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人生：
:“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老子的本体论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创始者,认为天是最高最大的,万物都是天所生.
无为境界:人生境界道家的“无为”是一种直接体现“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的精神境界。它致力于两个方面的诉求:一是消除现实社会中违背人性的纲常法度与人的自然本性的对立,二是消除凭借有限的知识妄自尊大的人 ...
感悟《老子》自觉人生 :在仕途上“入则孔孟,退则老庄”。“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
老子人生态度:一是老子以生命为至尊 ;二是老子人生态度的主体是积极入世 ;三是无为而治。
“无为”是老子积极的人生态度 。
老子独特的人生进取观 ：主要由贵柔守弱、谦下不先、不争之争、欲取姑与、无私成私、守静制动、无为而为等内容构成。
老子的人生修养过程论 ：体现了老子的人生价值取向、老子的人生态度,并指出了一种道家思想意义的修养方法.
老子的人生智慧，可以归纳为一种精神、四项原则，最后是一种理想：
（1）老子所提倡的和谐精神则分为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以及身心之和。老子强调和谐要有差异性，这就是遵从自然状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幸福不是一种统一的衡量方法，而是自我感受、自我感觉，不能强求。
（2）老子的四项原则包括：一，对任何事情都有独立思辨的能力，持有批判的能力，不人云亦云，否则这个社会不会发展，只能原地踏步；二，辩证原则。一切都是对立的，一切都在变，一切皆有利弊，没有单纯的利也没有单纯的弊；三，适度的原则。儒家叫中庸之道，但道家没有“中庸”这个词，不过，两者精神上是互通的；四，荣辱原则。老子认为，你不争你得到的东西就越多，要以退为进、欲擒故纵。
道家学说的消极方面，如它的相对主义，没有标准；如它缺乏积极的人生态度；再如它的阴谋论，对此要加以必要的扬弃。
庄子的人生观：
庄子说，丧失本性的表现有五种：一是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是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是五臭熏鼻，激扰嗅觉；四是五味浊口，败坏味觉；五是好恶迷乱人心，使性情浮动。这五者，都是生命的祸害。（《天地》）庄子批评主张纵欲的杨朱和主张禁欲的墨子，认为他们只是在欲望数量的增减上做文章，却没有考虑到二者都是不合人性的，没有考虑到还有实质上的变化，即不追逐欲望而又不扼杀欲望的“无无”境界。
“人一旦禀受成形，就不参与天地变化，而等待着形体耗尽，和外物相接触便相互摩擦，驰骋于其中，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哀吗？终生劳碌而不见有什么成就，疲惫困苦都不知道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不也很可悲吗？这样的人生虽然不死，又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形体会逐渐枯竭衰老，而人的精神又困缚于其中随之消亡，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人生于世，本来就是这样昏昧吗？还是唯我独昏而别人也有不昏昧的呢？”（《齐物论》）
有对待心则有知识，因知立言，因言生辩，以心斗物，以物斗心。起先试图役使外物满足欲望，结果却必然为外物所役使。被役使则昏昧，昏昧则有成心，有成心而不知泯除，则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生是非，又复因是非而立言，因言而争是非，辩争无休，昏昧无已。
“小夫之知，离不开应酬交际，劳弊精神于浅陋琐事，却想普渡众生，引导万物，以达到太一形虚的境界。像这样，只是为宇宙形像所迷惑，劳累身体而无法认识太初之境。……悲哉乎！你们的心智拘泥在毫末小事上，怎么会知道大宁的境界呢？”（《列御寇》）
南海之帝喻手，北海之帝喻脚，中央之帝喻心。手脚敏捷有为，心却应混沌自然。敏捷有为之行若伤纯朴自然之心，此心一伤，必为“机心”、“成心”，巧者劳而智者优，人生便不免于痛苦；执迷不悟，痛苦愈深。
“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昏上乱相，或荒淫或暴虐，或逐鹿中原争城夺地，或杀人盈野抢夺财货，于是社会大舞台上频繁上演着无数悲剧、闹剧、惨剧。
人活着，这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没有比它更优先的。
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幸福的生活，更欢乐的人生，这是最高目的，没有比它更重要了。
《孟子》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在现实社会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关于“民本”思想，孟子有具体阐述。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其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之可焉，然后去子。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对人民的认识，民本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问题严重，连年的战争，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到了战国后期，战争的规模又不断升级。饱受战争之苦的是广大平民。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离娄章句上》）秦国攻打楚国的时候，秦将白起引水灌鄢城，淹死百姓数十万。孟子与梁惠王有几句对话：“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章句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人民的强烈愿望。统治阶级为满足侈欲，聚敛财物的手段十分残酷，君王的苛暴和贵族的奢淫，使劳动人民难以承受，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有的国家发生了平民暴动，人民为躲避战乱，大量逃亡，社会一派混乱。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到各诸侯国游说，强调以仁政治天下。
孟子推行仁政王道，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的这段话，讲述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财产，才能操守道德，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就会走险犯罪。等老百姓犯了罪，再用刑罚惩罚，这是陷害百姓。英明的君主应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使他们有一定的财产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只有如此，老百姓才能安定下来。从这段文字中，孟子是实实在在地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像孔子对民人小施恩即可。民有恒产，进有恒心，君主要保民而王。
孟子强调：“省刑罚，薄税敛。”重刑罚、暴敛税，是历代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焦点。孟子提出省刑罚、薄税敛，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法律很多，国家正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向农民纳税，这是几千年来一直不变的国家财税政策。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税收的主导地位一天天减弱。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不存在索取，而是给予，有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我国仍处在索取阶段，这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农业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国家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减少农民的税赋或取消农民的税赋。中国的农民很穷，特别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民还有很多的困难。国家如果不要农民那点钱，也能支撑住的情况下，可免去对农民的税赋。有的人说，城市人每月收入超过800元，交所得税，而农民一个月只有一二百元的收入，还要交5%以上的税，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用仁政来解决君民关系。“仁政”的提出是伴随孟子“性善”学说提出来的。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几个方面发展下去，就可以成为“仁、义、礼、智”。君王应相信人民的这种善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性善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孟子强调君王善待人民，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又有恒心，安于生产生活。君王要为民父母，保民而王。这些思想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古为今用，学习古人的经验，是为了检查我们今天的行为。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包含着深刻的爱民思想，这也是对古人 进步思想的发展。每一个当权者，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乎所以，一定要善待百姓，百姓安，才能天下安，百姓富，才能天下兴。
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儒家传统伦理中的“仁、义、荣、辱”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它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渊源，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合和思想，对构建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则仁义”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 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志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正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思想的人生价值精神，这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而且也是社会对人的价值需求。儒学要求人们应该具有荣誉心、耻辱感，正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的实践精神。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在儒学思想家看来，社会的混乱，人生的恶运，既然源于个人的利益争斗。那么，解决一切社会纷争，解脱人生恶运的方法就是尽最大限度地力量去克制人的私利以服从于社会他人的公利。简言之，以利益的舍弃求得义的名份。孔子明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我们知道，义与利是对立的两极，当义与利在人生的过程中对立激化，难以平衡时，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永恒意义。这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 告子上》）这是儒学的义利观，也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当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公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当保全自己的生命与整个社会的生存发生不一致性时，当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保护更多的人的生命和利益时，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大义。这一思想是灿烂的，对于今天的人们的人生实践，无疑具有正确指导性作用。 儒学倡导“舍身取义”，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取义。只是在求人生之利益时，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其现实的基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富民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贫富分化已经很明显。这种贫富分化是今天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与稳定。传统儒家文化的宗旨就是求得稳定和和谐，求得大统一的协调，无论是孔子的义主利从论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观点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回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历史上的思想家的观点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实现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中国历史上的富民思想
“管子”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充分概括了富民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后历代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都将这句话作为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国策沿袭下来。
荀子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他认识到了富民对富国的重要性，没有民富作为前提，是不可能达到国富目的的。
东汉王符在《务本》中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他将富民作为治国的根本，认识到了使民富对社会稳定的意义。
尽管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富民的观点，但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他们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仍是要维护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的，他们所提出的富民也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等级社会中统治的稳定性。他们所说的富民中的“民”主要是统治阶级，而不是真正的使广大人民富。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贫富分化的问题。
二、古代社会的贫富分化及相应对策
在西周时期实行的是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土地国家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天子拥有全国的土地，再由天子分配给诸侯，这样分封下去，事实上是一种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土地分配制度。而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这种等级制度更加明显，土地公开为地主私有，在封建社会生产资料中土地的特殊地位，使得地主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断地兼并土地。加之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贱商的思想，土地被认为是最保险的财富形式，因此商人即使是从事工商业经营赚了钱仍然会置办地产，投资于土地，转化成封建地主。封建社会中土地兼并问题及由它引发的矛盾一直是封建社会备受困扰的问题，特别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土地兼并行为，在他们背后往往是官僚势力的支持或者这些大官僚本身就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兼并。他们凭借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而随着这种剥削的不断加深，阶级矛盾也就不断深化，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的爆发，甚至会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
地主阶级的士人们出于对封建王朝的忠诚往往会注意到这些危害封建统治的问题，因而，他们提出了很多方案以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缓和阶级矛盾。地主阶级主要从两方面着手来缓和阶级矛盾，包括对百姓思想意识的改造以及相应的国家政策的实行。首先是从意识形态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将贫富分化说成是合理的现象。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提出“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己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谨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西汉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写道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东汉王充对于贫富的观点是：“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北宋的司马光说：“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才性智愚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訾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总之，他们是将贫富分化看成是合理的，而将产生贫富分化的原因说成是人们的勤俭还是懒惰，智还是愚，或者是由命运决定的，用这些言论愚弄百姓，压制他们追求平等的思想，而使他们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来世，以此来缓和由贫富分化所产生的矛盾。
另一方面的对策就是通过政府的统治政策来实现的。这里又有两方面内容：
首先，就是由封建国家实行抑兼并的政策。封建社会关于抑制土地兼并的方案主要包括井田制、均田制、限田制，除了井田制没有在封建社会真正实行过，均田制、限田制都得以实行，并在一定时期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但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最终都是以更加剧烈的土地兼并而宣告终结的。历史上北宋建立后实行的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土地兼并问题在其统治期间非常突出。北宋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其前后长达16年的变法过程中，实行了很多有关抑制大地主土地兼并的政策，比如说方田均税法。但是正如前文中提到的，由于推出这种政策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地主阶级，因此，他们的“抑”也是有限度的，不彻底的，不会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只是在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基础上，对其稍加限制，以此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抑”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保”。因而，这种由地主阶级推行的抑兼并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其二，是对农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东汉王符在《爱日》中说：“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必省役而为民爱日。”这里的“日”即劳动时间。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时节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王符的爱日论基于对当时社会的赋役繁重、严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的问题的认识，主张封建国家重视节约劳动时间，减轻加在百姓身上的繁重赋役，特别是为统治者的腐朽生活服务的赋役负担。唐代李翱提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这一观点超越了历来主张轻徭薄赋的观点，正式提出不对百姓收取重赋也能使国家获得大量财富的观点。他认为“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封建社会人口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方面，重敛不仅不能吸引他国人民而且连本国人民也会因为不堪重负而流亡，最终会使土地荒芜导致国家更加贫困。而“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这就会增加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尽管对个人征的赋税少了，但由于人口增加了，赋税的总量却是增加的。尽管如此，由于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土地主要是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十分有限，而封建国家的赋税主要是以土地为基础来征收的，佃耕地主土地的农民是向地主缴纳地租。因此往往国家减轻赋税的结果是地主获利，而农民的负担没有减轻甚至可能更重。由此，封建国家及其士人所推行的政策就又陷于失败的结局。
三、以富民思想构建和谐社会
贫富分化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现在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容易引发社会贫困群体以及低收入者的不平衡心理和对社会的不信任感，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既不能对贫富分化置之不理，任其扩大，也不能就对富人一味限制。对于富人，要认清他们致富的途径是否合法，对于靠灰色收入、违法收入致富的，应该严格惩处；而通过合法手段致富的应予以合理的保障。同时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引导富人能够运用他们手中的财富使大众获利，使他们能更积极的投资于社会慈善事业。对于低收入者则应在制度安排上进行调整，特别是针对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农村制度、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以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制订、实行有效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富民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