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双方争议地区面积共约125，000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0，000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000平方公里。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191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不予承认。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仅继承了英国对中国部分领土的侵占，而且进一步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于1953年扩展到“麦线”。1954年，印按其侵占和无理主张单方面在地图上将中印“未定界”改画为“已定界”。1959年，印根据其改画过的地图线正式对中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前往新德里与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由于印坚持无理立场，双方未达成协议。随后举行的两国官员会晤也无结果。1962年10月，印在边境向中国发动全面武装进攻，企图用武力攫取领土，中国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此后，两国边境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保持平静。

 1987年2月，印在非法侵占“麦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上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方多次严正声明，绝不承认非法的“麦线”和所谓的“阿邦”，并要求印撤回所有越线设点的军事人员。

 1988年12月，印总理拉 甘地访华，双方表示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应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

 迄今 ，两国副外长级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已举行了14轮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边界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发展其他双边领域关系的障碍，而应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1993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并成立了专家小组，讨论制定协定的实施办法并已取得一些积极进展。1995年11月，双方撤除了两军在边境东段旺东地区过于接近的哨所，使边境局势更趋稳定。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印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有助于进一步维护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

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地在印度手里

 一、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地在印度手里

在中国印制的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有标志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如果想去那一带走走，离很远就会被边防军挡住，印度军队就在对面。他们会发现那片地区事实上只在中国地图上属于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有九万多平方公里。解放军作家金辉对那片土地这样换算：

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

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

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

相当于六个科威特；

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

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这样换算，换算者的立场是鲜明的。金辉是军队作家，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尤其代表中国军队的情绪。印度对此也许有另一套说法，把历史拆零碎，肯定对双方都能提供相当多的根据。事实上，二十世纪以前，这一段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明确划定过，而是以东方式的模糊形态按照传统进行实际控制，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１９１４年３月，在印度的西姆拉，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了一条英方勘定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 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如英国人贝尔所说"西藏人不会画地图"，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产生。但是即使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英国一直没有公开宣布条约，也没有在她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那个传统边界和"麦克马洪线"之间所夹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就是中国和印度争执至今的。现在，中国出版的地图继续按传统划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的合法边界。 不过中国的地图只在理论上存在，仅能表达中国的主权要求，而非实际的领土控制。那片领土现在属于印度。１９５０年以前，"麦克马洪线"同样是理论，不管双方的地图怎么画，那片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虚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１９４９年后，大概是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以前先下手为强，从１９５０年，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当时的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共也不好翻脸。 在边境扩张方面，印度一向采取锲而不舍的积极姿态。一直到今天，西藏边防部队都无时不感受来自印度处心积虑和顽强的压力。印度对待中印边境争端的指导思想就如印度记者曼克卡尔在《谁是六二年的罪人》一书中所披露的：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尼赫鲁总理向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驻军发出了新的命令。我们的守备部队接到了尽一切可能向前推进，积极占领整个边境的命令：在边防线上，哪里有空隙，就到哪里巡逻，或建立哨所。在陆军总部的会议上，赫鲁说：哪一方修建一个对立的哨所，那么它就将成功地在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主权，因为实际上的主权十个有九个都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领土夺回来了，却又放弃了 除了印度在边境不断进逼，对１９５９年的西藏"叛乱"，印度在感情上也同情叛乱一方。中共认定印度为叛乱者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印度收留了逃亡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民，对中共肯定也是刺激，叛乱藏人的游击队还以印度领土为基地继续骚扰中国。把老帐新帐加到一块算总帐，中国于１９６２年发动了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国原本已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和胜利。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原西藏林芝军分区政委阎士贵大校这样回忆：

"１９６２年自卫反击战，打过去很顺利，几路基本都打到了传统习惯线，就是我们地图上标的国界线。我们以四万兵力，四路出击，西线从错那攻达旺、邦迪拉，东线在察隅，中间两路这边从墨脱沿雅鲁藏布江往下游打，还一路沿苏班西里河推进。只用了一个月就基本收复失地。而印度方面，它的国防部长说，动用了印军三十二万四千人。有个西山口，印军说我们至少要攻半年，结果一个早上就拿了下来。那时候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我们以穿插和偷袭为主，动摇它的后方，前线马上溃退。印军说你们不正规，没有这么打的。但是我们赢了，他们输了。他们都是雇佣军，胡子兵，说中国是娃娃兵。吃了败仗之后，他们才知道娃娃兵的厉害。"

当时中国方面除了有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的优势，还得到战区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未见得是出于支持共产党。之所以存在一个传统习惯边界线，在于那一带历史上一直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是有向心力的。林芝军分区的原副司令李春回忆：

"反击战开始后，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五十人运，几分钟就运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阎士贵大校说：

"不要这片土地，军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六二年我们从雪山向下压，势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时候，可是越走越慢。战士们想不通，这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还要撤？为了体现我们是仁义之师，还把缴获的车辆装备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地都还给了他们。"

中国军队接到的命令不仅是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克马洪线"，还要再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结果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三、美丽又富饶的土地啊！

那一片被中国收复又放弃的土地是比西藏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富饶的地方。那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下降到一二千米甚至几百米，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极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够生长菠萝香蕉。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２２３０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４０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４５００万千瓦以上，是长江葛洲坝电站的１７倍，是三峡电站的四倍，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又没有移民、生态、战争灾难一类的问题。然而这个设想中激动人心的超级水电站，却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

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徐凤翔说：

"我们搞森林的，一说起来就是西藏林蓄量居全国第二位，可谁也不说这只是理论林蓄量。因为实际上，西藏森林的一半在控制线之外，

 准确地说，是５２８％在人家手里。其实，这个数字仍然不准确。这只是按森林面积算（控制线那边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单位面积的蓄木量大得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实际上，西藏森林资源的８０％不在我们手里。"

正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写的情歌：

压根儿没见最好，

也省得情思萦绕。

原来不熟也好，

就不会这般神魂颠倒。

四、难以理解的"大度"

那些打仗时亲身到过那片土地的军人，对那片土地的得而复失最为耿耿于怀，至今念念不忘，

现任林芝军分区司令员王克忠大校这样说：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比这边还好。当年打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见了。指望谈判是根本谈不回来了。伊拉克占了科威特，全世界的外交压力那么大，还有经济制裁，没用！还是老头子（指毛泽东）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可是老人家（亦指毛泽东）在这失策了。我们一撤，他们（指印度）又占了过来，越占便宜还越卖乖。他们口头上喊和平，实际上是真干，完全是积极进攻的态势。我们也说和平，倒是言行一致，一点动作也没有，就是消极防御。现在这么下，我们越来越被动，越来越要命。即使后人想收回来和有能力打了，可是机会也已经让我们现在的政策给拖没了。"

阎士贵大校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说得更厉害："可惜了这片土地，现在想拿回来不容易了搞成这个样子，后人要骂我们还不如清朝的最后一个驻藏大臣赵尔丰！"

连一位到西藏旅游的台湾女士都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那么大片的国土收复了以后，又让给了印度？现在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几届中央政府中最强大的，可是让人想不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软弱？"

确实不太好理解。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死盯住不放，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另一方面对面积大三倍的这片领土，却随随便便就丢掉。全归于软弱不尽然。

从当时的意识形态出发，中国力图扮演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领袖。印度当时正是那个阵营的重要成员，"教训"一下不碍大事，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对毛泽东的全球战略就会不利。所以教训完了，要立刻适可而止，再给几根胡萝卜。毛泽东的胡萝卜稍大了一点-九万二千平方公里，不过以毛泽东的胸怀来说，可能也属正好。

五、后果今天来品尝

金辉在他的书里对那段历史这样结论：

"１９６２年中国和印度发生的边境战争，就当时看，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 "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

 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

金辉充满激愤而言的屈辱，主要是领土的丧失和目前中方在中印边境所处的弱势。但是中国还有另一个至少相等（甚至更大）的遗憾：如果６２年打过去不撤回来，向那九万二千平方公里肥沃富庶的土地移去几百万内地汉族人口, 那片地区的中低海拔和亚热带气候完全适应汉人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及身体条件，内地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把迁居那里当作好福气, 就等于在西藏的中心地带与印度之间建立起一条汉文明的血肉长城，将西藏与印度传统上的紧密关系割断，把西藏包围在汉文明圈内，从此一劳永逸地根除西藏独立的可能。西藏自治区现在一共有二百二十万藏人，中国全部藏区的藏族人口加一块也不过五六百万，如果在那一片地区移去五百万汉人（印度现在已向那里移民七百余万，那里的资源足以养活更多人口），哪里还会有西藏分离的问题？西藏又能向哪里分离呢？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一代新人已经能在那里从出生到成人，彻底扎根，完全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园了。

现在，这三十多年是给了印度移民在那里长起一代新人的时间，那里成了他们的家园。时间是合法性的最好来源，强权成为公理往往都是在时间的帮助下。中国１９６２年使用了强权，却放弃了时间，得了暴力之名，却没有得到公理。

六、再打一仗收复失地？

金辉在他的书里主张现在再打一仗收复失地，这可能代表了一些军人、尤其是西藏军人的主张。他这样写：

"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考虑，全部或大部收复失地将是我们唯一合理的选择。１９６２年，我军以几万兵力反击印军，作战一个月基本收复失地。若以后在中印边界反击侵略收复失地，兵力也许要比当年多投入一些，作战一个月假设需直接军费十五亿元，即使再增加一倍，若能收复失地。从政治上看完成了一项神圣事业，从经济上看仍是一本万利。收复失地反击作战的代价不会高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但是和那场战争相比，不论战争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国防、民族团结、国际等各方面，都要有益有利得多。" 军事上是否能如金辉估计得这样乐观，首先值得怀疑。印度军队已今非昔比。６２年失败的耻辱使其卧薪尝胆，九年后的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今天就更不可同日而语。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兵目前是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 中国军队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的战斗力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激励即所谓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也就是当年放在第一位的"人的因素"。始终被动员在颠峰状态的高昂士气使解放军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能创造按常规思维不可想象的奇迹。今天，"文化大革命"的幻灭，商品观念的蔓延，以及军队经商的腐蚀，使解放军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当年最有威力的武器: 不怕牺牲（这个武器甚至能使"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战胜最先进的军队）荡然无存。解放军战斗力的下降，在７９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已经有表现，这十几年向商品社会转型，腐蚀性更是空前，"人的因素"已不成为解放军可以占据优势的条件，战斗力来源只能转移到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科技上。但是这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之一是军队让位，军事现代化虽然有所进步，速度相对较慢。 至少在中印边境的实力对比，明显逊于印军。 现代化战争与６２年的战争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后勤的依赖大大加强，光靠当年的牦牛和妇女老少齐上阵，四岁的孩子背罐头远不再胜任。那必须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在最短的时间里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最多的物资、给养、武器弹药。从军事上，青藏高原是中国的屏障，是有利条件，但是从地理上，青藏高原反过来成为中国军队后勤体系极为头疼的障碍。运输是几乎不可解决的瓶颈。印军的背后却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畅通无阻，后勤保证极为强大可靠。１９８７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使占领合法化之后，中国军队强烈主张借此再打一场中印边境战争，象６２年那样收复失地（当然不会再放弃），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碍，军队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后勤系统，他们无法为战争需要提供保证。

即使上述问题都不考虑，都能最终克服，取得最后胜利，把那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拿了回来，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就是已经移居那片地区的七百多万印度移民怎么办？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根。留下他们，不啻是另一个朝思暮想搞分离的西藏，也没有了中国移民的空间。赶走他们，制造如此规模的难民潮，连锁的麻烦会多得不可想象。

面对时间造成的既成事实，那片土地已经很难再被中国重新拿到。６２年是唯一的机会，那时印度实现实际控制只有十来年，事实还未既成；印度移民尚不多，当地居民对西藏普遍有向心力；中国对印度又有较大军事优势。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全部具备，而且已经在事实上把那片土地拿了回来。只要守住，坚持若干年，既成事实就在中国一方，今天的主动权也属于中国了。

尼赫鲁还一厢情愿地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尔达线是以英国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1914年英国为扩张其殖民地领土，以不正当的手段与当时的西藏当局秘密换文，炮制了大致以喜玛拉雅山主脉分水岭为走向的边界线，中国的历届政府从未予以承认。)。尼赫鲁甚至认为，独立为新生的印度创造了大好时机，印度要建立以自身为盟主的“大印度联邦”，并以此为基础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就是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民主运动中萌生的“关于印度的新概念”。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便开始实施他的“大印度联邦”狂想，并在西藏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1947年3月，当时的印度临时政府曾怂恿西藏独立。尼赫鲁在会场上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竟将西藏置于中国的版图之外，后经国民政府代表郑彦的强烈抗议，尼赫鲁才给予更正。同年5月，印度临时政府还向西藏葛厦提出“继承并保持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利益”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又阻止西藏当局上北京商谈和平解放问题。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驻华使馆竟在向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此外，印度还向西藏地方武装提供军火，阻止解放军进藏。

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此后，中国政府经过多方交涉表明态度，印方明目张胆的军事活动才有所收敛。然而印度政府不仅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反而加紧了蚕食的进程。

更令人惊讶的是，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甫归，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竟立即出现在印度官方地图上，以此迫使中国接受这一事实。直至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还写道：“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表明属于中国)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此后，印度政府还支持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尼赫鲁甚至指责中国“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

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成为泡影，但“大印度联邦”构想仍然使他不能平静。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一意孤行地执行“前进政策”，继续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

困兽犹斗的尼赫鲁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 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 甘地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 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毛泽东当时还请米什拉代为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

但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 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曲折中的艰难进展

直到1976年，印度才主动恢复向中国派驻大使。1979年2月12日，人民党政府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中最难解的死结。1980年英迪拉 甘地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时，指责中国“对边界领土的要求或侵占而产生的领土纠纷，使中印关系进程缓慢”。虽然从1981年起，两国商定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却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中国曾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印度则要求分段解决。

这期间，印度议会两院又于1986年将“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印度第24个“邦”，企图从法律上使占领合法化。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严正抗议。直到2002年两国的边界联合工作小组在该地区核实实际控制线时也未能解决这一争端。

虽然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遭到了军事上的全面失败，但实际上却是既得利益者。它趁中国军队后撤之机非法占领了有争议的中国领土，此后又千方百计使非法占领合法化，这便是数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未能得到真正解决的症结所在。

1962年中印战争后30余年来，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始终存在严重分歧，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1988年12月19日，拉吉夫 甘地成功访华，中印双方同意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边界争端。此外商定，在寻求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间经贸与文化的交流合作，为合情合理解决问题创造气氛与条件，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和经贸科技联合小组。拉吉夫 甘地之后的V P辛格、高达及拉奥总理也都表达了增进中印关系，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

1998年5月，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为进行核试验大肆叫嚷“中国威胁论”，使中印关系一度受挫。但不久后，瓦杰帕伊的人民党联合政府又重新认识到，中印关系对21世纪印度发展至关重要。2003年6月23日，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印度政府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政治活动，为重开对话开创了新的起点。同时，双方又约定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

中国与印度两国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分西、中、东3段。西段约600公里，中段约450公里，东段约650公里。1962年两国因边界争端爆发了一场边界战争。30余年来，虽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寻找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印边界官员级谈判已举行了15轮，专家小组会议召开12次。但两国政府从未放弃努力，2003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成功访华,第1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也于今年10月23日至24日在新德里举行。

手足兄弟的反目

中印两国本是友好邻邦。印度曾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也给予了热情的回报。在抗美援朝最为激烈的1951年，毛泽东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出席印度驻华大使的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祝贺道：“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也就在这一年，中国为缓解印度的粮荒，在自身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

当时印度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积极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同时也大力寻求解决朝鲜争端的途径。20世纪50年代，两国官员频频互访。周恩来总理曾4访印度，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8年，中国在尼赫鲁的主张下参加了万隆会议。更令人难忘的是尼赫鲁访华，毛泽东与尼赫鲁话别时意外地吟诵了屈原的二行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印两国的大地上到处响彻“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喊声。

然而就在这热烈的欢呼声中，中印关系危机却已悄悄来临。众所周知，中印两国独立与解放之前，虽然未曾正式划定过边界线，却早已形成了一条各自遵守的习惯边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开始时一直遵守着这一边界。但在1954年，印度政府却修改了官方地图，把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在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的2000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这样一来，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2.5万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一个福建省。两国关系就此跌入低谷。

“大印度联邦”狂想

中印关系从手足情深到反目成仇，追根溯源主要是“大印度联邦”在作祟。

“大印度联邦”本是英国殖民者以印度为基地，向周边乃至东亚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构想，想不到尼赫鲁却对它格外欣赏。他早在1934年就在自传中写道：“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作了修正，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出处】《南亚研究》2000．2

【作者】（英）内维尔 马克斯韦尔

【编者按】

内维尔 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正文】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 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A.B.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注：A.B.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 T 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注：《 1955 年国际事务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译者按：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 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 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 《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注：J.R.V.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 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 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 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 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 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 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斯蒂文 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注：阿舒托西 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 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 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罗克斯福特 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