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独立电影批评的历史性缺席

  我对自己发言的题目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整，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电影批评完全存在的，并不是完全缺位，缺位的不是电影批评，而是独立电影批评。为什么这么讲呢？跟文学、音乐或美术等其它的艺术形态相比，电影的工具主义特点更为明显。长期以来，电影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这是电影的一个很严重的异化。

  当年电影发明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产品，它是资本主义消费文明的产物。随后在苏联就变成了严肃的规训工具，而在中国则进一步变成宣传和教化的工具。去年在电视里看了所谓"中国电影百年"的庆祝活动，我非常感慨。严格地讲，这电影百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主题，就是国家主义的声音，所以，电影百年纪念，只能是一次电影作为教化工具的自我表彰而已。当他们在银屏上狂欢的时刻，我却在暗自发笑。

  那么，把电影当作工具的这样一种基本理念，有没有随着蔡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空洞化"而消解呢？我觉得依然没有。举个例子，就是《色戒》最近引起全民的口水轰炸。在互联网上前一阵子统计，大约有一千多万个帖子，痛斥李安是卖国贼、汉奸和台独分子。把一部文艺片直接上升到政治伦理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然后加以围剿，这种民众的集体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只能说明一点，就是在民众心目中，电影首先是政治的，这意味着，评判一部电影首先的不是它的艺术，也不是它对人性的暧昧理解，而是作为政治教化的那种价值。民众的思维尚且如此，你又怎么能要求电影跟国家意识形态脱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当然，随着消费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电影获得了回归，也就是回归到原先所应该是的那个位置，重新成为消费市场的娱乐工具。这当然也包括电视。由此导致了中国所谓娱乐大片的泛滥。那么这些大片导演，比如张艺谋，一个80年代的先锋导演（我当时也写过文章热烈赞美他），提供了改变中国电影视觉语法的《红高粱》。这么一个杰出的导演，为什么会最终走向这样的道路，也就是利用其视觉造型才能，演绎色情暴力和名人隐私去迎合大众的庸俗趣味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最终会发现电影从一种工具牢笼中逃脱出来之后，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另外一种工具，这是非常尴尬的处境。而跟这种电影工具化相应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电影批评或电视批评的工具化。在我看来，基于电影生产的工具化本质，电影批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强烈的色彩，它要么是服从于意识形态的工具，要么就是服从于消费市场的工具。这两种工具，都是对中国电影批评的独立性的严重挑战。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其实还只是一种外部原因，它是外部强力挤压的结果。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这可能各文化领域都比较相似，那就是作为批评者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长期以来，我们都缺乏主体的独立性，作为独立存在、思考和言说的主体，它始终没有出现。虽然文章是以你的名字发表的，但实际上它的作者不是你，而是你之外的那些强大势力、那些强加给你的标准、要求和立场。我觉得这才是电影批评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化以后，电影及其批评进一步失去了它的独立品格，跟某些利益集团密切纠结在一起。这方面有很多例子，今天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去年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里上完课，有一个听课的年轻人上前来跟我说，他叫卡夫卡-陆，然后他就请我喝咖啡，他说他是影评人。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几个月以后，他因一场意外的车祸去世了，这在互联网空间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跟他的交往只有这一次，但那天跟我说了一些自己的肺腑之言，他说在上海搞电影评论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找不到一个独立的位置，他来找我，是想获得我的精神上的支持。他的孤独和渴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电影评论协会的负责人是由电影集团的领导兼任的，在体制上，这种内部的联姻就导致了电影批评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的批评，而没有独立的批评，任何关于电影人、电影的谈论都是非常可疑的。我并不主张电影研究者或批评者，跟电影圈不发生任何私人关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电影官员兼任电影评论协会的主席，这种现象肯定是病态和不正常的。但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到处都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不用我在这里多嘴。

  我的发言时间可能差不多到了。小结一下我的基本观点：在今天的这种多重的外部工具主义的压力下，我想利用这样一个研讨会的机会，呼吁独立电影批评的健康生长和发展，因为，要是没有独立电影批评，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电影的诞生。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2007年12月23日在上海大学 "当代中国影视批评现状的批评"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录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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