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 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也许耶鲁批评学派中的激进分子希利斯 米勒在这一问题上阐述得更为形象一点，他说：“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
德里达以《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 巴尔特、福科、保尔 德 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提出了挑战。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理由，认为写作和阅读中的偏差永远存在。他把解除"在场"作为理论的思维起点，以符号的同一性的破裂，能指与所指的永难弥合，结构中心胜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为自己理论的推演展开
解构主义建筑的特征，即：
无绝对权威，个人的，非中心的；
恒变的，没有预定设计（很多解构主义 建筑家甚至连完整的工程图也没有仅仅以草图和模型来设计，完全依靠电脑来归纳）；
多元的，非同一化的，破碎的，凌乱的，模糊的。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在分析文学的领域，结构主义者能将一个故事中各元素的潜在关系（也就是结构）揭露出来。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西城故事》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关联性。尽管这两出戏剧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女孩与一个男孩坠入爱河（或者可以说是+LOVE），然而他们的家族彼此仇恨对方（-LOVE），这个冲突最后经由他们两人的死而获得了解决。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两个彼此友好的家庭（+LOVE）为他们的小孩安排了一场婚事，然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仇恨对方（-LOVE），而最后这场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两个子女用自杀来逃避这场婚事。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后面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故事的“倒置”，因为爱情价值以及两对团体的关系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总言，结构主义者能从一个故事中将其所代表的“意义”揭露出来，而非找出作者的意图。
结构主义的出现，帮助人们从生活中混乱的表象中，揭露隐藏其中的完整结构，但亦因此一简约化的结果，造成结构主义把“文本”作了过多的解读，而让学者创造出许多并不存在的意义与结构。另外还有各种立场是位于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而事实上，许多关于结构主义的争论就是在试图厘清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索绪尔是令结构主义于20世纪重现的始祖，因为他在1916年的著作《普遍语言学课程》中并不关注言语或语言的使用反而关注语言系统，他称之为“理论符号学”－“符号学是研究既存在社会结构下，各种符号的科学。”最终，他认为语言符号是由意符及意旨所组成。这跟以前关注字与事物的关系的手法很不同。
《普遍语言学课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美国的Leonard Bloomfield发展了自己的结构语言学，正如丹麦的Louis Hjelmslev的那一个学说。在法国，安戴尼 梅勒（Antoine Meillet）和 mile Benveniste延续索绪尔的课程。最重要的是布拉格语言学学校的成员，例如Roman Jakobson 及Nikolai Trubetzkoy 开展了有关的研究。
二战后的结构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间，保罗.萨特所推行的存在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开始冲击法国并显示出优势。结构主义最初在法国流行，继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
结构主义反对人性自由和选择的观点，而是集中关注人类行为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织所决定的研究。以此观点为据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1949年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二战期间，列维.施特劳斯在纽约结识了杰科普生，受到了杰科普生的结构主义以及美国人类学传统理论的影响。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他从结构观点来考察亲属关系，并试图证明不同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少数基本亲属结构的相互置换。随后于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收录了阐述其结构主义思想纲要的论文。
到六十年代初期，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盛行。有人认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统一标准的研究途径，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学科。罗兰.巴特斯和雅克.德里达则集中研究如何将结构主义应用于文学。
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或现代派运动一词现在被固定作为一种国际倾向的综合名称，这种国际倾向出现于19世纪末期西方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建筑和其他艺术领域，后来影响到20世纪大多数艺术的特征。一般认为这种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或战后不久达到了顶峰，至于它是否仍存在或者是否已经开始了一个随后的风格的时代，则仍不能肯定。因此，F 克莫德（FrankKermode）提出了“对现代主义两个阶段之间有益的粗略区分”，即古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前者是早期的发展，后者则是超现实主义的和后超现实主义的发展。其他一些人，特别是在美国，例如I 哈桑（IhabHassan），L 非德勒（LeslieFiedler）等，则主张有一种鲜明的区别，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一种合唱式的、综合的乡村艺术，即“后文化”时代的产物，在这里它强调从任意艺术、反艺术、反文学、自我破坏艺术和新小说等方面来论述艺术的发展。七十年代后期，兴起于欧洲思想界的利奥塔德——哈伯马斯（注*）之争使这场局限于北美文化艺术界的讨论带有了哲学思辩的色彩。
现代主义的生存土壤是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则是把后工业化社会作为时代背景。
后工业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D 贝尔创造的名词，他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用以描述20世纪后半期工业化社会中所产生的新社会结构，他认为这种结构将导致美国、日本、苏联以及西欧在21世纪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那么，是否就可以断言后工业社会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呢？让我们继续关注。
贝尔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轴原理”是说“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社会革新和政策形成的根源”。从经济方面来说其标志是由商品生产经济变为服务经济；从职业方面来说，专业和技术阶级处于优先地位；在决策方面，是创造新的“知识技术”。而这些，恰恰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重要特征。对此，也许我们可以解释：由于技术变革，而把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工人阶级的作为社会变革的历史代理人的作用取代了，而且这种取代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后工业化必将来临。
后工业化社会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宽大温床。伴随着历史剧变，人们难免对旧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厌倦、怀疑、甚至嘲笑，他们不再认为对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宁愿将个人生活置于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状态中。中心变成多元，永恒成为变迁，绝对变成相对，整体成了碎片……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西方的文化现象，它对我们的冲击已无可避免。
面对扑面而来的“后现代”之风，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它的文化特征。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可 杰拇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艺四个基本审美特征：
1．主体消失。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倒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
2．深度消失。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快感。
3．历史感消失。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它以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形象出现。
4．距离消失。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应该看到，由于政治的和文化的原因，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更多地是理念上的启迪。
后现代文化在文学上，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表现为无选择技法、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结构，叙述的过程呈发散形，意义的中心被消解、发散到文本的边缘地带。
受它的影响，我们的身边既出现了孙甘露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也产生了消费者文学及其代表“王朔现象”。
现在来看，现在断言后现代主义是否能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尚为时过早，但应看到，全然取消精神衡量指标和存在维度，消解历史意识已渐成为一种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