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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7
茅于轼5日在广州演讲称，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他认为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通过提高的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1月6日《南方都市报》），据报道称场面非常热烈，观众先后鼓掌18次。
遗憾的是，与现场观点相反，网上群众的观点几乎清一色地反对茅于轼的观点，在搜狐网多达3000多条留言中，除了个别网友态度暧昧外，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茅于轼。
在教育部正在尝试调整高等教育的敏感时期，茅于轼提出“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无疑在挑战基本事实，为维护高收费体制辩护，同时博取从高等教育收费中得到利益的集团的欢心。我们切不可把茅于轼的观点过分地理解为他个人的表态。在教育系统的一些官僚和决策者制订教育收费政策的时候，“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就是作为基本参考标准的。
一、假定“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的比例是成立的，那么：
1、按照中国多数家庭仍然处于温饱阶段的全国人口比例水平，说明高等教育已经严重贵族化，或者说已经成为富人的专利。
据官方媒体2006年发布的消息，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富有阶层把持着社会总收入的一半，而与之对应，同样人数的贫困阶层却仅拥有4.7%的收入。也就是说，达到80%以上的阶层只占了国家财富的50%，其中的20%贫困人口却只占有不到4.7%的财富。按照这个比例，大学里自然就有20%的贫困生。
实际上，这一类比忽视了“因学致贫”以及高收费造成的家庭由中产、温饱变为贫困人口的过程。
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已经把部分贫困学生阻挡在高等教育门外了，在这个情况下去计算贫困生比例，无疑具有了先天的不足。
国家恰恰不应当按照“10-20%”作为制订其他政策的依据，而应当把这个比例视为耻辱，从而作为改革政策的依据。假如这个比例是正确的，应当降低学费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促使大学生中穷人的孩子增加。
而现在居然颠倒了过来，“10—20%”没有发挥警醒的作用，反而被扭曲了，成了增加学费的依据。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卑鄙和荒谬的了。
当教育的权利不再建立在“人皆有权利受教育”的平民原则上，而是以金钱为交换获得权利的行使时，也就意味着有钱人以金钱游戏规则介入了高级智力规则中。大量以海量货币的拥有为背景的劣等学生涌入大学、贵族学校、国外；并美其名曰：教育平等。特殊地位的丧失、大量大学生的涌现造成的就业压力、隐性失业导致的工资降低使得大学生命运的岌岌可危，因而造成了大学生“流氓资产者”“极端无产阶级”化的境地，这成为学生新左派运动的一个原始起源。
穷人所占比例的过少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流动阻隔。由于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承担了子女教育的任务（所谓义务教育实际只是片面强调农民的义务而国家的义务逃遁了），导致了农民被迫为低迷的中国经济增加推动力量，这是政府的阴谋；是为生产不择手段的剥夺。这一形式表面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对穷人的剥夺。农民为教育投出大量资本，但是投资没有回报——大学生面临非常严重的就业形势。农民如果不是传统重视教育思想的左右，完全会因为这一投资完全的亏空化而放弃投资。另外一方面，这样的形势驱使穷人更加远离那些需要付费的公用设施，导致这些设施实际为富裕阶层而服务。或者导致了农民放弃教育本身或是只进行部分教育，导致了MM循环效应。农民的社会地位被子孙继承下来了。凭借这一条，建议教育收费的那位肮脏卑鄙的归国博士足够被判处人民极刑，断子绝孙都不过分，因为他的“伟大”建议剥夺了非常多的人的教育机会以及改变命运的跳板。其三，农民承担灾害能力的下降导致了寻求非正式的地方力量，导致地方黑势力和家族传统力量的勃兴，实际这是农民依赖性迷失的再次寻找。重新构架的是封建文化的灵魂。而且根据我的调查，农民之间的血缘关系由此有加强的趋势，这和现代社会理念是背离的。
这一切说明资本家阶级正在教育领域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对社会的传统破坏是严重的，对文物古迹的原样性和存在性、教育保留下层人民能够改变命运的流通性、政府的廉洁性、党和地方政权的平民性、文化的普通性、公共设施的平民性、农村的朴实自然性、家庭的稳固性等等都具有非常猛烈的摧毁作用，而教育，不过是其中对子孙具有彻底断绝的属性。中产阶级不仅阻隔了下上阶级的流动，还以财富控制了高等教育和高等的机会，他们的子女是享乐条件下产生的群体却占据了国家的经济和权力，对中国未来影响可想而知。
2、这一标准实际上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我们看到，大学里受到资助的贫困生不是只有一成到二成的吗？
如果说受到资助的数量恰好就是贫困生的实际数量，那么茅于轼的言论无疑成了无能的地方教育部门的借口，也可以说是群体性借口。
由于这一权威人士认定的比例，某些教育部门完全可以说，反正贫困生只有10%-20%，那么目前的高收费是合理的，因而对贫困生有限的资助也自然就合理了。
可以说，在这一层面上，既得利益集团与官僚的利益保持了一致，如果说他们不愿意为公共教育支出，那么否定基本事实就是最有效的手段。
二、实际上贫困生比例远不止10-20%
2006 年云南省官方公布的贫困生比例为30%左右，当时教育部认可的全国贫困生比例20%，而茅先生足不出户，自行降到了10%-20%。因此，这一保守数字不过是在既定的官方基准下继续走向反人民而已。在这里，笔者没有手头上的资料。但是从以下几个渠道看：
1、从网民的反应。
通过网民的反映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保守的数字持严厉的谴责态度。严格说起来，茅于轼不过是说出了官方的观点：政府就是按照这一比例来发放贷款和资助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各种官方、私人或财团的奖学金、助学金、贷款、希望工程、捐献等等。而很大程度上，这些行为已经做作化，如植树等行为，已经脱离了实际的价值，而只是表演，甚至连中间人牟利的操作黑洞都不能脱离。
2、从笔者抽样的案例来看。
笔者1999年考入大学，当时班级有29人，贫困生数量有11人，超过当司教育部门公布的比例。这一比例是根据当时院系为登记贫困生各类资助项目而登记的人数，因而具有学校方面认可的背景。
后来笔者给2003级学生做研究生导师，发现这一比例基本符合事实，2003级一个民族学班32人中，有12人是贫困生。
这些比例都超过当地政府公布的比例。
3、从家庭收入因高收费变动情况来看。
从这个情况来看，几乎达到70%以上的比例的大学生由于教育而导致家庭生活质量严重下降。2006年2月，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即使全国80%的人口占有了一半的财富，那么当他们在高收费过程中被大量剥夺了财富，他们就从温饱阶层具体地转化为贫困生家庭。这一变动的过程不是僵化的，10-20%不过是一个从家庭收入演化推演出来的一个极其僵化的数字，这一认定“贫困”的标准本身的就是漏洞百出的。
三、教育高收费是制造社会分裂，断绝子孙的最好“和平演变”方法。
茅于轼说，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这是用经济学方法来考虑教育问题，是极其短浅和愚蠢的。记得韩国人说过，国家统一不是做生意。同样，台湾问题的解决也不能用经济方法。
那么为什么教育就要用谁占了国家便宜，谁没有占国家便宜这样的思维，来解释，或者作为出发点去思考问题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把教育子孙后代作为生意来做，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愿意去做，为什么我们却要做呢？
把教育作为生意来做，目的只有两个，以资本力量消灭平民上升的机会，从而将一切机会都留给富裕人群。
经济学方法本身是一种科学方法，如果它不幸被反动阶级掌握了，容易导致极其庸俗和反动的后果。
国家拉动消费的手段频频失效的时候，国家祭起教育的大旗，利用中国传统家庭肯为子女教育投资的心理提前剥夺公民的收入。政府政策的某些制订者以及帮闲文人、雇佣学者。他们的声音是中国最强的语调。他们的理由往往是，不因小失大。对于他们来说，领土、人格、教育、下一代、生态、健康等等都可以为经济发展而当作垃圾，何况区区一些尊严性的力争？
四、高收费不过是一种变相的高税收
以教育等方式对普通公民征收高额税务、剥夺平民的基本消费，是丑陋的资本官僚体制最丧心病狂的举措之一。
关于教育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它涉及到的问题十分地多。相当多刚摆脱温饱的家庭因为子女教育支出突然的加重而喘息不过来，一方面家庭开支中要紧缩其他方面的开支，另外一方面，由于信任关系的不健全，家庭只好从朋友、亲属等关系网络借债，客观上加强了传统的债务联系、血源联系，使得教育的成本变成了很多家庭共同负担，阻碍了个人资金的其他方面流通，包括除了教育外的各种投资。教育债务在家庭成本的出现表明受教育者还要在受教育后为偿还旧日资本而付出今日资本，这无异于提前剥夺公民的收入。对于家庭资本而言，单独的一项开支的增加并不算什么，但是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集体提高并完全附加的一个家庭，就变得高额的消费了。教育的高成本背离了社会主义倾向于贫困人口的初衷，一些高等学校贫困学生往往占据了半数以上，中国学校出现专门的贵族学校、出现有钱人到国外教育的浪潮、出现学校用标志标示贫富的现象的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受教育渠道多样化，一方面却公开拒绝无法入学的贫困生（2003年9月国务院专门下发通知禁止高校拒收贫困学生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老工人的思考从侧面反映了教育的真相，他说中国教育高收费的理由是与国际接轨，但是根据实际调查，只有美国、日本等少数几个最富裕的教育才实行收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比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数百倍的国家都实行教育的免费化。教育的高收费、扩招、出国教育（为资产阶级智力不足取代以金钱规则提供了机会）、教育渠道多样化实际是向资产阶级权利的让步，无论胡氏上台后的便民措施，还是因为企业重重设卡、印章而启动的省直管县制度，它的第一推动力量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高效率、简便、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结果。教育的高收费后果是多样化的。国家出台了补救措施，但实际上基本作用十分微小，僧多羹少，而且太过死板。以国家助学金为例，如果排除暗箱操作，符合条件的有很多人，但是名额只有一个，最后高额救助就只给了一个人，但是实际上，这几个符合条件的却没有获得救助的学生经济状况和那个获得救助的学生不相上下。教育的经济化影响到学术，大学不顾实际承受能力，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也一味扩招。学者剽窃、抄袭、急功近利，学生买卖论文、作弊盛行，而无法获得高回报的基础专业则在经济利益的追求中陷于沦落、衰败。教育的经济化影响到整个一代人的价值取向，学生为了补贴家庭和社会消费主义的压迫，只好积压学习时间来获得微不足道的金钱。从而在实践上，把理想奋斗的焦点转移了，也把学历越来越变为一张有用的废纸。它利用教育来拉动经济增长也就罢了，但是它还给自己的这种肮脏目的附加上一层伟大的面纱，它以国情为名对中印比较情有独钟，但是同样是关系千万家庭成本的教育市场化，它不在站在第三世界，也抛开了印度、国情之类的绊脚石，以与国际接轨来掩盖它实际是因为在中国人不肯为拉动消费作出贡献的现实条件下强迫中国百姓为教育埋单的事实，它的接轨只接的是美日等几个超级富国，它的高收费甚至在人均财富远高于中国家庭的西欧都未实行，它使用的就是双重标准；
这里顺便提一下初级教育，中国的初等教育上处于民间义务的阶段。民间为教育被迫埋单，而国家可以随时有自由调整自己所在教育中的比重。在很多地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私营化已经完成。一切公共手段开始向资本化转移使人民感受到的优惠越来越少。于是一切手段的资本化给居民的生活影响就是干什么都需要钱！
我们追问，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等底层是否具有受到教育的权利与与他经济水平相匹配的教育机会？我们在追问，在追求民主平等的时代，居然还有人拉倒车，提倡什么教育应当继续高收费，这不过是一种断子绝孙的行为，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