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上学期末就开始准备了 但由于考研（这件把我折磨得要死 又不堪回首 但让我长大很多的往事）就没太上心 直到三十儿晚上 导师借助一个拜年的电话 用半开玩笑轻声细语的口气说 你正月十五之前不把完整的电子版给我传过来 要通过恐怕就有问题了 说实话我知道老师跟我开玩笑呢 但依然觉得仿佛有个炮竹 在我的大脑里 轰 炸了
我国经济外交现状分析及展望
摘要：中国经济外交成为实现中国政治目标，扩大国际政治影响力和遏制“台独”的又一手段，随着中国经济外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范围的不断拓展，经济外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为争取了不少成果。由于中国政府外交的出色互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另外，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表这一身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本文从经济外交的概念，我国同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东盟之间的经济外交关系，对未来我国经济外交的展望，这三部分入手，阐明了经济外交的历史、现实和理论依据，有利于纠正外交政治属性的偏颇，有利于外交的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强化经济意识和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树立经济外交新形象，从而也论述了我国推行经济外交的必要性。
关键词：经济外交 经济关系 和平发展
1 经济外交概述
1.1 经济外交的含义及特点
（一）经济外交的含义
目前,中外学者大都从经济与政治结合的角度界定“经济外交”。国内有学者认为,“经济外交”包括两个实质性的内容:一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本组织的经济宗旨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二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本组织)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本组织)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①日本学者山本满认为,经济外交“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以经济为目的,将外交作为手段,把谋求扩大经济利益作为目标;相反,也可以采用以经济为手段,谋求对外的什么目标,或依托经济力量来实现的含义”。②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外交是经济与政治的综合体,是一整套的管理制度,通过这些管理制度的方案使当代世界中的合作与竞争得以实现,使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形式与方法得以确立,也使市场经济成为了社会发展和解决经济社会进步关键问题的重要因素。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看,明确提出推行“经济外交”的国家,尤其是世界大国,实际上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二战后的日本, 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明确提出了要推行“经济外交”。
从这三个国家推行“经济外交”的情况看,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共同点:
（1）三个大国推行“经济外交”的历史背景大致相同,都是在国家发展面临困境的情况下,选择推行“经济外交”策略。日本是在“二战”刚刚结束,外有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内有美国军队占领,无法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外交活动打开国家对外交往局面的情况下,才选择了“经济外交”这种形式;而中国是在外有美苏争霸进入高潮,美中苏大三角出现,内有10年浩劫的严重后果没有彻底消除的情况下,选择了“经济外交”;俄罗斯则是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外有强硬势力蚕食传统势力范围,内有政局动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才走上了“经济外交”之路。在当时环境下,如果没有国内经济的发展,就谈不上维护其他方面的利益。因此,这三个国家都奉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国投资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明确了对外政策的手段和工具地位,其主要作用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可见,“经济外交”是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其国力难以支持一般意义的外交前提下所采取的一种变通的外交形式,并以此来弥补一般意义上的外交的缺欠。
（2）保障国家的基本安全利益是推行“经济外交”的重要前提。二战后,由于战败国的特殊地位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日本只能顺水推舟完全依靠美国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这样做一是形势使然和迫不得已;二是可利用美国节省大量的国防开支,进而恢复国家经济。日本在维护国家基本安全方面应该是一特例,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采取日本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只选择靠自己的力量来保障国家基本的安全利益。所谓基本安全利益就是指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外不再提出过大过高的战略目标。如果出现挑战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基本底线的威胁,国家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坚决反击,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的表现。因此,推行“经济外交”并不是无条件地以经济利益为中心,首先必须保障国家最基本的安全利益,这是国家推行“经济外交”最基本的底线。
（3）在保障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前提下,外交政策要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依据经济利益来选择外交活动的取舍。当然,在具体的手法和途径上,各国情况各有不同。因此,所谓“经济外交”是指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般是在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的情况下) ,在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取向的一种外交形式。
（二）经济外交的特点
（1）非决定性。从表面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相应地被划分为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等若干形式,而各种外交形式的总和便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总体外交”。因此,“经济外交”只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要素之一,受制约于国家的“总体外交”,并接受“总体外交”的指导,需要“政治外交”、“军事外交”和“文化外交”等其他外交形式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从理论上讲, 安全与发展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个是生存，一个是发展。生存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属于政治范畴；发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振兴问题，属于经济范畴。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生存是基础，没有生存就谈不上发展，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保障生存的质量更高。表面上看，生存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能简单地说谁决定谁，但二者相比，生存问题比发展问题是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从现实来看，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冷战时期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由政治优先向经济优先转移的趋势，如何尽可能多地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日益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但不能就此认为,经济利益的考量已经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经济外交”已经成为国家“总体外交”中决定性或主导性因素。从目前看，很难能完全排除国家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这种情况的发生，尽管“经济外交”在现实中有着重要作用，但在国家总体外交中作用依然有限。
(2)两重性。一方面,恰当适度地推行“经济外交”，就能够发挥“经济外交”应有的积极作用, 不重视国家的经济利益，甚至是偏离国家经济建设目标，就会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失。另一方面，片面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推行损人利己的“经济外交”，把“经济外交”推向至极，最终必将导致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困境，使各方的国家利益受损。如20世纪的50—60年代，日本把东南亚作为工业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片面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东南亚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甚至出现了抵制日货,烧毁日本汽和国旗等反日事件。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相当刻的，为今日世界各国推行“经济外交”起到了警戒的作用。再如，片面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对本国市场过度的保护，甚至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势必影响本国某些产业生产力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造成本国与外国经济合作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如冷战结束后，日本对本国市场实行过度保护,就造成了美国和日本、欧洲和日本经济贸易关系的紧张，贸易战此起彼伏，一度十分激烈。
(3)阶段性。既然“经济外交”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外交形式，这就必然意味着它具有阶段性的特点，除非一个国家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经济大国，丧失更大的国际追求和国际抱负。对大国而言，经济实力不等于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也不等于军事实力,经济大国更不等于政治大国，要把巨大的经济实力转变为雄厚的军事实力，要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变为巨大的政治资本，必然要经历一个实力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一要时间，二要实现转换的机遇，不可能一蹴而就。日本和德国在成为经济大国后，都在积极努力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经济外交”的推行已经使日本成功地实现了从“二战”后的战败国到当今第二经济大国的转变，但它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的过程并不顺利，说明了实力转换的过程并非易事。
(4)妥协性。国家在追求安全利益时，如果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必将导致“安全困境”的出现。同样，如果国家在追求经济利益时，片面强调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必将导致出现“经济合作困境”，不但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外交”更具“钢性”而“经济外交”更具“柔性”。“钢性”是指更难以达成妥协,因为国际政治的实质是权力的争夺，把持权力的国家一般决不会愿意其他国家与之分享权力，而是更关心相对收益———谁获得的利益更多。所以，合作求安全说起来容易，但实际操作却很难，这也是合作安全到目前为止取得成效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柔性”是指更容易达成妥协，因为经济利益一般很难一国独享, 各国往往追求的是绝对收益———大家都能获得利益。所以，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战尽管一度十分激烈,但最终总能达成妥协。因此,“经济外交”给人以和平、不带政治和军事野心的形象，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对外交往，更容易被他国所接受。所以,大国在面临困境时一般都愿意选择“经济外交”。
1.2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外交
追溯经济外交的历史，一般认为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开始的，“经济外交史在国际关系中合乎规律的现象，是国家间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和意义急剧增强的结果”。在这之前，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对外谋求经济利益基本上都是通过王朝战争或宗教战争的途径，以扩充国土面积和掠夺他国的财富的方式表现出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经济外交也就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而出现。
早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就已出现，但此时在国际关系中居主要地位的是国际政治关系，“权利政治”是解决国家间一切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冷战时期，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已开始互相渗透，冷战结束以后，这种国际经济政治化或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个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主要通过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控制和协调来实现。当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包括多个利益层次，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文化利益，这些利益层次都对国际经济关系产生着一定影响，其中经济利益是国际经济关系利益层次中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
作为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的手段，经济外交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各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目的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在众多的经济外交手段中，经济制裁因常常与战争、武力强制等联系在一起而成为其中的一种特殊手段。经济制裁主要是指一个或多个国际行为体为了实现一定的对外政策目标，而对某国际行为体经济交往实行的歧视性限制，包括对其经济交往的完全禁止。这里的经济交往包括商品、服务贸易以及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制裁国通过发动经济制裁给被制裁国造成一定的困难和损失，进而改变被制裁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从而促使发动制裁的目的(主要是政治目的)得以实现。
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进一步提高,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已经逐步让位于经济与科学技术,经济外交逐步成为国与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各国主要以经济利益的权衡为主导,大力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经济外交成为国家维护和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常用的方法和手段之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大国均通过经济外交促进和扩大国际贸易,使本国从中受益。美国经济学家萨缀尔逊等认为:“通过专业分工,国际贸易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的总量。生产总量增加了,总的就业机会就得到增加,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都可从中获得好处”。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和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典型的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和经济合作外交,使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践。
2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外交
首先，中国加入WTO是新时期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外交的最重大举措。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取得极大成功。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与占世界经济易额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意味着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将由此每年提高2一3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其次，APEC成为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舞台。APEC作为一个跨区域的经济合作论坛，在推动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沟通与协调、寻求利益交汇点从而共同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纽带作用。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APEC成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并把APEC作为中国开展高层次经济外交的重要舞台，为维护和改善中国与本地区各经济体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梁道。2001年中国成功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上海共识”等纲领性文件，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能力。
最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足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最新尝试。2001年1月朱镕基总理在第五届东盟10十3首脑会议上提出十年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这个倡议获得东盟十国的一致同意。倡议并积极推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政府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开展对外经济外交的一个最新尝试。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将加强双方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也将有助于扩大双方的贸易和投资，意义十分重大。
2.1 中美战略经济关系与中美对话
2006年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会谈后共同宣布，根据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旨在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SED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胡锦涛指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既加深了相互了解，也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不仅有利于继续推进中美经贸合作，而且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将产生积极影响。胡锦涛希望双方充分利用好这一新的工作平台，认真总结经验，加强沟通协调，努力使这一机制越办越好，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作出更大贡献。
（1）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产物。美国1979年即为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1996年则跃升至第2位。中国1980年是美国的第24位贸易伙伴，1996年起跃升至第4位。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据中方统计，从1979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相当于每年增长18.9%。美方的统计显示，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44倍，相当于每年增长20.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中，列举了美国从对华贸易关系中的受益之处：廉价中国商品促进了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5倍于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增长，2004年、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22%, 20%.正是因为存在坚实的基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才有了可能。
（2）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结果，是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华新策略的体现。布什政府2001年上台以后。认为克林顿政府将中国视作“战略伙伴”的做法既过于理想化，也不符合现实，“战略伙伴”只能适用于日本和欧洲那样的盟国。中国绝对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布什政府用“战略竞争者”取代了“战略伙伴”。然而美国财政部长、著名知华人士保尔森称赞中国已是“全球经济领导者”，并说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因为领导者是要分担责任的，美国想要的是中国主动承担责任。保尔森说服布什总统，把两国经济关系上升到战略高度，开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中美之间众多高层对话中第一个被明确冠以“战略”之名的。这一举措表明，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对华新策略，这是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因分歧无法结盟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体现，也是美国在经济领域提升双边交往层次的体现。
（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为解决中美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设立的一种对话机制。近年来，双方经贸往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提升，贸易额不断攀高，相互依赖度持续加深，中美经贸关系进人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然而，中美经贸交往在给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讨论平台，去面对现实，着眼长远，坚持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有效解决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防止误解和对抗，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而且，中美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因某种原因遭受重大挫折，对两国经济都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4）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认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GDP超过了2.2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4位，占世界的份额由2001年的4.2%提高到2005年的5.0%。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1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糖产量居第1位，发电量居第2位。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14, 221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的6.5%，位居世界第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实力近20年来不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21世纪初最突出、最明显的经济现象是中美经济主导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5年内创造了全球GDP2/3的增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外报纸声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可能在未来取代八国集团(G8)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
（5）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负有探索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作为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需要积极应对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直至重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国内，目前有多种有关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观点。一种观点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一个新的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些观点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显示国际经济秩序需要重建的迹象。新国际经济秩序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完整的，就美国方面而言，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亦需将中国融合进来。中国融人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是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美两国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因为这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都需要的一种公共物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要追求的就是在公共物品层次上取得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
（6）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了两轮之后，美国国会方面对对话的不满已表露无遗。在不少美国议员看来，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已存在多年的贸易不平衡这两个关键问题并未通过对话得到解决，因此，美国国会未来通过对华强硬议案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值得关注。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华关系(不仅是经贸关系)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事实上，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美国也已获得巨大的利益。在金融领域，中国已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取消了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仅2005年和2006年两年，中国银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就超过了182亿美元，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截至2006年年底，74家境外银行在华设立了312家营业性机构，28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参股了21家中资银行，31家境外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了31家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另有44家境外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15个保险营业机构。中国服务业开放面向世界，而美国凭借竞争优势，成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总之，由两国元首倡导设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其目的是加强两国就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经济问题的沟通和协调，以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应该看到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别于一般的经济对话，不是着眼于解决短期的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对中美双边经济、甚至对全球经济都有重大影响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都不是在短时间内，或者是通过几次对话就能够解决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更多是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只有这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才能在后布什政府时代继续有效开展下去。
2.2 中欧经济关系
2004年被称为中国外交的“欧洲年”，这一年无论是中国与欧盟双边领域，还是中国与欧盟各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从中国对欧盟经济外交角度而言，亦取得了务实有效的丰硕成果，当然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总体上可以用“战略提升、贸易突破、瓶颈制约、难题待解”加以概括。首先是战略提升，中国与欧盟提升并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国家层面中国与欧盟最重要的国家也逐一建立了相应的伙伴关系。其次是贸易突破，以欧盟东扩为契机，使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目标得以提前实现。再次是瓶颈制约，市场经济地位与对华军售解禁提到议事日程。最后是几大难题待解。
（1）中方顺差尚待缩小。2004年1月一12月欧盟对中方的贸易逆差达370.4亿美元，而这一数据仅来自中国海关统计，欧盟一方对逆差的统计则要更高。双方对于逆差统计的不一致可能源于各自对原产地规则的不同理解，欧方通常将经香港转口的产品也视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对华贸易赤字有可能因此被高估。从中方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对欧盟主要贸易伙伴中，除对德国存在66.1亿美元的逆差外，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分别是中国第三、第四、第八、第十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其中中国与荷兰15.5亿美元的中方顺差表现尤为突出，同时对10个新人盟国的顺差占与其贸易总额的约60%，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缓解。而随着中欧之间贸易往来向纵深层次发展，对于贸易不平衡引发的贸易摩擦，还需要双方不断加深沟通理解，本着双赢的目的予以妥善解决。
（2）反倾销立案数量增加。欧盟是最早发起对华反倾销的地区，截止到2003年底，欧盟已发动98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申诉。欧盟对华反倾销不仅立案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对以前年度做出的反倾销终裁产品又重新启动了反规避、反吸收等新的调查方式。欧盟反倾销政策呈现的另一个新特点是其修改了第384/96号基本反倾销条例和第2026/97 号基本反补贴条例(2004年3月13日)，降低了反倾销实施门槛。2004年在欧盟对华反倾销立案数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获得个案市场经济地位待遇的中国企业却有所减少。面对欧盟反倾销调查日益复杂的程序和苛刻的要求，中国企业和相关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应给予充分的重视积极配合建立起更为有效的应诉机制，企业也不应轻易放弃胜诉机会，要积极参与个案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力争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3）知识产权争端日益增多。近年来随着中欧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争端日益增多，2003年双方已决定启动关于知识产权的结构性对话，并签署了《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协议，以共同探讨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的双边及多边事务。中方应通过对话机制加强与欧盟的沟通与交流，呼吁欧方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应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相符合，并积极利用欧方知识产权技术援助与合作项目，大力推进国内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认真履行在各项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的义务，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区域、行业和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并建立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期国家战略。
（4）欧盟对华普惠制度的弱化。1980年1月1日欧盟开始给予中国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25年来，中国产品依靠这一关税优惠制度，以价格上的优势大量进人欧盟市场，对促进中国企业开拓欧洲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自欧盟1995年新的普惠制规定实行以来，中国的受惠情况发生了变化，受惠产品逐渐从欧盟普惠制中毕业。
（5）中小企业合作尚需逐步深化。目前欧盟9.8%的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欧盟非公职就业岗位的60%左右，创造的产值占欧盟GDP的50%。欧盟的中小企业有着较高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丰富的国际市场营销经验，很多都拥有独立的研发机构和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也已占全部工业企业的9.9%，在解决就业、出口创汇、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水平不高，国际化营销经验不足，缺乏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
2.3 中俄经济外交关系
2000年以来，在中俄两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不断提高，贸易额连年创历史新高，投资合作也有了新的起色。尽管中俄(俄中)经济合作水平与中国(俄罗斯)和当今主要大国经济合作水平相比并不滞后，但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质量不高，绝对数量不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俄用了十年多的时间成功解决了困扰两国数十年的政治(安全)问题，这为两国在新世纪推行“经济外交”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和俄罗斯不约而同地选择推行“经济外交”将为两国提高经济合作质量和绝对数量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将使两国面临如何协调彼此经济利益的现实挑战。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解决政治(安全)问题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力的话，那么在21世纪解决经济合作问题将是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新动力。
（1）中俄就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结果和俄罗斯即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为两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提供机遇。由于俄罗斯还没有加人世界贸易组织，造成了中俄在贸易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和各种问题的存在，这些严重影响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在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关注和推动下，2004年9月两国结束了俄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市场准人谈判；2004年10月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准人协议》。随着俄罗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加快，中俄经济合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将不同程度地得以解决，这将有助于提高中俄经贸关系的透明度和稳定性，进一步促进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2）中俄规范双边贸易秩序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这将为两国经济贾易合作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机遇。随着中俄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秩序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灰色清关”现象普遍存在，一些通过“包机包税”等途径进入俄市场的中国商品难以获得清关凭证，俄执法部门查抄罚没中国商品的事件屡有发生，致使广大华商和中国企业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2004年以来，规范中俄贸易秩序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双方正式启动了规范贸易秩序联合工作组机制。两国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期间，中国商务部与俄罗斯经贸部共同签署了《关于规范两国贸易秩序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就此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3）两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增长，将拉动两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也将使两国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面临机遇。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提出了10年内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中国政府也确立了到202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4）中俄政府间投资合作机制已经正式启动，双向投资合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相互投资规模稳中有升，这将为两国经济贾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目前，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关系中真正严重滞后的是两国的投资合作，由于投资的严重不足，投资对双边贸易的拉动作用不够明显。目前，中俄经贸合作分委会下成立了投资合作常设工作小组，两国关于签署(中俄政府间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已经结束，为两国投资合作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总之，中俄推行“经济外交”为两国深化经济合作关系提供了诸多的历史机遇，随着俄罗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步伐的加快，两国规范双边贸易秩序工作和投资合作机制的启动，尤其是两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俄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将得到充分发挥，未来两国双边贸易额将逐步增长。如果未来几年内中俄之间能够启动大型投资项目，俄罗斯正式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两国之间将会形成新的贸易平台，那么中俄贸易很可能会摆脱小步前进状态，步人超常规的快速发展阶段。
2.4 中日共同开发问题与经济外交
中日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是基本事实，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看好，其中关键的中国因素越来越得到公认。日本甚至出现了中国将是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的救世主的说法，认为中国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仅次于美国。姑且不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它本身说明了中日经济关系持续很热，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两国历史恩怨深刻并伴之有以领土纠纷为标志的新政治冲突。尽管存在着高瞻远瞩解决两国历史问题的建言，但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存在一揽子终结性地解决或者搁置历史问题的近期可能。
中日经济关系的密切将为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奠定主体性的经济基础。若中日能达成东亚共同体的共识，那么现在两国关系的政治冷迟早也要变热，我们有必要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角度认真反思中日关系。经热政冷是不正常的，中日关系的关键词应是自由贸易、地区合作、东亚共同体和理性处理政治纷争。中日经济关系的深入是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杠杆，在外交上中国要善于利用之。
2.5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外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双重效应，有利于成员国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更好地获得深化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同时也应看到任何区域经济合作都有一定的政治动因。事实上，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合作框架，一年一度的领导人对话会议已成为各国讨论地区事务的一个重要机制。
中国与东盟国家都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是双方最大的利益，对抗对双方都不利，只会是两败俱伤。这也有悖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结盟也不现实。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东盟也积极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不可能和中国走得太近。东盟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强大而日益担心，东盟对华战略的基本立场是中国的强大不可避免，不可忽视，承认中国的强国地位，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成为亚洲制定规则的大国之一。
3 经济外交推助中国和平发展
国家的政治利益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为不至于在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1）加强我国政治保障
1949年，新中国刚刚获得解放，取得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以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毕竟政权的稳定对于新中国的安全来讲具有现实意义。没有它，革命的成果就无法保障，国民经济就无法得到恢复。政权安全与否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对内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和认可，在国内有没有统治基础；二是对外抵御侵略的能力的强与弱，能否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显然代表了人民或民族的利益，也得到了国内广大人民的拥护，国内的统治基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对外保护国家政权安全上，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战咯，与苏联结盟。在与苏联的交往中成功地运用经济外交实践为国内经济获得了外援，并创造了较为和平的、德定的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保全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了国家政权安全。
（2）维护我国主权独立
面对诸多的主权安全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方针、政策来应对挑战，其中经济外交作为一个手段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对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奥格森博格等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把商业和政治分开，中国政治逐渐学会利用其贸易地位作为杠杆，在国际政治争端中获得政治利益，越来越愿意让政治因素来影响采购的决定。
（3）配合中国人权斗争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大力开展人权外交，宜扬传统主权有限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等论调，在促进民主与维护人权的名义下批评发展中国家滥用主权，不薄重人权。发达国家还以参加国际经济组织就要接受国际经济惯例规范为由，要发展中国家按发达国家的标准进行经济或政治改革。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人权斗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给予了中国级力相助。自1990年以来，在历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议上，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连续1次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华提案，这与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世上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因之果，非洲国家之所以一次次帮助中国，这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外交在这里显示了威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把非洲大陆作为实施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重要舞台，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共同缔造培育了中非间休戚与共的深厚情义，为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国家政治安全间题关系着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它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根本保证。在经济关系日益充当国际舞台显要角色的全球化时代，有效地运用经济外交这一手段发挥它的政治功能，不仅能有效地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契机。
结语：概括起来，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初，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导致的国际关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骤然加速，经济外交的主流也由以个体国家的政策和活动，向以区域经济、政治组织或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为轴心的多边外交舞台过渡。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发展的条件下，国际社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国与国之间面临新的合作与竞争，区域内部和区域外部的竞争与合作同时并存。竞争，使这一时期经济外交的内在驱动力和本质属性；合作，是竞争的必要辅助手段。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外交事务中，两者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与竞争相比，合作并不逊色，经常居于一些经济外交实践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竞争与合作不仅是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外交的两个特征与目标，具有普遍性。无论竞争与合作，都围绕着各自的区域利益，国际利益，企业利益，而国家利益则是经济外交的核心和根本。
粘过来后文字的格式就有些变了 不过我还是特美 呵呵
嗯嗯 今天做人要低调 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