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

目录 《资本论》的诞生

《资本论》问世史考

引言

《资本论》概述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资本论》的方法论

历史背景

基本观点

《资本论》的书目结构

主要历史意义及贡献

《资本论》中译本

《资本论》作者

卡尔 亨利希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1883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首次出版：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一巨著的问世，不仅实 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资本论》第一卷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著作。

被誉为：

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主要理论著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这部巨著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以数学般的准确性证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必然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资本论》武装了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 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了经济过程的 动态性，并预见到了经济周期的存在，而且发展了关于经济活动的封闭理论。他同时还是第一个将经济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而《资本论》就是他这种创举 的体现。

《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资本论》也没有简单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基础——物质生产过程，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引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论》的方法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马克思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从而透彻详尽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学说，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在《资本论》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论》的方法不亚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发现。

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曾发现有机 自然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著述的伟大的科学巨著，是人类历史上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对国际工人运动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出版，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工人运动，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1849年夏末，马克思第四次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为此，马克思曾愤然退出普鲁士国籍，要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马克思在巴黎住在百合花大街45号，这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俱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 马克思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既然不为反动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 品，来到了著名的雾都伦敦。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4号，每周房租6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5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1850年5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45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28号，一家七口 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这年的12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伦敦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8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 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他是在认真写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煌煌巨著《资本论》。他每天所摘录的大量资料，都是在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只不过到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运用到了这部书上。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 00余本！

为了更好地完成《资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连“蓝皮书”他都一本本阅读了。“蓝皮书”是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因其封面为蓝色，所以叫它蓝皮书。英国议会的蓝皮书每到一定时候就会下发到议员手中，对于议员来说，此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废纸，在废纸堆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小册子。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这些官方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它里面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因此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不时地把其中重要的资料摘录下来。

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856年10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 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终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著作。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 的斗争历程。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指出，干活付钱，这是错误的认识，就是说工人干活，资本家付给他钱，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等价交换”，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自己所得的报酬，如一个工人一天劳动 所得为8元钱，而他在一天之内为资本家所创造的利润远远不止8元，可能是16元，也可能是24元，还可能更高。这怎么能是“等价交换”呢？那么这多余的部分，即这个工人工资之外的8元或16元或更高的数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地剥削走了。马克思把这个“帐”算清以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手段、诀窍就给暴露出来了，这使广大工人阶级更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方法，从而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待遇准备了充足了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然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都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呕心沥血写作《资本论》花费了4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留下了浩繁的创作手稿。马克思为构建他那庞大而又深邃的劳动价值学说耗费了毕生精力，生前仅来得及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马克思去世之前《资本论》其余各卷均未能问世，哪怕像手抄本之类也未曾见流传于世间。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的夙愿，精心整理马克思的手稿，直到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方能与读者见面，而第三卷延至1894年才得以公诸于世。从第一卷的正式出版到第三卷的公开面世，期间相距27年。至于《资本论》第四卷的问世时间更晚。恩格斯临终之前深知已来不及完成第四卷的整理出版工作，只得托付给考茨基等人。1905年至1910年，考茨基终于将第四卷分别整理出版。考茨基在整理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自作主张地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再加上其他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第四卷的版本实际上被否定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本论》第四卷最早的版本，已是前苏联于1954年至1961年间重新根据马克思手稿整理出版的俄文版本。如果以这一版本的问世时间为准，《资本论》第四卷的真正问世相距第一卷的正式出版已经遥隔一个世纪之久。

纵观迄今所有的经济学著作，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没有如此漫长的问世经历。这个绝无仅有的问世经历毫无疑问地左右了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时，正值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这本著作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又被翻译成俄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等各种外文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而到了《资本沦》第二、三卷问世时，欧洲革命正转入低潮，人们对《资本论》的关切程度已远不如前。可见，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主要形成于《资本论》第一卷广为传播的时代，当《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间隔将近二三十年之后出版时，人们对《资本论》的认识早已经典化、公式化了。

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在20世纪初叶以前苏联传人中国，传播进来的基本上也是几成定式的解释框架和经典原理。这些经典原理也都是出自于《资本论》第一卷，以致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只涉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我们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普遍关注乃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更不用说《资本论》第四卷至今仍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按照思维习惯，既然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解过程中已经形成经典化、公式化的解释框架，即使以后《资本论》再出现其他各卷，人们一般也只会用既定的解释框架去解读它们。可问题在于，《资本论》的逻辑框架是递进的，第一卷的解释框架不能够涵盖以后各卷更高层次的内容。当《资本论》第三卷一问世，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的洛里亚，他质疑《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为此恩格斯随即驳斥了洛里亚，同时也阐明了《资木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谁料想这一事件竟然引发出关于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著名世纪大论战，这场论战在西方学术界从19世纪末一直争论至今，延续一百多年尚未结束，其中不乏有大师级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参与。可惜这场论战仅仅在西方的学术圈内展开，我国学术界始终也未介入这场大论战，因为我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已经被束缚在既定的解释框架之中了。这个解释框架源自于《资本论》第一卷，尔后我们又运用这个解释框架去解读《资本沦》其余各卷。可是世纪大论战的主题远远超越了这个既定的解释框架，其争论焦点不是如何运用书一卷的解释框架去解读其余各卷的问题，而是争论如何认识第三卷与第一卷对立统一的问题。我们局限在即定解释框架的视角内，自然不会明白这场论战的意义所在。

从迄今的大量研究成果来看，要揭开马克思“价值转形之谜”，还无论如何不能跳过《资本论》第四卷。因为第四卷是马克思阅读前人著述留下的读书笔记和思考提纲，其中必有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整体思考和逻辑架构。可以想见，在第四卷尚未问世抑或人们根本不知道还有第四卷的一个世纪之前，单凭第一卷所形成的解释框架，怎么能够解释清楚或真正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呢？假如《资本论》四卷在当时能够同时全部问世，或许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不会产生这么多误解，也不会有这么多疑义。然而时光不会倒流，历史没有假如。《资本论》独特的问世经历，对后人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划上了擦抹不去的历史痕迹。今大要想深化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唯有消弥《资本论》问世史造成的已有影响，重新从整体上来阅读《资本论》，由此形成新的带有整体性的解释框架，以此来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真谛。

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商品货币为载体、以市场为运行机制、以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为特征的商品所有权转化以谁投资-谁受益为特征的资本财产权为制度安排依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经济学著作。从构架《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逻辑主体的角度来看，《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论资本的专著，从这个意义上把这部巨著称之为《资本论》是很合适的。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论资本的标志性著作而且也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中论资本的标志性著作；因为在这部著作以前，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关于资本理论的系统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说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创新。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问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理论界把它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学说，或主张社会变革的哲学著作。而几乎是在同样长的时间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却把资本这个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普照一切的光”定义为与劳动、土地、技术等并列的生产要素；把资本理论，或者替代为金融资本理论，或者替代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资本积累理论。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 伴随着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活跃与发展，特别是新制度学派、新政治经济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活跃与发展才有所改变。1977年英国激进政治学派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CSE）把自己的杂志《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通讯》更名为《资本与阶级》。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以经典论文的方式，把社会资本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焦点和热点问题。进入90年代，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阿罗、索洛、斯蒂格利茨等对社会资本理论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和看法，世界银行在1977年组织了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专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有甚者，发展经济学则把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以“制度至关重要”和“社会关系至关重要”替代“市场至关重要”发展之新思路的理论依据。

应当说，在上述背景之下，2000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20世纪拉丁美洲的五大改革家之一的、秘鲁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赫南多 德 索托出版了一本旨在从经济学基本理论视角阐述资本的本质的著作：《资本的秘密》。这本书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隆纳德 科斯赞扬说，它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对于经济发展，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主张建立“人民普财权”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它“很可能点燃一场全新、有益的革命”；联合国前任秘书长裴瑞茨说：“这是一本对全世界有效的、关于变革的新提案”；而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 弗里德曼则更中肯地说：“德 索托非常务实地告诉我们，‘取得真正的所有权’是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发展非常有效的方式”。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赞扬者之高度评价，是因为它张显以往西方经济学不能同意的观点：即资本，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真正的所有权，是一种生产方式；而这种观点的实质，则是向着《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回归。

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马克思在大学本来是学法律专业的，但主要精力却用在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上。1842―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遇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普鲁士莱茵省议会通过了“林木盗窃法”，公然侵犯贫民阶级的权力。不久，马克思又遇到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经济状况问题。这些物质利益的冲突，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之一。

于是，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收集资料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到四十年代末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资本论》的创作和完成时期。1857―1958年，马克思写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他创作《资本论》的最初尝试，通常称它为《资本论》第一稿。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书名分册出版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六册计划”，包括《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第一分册的书稿于1859年出版，但这个第一分册只包括两章，即《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这是“六册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中的绪论性的两章。在1861－1863年期间，马克思接着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结果写成了一个篇幅庞大的书稿，共包括23个笔记本。它开头的总题目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副标题是《第三章资本一般》，通常称之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在写作这个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分四册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从1863年8月开始，马克思撰写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这是《资本论》的第三稿，其内容分为三部分，即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

从1866年初开始，到1867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和誊写工作，同年9月在德国汉堡出版。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按原计划，《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并不包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但是为了“联贯和完整”，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内容，也扼要地收入《资本论》中，其中关于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以及交换过程等问题，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并不因此而失去独立的科学价值。例如，关于贵金属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而在《资本论》中就只是简单地提到。所以，在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时，不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对照着来阅读。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修改和再版工作，并帮助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译文，校订法文本。同时，还积极收集材料，改写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在他面前书桌上还放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原稿。

《资本论》是马克思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等等。究其原因，“生产方式”一词是一个多义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时，就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能以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为根据，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说资本范畴是《资本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纵观《资本论》四卷，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可见，《资本论》是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方式”，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这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关系。而“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它从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

《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马克思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但是，《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不只限于英国，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第一版序言》第5―9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特别提出，对德国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因此，在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剥削。“活人抓住死人”，即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尽管德国和英国相比有这样的差异，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必然发挥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和英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大陆虽然还比较落后，但英国的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到欧洲大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但是，这种革命是用暴动的形式还是用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壮大等情况来决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究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列宁在谈到《资本论》时，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做“骨骼”，而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比做“血”和“肉”。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却能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

李嘉图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1820年到1830年，“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不久，就引起了批评，引起了李嘉图学派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论战。有的人把它普及开来，有的人利用它来反对重商主义等旧学派，有的人把它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有的人在捍卫李嘉图学说的过程中把它庸俗化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当时这一论战还带有“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是主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然而，这场论战与18世纪下半叶魁奈死后、重农学派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相比，已经逊色得很多。

1830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更替其支配地位的分水岭。马克思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庸俗经济学局限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现象，抹煞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辩护。随着1848年革命而引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英国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的特点是折衷主义，妄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分配领域实行某些改良，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庸俗经济学的另一派代表是法国的巴师夏，他代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法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观点，企图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在德国，长期的封建割据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缺乏生存的基础。”所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只能抄袭英国、法国的作品，作为教条加以搬弄。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但这时又不允许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公正的研究了（即使是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因为英、法资产阶级早已夺得政权，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威胁。因此，“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公正无私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受阶级偏见的束缚，客观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具体地说，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

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黑格尔那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被颠倒了，因而他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并且被“神秘化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错误，吸收了他的辩证法中的科学成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这两种辩证法对现实世界起着不同的作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这是因为黑格尔运用唯心主义辩证法，企图论证普鲁士君主立宪制度的合理性，起着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作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这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同时，又论证了它灭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立了《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力。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是说，《资本论》使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学使用的实验方法是不相同的，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它既不能使用显微镜，也不能使用化学试剂，而只能运用抽象力。什么是抽象呢？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抽象就是从具体的、大量的经济现象出发，经过思维的加工，抽象出一些简单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这段话，对于如何进行研究工作，讲得很清楚：（1）占有材料；（2）进行分析；（3）探寻内在联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但这还不是抽象的全过程，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还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

什么是适当的叙述形式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阐述。他在总结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形式才是唯一正确的叙述形式。 这就是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逻辑加工，并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叙述出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以详细占有材料并进行大量研究为前提的，所以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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