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鹏书记庆祝人民大学70周年校庆的演讲：我们的大学

按：代鹏师是我大学期间最尊敬的人之一。他是我的领导，我的老师，也是我作为一个辩论人的楷模。代鹏师的演讲从来是激情洋溢又思想深邃，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现场聆听代鹏师的演讲是充实而愉快的享受。转载演讲文本如下，谨祝代鹏师在西藏一切顺利。

  各位同学，我们在周日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早上让大家没法睡懒觉，占了大家一上午上这个团校，为什么要举行团校？我想马书记已经在他的报告中已经做了一个精彩的诠释。那么今天这堂课呢，我想大家把笔记本合上，我们不做笔记了，我们来轻松地听一个老人大人和大家聊聊天。

  我一直在想今天这堂课跟大家说什么，因为我明天早上就要去援藏了，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呢，我明天就要前往西藏，去西藏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这可能是我在一段时间里，一段时间里在人大讲的最后一堂课。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年中在人民大学的最后一堂课是在团校上的。我以为我最后一堂课无论如何我应该在七老八十的时候去跟研究生啊，博士生们去讲一些前沿课啊，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吧。我们确定这个时间的时候和原来确定团校的时候时间安排到了一起，但是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老人大人怎么来看待我们的大学生活。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大家可能听说过，叫《恰同学少年》，大家当时正忙于高考和各种各样事务，够呛有时间看电视，因为高考是咱们中国所有家庭最重要的，也是关系到大家前途命运的一件事情。这是再现我们当年老一辈的先驱们他们那个动荡的时代，为了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未来出路所经过的不懈努力，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通过他们反映了我们社会反映我们民族这里我想跟大家探讨什么问题呢？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在《恰同学少年》播出之后，很多人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上大学？为什么要进入人民大学？以前,我给新生们做入学报告的时候，包括给新生的干部们，团校的同学们讲报告的时候,我都非常自豪地讲:我说人民大学他的学校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我记得在当时啊，我曾跟同学们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人民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今天这个统计依然十分有效，就是大约87%的学生毕业后在大城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就业。北京就业的学生中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在北京高校中就业率最高的，我们招就处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在北京就业的学生，北京包括很多区县，在北京市区就业的人我们统计的数据是93%，而还有好事者做了个另类统计。他把某一年就业者的单位在地图上做一个排列，他发现在北京就业的学生绝大部分在长安街延长线五公里以内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就业的地方都是在国家的命脉，大公司，大企业，大部门，老百姓开玩笑说是大衙门。这似乎是人民大学很重要的吸引力。在给同学们介绍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呢，同学们很振奋，我自己说完之后也很振奋，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上大学？我为什么选择人民大学，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上大学时的很有意思的心路历程。

  我当年只填了人们民大学一个志愿，我压根就没想去别的学校，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呢我是文科生，是从云南考过来的，我当年印象很清楚，我出了考场之后我就和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没问题，今年云南省的文科状元就是我，回到家之后晚上我一同学拿着这个东西来对卷子，我看了第一眼的时候脑子嗡的一下，出事了，为什么呢，文科的第一场是政治，政治有一张是多项选择是单张，18分，我没有见过这张卷子……我当时惊慌失措，我想这可怎么办啊。后来我母亲很沉着，冷静地问了一个问题，少了这张18分的卷子，怎么样？我后来想了想，也没太大影响。

  云南省当时志愿填报也很有意思，我们是考后报，考后在出成绩之前报，当时的估分也很有意思，我当时的估分和真实成绩只差一分，我当时估分是云南省第一名，实际出来是云南省第三名，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可以报任何一个学校，北大也在我们那儿招，当时是92年，在这之前发生过一件事，就是在1989年，发生过动乱，现在在座的很多同学那时候才刚刚懂事，可能有的刚刚才会说话，有的刚刚出生，那么在发生动乱的时候呢，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很朴素的一个想法，我第一志愿报的就是人民大学，第一志愿进的哲学系，我就填了这一个志愿，后边我写的也很明白不服从分配不调剂。

  我为什么选择进人民大学，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到今天也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尊重我的意愿。因为按照我的父母的意愿，要么让我去国政以后做一名外交官，或新闻学院当一名记者或做一名主持人。但当时我就想去哲学，一个基本的想法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似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可能跟我从小的发展有关系，我是我们那个时代罕见的独生子，在70年代我们开玩笑说都是波音系列，我是73年7月出生的，别人一问我都说是737。我那时候我父母工作都很忙，我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功课对于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我在做完功课之后呢我更多的时间在看报纸父母每次下班之后呢都把内部刊物《参考消息》，《半月谈内部版》呢，我当时就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看些东西，包括新闻联播什么的。八九春夏之交我们发生了动乱，紧接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问题，首先是罗马尼亚，而后柏林想被推翻了，德国统一了，匈牙利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波兰团结工会最终取得了政权，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也陷入了动荡，到90年91年庞大的红色政权苏联最终解体。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被现在复杂得多。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国家还能支持多久，在风雨飘摇之中又回到了最初那个问题：红旗还能打多久？不能说当时我是一个怎样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中国需要有人考虑有人探索，我想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应有这样的责任，所以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哲学系。

  在哲学系我过得很快活。课业对我来说有一定压力，倒不是最主要的，在哲学系我学会了思维的方法。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但我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晚上开卧谈会时也不是在讨论哪个女孩漂亮，而更多的是对社会现象进行了解和议论。95年召开全国学联二十二大，二十二届全国学联大会上我当选了副主席和执行主席，当时代表北京的学生发表了一篇名为《爱国，成才，跨世纪》的讲话，用爱国指导我们成才，指导我们跨世纪。九五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一个响亮的口号提了出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我们以前经验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所以当时作为一个保送生我当时选了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专业：科学技术哲学的技术社会学方向。毕业论文哲学系老师们都很奇怪，是《知识经济及其存在基础反思》。对于哲学、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到了九七年的时候，正当我上研究生二年级，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席卷整个东南亚。喜欢看报纸的我发现，为什么金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我觉得这样一个重要的东西，自己不能不倾力与之，所以尽管哲学系的老师对我很好，一再挽留我，我还是选择了博士阶段攻读国际金融学。我考了第一名，比第二名高出30多分。我的专业跨度大，每次选专业窗外的风雨声都对我有很大影响。

  我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我一直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所学校，我们为什么要来这样一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大学。古人讲得很清楚，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我从来不读亲民，我认为那个亲通新，通新旧的新，我认为大学之道在新民，也就一个人进了大学之后，他整个人就为之一新，为之焕然一新。不能一个人说洗心革面，但的确是当他进了大学之后，他整个思想，知识将会得到一次了不起的升华。这是进入大学的核心目的。

  可能你们当中很多人刚刚告别高中，刚刚告别班主任，告别你们的家庭，他们都会告诉你说，哎呀，人民大学真好，是吧，以后能当多大官，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能够在各个显耀岗位上作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也许有的同学想得更加的简单，上人民大学就是为了以后找一个什么呢?好工作，我明确告诉大家找到好工作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呢?人民大学是个很奇特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各个院系都是根据中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各个部委来设计的。一般来说，有哪个部委，我们就有哪个院系，跟他直接对口。比如说，我跟大家说我们有些很奇特的系。比如说计划经济系，现在叫国民经济管理系。当年计划经济系和统计系是在一个学院，叫计统学院，统计系已经很明确了，他直接对的是什么呢，国家统计局，当然现在还对保险公司，还对银行等等。我们有些非常了不起的专业，我们有时经常说，就比如说我当年哲学系，当年中央党校、中央政治研究室、国家政策发展中心、《人民日报》，大量工作人员都是我们系毕业的，最次当年各大学校哲学系主任大部分是哲学系的。当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长期以来有一个“两个凡是”。在最近的30年里，有2个人对中国社会作出很大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一个就是当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著名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人大哲学系毕业的一名同志胡福民所撰写的。

  我们说，改革开放这30年的一切，或许都可以追溯到那一篇文章。另外一篇文章就是字我们的改革开放经历了89的动荡，经历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历了西方社会长期的封锁之后，又有另外一篇文章出现了。这篇文章真正给我们神州大地送来了一缕春风。这篇文章就是《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新华社全篇转载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他的作者陈锡添同志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们在讲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时，我们不去跟人家比校园。我每次进到一些校园时，我都在想——北京的高校我也去过很多，我觉得我们学校没有湖光塔影，也没有荷塘月色，在这方圆20公里的中关村里，没有比人大更简单，更朴素的校园，因为这个学校不是为谈情说爱设计的，不是为了坐而论道而设计的。如果用一句粗话，这个校园不是为了扯淡而设计的。这个校园的任务是为祖国设计的，是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设计的。

  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北京市的党建评估，在党建评估我们在外面的一个会议中心开会的时候，在写人民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的时候，我当时回去之后呢，晚上我自己写了一个东西交给党委，我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说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所新型大学，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发挥着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作用，人民大学的作用是在中国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系统地，创造性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解答关系到党、国家、社会、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学校。

  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一群人，还仰望着星空，还把自己的头脑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他们是人民大学的同学，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校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都会想，那是不是我们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天起，就应该准备作总理，我想不是这样的，办公室里是出不了总理的。有一天我和纪校长聊天，他和我说了一段令我很深思的话，他说：“代鹏我在想你以后怎么办呢?”我想校长为什么要跟我说这样的话呢?他说：“你看你年纪轻轻，你是人民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你是人民大学最年轻的中层干部，最年轻的处级干部，课讲得也不错，这个工作做得也不错，大家对你评价都很好，你现在才三十多岁，你以后可怎么办呢?”当时是开玩笑说这样的问题，但校长紧接着说了另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是人大以前的优势，但现在是一个极大的劣势——在这届政府、前届政府，大家发现一个现象：领导人中工科毕业的学生非常多。不单是现代化建设对工程技术急需，而由于我们国家当年包分配，所以工科类学生毕业后留在大城市的很少。他们都被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最基层的工作岗位，象甘肃、内蒙、西藏、贵州等等。而人民大学呢？由于我们培养的是党和国家急需的社会管理型的高级人才，我们培养的是大法官、大笔杆子、大经济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检察官，我们培养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决策者，把这些决策者放到基层去，没用。所以这批人都去哪儿了呢？都在中心城市，都在要害部门。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有哪些人一辈子坐在办公室里没下过基层，就在办公室里一步一步坐到国家总理呢？没有！温家*宝总理今年五四视察人民大学时说：要想在中国做大事，就必须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而中国社会的实际是什么？我想那就是基层。最基层，以前是农村，现在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最基层战场。

  去年，我们有个支教的地方是瑞金，是个革命老区。我们学校有十几个同学在那儿支教，我去看望他们。到瑞金之后我发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也是一个我长期以来无法面对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我发现人民大学的校友在地方很难找见，在县一级部门基本上就没有，因为人民大学的校友太优秀了，很快就被发掘到省一级，然后很快就到中央了。地区一级，县一级很难找到人民大学的校友，很难听到人大的声音。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每年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都有一个重要的仪式：要给那些到西部最基层地方去的同学们开欢送会，给他们戴红花，发奖金，发荣誉证书，还要接受全校同学的掌声。我记得05年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有5000名研究生和2000名本科生一起毕业，这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我们说要把这7000人中到西部的人请上来，结果最后出来多少人呢？几个人而已！但西部差距也很大，这几个人中有2个是去重庆，还有2个是去另外的省会城市工作，真正下到基层的几乎没有。但即使这样，全校同学依然给了他们极为热烈的掌声。我想他们一方面是敬佩，但同时也是多自己人生的思索。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还谈何发展呢?如果说中国的许多大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个好的工作，为了光宗耀祖，那我劝你不要来人民大学，你到别的学校学些更容易赚钱的专业比在我们这儿要强的多。国外也有许多野鸡大学，有钱你也可以到那儿去读。

  在人民大学我们发现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就人性化而言，人大也许是北京人性化最差的大学之一。无论在食堂，教室还是校园，我们跟很多其他学校都没法比。但这几年我们知道：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大学之大，不在大师；大学之大，在大气！大气体现在什么，体现你系统地关心社会民族发展的最前沿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祖辈们在延安的窑洞里，在人大的前身陕北公学时，他们的条件没法跟我们这儿比。然而了不起的哲学家，中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他们是站在长条凳上，面对成百上千的学生，用晦涩难懂的方言给大家宣传革命知识。而最终这些人成了未来中国社会的栋梁。当我们以后描述人大有多么了不起的时候，恐怕不是描述人大的人文社会科研力量占中国的1/7，虽然这在整个世界没有学校能比。而且我们跟有的大学不一样，我对有的大学的评价历来都这样：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掌声）

  对于人大来讲，我们培养的是国家的栋梁，我刚才在致辞中讲：做人民满意的大学生，第一，是做国民表率，第二，是做社会栋梁。国民表率就是说我可以站起来，顶天立地地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代表，你在我身上可以看到作为现代国民应有的美德，不仅仅是善良，勤奋，诚实，还有融化在我们血脉中的那些因素。它也许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但是，放眼看去，在人群当中，你是中国人的代表！你具备那些美德，这是人大学生应该具备的。也许你在跨入人大的时候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也许你进入人大是因为你的分数不够北大清华，但不管怎么说，自从你走如人大起，你就要按国民表率来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你要想到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而是整个国民。什么叫做国民，它和社会成员有什么区别，社会成员从生下来，不管你是痴，傻，呆，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残疾、智障。你从生下来那天开始，社会赋于你的权利就是不容剥夺的。但是什么叫做国民，我想，就是说前段时间有个电影《斯巴达300勇士》。看到那个你们会明白什么叫做国民，国民不是乌合之众，国民是这样一群人，他的权利，来源他所承担的责任。一位资产阶段的政客，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要问这个社会为你做了什么，仔细想想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一个社会成员的表率，我们是要作国民的表率，我想，这是我们培养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社会的栋梁，我们要有一种气慨，解决中国的问题舍我其谁：除了我还有谁能干，要有这样敢于担当的精神。如果说有一群人站在一起，大家问说：“谁能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谁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我们人民大学的学生要往前迈一大步，说:“我。”人家问你为什么，你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这是责任。因为我毕业的那个学校，前面两个字‘中国’中间两个字‘人民’后面两个字‘大学’。”他把中国的社会完全放在自己肩膀上，完全放在了自己的心间，做一个社会的栋梁。怎么来做，光有精神还不够。必须掌握什么呢？现代的科学，现代的文化，现代的知识。我在去年的时候，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习了半年，在大兴，那个地方很利于休身养性，因为周围呢，比较荒凉，没有什么东西。但还是有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XX学院，一个是北京XXXX学院，我有空就在这两个学校转悠，我觉得他们学校修得真漂亮。北京XX学院是北京比较有钱的学院之一。北京XXXX学院是北京最有钱的市属高校之一。他校园的漂亮程度你很难想象，举个例子，咱那个跑道是塑胶的，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跑道是什么？是橡胶的，整个是橡胶，纯粹是橡胶，很厚的橡胶铺得，我们说鸟巢都没用橡胶铺跑道，他们用橡胶铺跑道了，我去了之后转了一圈后，我觉得他们的学生太可怜了。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虽然很美好，但是我去他们的课堂，偶尔旁听了一下，我们发现由于各方面原因，他们的知识，他们所传授的东西，他们所面临的东西可能专业化的东西多了一些，但是对一个人的眼界，对一个人的思想，对一个人的整个的性格的塑造和锻炼恐怕是非常浅的。有一次我回到人民大学，当我一回到人民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开车从东门进来，然后走到逸夫会议中心的时候，看到前面放了一个大牌子，这个大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来我校演讲。在周围的其他学校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学校当中，专业课讲得一点都不会比我们差多少，但是这些学校的同学们是什么呢，他们的那些知识课程，那些素养的课程非常的罕见，而在人民大学呢，我们大家说在人民大学副部级领导不算领导，我们考虑的不是请一个省部级领导来这里讲课，我们考虑的是哪一天邀请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这学校里边转悠，是吧？我们说这也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对人民大学来说的话，我们平均每周有两次国家级的论坛，我们平均每个星期有一名部长级的高官来人民大学讲课，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环境当中，历练出来的人们不仅仅有为社会做大事业的抱负，他们也有为社会做大事业的能力。我们是社会的栋梁。如果有朝一日天塌下来，谁来顶着？不是高个顶着，是我们人民大学顶着，我们人民大学顶着也不是因为我们个高，而与其他大学的人在天塌下来的那一刻都蹲下去了。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做为社会栋梁，社会栋梁对我们的要求。

  第三个是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文件中公开说的。我们要作时代的先锋，无论是胡富民也好，还是陈锡添也好，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勇于和别人作斗争，和四人帮作斗争的张志新烈士也好，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些人……人民大学毕业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这些人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里面，很多，很多人是我们的校友，比如说著名的作曲家严肃。比如说著名的话剧演员朱旭。很早以前演《末代皇帝》的，现在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了，岁数挺大了。还有很多的作家，比如说王小波、苏叔阳等等。我们在进入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毕业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我们有时开玩笑的说，中国第一个把原子弹从轰炸机上扔下来的那位同志是人民大学毕业的。而且很奇怪，这位同志是贸易系的，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空军的轰炸机的投弹手。我们1964年爆炸的原子弹，1966年我们第一次实现从轰炸机上设弹，也就换句话说，爆炸原子弹只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而从轰炸机上投弹则是解决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把原子弹送到关键的人的头上，是投下去的问题，投下的那一刻，那个最壮丽的那个时间，比十个太阳还壮丽的那一刹那，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来完成的，不是由空军指挥学院，不是由其他学院来完成的，我们的学生很多，像很多这样的学生各行各业数不胜数。

  我想，作为人民大学的学生，要有什么样的素质，要有什么样的特长，我和你说，看到人民大学，我每天很重要的一件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看BBS，我每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首先也不看人民网，也不看搜狐，马上转到天地人大BBS，我看看十大是什么，看看最近人大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不可能天天到同学们当中去转悠，我自己也有研究生，我自己也有学生，我不可能天天去问他们，我也不可能天天去宿舍里面转悠，我就看十大里有什么，然后当我看到十大的时候，我看到是第一次受骗，第一次失恋，第一次上当，第一次作弊，第一次被人误解。这样的第一次，或者是恋之风景，或者今天某楼下又有学生用蜡烛排出一颗心，好壮丽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或者说实在忍无可忍了，或者说严重表扬，严重批评某某食堂，或者严重批评某某澡堂，或者说这也叫人民大学等等这样的帖子，看完了之后呢，我的心情挺复杂的，但我觉得很正常，这说明这个事同学们与我心有戚戚焉，我们学校还有很多要改善东西。但是在求是论坛中我看到的贴子呢，我发现很少有真正关心国家，社会这样大的帖子。可能关心国家社会的这些同学们平时可能不到网上帖贴子，或者看到那些浅薄的帖子，不屑于回，这样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有一次呢，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人民大学这样堂堂一个人民大学的BBS叫天地人大，是吧？天，地，人，关键要人大，是吧？天地人大这样的一个贴子当中，十大当中尽是什么谈恋爱啊或者食堂啊等等，就是马书记说的，关心食堂比较多，关心天堂比较少，那样的帖子，难免有点让人汗颜。但是我老跟他们说什么呢，我说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这些事情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天天都要经历的，这很正常。

  但是更关键的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人民大学的大气怎么在我们身上体现。如果说一个普通人看问题看到这儿，一个更高一层次的人看问题看到这儿，一个受过大学教育，被新了民的，明了明德的，知道止于至善的人看问题看到这儿，那么人民大学的学生看问题至少应该看到这儿（手势），我们不是要追求标新立异，不要哗众取宠，不是要比人要高人一等，而是国家和社会给我们这样的位置，给了这样一个特殊培养的空间，我们有那样的责任，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必须要有远见，在讲到远见的时候，比如我们给它举一个例子，我经常和合办的同志和其他有关的同志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有一次讨论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我一个观点，当时很多同志很震惊，我说台湾问题分了3个层次，微观，中观和宏观，微观层次。微观层次是什么，我说微观层次是海峡两岸的互动，是北京和台北之间的，但是这层互动没有意义，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我们影响不了它。第二个层次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所有台湾问题背后都有一个核心政结，这个症结是什么，美国。我们知道今天所有一切的恶化都源于1999年5月8号，1999年5月8号，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了，美国人宣布是误炸，我们没有办法，你会发现什么叫流氓，这就叫流氓，我把你大使馆炸了，违反了一切已知的所有的国际公法，但是你能怎么样？这时候又回到了当年，在100多年前，李鸿章在出访德国的时候，德国的陆军总参谋长毛琦跟李鸿章的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这段对话的核心叫什么呢？“所谓万国公法者，乃小国之事；大国之间，唯有实力”换句话说，实力决定外交。我们按照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也开个轰炸机，把比如说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误炸了，好像也不行是吧？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实力啊，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美国人流氓就流氓吧，为这个事情两边扔原子弹，拉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帷幕，好像又不值，但是你发现在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斗争当中，你还的确不是他的对手，他在干什么，他在恶心你，就好比说你在办喜事，他专门把一口棺材抬到你们家门口，告诉你说抬错了，那怎么办呢？当时这件事情对我们人民大学影响特别深，告诉大学，当年人民大学曾经有一次机会不是这样的学校，人民大学曾经有一次机会摆到人民大学面前我们没能够珍惜，这机会是什么呢？在90年代曾经有一次波澜壮阔的“合校运动”当中，中央曾经有一个很确定的，已经进入操作过程中的方案，这个方案已经准备开始实施了，就是以人民大学为核心，将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四校合并。合成了一所“新人民大学”新人民大学占地5000亩，学生10万人，从2环到3环。我们可以说，理工大学的工科，民族大学的理科和民族学和人文学科，再加上外国语大学的国际类学科和语言类学科，一旦被我们囊括之后，包括气象学院，青年政治学院等等一系列的学院和我们最终的合并，最终就会诞生一个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亚洲也无可匹敌的大学。这个学校当时已进入了实施了。四个学校主要的校领导都进入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教育部不任命新领导，就是等着学校合并，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但谁也没有想到，三颗炸弹投到了南斯拉夫，改变了这一切。为什么？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讲实力的。你就算把自己打扮成大熊猫，别人也不会搂着你回家过家家。碰到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当时合校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层面改变了。理工大学不再交给教育部，理工大学，北航，南京理工，南航等七所重点院校继续有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猛烈的需求对他们增加了对于知识科研，国家安全的投资。这样一来，曾经的一个巨大的馅饼从人民大学活脱脱的飞掉了。

  我们再讲物理学也好，在讲各种其他问题的时候也好，我们在讲一个问题——蝴蝶效应。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以前有一句话：“一叶知秋。”我们在看下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高手。这高手见微知著，下一步棋之后，就能换出来后面几步。最关键的是，他不是规划自己后面几步，我也经常在想，当头炮把马跳，然后再调一个炮，重重炮就能把对方将死。但是问题是你的对手不是白痴呀。你的对手也在变。这是你在想，以不变一万遍，或者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需要什么？需要大规模复杂系统的掌握。需要从小就有一种能够整合各种各样东西的能力。秀才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书有万千兵马；毛泽东打枪不一定准，但他能把800万的国民党军队赶到台湾岛去。这就是大气。

  做一个时代先锋需要的是是什么？需要的是远见，需要的是前瞻，需要的是关心前沿。要知道，中国社会正在发展什么。这件事情我知道，我懂。这叫什么？这叫关心前沿。光有关心前沿还不够，还要有什么？能够针对这些问题，能够做出一些预先的安排，预先的考虑。我们经常在说北京——这两年大家可能发现北京比较好了。从我进人民大学开始，人民大学门口的那一条路一直在刨沟，今天刨一刨下水管，明天刨一刨下水管，后天刨一刨下水管，已至于很多人说能不能在马路上装个拉锁，需要的话把管子拉开，把下水管直接埋进去。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可笑的问题：远见，大气，关心前瞻的事物。那么你不能够挖一次很大的管，下一个很大的管下去吗？人民大学以前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人民大学以前没有下水道。一下雨就淹。原因是什么？当初在建人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设计，东边高西边底。换句话说，人民大学是个巧妙的自流排水系统。一下雨，水就从东门哗哗的流到西门排走了。当时不成问题。为什么？因为人民大学的西门是田地，排到那里之后还支援了农业建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地方迅猛的发展起来。我们不要看人民大学地点不大，人民大学的地价是北大和清华地价总合。它们的面积合起来是我们的六到七倍，但地价没我们值钱。当年我们很荒凉，现在我们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后来大家应该知道，淹的没办法了，纪校长和程书记到任后，咬了牙，狠了心，干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人民大学里刨——在人民大学下了南边和北边两个主干道，下了两个1.8米的水泥管。这下真正解决了人民大学排水的问题。这大家可能想不到，你们今天抱怨这，抱怨那，其实在十年前，大家抱怨的是什么？一旦下雨就没法上课，几乎就差划船去了。划船吃水浅一点；骑自行车呢，那水位就高了点，走路呢，基本只能穿短裤。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什么？要做时代的先锋。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从脚下来做起。踏踏实实的做起。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做先锋的人有一个特点。你为什么能做先锋？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那就意味着可能碰到一个问题：别人没有理解的，你就能理解了。这就意味着先驱者要比跟随者遇到更大的困难，更大的误解。当第一个人走出那决定性的一步的时候，他背后的目光很有可能是什么？怀疑，不解，甚至是怨恨，甚至是妒嫉。当你做这样一件事的时候，你做还是不做？我觉得你应当勇敢的跟自己说：“我要做，我要做时代的先锋。”如果中国没有了这样的时代先锋，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要有远见，有前瞻。我们要由民族的发展去思考，去探究。我们不仅要看书本里的事情，不仅要关心家事，国家事，还要关心更多的天下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你会不会做这个，不在于你会不会做那个。而在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大规模复杂系统的整合能力。发达国家有。我们是少数发展中国家当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这是很难得的。

  但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个问题，看待问题浅，还有看待问题偏。比如我们看待台湾问题的时候，微观层面是海峡两岸，中观层面是台湾问题后面始终有一个影子。那个影子是谁？美国，华盛顿。所以我们会发现，美国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这是中观，也是中美的互动，但是是不是就到头了呢？有得出一个这样结论，只要中美把关系搞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只要我们和华盛顿把关系搞好，问题就解决了。这都是一个基本的想法。这想法是什么呢？美国怕死人。只要让它死几万人，台湾问题就解决了。说这样话的同学是不懂历史。浅薄，如果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的话，只是让你变的庸俗而已；如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的话，那是毁灭性的。“美国怕死人”这种念头就是害死萨达姆最主要的原因。萨达姆明确告诉美国，我让你死一万人，你就不敢于我打这个战争，他就是抱着这种勇气与美国人打仗。一打仗就要死人，而美国人怕什么？怕死人。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人怕死人了吗？怕死人就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怕死人就不参加二战了，怕死人就不参加朝鲜战争了，怕死人就不去越南了，怕死人就不卷入两伊战争了，怕死人就不进攻萨达姆了，怕死人就不用轰炸南斯拉夫了，怕死人早就跟拉登投协了——美国人不怕死人。这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

  只要是让我们去探索一切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很关键的。台湾问题不是一个中美关系问题，台湾问题关系到整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主导下的亚洲政治经济安全秩序乃至全球的经济政治秩序。或者说台湾的回归将意味着中国的彻底崛起，而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美国苦心经营的亚洲经济政治安全秩序整体性的崩溃。美国考虑的问题不是从简单的层面来考虑，是从大层面考虑的。当你有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问题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多。前段时间放过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叫大国崛起。很多同志看着影片的时候很激动，我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看着个影片，看完了这个影片以后，我说了两个评价。第一个评价，这个影片跟整整20年前的一部影片非常像，大家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影片叫《河殇》。《河殇》的核心是说我们这个制度如何不好。大国崛起这个影片的核心是，说别人大国的制度如何如何的好。我说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核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什么？到底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还是自古华山一条道？换句话说，我们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到了今天，还有没有出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是人民大学学生值得思考的问题：到底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继续搞下去，还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自1500年以来，西方国家走过的那条道路，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条发展的道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人说过人民大学特别需要比，比这大学的排名排在第几位。我说哪个排行榜把人民大学排出了前三位，那个大学排行榜基本可以不看。我们就讲了一件事情，奠定着人民大学的地位。这件事许多人都不知道，许多的人民大学在座学生都不知道。这体现人民大学的大气。哪一件事情？今年二月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86岁高龄的有60多年党龄的谢韬教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韬教授在炎黄春秋二月份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听了题目就够吓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整个理论界炸锅了。但是你们会发现这是舆论界的事情，这是高手在过招。老百姓怎么样？精力都集中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去了，没有人关注这事件。但是你会发现，正是这些文章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未来。紧接着人民大学的几位原来退休的老的领导，像周新诚教授等等，分别发表了文章和谢韬教授论战。这是什么？高手之间的论战，看不见招式，但是能感觉到咄咄逼人的剑气。在这样的论战当中，我作为名共产党员，我不同意谢韬同志的观点。抛开谢韬同志的观点不说，就这样一件事情，一个人在80岁的时候应该干什么？一个人在80岁的时候，对于我来说，能把话说顺就不错了，能够听懂别人跟我说什么就不错了。在86岁应该是回家抱孙子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是这样一位老先生，在86岁的时候依然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作了一个根本性的阐释，别人还驳不倒他，这说明什么？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是一个真正的关心国家社会发展，有责任感的共产党员。这是人民大学的契机。在谢韬同志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温家*宝同志紧接着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另外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干重大问题》回应了谢韬同志。而在6月25号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大讲话，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进一步回应了谢韬同志的讲话。什么叫做地位？这就叫做地位，这就是人民大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英国那集的时候，我说大国崛起弱智。为什么弱智？说一个很简单的话，没有牛顿也会有马顿和羊顿，没有瓦特也会有泥特和砖特。为什么？不是牛顿瓦特创造历史，而是历史为牛顿瓦特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句话，“社会生产一旦有了需要，也就能比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不由天才创造的，是由社会生产力前进发展创造的。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中国为什么在古代社会长期领先于世界？因为在西方社会还处在蒙昧时代的时候，我国朝代公元前592年，我们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当西方社会还在奴隶制的漫漫长夜当中痛苦摸索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中国社会为什么长期领先于世界？不是由于中国的天才，而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整个生产力领先于世界。我们为什么在1800年以后落后了？衰败了？为什么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一步屈辱的历史？晚清70年的历史是惨不忍睹的血泪史？不是由于中国不行了，而是因为在西方社会已进入到了产业革命，已经进入到了民主的时代时，中国社会依然停留在封建时代，依然搞的是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所以我们一败于西洋人，二败于东洋人。

  我们总觉得那边有个日本，对我们唧唧歪歪，是件很讨厌的事情。我们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我从来不对日本人有什么好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仔细思考一下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什么？是北洋水师的失败吗？是一只北洋军队的失败吗？是李鸿章的卖国吗？很多同志讲这样一点，当年梁启超有一个说法，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是由于慈禧太后挪用了北洋水师3000万两的经费，在颐和园那儿大兴土木，结果导致北洋水师在战争中覆灭了。我们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名义领导人，最高的名义领导人，给自己盖了个花园，这个国家就亡了国，那么到底责任在谁？是花园之过，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我们看到邓世昌的军队在鱼雷爆炸当中沉没时，当我们看到那个亚洲第一，世界第四龙虚飘飘的舰队全军覆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失败，也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失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封建社会对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败，是一个农业社会对一个工业社会的失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一个市场经济的失败，是一个落后的作坊式生产的社会对一个社会大生产的失败，是一个拒斥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对一个勇于开放的社会的失败，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对一个前进的社会的失败，是一个腐朽的社会对一个蓬勃向上的新社会的失败。国之伟大，不在人多；国之伟大，不在史长；国之伟大，不在于疆土宽广；国之伟大，在于青年，在于许多人都有一颗像青年人那样蓬勃向上之心，为国家，为社会的前进谋福利。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现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思考我们肩上的责任。

  一个国家怎么发展，今天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社会当中问题很多，矛盾很多，但是我们第一次碰到一个不起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这个环境就是自1978年以来到今天，我们的接近30年时间当中，第一次获得一个持续稳定地发展的环境。中国社会没有持续稳定怎么办？怎么前进呢？不可能，我们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机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提出一个目标：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2020年翻两番，那么从2000到2020年我们的经济每年平均要增长多少？有没有哪位同学算？没有人算过，我能告诉大家，我算过。到2020年如果要翻两番的话，每年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低于7。18%。2000年我们GDP是多少？9万9千亿。2006年我们GDP多少？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一亿元人民币。那意味着什么？原计划翻两番到2020年，翻一番应当是2010年。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就翻了一番？2006年。我们定的目标最迟在2015年就能够实现。我能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未来的20年维持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到2020年我们经济规模是2000年经济规模的4,66倍。如果老天能够对我们好一点，从2020年到2040年我们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不要10%，不要9%，只要7%，那么到2040年，我们经济是多少？就是2000年时候18.03倍。如果持续下来我们再管老天再借10年，到2050年，也就是建国100多周年左右的时候，这10年我们经济持续发展能和平稳定，我们不要8%，也不要7%，我们只要6%，那么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就2000年的32.3倍。已知2000年中国的GDP9万9千亿，那么2050年中国GDP就是320万亿。320万亿很多同学觉得不可能，我告诉你眼光未必很浅，为什么？1977年中国的GDP是5066亿，2006年中国的GDP是21万亿，1977年全国人民干365天的GDP，从绝对值上来说，只相当于2006年中国的老百姓干7天。这是什么？过去30年当中，中国经济的GDP扩大了42倍，那么未来呢？要43年的时间GDP扩大30。发达国家是怎么炼成的？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美国的经济如果达到3。25%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美国接下来持续发展的话，到2050年的那一天，他能够维持3。2%的话，到2050年的那一天中美GDP名义GDP怎么样？相等的，都是40万亿，世界格局会怎么样？深刻的改变。深刻地改变意味着什么呢？

  即使2050年中美名义GDP比相等。但是我们会发展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五倍，因此中国人均GDP依然只有美国的4到1/5。我们齐心协力再借20年，这20年我们只要能维持6%到7%平稳增长，我们不考虑汇率，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大消息，到2070年中美人均GDP相等。如果中美人均GDP相等那意味着什么？地球上将出现一个GDP是美国4到5倍的庞然大物。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当中把如此多的人口带入如此了不起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从来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18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30%，1820年中国的GDP占33%，19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1%，1949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4.3%，现占世界的5.7%，而美国占世界的29%。如果2020年我们的战略目标实现了，那么美国的GDP在世界就从29%下降到25%，我们可以上到7%。如果2050年我们的目标实现了，美国GDP会下降到22%，我们会上升到24%。如果2070年我们的目标实现了，美国GDP会占世界的22%，进一步的下降到8%，我们会上升到40%到44%。那时候整个世界都会深远的改变。大家可以尽情的畅想2070年这个世界上是你们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九十七岁了，我可以躺在轮椅上自豪地说我把我的一生最壮丽的时间，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人类壮丽的事业：中国的崛起。我相信在座的所有都能够做到，等到这一天，都能够去面对那时的那个世界。讲到这里又可能大家会明白这句话，那句话是什么？那句话是2002年美国的前国防部长拉美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话：“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是意识形态，他不管变成什么制度，都是我们的敌人。那些把冷战理解为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的人未免浅薄。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而王者只有一个。如果中国有4000万人口，它将是我们无法逃避无法选择的天然盟友，但它有13亿人口，所以他永远是我们的敌人。在敌人虚弱的时候把他打倒要比等到他强大起来的时候向他挑战更加明智。拉姆斯菲尔*德的这段讲话与其说是一个政客对中国的仇恨，不如说是对中国的恐惧。

  无独有偶，二百年前一个震撼欧洲的小矮子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一头雄狮只不过还没有醒来，一旦醒来它将改变世界——让他沉睡下去吧。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牧歌般的路程，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很多问题，像三农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前途命运问题……我们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的阶段：人类已知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在中国社会中都不适用。因为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广大、复杂的一个社会结构。这样一个社会如何去发展，我想答案我给不出来，社会工作者也给不出来，答案在于你们，你们能给出来。我们未来靠什么？不是靠几个县处级干部，靠几个省部级干部或者几个国家领导人；靠的是千百万像人民大学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学生，通过我们在社会上的领军作用——我们是时代的先锋，我们是国民的表率，我们是社会的栋梁。更关键的是我们是民族的干将。我们去努力、奋斗，我们了不起，因为我们不仅仅知道怎样去批评，我们更知道如何去找出一个社会发展的前进的道路。当别人都在咒骂的时候，我们在思考；当别人都在摧毁的时候，我们在建构；当别人都在怨天尤人的时候我们在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

  做国民的表率，做社会的栋梁，做时代的先锋，做民族的干将，不仅仅有充沛的知识，也有了不起的道德，品德。正如司马光说的：德乃才之帅。；德才兼备者，谓之圣人；德胜于才者，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者，谓之小人；德才均不及者，谓之愚人。

  你们在座的诸位，是天之骄子，国之希望。如果人民大学的学生，仅仅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不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学生，他们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更应该掌握驾驭这种知识的道德力量。你们永远记住，知识对于你们来说永远只是实现崇高理想的工具，而不要让知识反过来成为驾驭你们人格的力量。也许在最后，我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索。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我父亲给我的横幅，是菜根谭里的一句话，每一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去看到它，我都会问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符合这句话，每当有人来办公室劝我干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时我都会向他指指这句话：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最灿烂的时代在今天，最关键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好不容易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破晓时分，但正如每个黎明前都有一段黑暗会笼罩社会，当我们用建设性的眼光去探索这个社会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绝望，而是新的桥梁的所在，新的大楼的地基，是我们这些新人的新的用武之地。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把我们的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让我们大学变得更加充实，让我们大家真正担得起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时代先锋，去做民族干将。谢谢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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