研究员(Luce Fellow)。走的人中有刘再复、李陀、黄子平和我。我到了第二年就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去读博士了。 芝加哥和洛杉矶，都是美国的大城市。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美国已经进入“保守主义”的阶段，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还是向往六七十年代的朋客生活，可惜没赶上好时光，哈哈。 我在美国真的没有什么shock的感觉，因为之前我去欧洲转过一圈，所以处处都带着比较和批判的眼光看，觉得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大而无当， 生活质量却比欧洲人差一截。大学教育当然是好。我们在国内当时最时髦讲“结构主义”，人家教授一听这个就说，“啊，怎么你们还在用这一套？”因为美国早就进入“后现代研究”了，流行的都是 “女性主义”、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了。我们比人家落后了几十年。 1993年，我应聘到香港当教授。当时大陆还处于“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知识分子得不到尊重。香港也面临着很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很多人不理解，都问我为什么不呆在美国的大学，跑回来。 但我内心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李欧梵教授跟我说，如果你想住洋房开小车，那就留在美国教书；但如果你希望以前做的研究有价值，还想对中国做点事情，忧国忧民，那么还是到香港比较好。这个劝告我当时印象很深。 另外一个启发来自于胡适先生。他当时从哥伦比亚大学应聘到北大当教授，也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那是1920年代初，而到了我读书的1990年代初，70年来美国的大学制度没有变化，汉学研究与美国日常生活也还是毫无关系。而中国已经从胡适提倡白话文到了“后现代理论”的出现，多少的变化啊。 美国如此稳定，而中国则天翻地覆，幸与不幸，我当时就想，人是生死在这个时代的，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一个有花园有草地的地方安度余生，还是回去吧。至少以后30年我还可以身在其中。 亚洲第一的北大？ 从美国回到香港的大学，没有觉得明显的差别。香港实行英国学制，教授也多是英美的教授，发表论文几乎都在国际期刊上。所以学者们关注西方世界关心的问题，反过来他们对中国很隔膜。但课堂上可以用普通话讲课，对我来说就很幸福了。 这段时间以来，媒体上经常讨论香港大学与北大清华竞争尖子生。在我看来，这种冲击与其说是香港造成的，不如说是整个英语世界的教育制度与内地的教育制度擦出的火花。 香港大学教育有殖民地的特点，传统上香港的教育是训练 公务员的，而不是培养思想者；但香港的确沿用了西方的学术规范，与国际接轨，从奖学金制度到教师评审制度等等都是这样，这会给大陆的大学制度造成很大冲击。但其实香港这样的制度也有问题：明明它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总想当一个西方的学术机构，我觉得有很大的缺陷。 北大这些年来努力塑造自己成为名牌，社会寄予过高的期望，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不满情绪，所以有一点关于北大的负面新闻就被放大。丘成桐的批评，之所以引来这么大的反响，也是源于此一背景。 其实按全球的学术标准来看，北大在全世界的排名不一定很高，我觉得学术规范、学术训练都比不上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甚至不一定比香港的大学更突出。但北大清华对于本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这一次英国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北大位列第17，是亚洲第一，其中得分最高的一项是“学术声誉”。也就是说，这个大学对于国家命运的参与程度是被高度重视的。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北大在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是世界上很少有大学可以比拟的，哈佛对于美国都没有这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大学根本不会对北大、清华的社会地位产生冲击。 如果说，给大陆的大学教育一些建议。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引进一些海外的学者，以及西方的学术制度，这会减少现有的学术腐化的问题。其次，要善待传统。中国原来有一些好的传统，比如文史哲不分家，相对自由分科制度等等。 第三，尽量拉开行政与学术的距离。目前，行政的东西往往不是直接干预学术，而是学者主动攀附行政，以至于谁的行政地位高就意味着学术地位高，这是很要命的。这三点之中，我觉得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因为引进任何制度、方法都还是人来执行的，不改革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再换花样还是没有用。 拿国外的大学和我们比，差距在哪里呢，是老师好？中国也有些很好的老师；是设备新？中国大学现在的设备更新也很快。但是，美国的大学是开放的，谁能有能力都可以来任教。杜维明就是这样，有能力，哈佛大学就给他位置，给他教授。这是需要气度的。 另外一点好，美国大学生源很广，哪里有好学生他们都收，很多美国人自己反而没有奖学金。我当时在美国就花纳税人很多钱，他们给我奖学金和生活费，资助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张爱玲。这也需要气度，因为对他们社会没有直接好处。 香港现在每年用很高的奖学金到内地去招生，香港纳税人就会有意见，说要保护本地生源。这种精神和美国就不同。其实，日本、德国和英国也都做不到美国这样，你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好好读书，但你很难进入上流社会。比如说，你在日本学习很好，但给你一个工作就是教汉语，你很难有别的前途。 所以，还是美国的大学最开放。其实这也是大学的精神所在。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al, 就是毫无限制嘛。 坚持说话，坚持旅行 2000年之后我开始到凤凰卫视去做“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持。我们录节目时不会特地去准备，就是放松了说，开始我总担心这样行吗，后来发现，还真有人看。所以我想，媒体的内部也需要多元的声音，让整个公共表达有更多的制衡。 凤凰卫视精彩的地方其实是它的思想。很多人说它是一个资讯台，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思想台。我不是说，它的思想特别高明，但它有时候的确参与到民众的启蒙当中去了。 中国已经有一些好的学者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但很多还是不愿意做电视。我劝过一些学者，但都没有成功。这个时代的学者如果完全离开电视，或者说离开媒体，说得轻一点是“洁身自好”，说得重一点是不负责任。 当然，我不是说学者要把所有心思放到媒体上去，但通过媒体对社会发言，是知识分子重要的责任。 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容不得别人批评，你在课堂上学生不会批评你的，但在电视上就不一样。我开始做电视，也很不享受。每次做完节目，我跑去看凤凰卫视BBS，总会听到有人赞赏，也有小部分人用侮辱性的话攻击，看起来觉得憋屈。后来我明白了，大部分观众喜欢你就不错了，政治家们如果超过一半选民支持就已经胜利了。 我在内地的电视台也做过节目，很失望，把我讲的有意思的内容，全给剪了，剩下的全是些客套话，看起来挺蠢的。我觉得反而内地的一些节目，现在完全走娱乐化道路，泡沫很多。 除了做研究和做电视，我每一年都出去旅行，从十年前开始，每年去国外一个地方，国内一个地方。但现在发现太少了，我算一算，我今年50岁，按这个速度，这辈子我有很多想看的地方都去不了。所以我要给目标加倍，每年至少要去国外两个地方，国内两个地方。 旅行是我们比原先的学者更幸福的地方。鲁迅、郁达夫这些人想去欧洲都去不了。我有一个很尊重的学者，叫王元化，他一辈子研究黑格尔，却从来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我心想，我对德国没什么研究，却连世界杯都跑去看。觉得又羞愧又幸福。 欧洲的城市我很喜欢。开个车走几个小时，就去到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房子的结构都不一样，太好了。在美国坐飞机飞了上千公里，一下来，一模一样，还是麦当劳、shopping mall, 小洋房，很没劲。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向美国学习太多，向欧洲学习太少。除了北京上海还是有自己的魂，很多二线城市都很趋同了。 国内的城市化建设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拆掉那么多老建筑？在欧洲，很多两千多年前的建筑还保留着。比如说罗马，多贵的城市，市中心有很多世界大名牌的总店，但他们就在市中心保留了一片巨大的荒地，叫卡拉卡拉大浴场，是罗马古浴场的遗址，现在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堆破砖。但没有人会提议要把这个浴场开发成现代的大浴场，或者建成大商场。意大利人是最精明的，这么小的一个国家，GDP跟中国都很接近，但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很珍惜。 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起更大的作用，他们应该更多参与到政府对于城市的决策当中去，给政府更多的建议，其实也是一种力量的制衡。 换个角度看中国 看回自己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出国是很好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国不像我们以前那么确定。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中国一辈子都不会发展到美国那个水准了，但现在发现不是这样，至少经济上不是这样。 而且，中国的知识也逐渐开放了，有些知识不一定要到国外才能得到。但我觉得，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甚至中国文学专业，都应该争取出去学习一段时间，到一个异质的文化中去生活一段时间，从长远来看，会对你很有帮助。 比如说，目前国内的变化让大家都很焦虑，贪污啊、社会不公啊、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啊，一下子全出现了。但如果我们到国外走一走，换一个角度看，就发现很多问题在西方发展的早期也都出现过，只是问题在中国出现得更集中。但这也说明，中国发展的速度有多么快。 从根本上来说，我还是乐观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把问题放大了。我有时候回到美国去，发现十几年前卖东西的小店还在那里，咖啡厅保持原来的样子，很多教授们也还专注于研究宗教、经书，什么都没有变化。但中国变化多快。我常常想，生活在中国当下的人们多么幸福，用很短时间就可以看到西方人用一生甚至更长时间去经历的变化。 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学会去欣赏这个地方的好。中国不是最卫生的国家，不是最安全的国家，不是最富有的国家，但绝对是变化最快的国家。而变化，多么让人着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